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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痴的日子是在书斋里打发的。 不管窗外是春是夏是秋是冬，柳条抽芽也好，枯叶飘落也好，我在我的书斋里；管他们谁在名利场上得意失意也罢，也不管金钱、商品的横流冲翻了谁，总之我在书房里。严格说来，我不够“书痴”的资格，虽然痴态可掬，但本钱不足。一是斋中藏书极其有限，既非汗牛充栋，也非坐拥书城；二是腹中装书不多，没有《世说新语》中所记郝隆七月七日仰卧晒书的狂态。先是买书难，难在有书时缺钱，或有钱时书又难觅。为买书一家人节衣缩食全无怨言，我不喝酒不抽烟，妻子说我是“烟瘾酒瘾全变成了书瘾”。1986 年我在四川大学进修时，从家动身前就决心要买一些书，那年我的基本工资每月 82 元。平时在家省吃俭用不说，加班加点在外面兼点课，挣来的钱总还想买些好书。等到进修期满，买了 200 多元的书籍托运回家，给妻子儿女也没买上什么东西，自己在成都连“麻婆豆腐”、“夫妻肺片”、“赖汤圆”均未品尝，只是“担担面”倒吃过一回，果真名不虚传。我总想：不管清高等于清贫也好，也不管精神贵族迹近于物质乞丐也好，我还是要买一些自己该买的书。几年来，托人从大城市代买，自己向大书店寄钱邮购，加之亲朋好友掏钱帮我买书，我的书斋充实了不少。前年，姐姐、姐夫要从台湾回来探亲，先写信问我需要带些什么东西，我别的什么都没写，只写请他们买上几种书带回来，害得他们驱车在台北各书店去寻购，帮我买到了《雅舍小品》（合订本）、《梁实秋文选》、《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等 10 余本印制精美的台版书籍，书到手后，当晚先读到深夜。现在这 10 余册台版书已同我其他的书一起珍藏于书橱的最佳位置。 我爱惜书籍近于过分溺爱的程度。我的书橱里面我经常放有樟脑球，书橱安有玻璃，我的书本本都洁净如初，凡我拿过看过的书除了我偶尔在上面记点眉批之外，绝无污痕，这是因为我看书前必用肥皂洗手，我也不在书中折角作记号，仅用白纸条（或记要点或作记号）夹书页中而已。我经常翻读的《管锥编》、《钱钟书论学文选》、《谈艺录》、《围城》等都像刚出印刷厂一样清新可人。所以我最怕谁来借书。有一种借书者，把书看得一钱不值，我这儿的书都像宝贝似的列在架中，而他们借去再还来的时候，这书往往破皮烂肉，油渍斑斑。几番折腾，好几种书就糟蹋了。过后自己学了乖，在书橱上贴一纸条：“概不外借”。一遇到那些个“读书”人参观我的书斋时，我心里便惶惶不安，生怕我的书又遭劫难。下决心不让书外流，虽然得罪人，但毕竟保存了藏书。因为我想，我并非腰缠万贯的巨富，也并非专想为他人设图书角，而主要是用于自己教学和研究，也说不上自私和吝啬。这样，我的藏书安然无恙了。我的极有限的藏书中，有好几种是作家签名本，像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杨绛先生的《洗澡》、郑朝宗先生的《海滨感旧集》、流沙河先生的《锯齿啮痕录》等，惟真难得，所以视为珍品，时时拿出来品读。 书痴爱书，一册在手，恐怕只有嗜酒者一杯在握可相比较。打开书橱，书页送香，伫立橱前，随手抽一册，看那设计精美的封面及插页，读那已读过多遍却仍百读不厌的精彩文字，从文字中想见作者的音容笑貌，真是其乐融融。当别人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时，我正进入了读书的佳境，当然有时亦免不了忘了锅里正煮的饭，但绝非天天忘记，所以我自称书痴，其实尚未真达“痴”的境界也。读书正像杨绛先生所说的是做“隐身人”，无须通名报姓便可登堂拜访作家。我总感“文革”浪费了我的青春时光，现在该读的东西太多了，愈这样想，便愈想读书，读书成了我人生乐趣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师专任教的这 10 年中，曾有两次离职进修机会，一次是在四川大学，一次是在北京大学。利用这难得的进修机会，我一面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一面如饥似渴地读书，读到了一些在我们陕南无法读到的书籍。在北大，我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去读书，早出晚归，中午在北图快餐厅随便买只面包啃啃，一面读一面抄录卡片，集起来两次进修光卡片抄了 400 多张。我颈椎骨增生，一读书入迷，乐在其中，脖子酸困全忘了，但到晚间入睡时，才觉得头、颈、肩全都不灵活了，说疼也不是，说困也不是，什么也难以形容，只有用“难受”二字。有时自己也下了决心：“今天坚决不看书，休息一天，到街上看市景去。”谁知走着走着，鬼使神差地又进了图书馆或书店。有时自己也笑自己：“尔何空自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书呆子。但遇上书还是读得如痴如醉。我虽愚钝，但近几年也动手写论文和散文之类发表了，这都是得力于我读过的那些书籍啊！ 书痴，书痴！有什么办法？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沉湎在我的书中，与我的书对话。我不会挣大钱，我只能读书，在我老家，“教书”同“嚼书”同音，我真正是“嚼书匠”了。我承认我是最不中用的书呆子，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叫我离开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