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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掌故，一部十七史，千头万绪，也不知从何说起。恰好有一个自称刘老老的吴稚晖先生，那时候尚未进入大观园，爱和朋友们在瓜棚豆架下瞎嚼嘴，也就借他的口吻，开起场面来。 吴先生照例是把我们拖到一家小茶馆，挤在一群泥脚的朋友堆里，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他是江苏常州人；常州在满清这一代，产生了三种特殊人才，一种是法理名家，和浙江绍兴齐名的师爷；又一种是理财专家，或为现代中国银行界的重镇；又一种则是阳湖古文家，陶熔经史，局面比桐城派开展的古文异军。吴先生乃是阳湖派的异军，他兼有刑名家之长，而气势过之。他自己曾说：“三十岁以前，也曾从经生想到文人，也想将来过了六十，到孔老二删诗书、定礼乐之年，在词林文人里头有一席位置。乃三十岁的六月，住在北京官菜园上街镇江会馆，有位丹阳朋友乘我出门，在我桌上放一条纸规我曰：‘学剑不成，学书不成，勇而无刚，朝史暮经。三十之年，胡乱混混。’我看了很懊丧。晚上读曹植与杨修书，他说：‘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蕾侯，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就想扔了那牢什子的文史，还是学剑。到明年，还到家乡，在小书摊上得到一部《岂有此理》（即《何典》），他开头便说‘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忽然大彻大悟，决计薄文人而不为。偶涉笔，即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之精神行之。再过一年，在南洋公学，有位陈先生，复相约投中国书于茅厕，从此不看中国书。到如今，几乎成了没字碑，然身上不带鸟气，不致误认我为文人，这是很自负的。” 吴先生薄文人而不为，他心目中的文人，都是中了八股的余毒，抹消了自己的头脑，事替别人做应声虫，所谓代圣人立言的。他老先生眼见土八股完了，洋八股便来了；革命八股之后，便是党八股；所以，他要和姓陈的朋友相约不读中国书。他看见章太炎先生在上海讲国学，对我大大地叹气。他说：“国故这东西，和小脚、鸦片、八股文一样，都是害人不浅的。非再把它丢在茅厕里三十年不可。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我们和他说阳湖派的古文，他就根本否认自己是文人，他写给我一封长信，一开头就说：“文学不死，大乱不止。”他说他的文体，乃是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之精神行之的。这部坊间小说——《何典》，乃是一部敢于在孔老二的神位前翻斤斗的奇书；作者的见解，能否跳出儒者思想的掌心，又作别论。他的笔法，乃是揉合俗语与经典，村言与辞赋为一炉的创格。其中有一节写雌鬼与雄鬼睡在一枕，上一句是“肉面贴着肉面”，十分村俗，下一句是“风光摇曳，别有不同”，却又非常典雅。吴先生自己所谓放屁文学，也就是敢于运用最村俗的粗话，如“口宽债紧”一类的名句，而六经皆要注脚，“下体鸡脚之辞，比诸黄绢幼妇之妙”，替白话文学开出最宽阔的门庭。他毕竟还是阳湖派古文的嫡传宗派，其得力于子史以及说部，而敢于对孔老二翻斤斗的，真有了《何典》的“放屁”精神。 吴老先生，从清末以来，一直是国语运动的领导者，一九一三年，主持读音统一会，审订了注音符号，到后来提倡拼音文字；他说国语文学，那还是士大夫所穿的皮鞋，为了一般种田人着想，用国音符号拼方音，那才是走泥路的草鞋。他是一个最了解民间文学的新文学家，他叫我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他是东方的伏尔泰。 吴稚晖的语文见解，可以说是比时人都进一步；但是，他的文体，还是半文半白的白话文；他自己那么运用自如，不留斧凿的痕迹，是一件事；而 “学我者病”，很多人写成了一种非驴非马的白话文，又是一件事。有一回，胡适之写信给《现代评论》的浩徐先生谈到这一问题（浩徐曾于《主客》答问中，说到非驴非马的白话文，乃是整理国故的一种恶影响。）说：“今日的半文半白的白话文，有三种来源：第一是做惯古文的人，改做白话，往往不能脱胎换骨，所以弄成半古半今的文体。梁任公先生的白话文，属于这一类，我的白话文有时候也不能免这种现状。缠小了的脚，骨头断了，不容易改成天足，只好塞点棉花，总算是提倡大脚的一番苦心。第二是有意夹点古文调子，添点风趣，加点滑稽意味。吴稚晖先生的文章，有时是有意开玩笑的。鲁迅先生的文章，有时是故意学日本人做汉文的文体，大概是打趣《顺天时报》派的，如他的小说史自序。钱玄同先生是这两方面都有一点的；他极赏识吴稚晖的文章，又极赏识鲁迅兄弟，所以他做的文章也往往走上这一条路。第三是学时髦的不长进的少年，他们本没有什么自觉的主张，随笔乱写，既可省做文章的工力，又可以借吴老先生作幌子，由他们去自生自灭罢。大概我们这一辈半途出身的作者，都不是做纯粹国语文学的人；新文学的创造者，应该出在我们的儿女的一辈里，他们是‘正途出身’的；国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大概可以避免我们这一辈人的缺点了。” 冷眼看去，文学革命时期的前驱战士，他们在文体解放上的成就，远不如他们在思想解放上的深远广大；吴稚晖也和其他前驱的思想家一般，新文学运动乃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他絮絮说教，所说的乃是器械推进文明的大义。他说：“人之所以尤近于禽兽者何在乎？即以其前之两足发展为两手，所作之工愈备，其生事愈备，凡可以善生类之群，补自然之缺者愈周也。” 他认为人是制器的动物，器械愈备，文明愈高，科学愈进步，道德愈进步。总括言之，世界的进步只随品物而进步；科学便是备物最有力的新法。他很明白地说：“我是坚信精神离不了物质。我信物质文明愈进步，品物愈备，人类的合一愈有倾向，复杂的疑难亦愈易解决。”他是彻头彻尾的唯物论者，“开除了上帝的名额，放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他所以主张白话文拼音文字，也因为旧时士大夫在文言、经典中消耗时间与精神，太妨碍了物质文明的进步。） 吴稚晖先生曾经向朋友们建议，只要化半只金表的钱（他的朋友，挂了一只金表，值四十金镑，半只金表，那便是二十镑的小数目。）那就可以大大作为一下。在有余的书房中，安设一小小的工作所，中间放一白木坚牢的长桌，桌上固定了一副老虎铁钳；白木抽屉中，大小锉刀五六把，截铁锯子大小两面，钻铁手钻一具，可钻四分一英寸的孔眼，量尺比例尺等各一具，刮刀、定心针、手钳、制螺丝器等随时走过旧货摊或五金店时，陆续添购。又于白木桌旁，安设白木长板凳一条，凳头固定鱼尾木叉，为刨木凿孔等固着作物所用。室隅放一白木小橱，橱中安放木凿、小斧、木锉、木锤、刨子等。橱上壁间，悬挂木锯三条，手摇木钻大小两个，室之又一隅，备一车木之床，其余如制造镜架的截角器，雕刻小模型的各式凿刀等等，亦可随时添入。照他的说法，这样的书房，较之备小堂画一幅，泥金笺对一副，小挂屏八条，雾红花瓶一个，小炕床一张，书椅茶几六事，有意义得多了。他希望社会上改变风气，不崇古而尊今，不尚文而重工，书房都变成工作所，客来请在工作板凳上讲话，那么中国就会有希望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这位刘老老进到大观园去了。她是史太君面前的贵宾，和王夫人、王熙凤的娘家攀了一点远亲。照她的说法，大观园这一家人家，除了门口那对石狮子，其余就很少干净的了。从一九二七年以后三十年间，吴稚晖一直没和国民党脱离过关系，他虽是闲居在鸡肋式的监察委员的虚位上，却与闻了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在蒋介石面前，虽不一定言听计从，却要算是处于师友之间，可以直入内室而不必通报的一个人。胡适之说：“近八十年来，国内学者大都是受生计的压迫，或政治的影响，都不能有彻底思想的机会。吴先生自己能过很刻苦的生活，应酬绝少，故能把一些大问题细细想过，寻出一些比较有系统的答案。在近年的中国思想家中，以我个人所知而论，他要算是很能彻底的了。”胡先生的话，还是该打很大的折扣的，吴先生毕竟受了蒋介石的牵累，投入国共斗争漩涡中，以至于丢开社会主义的立场，迁就权势所迫成的现实的。不过，他的哲学观点和文学观点，还是发挥他的独到的见解，并不由于在大观园里兜圈子而有所改变的。他说：“宗教皆创自阿刺伯民族，印度亦受其影响，故一为神秘，一为虚玄，简直是半人半鬼的民族。所以什么佛、什么妖、神、上帝，好像皆是《西游记》、《封神榜》中人物；其实他们的圣贤，皆懒惰邋遢，专说玄妙空话，所以他们的总和，道德最劣。最相宜的，请他讲人死观。”“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没有多大空想。他们是安分守己，茹苦耐劳，惟出了几个孔丘孟何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勉强成功一个邦国局面。若照他们多数大老官的意思，还是要剖斗折衡，相与目逆，把他们的多收十斛麦，含 鼓腹，算为最好。于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视父老昆季，也用乐天知命等来委蛇。晋唐以前，乃是一个乡老（老庄）、局董（尧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会。晋唐以来，‘唐僧’同‘孙悟空’带来了红头阿三的空气，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们的空话，改造了局董的规条，所以，现在读起十三经来，虽孔圣人、孟贤人直接晤对，还是温温和和，教人自然。惟把朝奉先生等语录学案一看，便顿时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毛骨竦然，左又不是，右又不是。所以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低浅。”“现在要讲一个算帐民族（西洋人），什么仁义道德，孝悌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的人，较有作法，较有热心，讲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他的全盘西化主张，文学、美术、自然也当整理改造；看清楚了“欧洲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再进一步做到工业革命，造成科学世界的物质文明，方才有今日的世界”的事实。他要我们再进一步抛开洋八股，努力造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然后这三百年的文化趋势，才可算有了个交代！我们从吴先生的一生，看到了启蒙运动以来的时代趋向，也从他的言论中，体会到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以极风趣的话在说：“凡是两手动物戏里的头等名角，应当：有清风明月的嗜好，有神工鬼斧的创作，有覆天载地的仁爱。换三句粗俗话是怎么呢？便是：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他的见解极透辟，他的文词，极痛快淋漓，而他是以刘老老靠柴积上晒日黄的嚼嘴风格出之，诚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奇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