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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虽然我们还时时听到人们以感叹的口吻谈论着“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的问题，同时却也看到了一种使我们这些以文字为职业的人不无欣慰的现象，这就是有更多的青年人开始感到了读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致于常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那样的有关读书的问题。特别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在我所交往的一些青年作者当中，有不少人也开始觉察到自己在基本文化素养和学识方面的贫乏和浅薄，从而改变了自己因小有成就而产生的那种盲目自满的精神状态。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本来以为只要熟读几本西方流行的新潮著作，反复仿效和揣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闯入文坛成为一名新秀的，可是等到几篇作品发表以后，开始出现了写作上的自我重复和同义反复现象，这才深切地感到了自己不论在生活积蓄方面或是文学素养方面，其实还处于一种单薄的甚至是饥渴的状态。 于是，出现了可喜的现象：人们开始重视读书，严肃的经典的学术著作和文学名著在书店中开始走出了疲软的低谷，进入了某些过去只是服膺和尊崇福克纳、马尔克斯、卡夫卡这样一些作家的青年作者的书房之中。 这当然是很好的很正常的事情。 但我同时也发现了这样的使我多少感到有些可悲的现象：有的人对于昆德拉的作品如数家珍，但对于许多中国经典作品，却几乎茫无所知。我就知道有一位已经出过好几本作品的青年作家，不久前才开始坐下来第一次读《红楼梦》。 读，当然比不读好。但这也反映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许多人，确实存在着一个读书习惯和读书方法问题。 有一次，一位文学青年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您是老作家了，在您的生活中最离不开的恐怕就是读书了，您觉得最好的读书方法是什么？” 当时，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回答说：“爱书须成癖好，才可以言读书。” 这有点近于所答非所问了。但我当时却真是这样想的。读书当然是应当讲究方法的，但是，我可以坦率地说，我不是可以胜任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合适的对象。我只能聊堪自慰地说，虽然我算不上是一个好的作家，却可以算是一个嗜书如癖的读书人。我很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我的几代读书人的家庭使我沾了光，使我在十二三岁时就几乎读遍了家里所有我可以读得懂或半懂不懂的书籍，包括像《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以及林琴南用文言意译的《块肉余生述》那样的闲书。我是在读初中时才开始授触和迷恋上新文学作品的。我生不逢辰，抗战开始，我由于参加了“民先”的抗日活动，在北平受到追捕，失去了在大学系统读书的机会，就逃离了刚刚沦陷的北平，经过三个月的徒步跋涉来到了延安。我在鲁艺学习和工作了近 4 年时间，主要的收获是认真地读了几年书。鲁艺有一所藏书可观的图书馆，特别是文艺书籍收藏之丰富，现在回想起来都使我感到不可思议和不胜怀念。那里又有一个安静的充满学习气氛的环境，使我在三四年期间几乎读完了那所窑洞图书馆中收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现在拥有的有关文学的知识和素养，基本上得益于那几年的饥不择食般的勤学苦读。就像我国古代名贤韩愈所说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尽管除了学校发的油印教材以外，我连一本私人藏书都没有。我那时刚刚 20 岁出头，记忆力好，求知欲强，兴趣又广，对于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之作，常常不仅是反复阅读，而且还把我所喜爱的篇章，抄写在自己手制的厚厚的本子上，以便朝夕讽诵。这样的手抄本有好几本，一直到后来撤离延安，才忍痛把它们埋在一个破窑洞里，事隔半个世纪，现在肯定是早已化作尘土了。 我当时读书的范围很广，而且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先是博览群书，然后择其要者精者（包括自己特别喜爱的），反复诵读。这当然是一种笨方法，但我可以说这种方法使我一生受用不尽。我不久前看到冰心老人为青少年题的一句话：“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自是关于读书的至理名言。但是，我想把“读书好”这三个字调换一下，变成“好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者，酷好读书之谓也。对于书，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没有一种执著的癖好，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化素质很高的知识分子的，更不用说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评论家了。我所以能够持续地从事文学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建树甚微，但总算是尚能为革命文学事业作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微薄的奉献，主要的动力，当然是来自我半个多世纪的生活实践，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年的执著不休的锲而不舍的从不间断的读书癖好，那么，我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多年以来，由于所从事的大多是文艺评论工作，间或也写一些散文，因此，也常常有人问我：从事评论工作和从事创作工作（比如写小说或者写诗）的人，在读书上是否应当有所侧重？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常常对人说，我只是一个平庸的评论家，至于创作，我至多只能称得上是半个散文家，因为我的散文写得很少，尽管有过不少计划，但大多未能实现，至今也只出过两本散文集。在读书方面，我的看法是，无论搞创作的或是搞评论的，在读书上最忌“偏食”。我常常看到有些年轻的作家朋友，写小说的只读文学创作，写评论的只读理论著作。我的主张则正相反：无论从事创作或是评论工作的，都应当有一个广阔的志趣和胸怀，都应当以一种广约博采的精神来纵读各种各样的好书。我甚至主张：写评论的应当多读一些创作作品，搞创作的则应当多读一些理论著作。而不论从事创作或从事评论工作的人，都应当多读一些史书和“杂家”的书。我始终认为，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虽然不同，却绝非相互牴牾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及其杰作，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尽管中外文学史上，批评家常常成为作家攻讦的对象（比如契诃夫和海明威都说过批评家是专门吸血的马蝇之类的话）。我不是大作家，但我几十年来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我的书架、案头和床边，总是各种各样的书（有小说，有理论，有古诗词，也有许多“杂家”的书），杂陈并列，伸手可得。我认为这样的读书习惯有助于丰富知识，活跃思想，陶冶性情。我从来不相信什么 “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说法，虽然在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种现象。我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吸取精神上的营养，正如一个有健康身体的人应当重视广泛地吸取营养一样。文学上的“偏食”和生理上的“偏食”，都会带来你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 当然，我在这里讲的是我对于读书的基本态度和习惯。这里丝毫也不包括反对“学有专擅”的意思。写诗的，当然要在诗的创作规律上多所研究，写小说的，当然也必须熟读古往今来一切已有定评的杰作，用以加强自己的思想武装，这是自不待言的。 最后，我还要讲几句必须加以强调的话，这就是：一切书籍，都是人类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生活的写照和反映。生活——这是一本大书。因此，我们在谈论读书方法的时候，时刻都应当牢记，我们在博览群书时，更应当以加倍的热情来读好写好生活这本大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