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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辽史》中多见复出之文，如《杨皙传》和《杨绩传》早已被前人认定为一人两传，然而问题却远未得到彻底解决。本文通过在辽代石刻中发现的关键证据，以及明清方志和宋代文献所提供的重要线索，考定此人本名“杨皙”，并从史源的角度对《辽史》为何会出现杨皙、杨绩一人两传的情况做出了分析。关于“杨皙”之名何以会歧作“杨绩”的原因，本文则提出了音近致歧说和避讳说两种可能性。 关键词：《辽史》 复文 杨皙 杨绩 一 问题的提出 《辽史》一书向以疏漏著称，但同时又多见复出之文。如《辽史·圣宗纪》开泰七年十一月壬戌云：“刘晟为霸州节度使，北府宰相刘慎行为彰武军节度使。”傅乐焕先生指出，刘慎行即刘晟，[1]彰武军乃霸州军号，知此处乃一事之重出。又如《辽史·兴宗纪》重熙六年十一月，“辛亥，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萧惠为南院枢密使；壬子，以管宁为南院枢密使”。据此，兴宗初命萧惠为南院枢密使，翌日复以管宁为南院枢密使，不免令人生疑。据傅乐焕先生考证，管宁即萧惠之契丹语名，则壬子条乃系复文。又《辽史》卷一○○《萧得里底传》与卷一○二《萧奉先传》所载传主事迹多有重合之处，疑是一人而两传。傅乐焕先生最早注意到《辽史》中存在的此类“复文”现象，并做了初步的梳理。[2] 《辽史》卷八九《杨皙传》和卷九七《杨绩传》也属于这种情况。最早怀疑杨皙与杨绩为同一人者是清代学者，乾隆时官修《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封建考》并列“辽西郡王杨皙”和“辽西郡王杨绩”，其下有按语云：“臣等谨按：《道宗纪》大康五年降封者止载杨绩，无杨晳名，二人皆有传，然其历官仿佛相同，‘绩’与‘晳’音亦相似，细按当是一人，而误作两传。今姑存疑，依传列之。”[3]近人罗继祖先生在校读《辽史》时，进一步提出了更加明确的结论。罗氏以《辽史》纪、传相互比勘，“知杨皙、杨绩实一人，‘皙’、‘绩’字异者，乃以音近致歧”，因谓“其为一人两传，毫无可疑”。[4]唐长孺先生也指出，《辽史》所记二人的登第年岁、历官及封爵诸事多同，疑系一人两传。[5]后来陈述先生点校《辽史》时即采纳了罗氏《辽史校勘记》的意见，在《杨皙传》校勘记中明确指出：“杨皙即卷九七之杨绩，一人两传。”[6]此后，这一结论遂成为辽金史学界的共识。上世纪80年代，林荣贵先生撰文指出，重熙二十四年（1055）房山石经《大宝积经》题记中的知涿州军州事“杨皙”，与《辽史》纪、传中所见知涿州“杨绩”恰相吻合，进而坐实了上述结论。[7] 不过，在确定杨皙、杨绩同为一人之后，仍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第一，杨皙、杨绩两名迥不相同，究竟孰是孰非？第二，造成两名歧异的原因何在？《辽史》为何出现两人别名，乃至重复立传的现象？这就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 杨氏之名辨析 杨皙、杨绩二名并见于《辽史》诸纪、传，《杨皙传》称其字“昌时”，《杨绩传》则缺载其字。那么，此人之名究竟当作“杨皙”抑或“杨绩”呢？《辽史》点校本未置可否。又据罗继祖先生考证，宋人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以下简称《使辽语录》）提到的“宰相哲”，[8]即指《辽史》之杨皙，因谓“‘绩’之名既作‘皙’，《语录》又作‘哲’，以其字‘昌时’考之，则名‘哲’为得，盖‘皙’以形讹，而‘绩’以音讹也”。[9]亦即认为《辽史》“杨皙”、“杨绩”二名皆讹，而当以“杨哲”为是。这就使得问题愈加复杂了。因此，我们首先应对杨氏之名加以辨析。幸运的是，在辽代石刻、明清方志以及宋代文献中，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解决这一问题。 （一）《梁颖墓志》提供的一条关键证据 新近出土的辽代石刻材料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最明确的证据。2010年6月，在河北省涿州市西沙沟村北的拒马河河床内发掘的一座辽墓中，出土了大安五年（1089）《梁颖墓志》，其中提及“杨皙”其人： 清宁六年，入掾枢局为书令史，写翰行遣皆出流辈。故守太保、中书令杨公皙，今守太师、中书令姚公景禧连衡秉政，其指为勤干得称誉者，公首预焉。[10] 此处所称“姚公景禧”即《辽史》之姚景行，本传称其“始名景禧”，后因避天祚帝延禧讳而更名“景行”。[11]按《辽史·杨皙传》云：“清宁初，入知南院枢密使，与姚景行同总朝政。咸雍初，……兼中书令。”[12]又《杨绩传》称其大康中“加守太保”。[13]据此可知，该墓志的墓主梁颖“入掾枢局”应指南枢密院，而墓志中提到的“杨公皙”正是本文所讨论的“杨皙”，其“守太保、中书令”的身份与《辽史·杨皙传》和《杨绩传》的记载若合符契。按杨皙卒于大康五年（1079），而《梁颖墓志》撰于大安五年（1089），前后相去仅十年，故这一石刻可以视为确定杨皙之名的一条关键证据。 （二）房山石经题记所见之“杨皙” 据《辽史·兴宗纪》及卷九七《杨绩传》记载，重熙十九年（1050）十一月壬子，杨绩坐事降为长宁军（中京道白川州）节度使，后徙知涿州；又《辽史·道宗纪》清宁元年（1055）十二月癸卯，“以知涿州杨绩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据此可推知，杨绩（皙）知涿州的时间应在重熙、清宁之际。[14] 凑巧的是，在现存房山石经《大宝积经》题记中，留下了自重熙十一年（1042）五月至清宁二年（1056）九月间提点刻经事务的历任知涿州官员的姓名，杨皙即为其一。[15]据笔者核查，在该石经中，共计有署名为“杨皙提点”的题记11条，且其中7条有明确的纪年，均为重熙二十四年（1055），其余4条虽无纪年，但据其所在卷数推知，亦当刻于同一年。[16]如《大宝积经》卷九九有题记云： 重熙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吏部侍郎、知涿州军州事、赐紫金鱼袋杨皙提点。 又《大宝积经》卷一一一的一则题记，虽无纪年，但有杨皙的详细结衔： 正议大夫、尚书吏部侍郎、知涿州军州事、兼管内巡检安抚屯田劝农等使、上柱国、洪农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实封叁百户、赐紫金鱼袋杨皙提点。[17] 上述诸条刻于重熙二十四年、署衔为知涿州军州事“杨皙”的题记，与《辽史》中杨绩知涿州的时间正相吻合，可知两者乃同一人；且所有11条题记均作“杨皙”或误作“杨哲”、“杨晢”，而无一作“杨绩”者，故知其名当为杨皙。 （三）明清方志留下的若干线索 在明清方志中，也可以找到杨氏的某些线索。关于此人的籍贯，《辽史·杨皙传》和《杨绩传》所记互异，前者云“安次人”，后者云“良乡人”。据《辽史·地理志》，安次县和良乡县均隶属于南京析津府，但前者“在京南一百二十里”，后者“在京南六十里”。检今存两种《良乡县志》，其《人物志》“乡贤”及“选举”门中均列有杨绩其人，但皆系抄自《辽史·杨绩传》，[18]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另一方面，有不少证据表明，杨皙死后归葬于安次县（今河北省廊坊市），亦即明清时期东安县之旧治。[19] 今检天启《东安县志·选举志》“前代科第”条，其中列有杨皙其人，称其为“大中进士，辽封西郡王，南枢密院使”，且谓“今墓有碑文”云云。[20]按《辽史·杨皙传》谓杨皙“太平十一年，擢进士乙科”，大康五年“例改辽西郡王”。上引《东安县志》所称“大中进士”，“大”应系“太”字之讹，其下似夺一“平”字，当作“太平中进士”；又“辽封”二字恐系倒误，当为“封辽西郡王”。康熙《东安县志·建置志》“冢墓”门也明确提到东安县有“杨大王墓”，并谓“公名皙，墓在旧州西南二里，石器见存，有碑文”。[21]据《畿辅待访碑目》可知，杨皙墓志系由文学之士王鼎撰写。[22] 遗憾的是，杨皙之墓到乾隆时期就已踪迹全无了。乾隆《东安县志·古迹志》云：“辽西郡王杨皙墓，在旧州西南二里，旧传有石器碑文，今无考。”[23]乾隆十年（1745），李光昭在寻访明中丞李侃墓时，也注意到了杨皙墓的情况，其《明中丞李公墓碑记》是这样说的： 犹忆乙丑之秋，余在旧州与王孝廉培元间询东安轶事，孝廉云：“杨辽西墓在兹村西南，今村西关帝殿柱下石磢，人皆知从杨郡王墓上移来。二十年前移石之老人尚在，必知其处，今则不可识矣。”嗟乎！旧州城庙中之石磢与张家庄庙前之石狮，同一古墓间物也，杨辽西墓不幸而埋没于二十年之前。李中丞墓脱失，今不考，不三数年必尽夷为陇亩。[24] 这里所说的“杨辽西”和“杨郡王”都是指杨皙，皆因其曾被封为“辽西郡王”。根据上述记载，可知杨皙墓大概被毁于乾隆初年。 从明清方志中寻找到的线索来看，《辽史·杨绩传》称其为“良乡人”的说法无从考证，而《杨皙传》称其为“安次人”的说法在明清时代的三种《东安县志》中均可得到证实，且皆称其名为“杨皙”。 （四）宋代文献之旁证 杨皙（绩）其人在宋代文献中也并非毫无踪迹可寻。治平四年（即辽咸雍三年，1067年），宋国信使陈襄使辽，其《使辽语录》记其沿途见闻云：是年五月十七日，至顺州，“知州、太傅杨规正郊迎，置酒七盏。规正即宰相哲之长子，规中之兄”。[25]据《辽史·杨绩传》，知杨绩有一子名“贵忠”。罗继祖先生据此判断，陈襄《使辽语录》所称“规中”应即“贵忠”之误，故“宰相哲”当指杨皙（绩），并认为《辽史》“杨皙”、“杨绩”二名皆讹，当以“杨哲”为是。[26]按陈襄《使辽语录》所记此事系得自辽人口中，将“贵忠”误记为“规中”实不足为奇，至于称杨皙为“宰相”者，大概是因为他曾做过南院枢密使的缘故。那么，杨皙与杨哲究竟孰是孰非？如其名果当作“杨皙”，则“哲”字因何致误？ 上文说过，在房山石经《大宝积经》中，有署名为“杨皙提点”的题记11条，其中两条所刻名字有误。一条见于《大宝积经》卷一○七，误作“杨晢”；另一条见于卷一○五，误作“杨哲”。[27]“皙”作“晢”或“哲”，乃因形近而致误。元人所著《古今韵会举要》曰：“皙：从析，监韵；从折误晢，音旨热切。”[28]可见“皙”误作“晢”是很常见的现象，而“晢”、“哲”二字音、义相同，可以通用，故“皙”误作“哲”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例子使得我们相信，陈襄《使辽语录》所称“宰相哲”，此“哲”字亦应为“皙”之误。这个错误可以为我们辨析“杨皙”、“杨绩”之名提供一个旁证，因为“宰相哲”之“哲”，显然不可能是“绩”之误，而只能是“皙”之误。 综上所述，根据笔者在辽代石刻《梁颖墓志》和《大宝积经》题记中发现的关键证据，以及明清方志和宋代文献所提供的重要线索，至此我们可以明确下一结论：《辽史》中的“杨皙”、“杨绩”确系一人，其名当作“杨皙”，而“杨绩”一名在《辽史》以外的任何文献及石刻材料中均无从考索。 三 “杨皙”、“杨绩”二名歧异之蠡测 在弄清“杨皙”、“杨绩”二名孰是孰非的问题之后，接下去我们要追问的是，《辽史》中为何会出现杨皙、杨绩一人两传的情况？“杨皙”之名何以会歧作“杨绩”？ 元人所修《辽史》将杨氏分别立为《杨皙传》和《杨绩传》，虽然前人早已指出此乃一人两传，但却未曾解释其所以然。要想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对其史源进行分析。 《辽史》中“杨皙”一名凡五见，除《杨皙传》之外，还见于卷四七《百官志三》“知枢密院副使事”条、“门下侍郎”条、“著作佐郎”条，以及卷四八《百官志四》“山西路都转运使司”条。“杨绩”一名凡九见，除《杨绩传》之外，又见于《兴宗纪》重熙十九年十一月壬子条，《道宗纪》清宁元年十二月癸卯条、咸雍元年三月丁亥条、咸雍二年十二月壬午条、咸雍八年六月甲戌条、大康五年十月己未条，卷四八《百官志四》“知兴中府事”条，以及卷九八《刘伸传》。从这些不同的记载来看，应当是出自不同的史源。据冯家昇先生研究，元人所修《辽史》，其主要史源是辽耶律俨《皇朝实录》、金陈大任《辽史》以及元朝书贾所作《契丹国志》三书。[29]今检《契丹国志》，未见有“杨皙”或“杨绩”之名，故有关杨氏的记载皆应出自耶律俨及陈大任两书。 按“杨皙”之名，本传之外仅见于《百官志》。我们知道，《辽史·百官志》并无其独立史源，乃系杂采诸纪、传之文而成，在上文列出的四条有关杨皙的记载中，有三条均见于《杨皙传》，说明两者具有共同的史源。另外的“门下侍郎”一条，虽不见于今本《辽史》纪传，但估计也应与上述诸条同源。“杨绩”一名的分布情况也有规律可寻，《辽史》本纪六见“杨绩”之名而无一处作“杨皙”者，且其内容均可与《杨绩传》互证，说明这两者之间也具有同源关系，《刘伸传》所见“杨绩”，大概也来自同一史源。至于《百官志》“知兴中府事”条称“杨绩”者亦不难理解，前面说过，《辽史·百官志》均摘抄自诸纪、传，“杨皙”、“杨绩”并见于此，恰好说明其史源庞杂，大概是兼采耶律俨和陈大任两书的结果。 根据“杨皙”、“杨绩”二名在《辽史》中出现的情况来看，极有可能是耶律俨《皇朝实录》与陈大任《辽史》所记杨氏之名互异，或皆作“杨皙”，或皆作“杨绩”，且分别立有《杨皙传》或《杨绩传》。元朝史官不察，遂依据以上两种史源为杨皙、杨绩各立一传。至于《辽史》其他纪、志、传中出现的“杨皙”和“杨绩”之名，亦应分别出自耶律俨及陈大任两书。 以上从史源的角度对《辽史》为何会出现杨皙、杨绩一人两传的情况做出了一个初步的分析，然而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尚待解决：既知杨氏之名当作“杨皙”，那么为何会在某些辽金文献中被记作“杨绩”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还无法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只能就现有的材料提出以下两种可能性。 （一）音近致歧说 上文谈到，清代学者最早怀疑《辽史》之杨皙、杨绩乃一人两传，并谓“‘绩’与‘晳’音亦相似”，即疑为音近而致误。[30]罗继祖先生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以为“‘皙’、‘绩’字异者，乃以音近致歧”。[31]不过，他们对此都只是一语带过，并没有详加申说。 关于音近致歧的说法，需要在此做一点补充说明。按“皙”、“绩”二字的中古音韵地位十分接近，其韵摄、韵部、开合、韵等、声调均同，即皆为梗摄锡韵开口四等入声字；惟声纽稍异，即“皙”属心母，“绩”属精母。[32]据王力先生研究，中古时期的心母字和精母字均为齿头、全清音。[33]也就是说，心母字和精母字的发音部位及发音方法也大致相同。因此，“皙”、“绩”二字的中古音确实是相当接近的，前者拟读为siek，后者拟读为tsiek。[34]如此看来，前人提出的音近致歧说似乎颇有道理。 但是，从《辽史》的史源来考虑，上述说法有一个明显的破绽。诚然，辽代文献中确实存在着某些人名因音近而致误的情形，尤多见于《辽史》所记宋使之名。如《辽史·圣宗纪》统和二十八年二月丙戌云：“宋遣王随、王儒等来吊祭。”此事亦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辽统和二十七年）十二月甲辰，谓契丹国母萧氏卒，命王随、郭允恭为祭奠使，王曙、王承瑾为吊慰使。又《郡斋读书志》卷七《伪史类》著录有王曙《戴斗奉使录》二卷，称此乃“（大中）祥符三年为吊慰使时所录也”。[35]可知《辽史》之“王儒”当作“王曙”，盖因音近而致误。又如《辽史·天祚皇帝纪》乾统五年十二月癸酉云：“宋遣林洙来议与夏约和。”此事亦见《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崇宁四年（辽乾统五年）五月壬子：“命龙图阁直学士林摅为辽国回谢使。”[36]《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同，[37]且林摅《宋史》中有传。[38]由此可见，《辽史》将“林摅”记为“林洙”，显然也属于音近致误。另外，在宋代文献中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如上文提到的陈襄《使辽语录》将“贵忠”误记为“规中”就是一例。然而，《辽史》有关杨皙、杨绩的记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以上所举诸例，不管是《辽史》误记宋使之名，还是宋使误记辽人之名，显然都是得之于口耳之间，故音近致歧是可以理解的。而《辽史》之《杨皙传》和《杨绩传》则当源于辽朝史乘，不可能出自口述史。因此，“皙”、“绩”二字音近致歧说恐怕还值得斟酌。 此外，唐长孺先生又提出另一种推测性意见。他认为，“杨皙”与“杨绩”之歧出，可能是因为其史源分别出自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而“耶律俨之《实录》也许有一种契丹本子，现行《辽史》所以有此错误，大概是汉名重译的结果”，[39]即认为是经契丹语转译而造成的歧异。此说亦可归入音近致歧说。但这一推测更难以让人相信，因为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耶律俨《皇朝实录》有契丹文字的本子，而元人所修《辽史》更不可能以契丹文本《皇朝实录》作为其蓝本——须知在元朝末年修《辽史》之时，早已无人能够识读契丹文字。 （二）避讳说 关于“杨皙”、“杨绩”二名歧异的原因，既然前人提出的音近致歧诸说皆不足为据，那么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呢？目前能够想到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或许是由避讳造成的。 辽天祚帝汉名“延禧”，从辽代文献及石刻史料来看，辽人避“禧”字甚严，我们可以举两个典型的例子。 一个例子是，姚景禧因避天祚讳而被追改为“姚景行”。《辽史》卷九六《姚景行传》谓“姚景行，始名景禧”。按姚景行卒于道宗末年，道宗大安五年《梁颖墓志》曾提到“守太师、中书令姚公景禧”，[40]又道宗时姚氏所作《华严经随品赞引文》亦自署为“侍中、监修国史、魏国公姚景禧”，[41]皆可与《辽史》相佐证。知“景禧”更名“景行”当是天祚即位以后的事情。 另一个例子是，辽末因避天祚延禧嫌名而改称兴宗年号“重熙”为“重和”。此事见于宋人记载： 政和末，议改元，王黼拟用“重和”。既下诏矣，范致虚间白上曰：“此契丹号也。”故未几复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宫门名，犹我之宣德门也，年名则实曰“重熙”。建中靖国后，虏避天祚嫌名，追谓“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42] 宋人的上述记载可以得到辽朝石刻的印证。如乾统八年《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谓“重和二十二年，有寺僧潜奥与悟开上人鸠集净财，缔结信士”云云，又乾统十年《高为裘墓志》云：“至重和九年十二月，授右班殿直、侍卫神武军指挥使。”[43]此两者之“重和”皆当指“重熙”。 上文提到，今本《辽史》所见“杨皙”、“杨绩”二名当源自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皇朝实录》始撰于道宗末年，成书于天祚乾统初，[44]根据上文列举的辽末避天祚名讳的情况来看，“杨皙”一名或许是因避天祚延禧嫌名而被《皇朝实录》改作“杨绩”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避讳的可能，耶律俨父名“仲禧”，[45]如果《皇朝实录》因避家讳而改“杨皙”为“杨绩”，也是不无可能的。 不过，避讳说也存在着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其一，按照上文避“禧”字嫌名的推论，笔者试图从音韵的角度加以验证，结果发现“皙”、“禧”二字的中古音有明显的差异。现将以上讨论的“禧”、“熙”、“皙”三字在《广韵》中的音韵地位表列如下：[46]
由上表可以看出，“熙”、“禧”二字的中古音韵地位完全相同，可见宋人有关避天祚嫌名而改“重熙”为“重和”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而“皙”则是心母梗摄锡韵开口四等入声字，与“禧”字的读音颇有出入。也就是说，杨皙之“皙”照说不应该犯天祚帝延禧的嫌名。其二，如果说杨皙之“皙”因避“禧”字而改作“绩”，就会引出另一个疑问，按照避讳的通例，避讳本字与讳改字理应词义相近，而“皙”、“绩”二字则毫无关涉。 以上就《辽史》一书中“杨皙”之名歧作“杨绩”的原因，分析了音近致歧说和避讳说两种可能性，但同时又指出这两种说法都存在着明显的疑点。若想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恐怕还要寄希望于新史料的发现。 原刊《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陈晓伟，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1] 按此人《辽史》无传。据傅乐焕先生推断，刘晟乃其本名，字慎行，因金太宗汉名晟，故陈大任《辽史》避太宗讳，改称慎行；而作“刘晟”者，当源出耶律俨《皇朝实录》。 [2] 参见傅乐焕：《辽史复文举例》，原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6本，1948年1月，收入氏著《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第286—313页。 [3] 《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封建考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431页。 [4] 罗继祖：《辽史校勘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5页。按此书作于1938年，见卷首《重版说明》。 [5] 唐长孺：《辽史中汉名的考订》，原载《正言报》1941年6月19日第1张第4版；收入《山居存稿三编》，中华书局，2011年，第371—374页。 [6] 《辽史》卷八九校勘记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1354页。 [7] 林荣贵：《从房山石经题记论辽代选相任使之沿革》，《辽金史论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44页。 [8] 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见《辽海丛书》，辽沈书社，1985年，第4册，第2543页。 [9] 见前揭罗继祖《辽史校勘记》，第231页。 [10] 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文史》2011年第1辑，第172、181页。 [11] 《辽史》卷九六《姚景行传》，第1402—1403页。 [12] 《辽史》卷八九《杨皙传》，第1351页。 [13] 《辽史》卷九七《杨绩传》，第1410页。 [14] 见前揭林荣贵《从房山石经题记论辽代选相任使之沿革》，第43—44页。 [15] 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04—319页。 [16] 见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房山石经》（辽金刻经），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8册，第538—594页。需要说明的是，在此11条题记中，有两条分别误作“杨哲”及“杨晢”（见卷一○五和卷一○七），显因形近而致误，并不影响笔者的判断。 [17] 《房山石经》（辽金刻经），第8册，538、594页。 [18] 见光绪《良乡县志》卷五《人物志》；民国《良乡县志》卷五《人物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19] 按辽之安次县，元升为东安州，明复降为东安县。《元史·地理志》谓东安州“唐以前为安次县，辽、金因之”，《世祖纪》称中统四年七月“升燕京属县安次为东安州”。又据《明史》卷四○《地理志》：“元东安州，治在西，洪武元年十二月降为县，三年徙今治。” [20] 天启《东安县志》卷五《选举志》。 [21] 康熙《东安县志》卷三《建置志》。 [22] 樊文卿辑录：《畿辅碑目》附《畿辅待访碑目》，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23] 乾隆《东安县志》卷一六《古迹志》。 [24] 乾隆《东安县志》卷二一《艺文志》。 [25] 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辽海丛书》，第2543页。 [26] 见前揭罗继祖《辽史校勘记》，第231页。 [27] 《房山石经》（辽金刻经），第8册，第576、566页。 [28] 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卷二九，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 2000年，第471页。 [29] 见前揭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辽史正误三种》，第25—37页。 [30] 《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封建考一》，第4431页。 [31] 见前揭罗继祖：《辽史校勘记》，第225页。 [32] 参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2、120页。 [34] 参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第112、120页。 [46]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第119—1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