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害怕死亡。
    
     27岁时，我决定深入一点探究对死亡的恐惧——如果可以，为了给我自由，我得将死亡非神秘化。
    
     我想成为一个临终导乐志愿者。陪伴一个人，只要他允许我见证他慢慢衰弱，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躯体，他最终走进虚无。
    
     杰斯罗住在一个疗养院里，这里专门收纳那些被诊断出携带艾滋病毒或患了艾滋病的人。
    
     杰斯罗大约50岁。之前我没想过这是临终年龄。他穿一件旧牛仔裤，一件褪色的衬衫，到了我跟前，脸上挂着怀疑的表情，问道：“你笑什么？”
    
     “那是个好问题。”我回答。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在笑。我弯下腰，以便能跟他面对面。“我想，我是在设法友好一些，您觉得有效果吗？”
    
     他这样说话，确实不能称为欢迎我，但我还是立即被他那种赤裸裸的好奇吸引。
    
     那是第一天见面，在那个大厅里，我在他的身边站了一小时。我们看那些护士忙忙碌碌——换尿布、洗澡和发放食品。同时，我做好了面对尴尬的准备，临终谈话的尴尬。
    
     然而，一切并没有像我先前预想的那样。他转向我，要说点什么。我弯下腰，等了一下，他终于开口说：“你是个白人女孩，什么时候都可以赚到钱。”
    
     我反驳说：“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他说完，转过他的轮椅，回他的病房去了。
    
     后来几次探访，我们看着护士工作站，看电视，或者看着彼此，却没说太多话。
    
     我仍然对他没有多少了解，但很清楚的是，他喜欢让我难堪。他经常说我越来越肥，说我的头发很乱。
    
     我的头发是梳成发髻的。我问他，“发髻有什么不对吗？”
    
     他固执地说：“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的头发很乱。”
    
     我拒绝改变我的发式。
    
     大约三个月后的一天，他告诉我他要走了。他说：“下次你来就见不到我了。”
    
     我以为他要去世了。再次去那个临终疗养院的时候看到他在里面看电视，声音放得很大。见了我，他平静地说，“他们不让我走。”
    
     我理解错了。他说的离开，实际意思是想离开疗养院。
    
     他喜欢我叫他“浑蛋”，他会笑得抽搐起来。明显地，这种话会让他显得非常有活力，精神得不像长时间困在轮椅上的病人。他做回了以前的自己，也让我看到了自己新的一面。此后，每次见到他，我都至少叫他一次“浑蛋”。
    
     又几个月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谈论死亡。但他慢慢地变得开放，我们开始谈论别的东西。我知道了他是南方人，小时候就来到纽约。他有一个女儿，他不知道她的年纪，他甚至不知道他自己的年纪。他的病已经让他早早健忘。他已经好几年没跟任何一个家人联系了。他最喜欢的工作是在布朗克斯当清洁工。他喜欢打棒球，他希望自己重新能走路，去看电影，并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他进过几次监狱。跟人打过几次架，留下不少伤疤。他还吸过毒。
    
     每次去探访他，我们一起坐在他的病床上看电视剧《我的孩子们》，有时他也坐在轮椅上。
    
     当我告诉人们我是个临终导乐者时，他们会说：“哇，你真是个好人。”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好人，或者，我只是想让别人将我看作好人。毕竟，当临终导乐对我也有利。我的目的不是纯粹而圣洁的。但去到疗养院看他，让我像个好人，我想，这也许也是个好处。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已经有一年多坚持每周去探访他了。一年变成两年，两年变成三年，他一直没有去世。其间，我们形成了一些惯例。每次我去，他会看着我说：“我正想念你呢。”
    
     “想我什么？”
    
     “不知道，只是想你。”
    
     “是吗？我也想你。”
    
     我说的是真话。我无时无刻不想他。我探访他的次数比探访大多数朋友的次数多。他知道我为结婚作准备，知道我事业上的不顺利。我度蜜月回来时，他说：“你是真想结婚，还是不得不结婚？”他就像我的一个哥哥，总是戳我的弱点。
    
     他不喜欢戴他的假牙，所以用牙龈来嚼三明治，有时他会大笑，那些三明治碎末会像霰弹一样射到我身上。
    
     直到这种时候，他仍然没说到死亡。我一直问他感觉怎样，让他有表达思想的出口，但他总是说“我很好”。
    
     他说他不喜欢抱怨的人，自己的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我说，“可是，你得告诉他们你的感觉，那样才可以获得帮助。”他只是挥挥手，好像他体内的肿瘤只是一群蝴蝶，要将它们赶走。
    
     他仍然说要离开疗养院，回自己的地方去。他问：“我离开这里之后，你怎样找到我？”我让他给我留个纸条，告诉他，我会问别人。我说，“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我不想让他知道，其实他出不了那个疗养院了。
    
     三年半之后，我一直等待的事情终于来了——临终，只是我不再对它感兴趣了。他不再穿戴整齐，不再在乎我看到他的尿布，很少坐到轮椅上。
    
     每次去看他，我会为他按摩头部、腿部。他说：“我不想去那个地方。”有几个星期，他的眼光好像在病房里追着某种我看不到的东西，还说他们想伤害我。
    
     他变得那么瘦，我可以看到他的骨骼，他的下鄂骨藏进头盖骨里。我用一只手可以握住他的大腿。为了不让他的骨头相互打架，我们在他的手臂和成排的肋骨之间塞了枕头。他的伤疤都变小了。我之前从未想过，一个成年人可以变得那么小。
    
     终于有一天，我到疗养院里，他已经不在了，人们说晚上他失去了知觉，被转到医院去了。护士们不告诉我他在哪里。费了很多周折，我才知道他被送到了哪里。我到医院，找到了他，他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躺在那儿。
    
     有人告诉过我，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感觉。所以，虽然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还是不停地跟他说话。我告诉他，是他让我懂得时间并不总是转变成什么成就，让我懂得了解和关怀他人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成功。我想告诉他是他让我懂得了：只是走进一家疗养院，向某个病人微笑、点头，你就可以创造一种以前并不存在的爱。
    
     第二天我去医院，看到杰斯罗的双眼睁开了一条缝。或者，只是我的想象。有一滴泪，挂在左边脸颊上。护士说那不是泪，只是他眼里有了多余的水分要排出。
    
     当我拿起他的手时，他的眼睛闭上了。我感觉到，他知道我在那里。我来了，杰斯罗；看到你真好，杰斯罗；外面很热，杰斯罗；你是个浑蛋，杰斯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