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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京出土的東晉南朝墓誌推論僑舊之別 胡寶國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 幾十年來，南京地區出土了一批東晉南朝時期的墓誌，加上傳世金石文獻的記載，已經有53方。從人物籍貫上看，這些墓誌大都屬於北方僑人。南方土著人物的墓誌為何不見？墓誌本身雖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它卻引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當時南方境內僑舊雙方的差異性。以下的討論就是循著這個線索展開的。 一、南京出土墓誌與文獻記載 關於東晉南朝出土的墓誌，多年來很多論者給予了介紹和討論。新近出版的朱智武《東晉南朝墓誌研究》一書又有詳細的統計與考訂。書中“《東晉南朝墓誌墓主性別、卒歲、籍貫、葬地、身份統計表》”十分詳細。[1] 據作者統計歷代出土東晉南朝墓誌共73方，可知出土地域者有72方，其中南京地區占53方。[2]為方便討論，在此轉錄該表中有關南京地區出土墓誌的統計。 《東晉南朝墓誌墓主性別、卒歲、籍貫、葬地、身份統計表》：（南京地區）
以上53方墓誌中可知籍貫者47方，多數是北人，只有三方屬於南方土著，即東晉高崧妻謝氏、南齊王寶玉、陳黃法氍。謝氏是會稽人，王寶玉是吳郡嘉興縣曇溪里人，黃法氍是巴山新建人。《晉書》卷七一《高崧傳》：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為西曹書佐。及軼敗，悝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為參軍，遂曆顯位，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 高崧是廣陵人。廣陵屬徐州，在南北交界處。高氏自其父高悝時就已經移居江州，高悝後任職建康。本傳又說：“崧少好學，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為揚州，引崧為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可知他自年輕時就隨父生活在建康，最終葬在建康可能與此有關。其妻謝氏屬於隨夫而葬。吳郡王寶玉是齊冠軍將軍、東陽太守蕭崇之側室夫人。蕭崇之是蕭齊宗室成員。《南齊書》卷四四《沈文季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王寶玉的情況與謝氏一樣，也屬隨夫而葬。又，《陳書》卷一一《黃法氍傳》：“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太建）八年十月，薨，時年五十九。”除去隨夫而葬的兩位女性墓誌，現在已知的南京出土墓誌中，只有黃法氍一方屬南方土著。 對於南京地區出土墓誌墓主多為北來僑人，朱智武認為有三點原因，第一，“都城建康是政治中心所在，聚集有大量官員貴族，出現較多的具有較高規格的墓葬是很正常的現象。”第二，使用墓誌是僑人貴族在北方地區原有的習俗。第三，“東晉、南朝時期歿于外地的功臣勳舊多喪還京師，歸葬京畿”，“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東晉南朝墓誌集中於京畿現象的出現。”[3] 上述分析都有道理。但是還可以繼續追問的是，東晉南朝時期南方本土特別是三吳地區在京城任高官的人士也很多，為什麼不見他們的墓誌？此外，為什麼一些“歿于外地的功臣勳舊”要“喪還京師”？要回答這些問題，還須同時關注南方本土人士的喪葬問題。 南方本土人士並非不使用墓誌。1979年江蘇吳縣甪直鎮南張陵山4號墓出有東晉太寧三年（325）張鎮墓誌。朱書釋文如下： （正面）晉故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蒼梧吳二郡太守、奉車都尉、興道縣德侯、吳國吳張鎮字羲遠之郭，夫人晉始安太守嘉興徐庸之姊。 （背面）太寧三年，太歲在乙酉，侯年八十薨。世為冠族，仁德隆茂。仕晉元明，朝野宗重。夫人貞賢，亦時良媛。千世邂逅，有見此者羍湣焉。[4] 張鎮，《世說新語·排調》篇“張蒼梧是張憑之祖” 條引《張蒼梧碑》有記載：“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張氏屬於吳郡著名家族“顧陸朱張”之一，所以墓誌說張鎮“世為冠族”。從墓誌出土地點可知，他死後是葬在家鄉了。 朱智武墓誌統計表中南京以外地區還有梁代的陸倕。該墓誌文來自傳統金石文獻。宋陳思《寶刻叢編》卷一四“兩浙西路蘇州”引王厚之《復齋碑錄》，介紹稱，陸倕普通七年除太常卿，“以其年七月卒，葬吳縣陵山鄉。”《梁書》卷二七《陸倕傳》：“吳郡吳人也。晉太尉玩六世孫。祖子真，宋東陽太守。父慧曉，齊太常卿。……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亦預焉。” 陸倕一直活躍在建康，但死後卻是葬在了家鄉。從東漢魏晉到南朝，吳人死後歸葬家鄉在文獻上多有記載。 《三國志》卷五七《虞翻傳》：因得罪孫權，“徙（虞）翻交州。……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歸葬舊墓，妻子得還。”“舊墓”在何處？本傳注引《江表傳》補充：孫權曾後悔，“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 是知“舊墓”當在“本郡”。本傳注引《會稽典錄》：虞翻子“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虞汜當是因送喪而還鄉里。 《晉書》卷六八《賀循傳》：賀循，會稽山陰人“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諡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本傳未載葬地。《建康實錄》卷五《中宗元皇帝》：“將歸葬于吳，皇太子追送近郊，望船流涕。”賀循是會稽山陰人，“歸葬于吳”恐有誤，應為“歸葬於會稽”。 《晉書》卷七八《孔愉傳附孔祗傳》：“太守周札命為功曹史。札為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周札是義興陽羨人，“送喪還義興”也就是喪還鄉里。 《晉書》卷七一《孫惠傳》：“吳國富陽人，……元帝遣甘卓討周馥于壽陽，惠乃率眾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為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 孫惠死于“蠻中”，但沒有葬在當地，而是“喪還鄉里”。 《晉書》卷八八《許孜傳》：“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 孔沖雖在豫章喪亡，但最終還是葬在了家鄉會稽，與孫惠的例子相同。 類似的情況南朝也有。《梁書》卷三○《顧協傳》：“吳郡吳人也。……大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陳書》卷一九《虞荔傳》：虞荔，會稽余姚人，卒于建康，“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顧協、虞荔都是卒于建康，葬在家鄉。 關於南方土著的家族墓地，還可以看到一些相關記載。《晉書》卷七七《陸曄傳》：陸曄“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梁書》卷一八《張惠紹傳》：“義陽人也。……永元初，母喪歸葬於鄉里。”《梁書》卷五二《顧憲之傳》：“出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于齊武帝，于余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他們的家族墓地都是在故鄉。 從上述事例看，南方土著高官的家族墓地可能大多是在故鄉。如果這個推測可以成立，那麼在建康自然難以發現他們的墓葬以及墓誌。 現在可以繼續討論僑人墓葬的問題了。我曾經指出“東晉時期，一批北來僑人到會稽安家置業，一些僧人也到此地傳播教義，這使得該地區更加醒目。但是從東晉後期到南朝，會稽在人文方面失去了往昔的繁榮。士人與僧人漸漸集中到了都城建康。向建康集中是一個普遍的趨勢，並不僅僅局限於會稽。”[5] 在解釋東晉南朝士族子弟“少孤貧”時，我還指出：“通常認為，永嘉之亂後南遷的僑姓士族在江南廣占土地，建立田園別墅，經濟上很富足。但是這個看法其實並不完全符合實際。……渡江南來的‘朝士’大多居住在建康，除俸祿以外，他們並沒有什麼別的收入。……侯景亂後極少能見到僑姓士族逃難到地方。這些家族大多都是居住在建康。他們在南方是沒有‘鄉里’的。”[6] 既然如此，他們死後葬在建康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樣，這也可以解釋朱智武所說“東晉、南朝時期歿于外地的功臣勳舊多喪還京師，歸葬京畿”的問題。朱文列舉了庾亮、王廙、王建之、溫嶠、衛玠的例子。他們恰好都是北來僑人。此外，山簡也屬於此種情況。《建康實錄》卷五《中宗元皇帝》：“（山）簡字季倫，河內懷人。司徒濤之第五子。自侍中、吏部尚書出鎮襄陽，卒時年六十一。贈儀同三司，歸葬建康玄武湖南覆舟之陽。”這與前引南方土著卒於外地，歸葬家鄉的事例形成鮮明對比。 須要特別說明的是，我當然不會認為所有的僑人都生活在建康、埋葬在建康。大量的下層僑人過江後散亂地居住在各地，隨著多次土斷，早已入籍當地。其家族墓地不可能在建康。即使是上層僑人也並非一律葬于建康。《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並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又《梁書》卷五一《何胤傳》：“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 謝靈運、何胤的家族墓地都不在建康。不過，謝、何家族的事例或不構成對本文觀點的反證。因為按史傳書法，一般是不記錄葬地的，大概正是因為謝氏、何氏家族葬地有特殊性，所以才特別記錄下來。 總之，雖然已知的墓誌是有限的，文獻中關於喪葬的記載也不多，但結合兩個方面仍然可以得出一初步的結論：南方土著死後多葬於家鄉。他們不論居於何處，與家鄉的聯繫始終沒有中斷。而北來上層僑人多生活在建康，死後也多葬在建康，甚至一些死在地方上的僑人高官最後也還是要葬在建康。這都是因為他們在南方沒有“鄉里”。 二、南方土著的學術特徵 從上節考察可知，北來上層僑人多居住在建康，而南方土著始終與“鄉里”有著聯繫。從這個視角出發，還可以進一步討論僑舊雙方在學術文化上的某些差異。 幾十年前唐長孺先生曾經指出，魏晉時期南方學風比較保守，仍然繼續著漢代的學風，新學風都是從河南興起的。永嘉之亂以後，北方大批士人到了南方，帶去了新學風。受此影響，南方土著士人也漸漸趨新，如“吳郡顧張之氏均染清談之風,尤其是張氏。”不過他也注意到，“東晉以後的江南名士受新風氣的影響自無可疑，但江南土著與渡江僑舊在學風上仍然有所區別；這只要看《世說新語》中敘述南人者大都不是虛玄之士，而一時談士南人中可與殷浩、劉惔輩相比的更是一個都沒有，便可知玄談還不是南士的專長。另一方面我們卻可看到南士還相當重視傳統經學。……江南土著之學還是以儒家經典注釋見長。”他又說：“《南史》卷七一《儒林傳》連附傳在內一共二十九人，其中南人占十九人。”[7] 同在江南，但直到南朝南人、北人學術上仍然有差異，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差異長期存在？從史料上看，南北士人居住地的不同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我注意到，就傳統經學而言，一些南方土著學者往往與家鄉有著密切的關係。《晉書》九一《虞喜傳》： 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征拜博士，不就。……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 虞喜是兩晉之交的人，精通禮學，直到東晉永和年間都在家鄉會稽。《南齊書》卷五四《沈驎士傳》： 驎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元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驎士應選。……少時，驎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隱居余不吳差山，[8] 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9] 沈驎士是吳興人，據《南史》本傳，卒于梁天監二年，跨越了宋齊梁三朝。他自幼在家鄉學習，雖然一度赴建康，但《南史》本傳在“縣以麟士應選”之後增“不得已至都”五字，[10]似乎他並不情願。“稱疾歸鄉”後，他一直在家鄉教授。《梁書》卷四八《沈峻傳》： 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驎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驎士卒後，乃出都，遍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 按此，沈峻、太史叔明都是在家鄉跟隨沈驎士學習。《南齊書》卷五四《顧歡傳》：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句。 顧歡也是宋齊之間的人，自幼在家鄉吳郡學習。又，《陳書》卷三三《顧越傳》：“所居新坡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南史》補：“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軍司馬、豫章王府諮議參軍。家傳儒學，並專門教授。”[11] 顧越也是吳郡鹽官人，看來此地一直有教授儒學的傳統。《梁書》卷三八《朱異傳》： 朱異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年十餘歲，好群聚蒲博，頗為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 朱異“折節從師，遍治五經”也是在家鄉，二十歲才去建康。《梁書》卷四八《賀瑒傳》：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為儒者宗。”瓛還，薦之為國子生。 賀氏是禮學世家。賀瑒少年時代當是在家鄉會稽學習經學，所以劉瓛出任會稽府丞後見到了他。由於劉瓛的推薦，賀瑒去建康當國子生。據本傳，此後他一生主要是在建康度過的，但《梁書》卷三八《賀琛傳》說： 伯父瑒，步兵校尉，為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為祭酒從事史。琛始出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 按此，賀瑒曾經“於鄉里聚徒教授”。[12] 賀瑒死後，賀琛在本地一邊當小販以維持生活，一邊繼續學習、教授。一直到普通中才去建康。賀氏的學問與家鄉、家族都有密切關係。《梁書》卷四八《孔子袪傳》： 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采，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 孔子袪“耕耘樵采，常懷書自隨”，當是在本鄉。這些情形表明，至少在三吳地區，南方固有的經學傳統一直存在。特別值得提到的是，會稽賀氏、吳興沈氏是南方土著中最重要的經學世家，而他們的學問顯然都與本鄉以及家族有著密切的關係。 以下再看那些接受了新學風的江南土著的行跡。關於魏晉新學風，唐長孺先生主要是著眼於玄學。不過到東晉南朝，“新學風”已經不僅局限於玄學，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有表現。我曾將這一時期的新學風概括為“知識至上”。[13] 所以以下所關注的與“新學風”有關的人物，包括玄學人物，但又不局限於此。 眾所周知，吳興沈約是齊梁時代的文人領袖，也是新學風的倡導者，最值得關注。他在《宋書》自序中介紹家世說：“史臣七世祖延始居（武康）縣東鄉之博陸里余烏邨。王父從官京師，義熙十一年，高祖賜館于建康都亭里之運巷。”據此可知，從東晉末年開始，沈氏這一支就在建康定居了。[14]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南齊書》卷三二《張岱傳》： 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祖敞，晉度支尚書，父茂度，宋金紫光祿大夫。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言聲。後延之于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寅、鏡名最高，永、辨、岱不及也。 張岱父祖均任職朝廷，“張氏五龍”恐怕都是自幼就在建康生活。張鏡少年時與顏延之比鄰而居應是在建康而不是在家鄉吳郡。顏氏為北來僑人，一直居住在建康。梁代，吳郡張氏還出了一著名文士張率，以其文才深得梁武帝讚賞。梁武帝賜張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為盛。”[15]《梁書》卷三三本傳介紹其早年經歷： 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 張率少年時與陸倕常常去拜訪左衛將軍沈約。他們也都是自幼生活在建康。陸倕博聞強記，以文才著名，在京師相當活躍，“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亦預焉”。[16] 又，《南齊書》卷三九《陸澄傳》載，吳郡陸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當世稱為碩學”，“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陸澄少年經歷不詳，但自宋世“起家太學博士”，一直到齊隆昌元年卒，基本都是在建康任職，未見與家鄉有何聯繫。《陳書》卷一九《虞荔傳》： 虞荔字山披，會稽余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 《陳書》卷二七《姚察傳》：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也。……六歲，誦書萬餘言。弱不好弄，博弈雜戲，初不經心。勤苦厲精，以夜繼日。年十二，便能屬文。父上開府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遊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于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 《陳書》卷三○《陸瓊傳》： 陸瓊字伯玉，吳郡吳人也。祖完，梁琅邪、彭城二郡丞。父雲公，梁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瓊幼聰惠有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朱異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陳書》卷三○《顧野王傳》：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制《日賦》，領軍朱異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 以上南方土著士人虞荔、姚察、陸瓊、顧野王諸人或因博學，或因文才而著稱於世，都是新學風中人。他們都是自幼就生活在建康。 總之，雖然南方土著人士死後多葬於家鄉，但在世時，屬於新學風中的人物多是自幼就長期生活在建康。建康的文化環境對他們的成長起了重要的作用。建康是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新學風的倡導者多在建康。此外，在“知識至上”的新學風中，欲追求淵博，必須大量閱讀書籍，而建康正是書籍聚集最多的地方。 東漢以來，南方書籍本來不多。《後漢書》卷四九《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 《晉書》卷七二《葛洪傳》： 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 從東漢的王充到兩晉之交的葛洪，他們或在洛陽博覽群書，或在洛陽“搜求異書”。那時的洛陽是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書籍最多。永嘉之亂後，北方十六國紛爭不斷，南方的建康取代了昔日的洛陽，成為書籍聚集之地。皇家藏書自然不用說，私人藏書也以建康為最多，南朝最著名的私人藏書家如沈約、任昉、王僧儒、陸澄等等都在京師。劉孝標少年時代流落北方，“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17] 劉孝標後來的博學與其在京師能夠大量讀書是有關係的。前引姚察在京師“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的例子也說明了博聞與書籍的關係。與建康相比，地方上書籍並不多，追求博學是有困難的。但經學就不同了，它在地方上有古老的傳統。東漢以來，虞翻家族五世傳《易》。賀氏家族世代以禮學著名。東晉南朝，一部分土著士人自幼生活在家鄉，在家鄉接受了最初的經學教育，所以保存了舊有的傳統。唐長孺先生所揭示的南方土著在學術上以經學見長的特色可能與此有很大的關係。 最後須要指出的是，雖然本文強調新學風在建康，地方上存在著舊有的經學傳統，但這個認識只能在相對的意義上理解。我並不認為建康沒有經學。事實上，建康既然是政治文化中心，經學的中心當然也在建康。只是建康的學術並不以經學為其特色。這是與地方社會不同的。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朱智武先生的大力幫助，在此謹表示衷心的謝意！ [1]朱智武：《東晉南朝墓誌研究》，臺灣花木蘭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頁。 [2] 作者指出，73方中“17方系金石文獻著錄（東晉7方，南朝10方）。”朱智武：《東晉南朝墓誌研究》，臺灣花木蘭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頁。 [3]朱智武： 《東晉南朝墓誌研究》第三章“東晉南朝墓誌的地域分佈與形制特徵”，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160頁。 [4] 朱智武：《東晉南朝墓誌研究》第二章“東晉南朝出土墓誌校釋”，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頁。 [5]胡寶國：《從會稽到建康——江左士人與皇權》，《文史》2013年第2輯。 [6]胡寶國：《札記一則——釋“少孤貧”》，載《田余慶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2014年版。 [7]唐長孺：《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版。 [8] 本傳校勘記：隱居余不吳差山 “余不吳差山”南監本、毛本、殿本作“余幹吳差山”，局本作“余不吳羌山”。按餘不，溪名，在吳興，余幹乃江州鄱陽之屬縣，作“餘幹”者訛。吳差山一作吳羌山，舊志引吳均《入東記》，云漢高士吳羌避王莽之亂，隱居此山，故名。 [9] 《南史》卷七六《沈驎士傳》在 “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後加：“鄉里號為織簾先生。” [10] 《南史》卷七六《沈麟士傳》。 [11] 《南史》卷七一《顧越傳》。 [12] 《南史》卷六二《賀瑒傳》在“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後補充：“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 [13] 胡寶國：《知識至上的南朝學風》，《文史》2009年第4輯。 [14] 從沈約經歷看，他年輕時可能一度回鄉。參看拙作《從會稽到建康——江左士人與皇權》，載《文史》2013年第2輯。 [15] 《梁書》卷三三《張率傳》。 [16] 《梁書》卷二七《陸倕傳》。 [17] 《梁書》卷五○《劉峻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