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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地图，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缘学科。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学，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却是一个不少或缺的学科。历史地理组简称史地组，成立于1960年，组长为姚家积，当时一方面要承担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完成外交部交下来的关于为边界问题提供资料的任务。谈到《历史地图集》，还要从毛泽东主席交办的改编《杨图》的任务说起。1954年9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召见人民代表历史三所所长（今近代史所）范文澜和北京市副市长、历史二所兼职研究员吴晗，布置改编清末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的任务。随后，范文澜、吴晗邀请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副所长尹达、历史二所副所长侯外庐、历史三所副所长刘大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国家出版局局长金灿然及教育部、国家测绘局、地图出版社负责人传达毛主席交来改绘《杨图》的任务，立即成立了以范文澜、吴晗、尹达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杨图》委员会一致决定聘请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任主编，负责主持编图任务，制图出版由地图出版社负责。改绘《杨图》任务由哲学社会科学部主办。1955年谭其骧来北京历史一所，开始编绘《杨图》的准备工作。1957年因发现重编改绘《杨图》不适应时代要求，“杨图委员会”决定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并作长期规划，由谭其骧回上海主持编绘。范文澜任顾问，具体工作由吴晗、尹达共同负责，吴晗因工作太忙，无暇顾及编图工作，尹达成为这项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后来又邀请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儒林教授、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方国瑜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教授、民族研究所冯家昇研究员、近代史所王忠研究员、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研究员等负责边疆地区及石器时代的编绘任务。1961年任命国家测绘局测绘所刘宗弼研究员为制图和设计室主任。《地图集》工作全面展开，历史所当然是重要协作单位，派出陈可畏、田尚、陈有忠等五人去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参加编绘工作；1965年分配来所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毕业生全部参加《地图集》工作。197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以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出版，为内部发行试行本。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恢复了《地图集》主办单位的地位，1981年组织修改增补定稿，1982年由地图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历史所副所长、《地图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尹达及历史所参加《地图集》的史地组同志，虽未参加后期工作，但对《地图集》的编绘与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接受完成外交部关于为边界问题提供资料的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提上了日程，特别是东北与西北的中苏边界。历史所副所长侯外庐是“国务院边界委员会”的成员，接受了外交部的边界问题的任务。所领导决定将边界任务交给史地组留京的邓自欣、吕叔桐、苏治光（曾调出，由郑克晟补）、郑天成四人。侯外老科研、行政、外事活动任务繁重，具体工作交组长姚家积先生，邓自欣协助做事务性工作。第一阶段是搜集有关资料，9月20日汇报边界资料的收集和研究进展情况，外交部催得很紧。在翻阅抄录大型图书资料时，如《清实录》、《明实录》需要时日，就请著名历史学家、负责行政工作的副所长熊德基研究员，动员先秦史组、明史组部分同志帮助。在1960年—1961年间，先后交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的资料在100万字以上。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将重要资料编成《中苏边界历史文件集》，给史地组一套，作为我们进行研究边界问题的参考。第二阶段是写出参考性的专题文章。1961年1月18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决定，历史所负责西段边界，近代史所负责东段边界。我所按照外交部的要求写了参考性的文章，每篇文章首先请姚先生审改，随后交侯外老审改批准，然后送外交部。外老有事不在北京时，外交部的任务托给熊德基副所长。这样，为亚洲司写了多篇文章，为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作出积极的贡献。 1964年外交部还曾交给历史所关于东北史资料与研究的任务，由于当时所内大部分同志去山东海阳县“四清”，组长姚家积先生经领导同意，另由张政烺、孙毓棠两位研究员负责，参加工作的有胡厚宣、王毓铨、谢国桢、赵幼文、陆峻岭、张泽咸等。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东北古史资料汇编》上、中、下三册，供研究东北古史者参考。 史为乐在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来所工作，但离校的时间被学校拖延，直到1967年12月才来所报到，当时历史所的业务也处在停顿状态，后来又到河南“五七干校”干了两年，1972年回到北京。是年12月，国务院出版口召开了“沙俄侵华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决定由中华书局负责出版历史常识通俗读物，使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了解沙俄侵华的种种野蛮罪行及掠夺中国领土的历史。1973年责任编辑何炳然同志来历史所约稿，所领导决定史地组来承担，当时史地组的陈有忠、田尚、邓自欣、苏治光、李志庭、杜瑜弟、黄永祥、杨鸿嵩、卫家雄、史为乐等都参加了这项任务。70年代末，中华书局先后出版发行了我们编写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伊犁条约》、《血与火的历史》、《文明传播者还是刽子手》、《中俄密约与中东铁路》、《新疆人民抗俄斗争简述》等书。1979年所里接受中央关于中越关系史资料任务，副所长尹达亲自动员，具体工作由陈智超负责，从先秦至清各室都有人参加，史地组有卫家雄、邓自欣、陈可畏参加。1982年《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史稿》是50年代，中宣部交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一所（后与二所合并为历史所）所长郭沫若的任务，是一部供干部阅读的通史。1958年成立以尹达领导的《中国史稿》编写组，全面展开了编写工作，郭老特别提出“历史地图必须尽可能编绘，使读者有比较准确的历史地理概念”。1962年出版《中国史稿》第一册的地图及图版是经过郭老一再审阅才定下来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史稿》编写组的工作全面停顿。1970年中央指示恢复《中国史稿》的编写工作，郭老再指示：“这次付印要配齐应有的历史地图，要求编绘达到一定水平”。尹达指定陈可畏负责《地图集》工作，要求与上海复旦大学史地室协作。根据书的内容，确定编绘原始社会（旧、新石器时代）、（王朝）政区、民族、经济、交通、战争、中外关系等大小不同类型的图幅。上册图目录及进展情况上报郭老后，郭老为《中国史稿地图集》题字。后调卫家雄、刘宗弼参加《地图集》工作。1979年《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史稿》隋唐以后各册编写进展很快，要求《地图集》下册加速进行，尹达要求史地室全体同志承担。经过全体同志努力编稿，陈可畏、刘宗弼两主任精心设计审定，朱力雅认真编绘定稿图，终于在1990年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史稿地图集》为室重要研究成果，教育部定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受到广大师生和史学爱好者的欢迎，多次重印。1995年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与编绘《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同时，史地室又接受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写《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约稿，由田尚主编，全室同志分担题目，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各个方面。由朱力雅绘图。1981年正式出版，多次重版，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优秀通俗读物奖。 1984年由历史地理研究室集体讨论，史为乐执笔，写成《历史地理研究概述》，收入《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一书，1987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其后，研究室全体同志参加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的编写任务，陈可畏任副主编，田尚、史为乐、刘宗弼、陈可畏任编辑委员，主要承担了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历史地名。1996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3年全室同志参加了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大地图集》。早在1956年，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其中《历史大地图集》在80年代才开始工作，由社科院主办。1982年底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编委会，社科院顾问张友渔任主任，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夏鼐、翁独健任副主任。谭其骧副主任兼任总编辑，主持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历史所史地室副主任刘宗弼任设计室主任，院科研局副局长高德任秘书长，协调全国大协作及《地图集》的日常事务。参加编委会的陈可畏主动承担战争图集分册任务。我们从先秦至清时期编绘大小战争图140多幅，史为乐承担上古图（包括传说时代的古史地图和夏代地图）的编稿任务。1991年谭其骧病重，编委会决定成立有高德、林甘泉（历史所所长）、邹逸麟（复旦大学史地所所长）三人小组代行总编辑的职权。次年主任张友渔、总编谭其骧先生先后逝世。最近，据秘书长高德相告：《历史大地图集》将在年内分期出版发行。 90年代，史地室完成出版一批重要科研成果：由田尚主编，卫家雄、邓自欣、杜瑜弟、陈可畏参加的《中国的寺庙》，199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邓自欣、田尚、苏治光参加的四川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贾大全主编的《四川历史词典》，1993年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卫家雄、邓自欣、华林甫、辛德勇、杜瑜弟参加的施丁主编的《资治通鉴大辞典》，1994年由吉林出版社出版；卫家雄、邓自欣、杜瑜弟、朱玲玲、苏治光、陈可畏（编委）参加的《中国百科大辞典》，1999年由大百科出版社出版，荣获国家重点图书奖。卫家雄、邓自欣、杜瑜弟参加，冯涛主编的《二十六史大辞典》，1999年由九州图书出版社出版。 由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地名语源词典》，请谭其骧先生担任顾问，参加编写的有不少全国知名的专家教授，其中包括南京师院王维屏、云南大学朱惠荣、兰州大学刘满、中国社科院民族所黄颢、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丛佩远、国家测绘科学研究院地名所武振华、牛汝成；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张太湘、湖北大学周兆锐、上海文艺出版社顾承甫、中山大学文锡进、中国人民大学薛惠引；地名系统的专家有湖南地名办的李增夫、广西地名办的宁世海、内蒙古地名办的玛尼扎布；本所史地室的卫家雄、邓自欣、田尚、苏治光、杜瑜、朱玲玲等都参加了编写工作。《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于1995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阐述中国地名语源及释名的专著，在现代地名学领域起着开创性的作用。 1992年，陈可畏带领史地室的卫家雄、朱玲玲、朱力雅（绘图）、华林甫、辛德勇、杜瑜弟，申报关于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课题。1994年7月院科研局批准，列为院重点科研项目。1995年9—10月，课题组同志去长江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考察。后由陈可畏主编，写成《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之研究》一书，200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编写《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是史地组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是一部大型工具书，原拟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原书名不变。1975年由史地组向哲学社会科学部及有关单位提出书面报告，主管学部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绳批示同意。1978年又写报告，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批示同意。接下来我们积极开展准备工作，先写出《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编撰体例，分送所内外专家学者征求意见。后听从谭其骧先生的意见，将书名定为《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组内同志还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词条剪贴卡片；又派翟清福、李志庭、邓自欣去上海复印历史地名资料，得到复旦大学史地室的全力支持。本来我们提出来是请潭其骧先生出任主编，胡绳、胡乔木批示也完全支持我们的意见，但因谭先生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尚未完成之前不能答应，后来新的任务一个接一个，《地名大辞典》主编一事还是一拖再拖，无法开展工作，我们才不得不自己动手干起来。后因接受其他科研任务而中途停止。从1982年开始，大家陆续着手自己所承担省区的编纂任务。90年代初，向所提出申请重点课题，所领导很重视，批准为“八五”重点科研项目。1992年决定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书，课题组重新组合，采取主编负责制，决定由史为乐任主编，邓自欣、朱玲玲为副主编，仍采取全国大协作方式开展编纂工作，计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国家测绘总局等，请谭其骧先生担任顾问。谭先生向我们提出两点建议：1、《读史方舆纪要》中的地名可以全收；2、一定要查对第一手资料，要尽量找出地名的最早出处。我们对这两条意见都不折不扣的执行，从不敢有丝毫马虎，成为确保本书质量的重要措施。我们对编者交来的书稿，一般采取初审和复审两道程序，尽量减少差错和遗漏。经过反复修改定稿，《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于2005年3月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2007年本书获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2008年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此外，研究室的获奖成果还有：辛德勇著《隋唐两京丛考》获社科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一等奖；华林甫《论唐代的地名学成就》获中国史学会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陈可畏与杜瑜弟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黄土高坡历史时期农牧业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此外，卫家雄还有独著《银色巨龙——长江》、《方志史话》；杜瑜弟独著有《传统城市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舆地图籍——〈异域录〉与〈大清一统志〉》、《疆域沿革史话》、《海上丝路史话》、《地理学史话》、《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唐宋间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朱玲玲独著有《文物与地理》、《地图史话》等，有些书广为流传，深受读者的欢迎。由杜瑜弟、朱玲玲合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著索引》一书，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和历史地理的人来说，更是功德无量。史为乐也有独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等，后又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1949—2002）》，为编纂《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也是我们史地室的一项重要任务。从1979年开始，我们室参加了历史地理学会。历史地理学会是全国地理学会下属专业学术团体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召开两次学术讨论会，每次只有十几人。1979年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在陕西西安市召开，为第一次空前盛大的专业学术讨论会。我们室陈可畏、邓自欣参加，提交《沙俄对我国新疆地区的侵略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论文，陈可畏被指派为历史经济组召集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80年代，史为乐被推举为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1988年中国地名学研究会成立，史为乐被推选为地名学研究会理事、地名考证专业委员会主任，积极参加对地名干部和地名研究人员的培训，合编《地名学通论》。1991年11月初，地名学研究会地名考证专业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地名考证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专家，众多学者汇聚一堂，交流经验，探讨地名考证的方法、意义，在学科建设上是一个大的推进。史为乐在会上作了《有关地名考证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会后精选了一部分质量较高的论文汇集成册，定名为《中国地名考证文集》，由广东地图出版社于1994年12月出版。后来华林甫接替史为乐，参加地名学研究会的活动，在地名学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 在出国考察方面，1988年8月，陈可畏随李学勤、李祖德等人一起，赴日考察日本古代城市遗址。1990年8月，杜瑜随同李祖德、张泽咸等，赴日考察日本古代城市遗址并参加有关研讨会。1992年9月，朱玲玲与张海燕一起，赴荷兰考察关于西方汉学研究现状及思想史、城市史研究动向。1992年10月，朱玲玲与张海燕一起，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远东系，收集本学科资料并进行学术交流。 此外，室内同志还参加了都江堰、徐霞客、古都、长城、郑和、比较学等学术团体及学术讨论会，扩大了研究室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 现在的历史地理研究室有一大批中青年科研骨干，有的长于历史军事地理，有的长于历史文化地理、或侧重于历史宗教地理，有的长于历史城市地理，有的长于中国传统舆图或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当今的历史地理研究室可谓人材济济，硕果累累，为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与创新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