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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古代的诉讼一直有重视书证的传统。《周礼》云：“凡地讼，以图正之”，“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也就是说土地、财产诉讼以版籍、契约为凭。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从现存明代徽州诉讼文书来看，当时无论是官方的户口与土地册籍、府县志书、执照、诉讼卷宗等公籍，还是契约、合同、族谱等私籍，都可能作为书证而提交到法庭。包括原告、被告以及审判的官员，他们都意识到公私文凭是确认权利的重要证据。而诉讼的结果，甚至也影响到当时府县志的编纂。当时，人们不仅保存文书的原件、抄件，甚至也有将一些文书、卷宗镌刻，以保久远。即使一般的私文书或私家编纂物，制作者也希望得到官方的认可，从而具有公的性质。可以看出，明代的徽州人重视保存文书、族谱、碑铭等公私文凭，与这些文凭可以成为诉讼书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徽州成为文献之邦，特别是民间文献异常丰富的重要原因之一。 徽州地区是现存明代地方文献最为丰富的地区，不仅包括数量庞大的契约文书，还有族谱等大量的私家编纂物，而且徽州也是明代地方志书编写最为完备的地区之一。不过，在利用这些丰富的史料之前，非常有必要了解这些史料产生与保存的过程。事实上，徽州人制作并保存契约文书、族谱等史料，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很多明代徽州文书能够保存下来，很可能与诉讼案件有关。因此，从诉讼书证的层面去考察徽州文书与文献产生与保存的历史背景，有助于更好地利用这些史料去认识当时的诉讼社会。 一、书证的历史在中国古代的诉讼中，特别是田土、财产诉讼中，很早以来就有重视书证的传统[1]。《周礼》云：“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凡地讼，以图正之。”[2]就是说乡民有争讼之事，是非难辨，则以地邻“正断其讼”。如果乡民争疆界，则依邦国版图来证明。这里明确了人证与书证在诉讼中的作用。《周礼》同时也说：“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3]也就是说财产诉讼则以契约为凭。 汉代也非常重视书证的作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明确规定了对于伪造书证的惩罚措施：“诸诈增减券书，及为书故诈弗副，其以避负债，若受赏赐财物，皆坐臧（赃）为盗。其以避论，及所不当（得为），以所避罪罪之。所避毋罪名，罪名不盈四两，及毋避也，皆罚金四两。”[4]又如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记录了东汉光和六年（183）九月的一件亲属争田案件。其中特别提到：“实核田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