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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 城市选址是研究一座城市的兴起、发展和衰落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和城市史的重要研究内容，但是关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大都包含在相关的历史城市地理或者城市史的研究中，极少有专门的论著，也极少有对这方面研究方法的讨论，但当前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并不完善，并且有着公式化、模式化的趋势。下面首先对以往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进行总结。 以往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侯仁之先生关于北京城选址的研究。在此之前关于北京城选址的研究中，G·泰勒认为“看来在北京城城址的选择上，显然包含有许多‘人’的因素。在古代，巫师们认为这一城址是特别吉利的”，“由于巫术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导致了这个城市的诞生……以此为起点，似乎再没有其他城市相与抗衡”[1]。与此不同，侯仁之先生从地理的角度入手，复原了北京城最初的地理环境，认为“从这一复原工作中，可以发现在蓟城故址的东南一带，淀泊沼泽星罗棋布，原是北京小平原与华北大平原在交通上的严重障碍。那时从华北大平原北上，只有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经过今日卢沟桥所代表的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才能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原……因此沿太行山北来的大道在进入北京小平原后，便开始分歧为至少是三条继续北进的道路。这个分歧点本来就应该在卢沟桥所代表的永定河的古代渡口上……在渡口最近而又不受洪水威胁的地方开始成长起来，这就是古代的蓟城，也就是古代南北大道上的分歧点”[2]。由于泰勒的观点缺乏文献支持，同时侯仁之先生的分析又符合现代地理学对城市选址的科学阐述，因此被学界广泛接受。在该文中，侯仁之先生还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入手，分析了金中都向元大都城址转移的原因，认为是水源丰富的高粱河水系取代了莲花河水系[3]。侯仁之从地理环境（交通、水源等因素）入手分析城市的选址，为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此后关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考虑，分析的因素一般包括：城址所在的自然环境（其中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地貌）、交通路线、经济条件，此外有时还考虑政治环境以及其它历史人文条件（如国都的转移）等。这方面的论著数量众多，不能一一列举，但研究方法大致相同，下面仅举一例予以说明： 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中论述“如对上述四项带有规律性的变化加以对比分析便会发现，洛阳古代都城诸城址的迁移现象主要表现为，伴随时代的变迁逐渐由东向西迁移；而且早期城址的范围，仅仅局限于洛河北岸的沿河高地，只是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才敢于跨越洛河扩展城区，并最终达到驾驭洛河乃至洛河水系、跨河营建大型都市的高度境界。研究洛阳古代都城城址的迁移现象，就是要从中找出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对于洛阳城选址和迁移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受到水源供应和地理形势（包括交通、平原的面积）的影响，并且提出“一代都城城址的选定，既要考虑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又要适合当时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 发展的水平。一个比较理想的都城城址应该具备的条件，最主要的，一是合适的地理形势，二是充足的水源，二者缺一不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其重要性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地理形势优越与否、时人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强弱，甚至可以成为制约城市发展前途的关键”[4]。 此外，还有些学者试图对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特点进行总结，如马正林在《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城市的城址选择》中总结了中国古代城址选择的原则，即“平原广阔”、“水陆交通便利”、“地形有利，水源丰富”、“地形高低适中”和“气候温和，物产丰盈”[5]。此外他还在《中国城市的选址与河流》中提出“中国城市的城址大多数位于河流的沿岸，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国城市城址选择的普遍规律……在中国，只有河流沿岸地理条件最优越，城址多选择在河流沿岸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6]，其理由也是因为河流沿岸“土地平坦”、“供水方便”、“交通便利”和“物产丰盈”。再如陈正祥认为“城的位置，除受地形控制外，也同交通路线、水路航程，太阳光向以及民族迁移途径等有关”[7]。 这种考虑地理环境的影响的研究方法，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合理的，不过却难以回答科斯托夫（Kostof）提出的问题“毕竟在许多河流的交汇处、路道的连接点以及具有防御优势的高地上并没有孕育出任何城市”[8]，这是以往城市选址研究方法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下面再看阿斯顿（Aston）和邦德（Bond）的观点：“城市由人，并且为人而建的。它们所处的地域位置是由人来决定的，而并不是不可抗拒的位置操纵的结果”[9]。基于上述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和观点，下面即先从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和使用的材料入手，对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二、对以往研究方法的反思 在对研究方法进行分析之前，先简单阐释以往从地理环境入手的研究经常存在的两点问题： 1、交通线与城市选址的关系 以往研究中非常强调交通线对城市选址的决定性作用，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以往的研究在论述时有时会忽视交通线与城市选址的先后关系。虽然交通线的开拓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城市的选址，但是城市形成后，也可以吸引交通线。正如阿斯顿和邦德所述“无论某个城市在某个地方得以建立起来的初始原因如何，一旦它建立了起来，便会形成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10]。具体到个案研究，如以往对统万城选址的研究中，强调靖边县通往古代夏州（即统万城）的道路就是西夏赫连勃勃开凿的[11]。这一点应当没有太大疑问，但问题在于，是先有交通线再有城市，还是先有城市然后为了城市而开凿了（或转移了）交通线。从宋代放弃夏州后，这条道路也随之废弃的情况来看，后者可能更接近于实际情况[12]。 2、宏观原因与微观原因 以往研究中有时会引用某一城市所在的“形胜”或者优良的地理形势来佐证城市选址的合理，但一般而言，这些描述基本上涵盖的是一个宏观的、范围广大的地域，并不能用于证明城市在某一具体、微观位置的选址。 经常作为城市选址合理性重要证据的交通线也是如此，需要区分交通线经过的是一个点还是一个区域。在山区或者某些河流上的渡口，交通线对于城市选址的影响大多数是具体的，可以决定城址产生于某一点；而在平原地区，交通线实际上并不是一条线，穿越的是整个区域，这时交通线只能决定这一区域中将会产生城市，但并不能决定城市的具体位置。 与此类似，在城市选址研究中，有时也会用存在物产丰富的经济腹地来作为选址合理的证据，这同样概括的是一个宏观的地理环境，不能用于证明城址微观选址的合理性。在一个物产丰富的平原中，可能存在众多可以修建城市的地点。 下面列举一些研究中的实例，如赵亮《成都城址选择的历史优越性》[13]一文列举了成都选址的几点优越性，即：平原广阔、交通便利、水源丰富、地形有利、气候温润、物产丰盈。这几点实际上是整个成都平原所具有的优势，并不能说明成都所在具体位置的优越。再如王振州《唐长安城选址思想研究》[14]一文，其所论证的经济条件、交通条件和政治基础是适用于整个关中平原的，并不是唐代建都长安的直接原因。类似的还有刘菊香《西夏都城迁移的地理因素》[15]，文中作者分析了当时灵州的优势，即有贺兰山、黄河两道天险，又是多条道路的汇聚点，战略地位比夏州重要，而且经济繁荣，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这些优势确实是夏州所不具备的，但这应当是灵州所在的整个银川平原的优势，在这一平原上还存在其它城市（甚至可能还有其它可以选择的地点），因此作者所叙述的这些原因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迁都到灵州，而不是这一平原上的其它城市或者位置。 总体来看，以往的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时有时混淆了影响城市选址的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当然并不是否认以往的研究方法，只是认为在研究中，应当区分决定城市选址的宏观原因与微观原因。 当然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上述两点，以往很多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的出发点（或者潜意识中）认为研究对象的选址是正确，或者至少是非常合理的，并以此为基础寻找能证明其合理性的根据。在方法上，这属于“以果推因”，“合理性”是非常容易的找到的。但人，而且是古人，对制约城市选址的各种因素，很难进行全面、正确、客观的认识，试想这一点即使现代人也难以做到，因此古人对城址合理性的认识，可能并不会向现代人认识的那样全面，而且在选址上很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甚至可能是错误的[16]。从这一层意义上而言，一些研究中对城市选址合理性的认识，可能并不是古人的认识，而是我们今天的认识。 而且，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其选址是由人进行的。对同一城市的选址，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甚至不同的个人，都会有着各自的观点，对城市选址的认识不可能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因此“合理”与“不合理”并不是绝对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太容易衡量。这方面在古代也存在一些例证，例如： 歙县（徽州）,《新安志》卷一“治所”载：“宣和三年，睦寇方腊既平，部使者迁其城于溪北三里，民不以为便。事闻，会除卢宗原为守，有诏同徐宏中相度。宗原以为新城地形不正，周四里有余，北皆重山，才能为三门，距溪数里，茶盐载卸者弗便；濒涧为垒善崩，截山围筑，外高内庳，瞰临城中，又无壕堑不足以为固；内之则顽石冈陇虚占其半，崚嶒峻仄不可以建居止；余皆荒草沙砾之地。夏秋山水暴涨，灌注城内，雨雪则停潦为泥，盐米断绝；又顽石不可为井，土井六七，味恶易浊，汲谿则人以为苦。民以其故不愿。旧城据山下平原，大势端正，周七里三十步。左有长溪，春冬水面二十丈，夏秋阔一里许，湍流百尺，循城西南而下，便于载卸；其右则倚山为城，亦临□溪，绕城东北不可逾越。市皆甓甃，民居宽广，井泉且千所，向特以城壁不全，故不能守。今若因故基修筑，足为险固，以此民情愿还。得旨，以旧城为州，以新城为歙县，且令以渐修筑，而新城亦卒不为县，今民间犹号新州。宗原城旧州毕，明年八月与士民复归于旧州”[17]。 这条资料中，卢宗原对于新城选址存在的问题阐释的非常明确，而且可能也是准确的，因此最终迁回了老城。虽然从这条资料中难以得出当时“部使者”迁建新城的原因，不过当时必然也提出了有一定说服力原因，并且很可能当时旧城也存在某些的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的认识也具有主观性），否则也不会存在迁城的问题了。而且可以想见，他提出的原因必然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同，否则新城不会进行修筑。这一例子不仅阐释了在中国古代肯定存在选址错误的情况，而且说明不同的人对于选址“合理性”的认识是不同的。 还可以举一个哈雷·J·拉姆利《修筑台湾三城的发轫与动力》[18]一文中的例子，下面引用这篇论文中的几段论述“新竹虽以地方贸易中心和该厅文化民政机关所在地而欣欣向荣，可是在台北盆地兴起的艋舺，却威胁着它的优越地位。在18世纪下半叶与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个港口集镇的发展速度与普遍繁荣甚至超过新竹。此外，1808年艋舺取得了重要军事机关以及一个较小的民政驻点的地位，并开始起着台北鸡笼地区的下属政府治所的作用……此后，由于艋舺的全面繁荣和富有郊商的影响，官吏开始觉得艋舺比新竹更有吸引力了。高级军事当局似乎看上了欣欣向荣的艋舺商业中心，或是台湾中部富饶的彰化与鹿港，但却没有看上新竹”[19]。“虽然艋舺发生了经济衰退，但邻近的港口集镇大稻埕，却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替换了艋舺，成为台湾北部的重要商业中心……新竹地方缙绅虽坚决反对，但清廷当局却仍然毫不动摇，决定在艋舺邻近建立新的府治，而没有把新竹的旧厅址作为台北政府的主要治所”[20]。拉姆利对于选址原因的论述应当是“合理”的，当然这是从政府角度的考虑，但从新竹人的视角来看，这种选址的是不是就有些 “不合理”呢？那么这不正体现了“人”在选址中的能动作用？ 再如绥远城的选址[21]。绥远城的选址始自雍正十二年（1734年），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选址工作，当时存在多种方案：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六月二十四日，右卫将军申慕德议奏，内蒙古大青山地方特木尔、章奇塔尔两村间，宜筑城驻兵及训练兵丁”[22]。同日，原都统丹津、原尚书通智等奏称：“臣等二人与将军宗室申穆德查看筑城之处，定于察素齐山南旷野，图尔根河北岸地方。此处当关外之冲，扼陇西之隘，所谓北门锁钥者，询无以要于兹矣”[23]。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稽察归化城军需给事中永泰否定了之前的方案，提出在归化城东门之外修建一座新城，即 “黑河（即图尔根河）离归化城二十里，似毋庸筑城也。盖归化城旧城，即古丰州，背山襟河，出入咽喉，最属扼要，易于防御，今欲于黑河地方另筑一城，咫尺之间，两城相望，既无款制，亦无庇益，殊为赘设。况添造新城，周围约计六七里，设立衙门、仓库、搭盖营房，创始经营，工程约需二三年，工费约得二三百万，旷日持久，糜耗浩繁。在国家蠲租赦赋，动辄数百万，自不惜此，然以有用之钱粮，终为无益之处费，似不如就归化旧城修整完固，于城之东门外地方间广筑，接旧城筑一新城，周围止须二三里。而旧城现有仓库、衙门，小民居住城内者，隙地甚多，房屋无几，酌给价值，令民移居城外买卖为业。新旧两城搭盖营房，连为犄角，较之黑河地形款制，声势相援，便于呼应，费用亦相去悬殊”[24]。此后，在办理归化城事务正红旗满洲副都统瞻岱请求下，清廷派风水官员前往归化城一带实地勘察，最终于乾隆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奏“臣前奏建筑城垣基址尚未指定，蒙皇上敕派户部员外郎洪文涧、钦天监监副李廷耀，于乾隆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抵归化城。臣与都统丹津等会同相度，据员外郎洪文涧等称：‘依克图尔根地方处在雨水之中，乃地势漥下，南面高而北面低，西首空而水直□无关无拦，散漫无收，此处建筑城垣未为妥协。详视归化城之东北约五里许处，后有大青山作屏障，前有依克图尔根、巴罕图尔根贰河之环抱，左有喀尔沁口之水，右有红山口之水，会于未方。其中地势永固之城基，实军民久安之处所。城垣建筑于此，取壬山丙向甚为合宜等语。’臣等复细加酌核，今选视归化城之东北五里许地方，实属风水合法、形势得宜。又系翁稳岭喀尔沁口军营行走之通衢大路。臣等公同酌定辛巳时先在壬方动土兴工吉。但今选择之处，非原奏依克图尔根地方，谨绘图呈御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遵行”[25]，其建议最终被采纳。 从上述叙述来看，归绥城的选址至少存在三种方案，如果按照以往的研究必然能找到城市在现在位置上选址的一些合理因素，从瞻岱的奏疏来看，选择在这一位置主要因为合乎风水，并且位于一条通衢大路。不过，这一选址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仅仅在20多年后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绥远城城垣就被水冲坍损坏，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才修复[26]；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又连续降雨两日，雨势过急，山水爆发，新旧两城积水1-2尺[27]等等。同时根据材料来看，其它几种选址方案都具有一些合理性，如果不知道最终结果的话，那么你会选择哪一种方案呢？如果当时采用了其他某一方案的话，也许也是可行的。当然，历史不可假设，但在这里进行这种假设是为了说明历史是人创造的，城址的选择也是由人进行的。 这里并不是将研究推入到不可知论的境地，而是希望在今后城市选址研究中能突出“人”的因素。人地关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同样也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但是当前历史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研究可能主要受到以往历史学关注政治史的影响，受到寻求“规律”这种研究趣向的束缚，并且有时错误的认为历史地理中的“地理”就是自然地理，因此在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将“人”的因素主要定位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交通路线等宏观因素上。当然这种视角本身也是人地关系中的一种，但是这种“人地关系”是死板、僵化的，甚至带有一定程度“地理决定论”的色彩，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重视带有人的主动性的可能论或者或然论，“没有必然性，但处处有可能性；作为可能性的主宰者，人类对如何利用可能性具有判定权。恰恰相反的是，可能性将人类置于首位——是人类，而不是地球，也不是气候的影响，更不是地理位置的决定条件” [28]。这恰恰也是上文引用的阿斯顿和邦德的观点所强调的。 如果将城市选址扩展到这一层面，那么以往显得僵化、公式化的研究就会变得鲜活起来。 以往对统万城选址的分析多强调地理环境对统万城选址的影响，如丁超等《论赫连夏政权定都统万城的地理背景》[29]（以下简称丁文）和张维慎《赫连勃勃定都统万城原因试探》[30]。丁文从当时的政治格局、交通和军事地理因素、经济支撑系统、社会背景和自然地理因素五个方面，论述了定都统万城的合理性。其中就政治格局而言，该文认为西夏当时的防御对象是位于其东方的北魏，而不是南朝的刘宋，因此与长安相比，统万城更适合作为都城。就军事地理因素而言，统万城所在的无定河河谷在军事上有着毋庸质疑的价值，而且统万城“背名山而面洪津，左河津而右重塞”，便于军事防御。就交通线路而言，作者引用了史念海先生的考证，即经靖边县通往古代夏州（即统万城）的道路就是西夏赫连勃勃开凿的[31]，此后统万城也成为东西交通线上重要的节点。经济支撑系统，即统万城附近环境良好，适合农牧。社会背景，即统万城所在的朔方地区是赫连勃勃统治的核心地区。自然地理因素，基本上是上述因素的总和。其结论是“综上所述，大夏国都统万城是在大夏疆域之内，通盘考虑、精心策划而确定的”[32]。张维慎的分析角度与丁文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上述分析中提出的原因，即使是正确的，但也混淆了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除了交通路线因素之外，还有军事地理因素：无定河河谷在古代军事上的价值是毋庸质疑的，但河谷范围广大，其军事价值与城市选址并无直接联系。至于“背名山而面洪津，左河津而右重塞”，这种对形胜的描述在古文中非常常见。从实际地貌来看，唯一能作为统万城防御屏障的只有南侧的红水河谷，其余所谓名山、洪津、重塞，距离都很远。此外在社会背景方面，朔方是赫连勃勃统治的核心地区，在宏观上是正确的，但并不足以说明统万城在具体“点”上的选址。因此，上述几点实际上是统万城选址的宏观因素，至多只能说明在这一地区中出现城市的合理性。此外，关于当时的政治格局，丁文的分析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依然混淆了宏观与微观，并且胡戟也指出，赫连勃勃在占领长安之后，“执意要回到北鄙偏在一隅的旧地，没有借长安地望图谋进一步发展，实在有点愚不可及……这就犯了一个使大夏政权注定没希望的错误”[33]。两者的观点，很难确定孰是孰非，这恰恰说明了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甚至不同的个体，对于城市选址条件的评判标准是不同的。古代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统万城选址的研究中，大都忽略了这么一条材料，《元和郡县图志》引《十六国春秋》：“赫连勃勃北游契吴，叹曰：‘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领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34]虽然这条资料并没有提及统万城的选址，但是统万城最初的选址是不是可能只是出于赫连勃勃个人对这一地区的钟爱，而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各种理性因素呢？抑或，在赫连勃勃个人偏好的基础上，也曾经对统万城的具体位置进行了某些调查分析，但却没有考虑太多的宏观因素呢？当然这条材料所表达的也是一种宏观因素。 上面主要是对以往研究方法的反思，下面从两个具体实例入手，来阐释从“人”的角度入手对城市选址研究方法的一些新的尝试。在此之前，引用斯皮罗·科斯托夫的一段话作为本节的结尾“如果城市的因果关系本身已经是一个难题，那么我们也应该避免对城市所选择的特定地点或特定地理条件作过多的推测和解释。即使对于在某地区自发形成的那一类城市来说，其发展过程也并非是完全渐进式的。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领袖人物或大众的愿望会发生作用。将城市解释为完全由‘自然’因素——即地理的特殊性以及地区中不可抗拒的因素作用的结果，是对一种与人类事件的现实不相符合的物质决定论的迷信”[35]。 三、对一些具体实例的分析 1、靖边县 关于靖边县的选址，可以参见本人《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城选址研究》[36]一文。大致而言，靖边县设立于雍正八年（1730年），县治选在靖边营（又称新城堡，即今新城乡）。此后两度迁移，第一次是在同治九年（1870年）回民起义之后，县城迁到镇靖堡（即今镇靖乡）；第二次是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迁到张家畔（即今县城）。经过分析，无论是最初靖边县县城的选址，还是后来的两度迁移，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都不是当时的最佳选址。雍正八年设治时，当时的交通中心，甚至经济中心是镇靖堡；同治九年县城迁往镇靖堡时，边外的宁条梁已经兴起，取代了镇靖堡交通中心的地位，同时在经济上也非常繁荣；民国三十一年迁往张家畔，也就是今天的县城，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叙述，指的是共产党控制的靖边县城的迁移，但当然同时还存在着国民党控制的位于宁条梁的靖边县。最终共产党取得胜利后，位于张家畔的靖边县稳定了下来。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交通、经济、人口、商业，宁条梁都远远超过张家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此后由于张家畔是县治所在，因此此地的交通、人口、工商业的发展得到了比周边其它地区更多的优势，就现在的条件来看，其选址条件是比较好的。 从靖边县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古代城市（甚至一些当前的城市），其选址并不一定是最为合理的。除了选址极为错误的城市，那些选址不是“最佳”的城市，只要是符合基本条件，大都会延续下来。 2、城市选址的稳定性，或者说城址迁移的滞后性。虽然城市选址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或者最初城市的选址带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其迁移并不是立刻发生的，城址的迁徙需要一定的契机。如靖边县城，从新城堡迁至镇靖堡，其契机是同治时期的回民起义；从镇靖堡迁至宁条梁（民国政府的靖边县），其契机是刘志丹率领红军攻占镇靖堡。 3、人的活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营造和改变城市的选址条件。尤其是在近代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自然环境对城市选址的局限逐渐减弱，这一点显得越发的重要。 4、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甚至不同的个体，对城市选址条件的评判标准是不同的。如同治九年靖边县城迁往镇靖堡，而没有迁往宁条梁就是很好的例证。 5、城市选址的非理性因素，或者偶然性。民国三十一年，苏维埃政府的靖边县迁往张家畔，并最终决定了当代靖边县城的选址，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1] Griffith Taylor, Urban Geography: A Study of site, Evolution, Pattern and Classification in Villages, Towns and Cities, 1946, Methuen & Co. Ltd., London, Pp. 27-28. 转引自 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历史地理学四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2] 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历史地理学四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3] 侯仁之这方面的论文还有《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等，参见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4] 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第40-49页。 [5]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6] 马正林：《中国城市的选址与河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83-97页。 [7]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三篇《中国的城》，（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81页。 [8] 斯皮罗·科斯托夫著，单皓译：《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9] 斯皮罗·科斯托夫著，单皓译：《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10] 引自斯皮罗·科斯托夫著，单皓译：《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11] 史念海：《陕西北部的地理特点和在历史上的军事价值》，《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8页。 [12] 此外，虽然统万城建成之后，直至宋代废毁之前一直都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但问题在于，丝绸之路早已开通，汉代在这一地区也已建县，但是为什么在统万城建成之前，这里并不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还有，除去其它因素，试想如果统万城不是修建在现在的位置，而是在附近其它地区的话，那么交通线是否也会改变呢？是城市决定道路，还是道路决定城市，还是两者相互影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3] 赵亮：《成都城址选择的历史优越性》，《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第43-45页。 [14] 王振州等：《唐长安城选址思想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39—42页。 [15] 刘菊香：《西夏都城迁移的地理因素》，《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84-88页。 [16] 以往的研究方法，显然忽略了古代城市选址中存在的“非合理性”和“错误”。选址错误的例子，如下文所举的宋代歙县之外，还可以列出台湾的云林县，“光绪十三年，清廷在林圮埔的云林坪设云林县城，并筑竹城，但因浊水、清水贯穿城内，经常泛滥，故在光绪十九年将县城迁到斗六”，参见刘淑芬：《清代凤山县城的营建与迁移》、《清代凤山县的研究（1684年—1895）》，《高雄文献》，1985年第1期，第5页。 [17] （宋）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606页。 [18] 哈雷·J·拉姆利：《修筑台湾三城的发轫与动力》，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91页。 [19] 同上，第191页。 [20] 同上，第194页。 [21] 本节引用用了牛淑贞《归绥城市地理》一文中的材料，在此表示感谢。牛淑贞《归绥城市地理》，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22]《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第3册（内蒙古卷），档号：1180-009,缩微号：27-284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23] 李克仁：《清将军衙署公文选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 [24] 录副奏折：乾隆元年四月稽察归化城军需给事中永泰奏陈筹划归化城久远各条事，档号：03-8267，件号：03-8267-039，缩微号：605-0530。 [25] 录副奏折，乾隆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办理归化城事务副都统瞻岱奏为酌定归化城基址并兴工日期事，档号03-0984-007，微缩号069-0032 [26] 录副奏折，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山西巡抚鄂宝奏明验收绥远城工情形事，档号：03-1127-023，缩微号：03-1127-023。 [27]《呼和浩特通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28] 引自，阿兰·贝克著、阙维民译：《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页。近年来，有些学者对历史地理研究中人地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如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2期，第42页，提出“而最为重要的是，或然论仅仅给出了一定自然条件下的几种可能性，而没有论证这些自然条件用什么方式和在什么程度上决定了任何特定结果，换言之，或然论只给出了一种思想方法，而没有得出任何带有普遍性的认识，而这显然与近代科学追求规律认识的目的相背离”。作者在强调追求规律的前提下，可能误解了或然论。追求规律与追求或然，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并不矛盾。 [29] 丁超、韩光辉：《论赫连夏政权定都统万城的地理背景》，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30] 张维慎：《赫连勃勃定都统万城原因试探》，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72页。 [31] 史念海：《陕西北部的地理特点和在历史上的军事价值》，《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8页。 [32] 丁超、韩光辉：《论赫连夏政权定都统万城的地理背景》，第70页。 [33] 胡戟：《十六国时期丝绸之路重镇统万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34]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夏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页。 [35] 斯皮罗·科斯托夫著，单皓译：《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36] 成一农：《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城选址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期，第56-68页。 [37] 刘淑芬：《清代凤山县城的营建与迁移》、《清代的凤山县城（1684年~1695年）——一个县城迁移的个案研究》，《清代凤山县的研究（1684年—1895）》，《高雄文献》，1985年第1期，第5页、第47页。 [38] 刘淑芬：《清代凤山县城的营建与迁移》，《清代凤山县的研究（1684年—1895）》，《高雄文献》，1985年第1期，第20页。 [39] 同上，16页。 [40] 同上，19页。 [41] 同上，28页。 [42]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97，第26册，台湾华文书局，第19120页，转引自同上，第23页。 [43] 《乾隆朝宫中档》，（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053726号，转引自同上，第23页。 [44] 同上，23页。 [45] 户部“为内阁抄出福州将军赛冲阿奏”移会，收录于《明清史料戌编》第二本，第165页，转引自同上，第24页。 [46] 同上，第26页。 [47] 转引自同上，第29页。 [48] 不过两者并不具有必然性，至少具有滞后，如刘淑芬在《清代凤山县城的营建与迁移》的“余论”中记述：咸丰十年（1860年）《中法天津条约》之后，新城西面原来不太发达的打狗港崛起，迅速超过了凤山县的新城，但其成为“高雄市”则晚至1920年，参见《清代凤山县的研究（1684年—1895）》，《高雄文献》，1985年第1期，第5页的。这种情况其实也说明，地理环境等因素提供的是城市产生的条件，是否成为城市最终还是由人决定的。 [49] 当然研究方法上对于“人”的强调也应建立在资料、推理的基础上，前文所引G·泰勒对北京城选址原因的猜测在方法上是不足取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