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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玄學盛行的魏晉時代相比，南朝的學術文化發生了很大變化。士人群體對哲理性質的問題較少討論，而對知識領域的問題則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追求淵博、崇拜知識的風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說每個時代的學風都有自己的特徵，那麼對知識的崇拜就構成了南朝學風最顯著的特徵。為了論述的方便，本文在以下的討論中暫且稱這個時代為“知識至上的時代”，或簡稱為“知識時代”。 “知識至上”在很多方面都有表現。在這篇短文中不可能展現出它的方方面面。以下的討論將主要圍繞著當時的聚書風氣、儒玄文史中的知識追求以及士人稱謂的轉變這三個方面展開。 一．南朝的聚書風氣 翻檢南朝諸史，不難看到當時社會上流行著聚書的風氣，其中尤以齊梁時期最為盛行。根據一般的經驗判斷，一種風氣的盛行往往不會是突然出現的，它必定有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應該引起關注。 如果向上追溯，聚書的風氣大約始于晉宋之際。聚書可以分為國家聚書與私人聚書兩個方面。以下就從這兩個方面加以考察。 《廣弘明集》卷三收阮孝緒《七錄·序》。根據阮序介紹，西晉皇家藏書共有二萬九百三十五卷。永嘉之亂後，圖書大量亡佚，“江左草創，十不一存”，東晉初年的《晉元帝書目》只有三千一十四卷。在以後的相當長時間裏都沒有圖書收集的消息。一直到東晉孝武帝太元（376—396）年間，才有了較大規模的圖書徵集活動。《晉書》卷八二《孫盛傳》： 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並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所謂“孝武帝博求異聞”，就是大規模徵集圖書。《晉陽秋》的另一定本因此而得到。孫盛“寫兩定本”具有特殊性。[1]不過除此之外，在寫本時代同書而相異的不同寫本也是廣泛存在的，徵集到異本之後總是須要相互考校的。梁代孔修源“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2]顏之推說：“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3]在那個時代，校書是讀書人經常要做的工作，所以顏之推要把這些經驗寫進《家訓》。 《晉書》卷九《孝武帝紀》：太元九年“增置太學生百人”，次年立國學。同書卷九一《徐邈傳》：“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同書卷七九《謝安傳附謝石傳》：“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據此，孝武帝時復興儒學意圖甚明。[4]太元中大規模徵集圖書可能也是復興儒學計劃中的一部分。《晉書》卷八二《徐廣傳》：“孝武世，除秘書郎，典校秘書省。”徐廣是晉宋之際的一位博學的學者，“百家數術無不研覽”。他在孝武世進入秘書省參預校書工作可能就是因為當時徵集到了大量圖書，急需像他這樣的重要學者參預整理。 到東晉末期，國家藏書可能還有增加。阮序提到了《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卷數不詳。余嘉錫引《續古文苑注》稱：“案此下當有脫文。”又，《隋書經籍志》載有“《晉義熙以來新集目錄》三卷”。余嘉錫以為此書當與阮序所載為同一書。[5]“新集”二字很有意味。如同校書一樣，重新編制目錄的工作也往往是在圖書增加之後才會有。湯用彤先生論及南朝佛教書籍目錄時也說：“本期所以出目錄甚夥者，當亦因聚書之習，頗亦甚盛也。”[6] 總之，聚書與校書、編制目錄往往是聯繫一起的。這三個方面可以互相發明。 東晉後期，反映私人聚書的材料不多。《宋書》卷五八《謝弘微傳》：“從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為嗣。……義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豫。”義熙年間，謝峻家已有書數千卷，其規模可與東晉初期國家藏書數量相比。這種情形可能不是個別的。 劉宋以後，不論官、私，聚書活動更多。阮序稱：“宋秘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朏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宋秘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別錄》之體，撰為《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大半焉。”阮序中有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一萬五千七十四卷。[7]從東晉初年的三千多卷到劉宋元徽元年的一萬五千多卷，一百多年間圖書增加不少。晉宋之際可能是圖書增加的關鍵時期。元嘉年間文帝命裴松之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8]裴注旁徵博引，引書數量遠超《三國志》本書。此時國家藏書的大量增加應該是裴注得以實現的物質基礎。包括我自己在內，以往學者研究裴注問題似未曾留意此一方面。 關於這一時期私人聚書，阮序也提供了重要訊息： 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臥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啟，緗囊已散。宵漏既分，錄帙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略，探盡秘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之館，茍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眾家，更為新錄。 在時間上，阮氏不提晉代而特別標明“凡自宋齊以來”，很可能私人聚書的風氣就是從這時開始的。“茍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一語也值得關注。“王公搢紳”藏書的數量恐已相當可觀。若聚書不多，似無必要製作“名簿”。 齊梁時期，官、私聚書都達到了高潮。關於國家聚書，《隋書》卷三二《經籍志》有扼要介紹： 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眾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秘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 從劉宋的一萬五千多卷增加到梁初的二萬三千余卷，國家藏書數量增加不少。齊梁時期私人聚書更是盛況空前。陸澄“家多墳籍，人所罕見。”[9]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10]沈約“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11]任昉“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12]梁宗室吳平侯蕭景子勱“聚書至三萬卷。”[13]王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14]張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15]這些聚書名家往往各有側重。據《隋志》載，陸澄有《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錄》一卷。《隋志》解釋說：“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以為此書。”可知陸澄《地理書》書就是把自己收藏的圖書中有關地理的書籍整理成一類，並非自己撰寫。此外，陸澄還有《地理書抄》二十卷。[16]這可能是他從一百四十九卷的《地理書》中抄錄出來的。與陸澄不同，王僧孺則是“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17]偏重於譜諜類書籍。張緬“抄《後漢》、《晉書》眾家異同，為《後漢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18]偏重於史書類。 以上均為聚書最著名的士人，一般人不可能有這麼多書，但當時聚書的風氣是相當強勁的，所以《隋書經籍志》序概括地說：“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梁元帝《金樓子》卷四專設“聚書”一篇，相當詳細地記錄了他幾十年的聚書經歷： 初出閣，在西省，蒙敕旨賚五經正副本。為琅琊郡時，蒙敕給書，並私有繕寫。為東州時，寫得《史》、《漢》、《三國志》、《晉書》，又寫劉選部孺家、謝通直彥遠家書。又遣人至吳興郡，就夏侯亶寫得書。又寫得虞太中闡家書。為丹陽時，啟請先宮書，又就新渝、上黃、新吳寫格五戲，得少許。為揚州時，就吳中諸士大夫寫得《起居注》，又得徐簡肅勉《起居注》。前在荊州時，晉安王子時鎮雍州，啟請書寫。比應入蜀，又寫得書。又遣州民宗孟堅下都市得書。又得鮑中記泉上書。安成煬王於湘州薨，又遣人就寫得書。劉大南郡之遴、小南郡之亨、江夏樂法才、別駕庾喬宗仲回、主簿庾格、僧正法持絓經書，是其家者皆寫得。又得招提琰法師眾義疏及眾經序。又得頭陀寺曇智法師陰陽、卜祝、塚宅等書。又得州民朱澹遠送異書。又於長沙寺經藏，就京公寫得四部。又于江州江革家，得元嘉前後書五帙。又就姚凱處得三帙。又就江錄處得四帙，足為一部，合二十帙，一百一十五卷，並是元嘉書，紙墨極精奇。又聚得元嘉後，《漢》並《史記》、《續漢春秋》、《周官》、《尚書》及諸子集等，可一千餘卷。又聚得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還石城為戍軍時，寫得玄儒眾家義疏。為江州時，又寫蕭諮議賁、劉中紀緩、周錄事弘直等書。時羅鄉侯蕭說于安成失守，又遣王諮議僧辯取得說書。又值吳平光侯廣州下，遣何集、曹沔寫得書。又值衡山侯雍州下，又寫得書。又蘭左衛欽從南鄭還，又寫得蘭書。往往未渡江時書，或是此間製作，甚新奇。張湘州纘經餉書，如樊光注《爾雅》之例是也。張豫章綰經餉書，如《高僧傳》之例是也。范鄱陽胥經餉書，如高誘注《戰國策》之例是也。隱士王縝之經餉書，如《童子傳》之例是也。又就東林寺智表法師寫得書。法書初得韋護軍叡餉數卷，次又殷貞子鈞餉，爾後又遣範普市得法書，又使潘菩提市得法書，並是二王書也。郡五官虞皭大有古跡，可五百許卷，並留之，伏事客房篆又有三百許卷，並留之，因爾遂蓄諸跡。又就會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之。及臨汝靈侯益州還，遂巨有所辦。後又有樂彥春、劉之遴等書，將五千卷。又得南平嗣王書。又得張雍州書。又得桂陽藩王書。又得留之遠書。吾今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漢室，頗謂過之矣。[19] 梁元帝的這段長篇回憶涉及的人物多達數十，由此可以瞭解到當時聚書活動的詳情，十分珍貴。梁元帝除“蒙敕給書”外，聚書途徑主要有三。一是“寫得書”，即知道某人有某書，即借來抄寫，或者派人去寫。二是“市得書”，即出資購買。三是“經餉書”，即他人贈送。 因聚書成風，當時士人彼此間的借書相當頻繁。顏之推就此告誡後人說：“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20]借來書，有人是自己抄寫，如劉穆之“裁有閒暇，自手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21]王泰“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22]不過更多的情況可能是雇人抄寫。至少從漢代以來就一直有以抄書為生的人，如班超“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23]闞澤“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24]南朝也有傭書人。周山圖“少貧微，傭書自業。”[25]沈崇傃“傭書以養母焉。”[26]王僧儒“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27]朱异“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遍覽五經，尤明《禮》、《易》”[28]在寫本時代，特別是在聚書成風的情況下，以“傭書”為業的人應該是相當多的，只是這些人能進入史傳的不多。當時雇人抄書相當普遍，所以如劉穆之那樣“自手寫書”就成了一件值得記錄的事情。南朝地方學校教育不發達，“傭書”客觀上成為一般人獲得知識的重要途徑，對於文化的普及是有積極意義的。 就書籍的保存而言，私人聚書比官府聚書可能更重要。隋代牛弘曾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按他總結，自秦漢以來書有“五厄”。[29]除秦焚書外，國家藏書每每因戰亂而亡佚。戰爭過後，新王朝藏書之所以能逐漸恢復，皆因政府有自民間徵集圖書的舉措。所以從根本上說，書籍的保存更有賴於民間。國家藏書雖多，但因過於集中，一遇戰火便損失殆盡。 此外，就知識的傳播而言，也是私家藏書更有意義。《南齊書》卷二四《柳世隆傳》：“世隆性愛涉獵，啟太祖借秘閣書，上給二千卷。”因為皇帝特批，柳世隆才借到二千卷秘閣藏書。與之類似的還有江子一的例子。《梁書》卷四三《江子一傳》：“起家王國侍郎，奉朝請。啟求觀書秘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這也是得到了皇帝的特批。不難想見，一般人是不可能見到國家藏書的。《梁書》卷三四《張緬傳附張纘傳》：纘“起家秘書郎……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張纘為了盡可能多讀書而遲遲不願意離開秘書省，這也是因為國家藏書不外借。上引《金樓子》聚書篇涉及人物多是當時顯赫的達官貴人。這些人彼此間傳抄書籍相當頻繁，由此可以推知，普通民間士人若想讀書更是要靠私人間的互相借閱、抄寫了。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可以低估國家藏書的意義。國家藏書雖然常常毀於戰火，但據此而編制的目錄卻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如果沒有歷代王朝不斷編制目錄，當時人以及後人都無法知曉一個時代圖書的總體狀況以及當時人們的知識體系。 晉末以至南朝聚書的盛行可能與當時造紙業的發展有關。紙張剛剛出現時數量很有限。東漢時，“延篤從唐溪季受《左傳》，欲寫本無紙。季以殘箋紙與之。篤以箋記紙不可寫，乃借本誦之。” [30]西晉紙張的缺乏還是個大問題。葛洪回憶青年時代的艱辛說：“常乏紙，每所寫，反復有字，人尠能讀也。[31]東晉初，王隱欲寫《晉書》，但“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32]到東晉後期，紙張生產數量可能有增長。《初學記》卷二一《紙》引桓玄《偽事》：“古無帋，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東晉是簡、紙並用階段，桓玄強調今後一律用黃紙，當時紙張生產的數量或許已能滿足一般需要。人們仍然使用竹簡可能只是一種習慣。研究造紙史的專家也指出：“東晉以降，便不再出現簡牘文書，而幾乎全是用紙了。”[33] 不過一直到劉宋時，對於窮人來說，紙張還是昂貴的。《南史》卷四三《齊高帝諸子》下：劉宋時“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高帝第五子）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又，“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于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劄，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南史》卷七六《徐伯珍傳》：“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南史》卷七六《陶弘景傳》：“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看來紙張還不是普通人都能買得起的。 梁代紙張的價格可能因產量的增加而有所降低。《梁書》卷四九《袁峻傳》：“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袁峻“家貧無書”，但能抄書“日五十紙”，紙的來源似不成大問題。《顏氏家訓·勉學》篇載，義陽朱詹“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朱氏吃不飽飯，但卻可以“吞紙以實腹”，這個故事或許也說明紙張不再昂貴？ 造紙業的發達、紙張的普及對聚書的盛行肯定有影響，但如果聯繫到這一時期更為廣泛的學術文化背景，我們就不能把聚書的盛行僅僅歸結於此。聚書的興起還有文化史上的原因。這就是下面要討論的南朝知識崇拜的社會風氣。 二．儒、玄、文、史中的知識崇拜 與聚書風氣的興起約略同時，從晉宋之際開始，整個學術風氣也漸漸發生了變化。通觀前後，這個變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如果說此前是一個玄學時代，那麼此後就是一個知識至上的時代了。 與南朝相比，玄學時代的人們並不特別強調知識的重要，這在東晉表現得尤為明顯。王恭的一段話相當有代表性。《世說新語·任誕》篇載王恭語：“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余嘉錫《箋疏》案語：“《賞譽》篇云：‘王恭有清辭簡旨，而讀書少。’此言不必須奇才，但讀《離騷》，皆所以自飾其短也。”[34]余氏解釋言簡意賅，不過當時人最看重的是“清辭簡旨”，恐怕並不以讀書少為“短”。《賞譽》篇劉孝標注引《中興書》也說：“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清辭簡旨”、“清辯過人”是衡量人材優劣的重要標準。這樣的例子在漢晉時期不勝枚舉。 公允地說，王恭並非完全不讀書。《晉書》卷八四本傳載，王恭“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死後，“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為識者所傷。”這樣的人卻被後人視為“讀書少”，這只有一種解釋，即在王恭以後，士人更加重視讀書。是否具備淵博的知識成了衡量士人價值的最重要尺度。《晉書》卷九九《殷仲文傳》：“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袁豹，《宋書》本傳載：“好學博聞，多覽典籍”，義熙九年卒。[35]《隋書經籍志》載有《袁豹集》八卷。袁豹事蹟不多，不過謝靈運既然以袁豹為例說殷仲文讀書少，可知袁豹應該是個飽學之士。從對殷仲文的評價看，謝靈運對讀書是相當重視的。這與《宋書》本傳所稱“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36]正可呼應。《南史》卷一三《劉義康傳》： （元嘉）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 袁淑是袁豹之子，“博涉多通”。[37]劉義康問他年齡，他不直接回答而故意以“鄧仲華拜袞之歲”、“陸機入洛之年”來答覆。這完全是在炫耀知識。《南齊書》卷三九《陸澄傳》： （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嘆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並奪物將去。 王儉、陸澄都是博學之士，但互相不服氣，最終竟然屢屢作起了比賽知識多少的遊戲。所謂“隸事”就是指引用典故。“隸事”的遊戲就是比賽誰掌握的典故更多，結果是陸澄取勝。據陸澄本傳載，“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當世稱為碩學。”陸澄取勝自有道理。 南朝重視知識的風氣愈演愈烈。顏之推後來在北方回憶說： 談說制文，援引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為鄙樸，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征質為周、鄭，謂霍亂為博陸，上荊州必稱陝西，下揚都言去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原由，施安時復失所。[38] 顏之推的這段回憶，初看起來給人的感覺是南方士人不學無術，似乎與我們強調的南朝重視知識的風氣正好相反。但實則不然，它反映出的真實情形是：在普遍重視知識的氣氛中，連無知的人也要附庸風雅，裝作有學問。 《宋書》卷九三《雷次宗傳》：“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南朝重視知識的傾向在這四種學問中都有表現。我們先來看文學方面的表現。 在文學方面，至少從劉宋開始，重視知識的傾向就十分明顯。梁锺嶸《詩品》序：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锺嶸說南朝在文學創作方面存在“貴於用事”的風氣。所謂“事”即典故，“用事”與“隸事”含義相同，也是指徵引典故。按锺嶸說，此風從劉宋顏延之、謝莊開始。在他們的影響下，“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成了“且表學問”、炫耀知識的工具。[39] 顏延之是晉宋之際人。《宋書》本傳說他是“好讀書，無所不覽。”[40]锺嶸在《詩品》“中品”中再次申明序中舊說，稱其詩作“喜用古事”。“好讀書”與“喜用古事”兩個方面是有關係的。劉勰曾說：“夫薑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邅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41]所謂“學貧者迍邅於事義”，就是說如果作者學問貧乏，便會在“用事”上遇到困難。可見，若要在詩文中炫耀知識，便不得不廣泛讀書。除了在詩文中“喜用古事”外，顏延之在《庭誥》中對自己重視讀書的觀念更有明確表達。《宋書》卷七三《顏延之傳》稱其“閒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他假設一場景告誡後人說： 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于高聽，人見棄於眾視，則慌若迷塗失偶，黶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默而歸，豈識向之誇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 這是在告誡後代，若不多讀書，將來就會落到如此窘迫的境地。以後顏之推也有類似之說：“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42]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引盧文弨《論學劄》評論道：“二顏之語，其形容不學之人，致為刻酷。”[43] 锺嶸提到的另一個“貴於用事”的代表是謝莊。謝莊是謝弘微之子，也是博學之士。《宋書》本傳說他自幼好讀書，“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精于《左傳》，“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制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宇內為一。”謝莊還擅長作賦，“文冠當時”的袁淑見其所作賦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44]此外，謝莊還是當時一流的玄學家。 在玄學方面，劉宋時也出現了明顯的重視知識的傾向。王僧虔《誡子書》提供了重要的訊息。《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傳》： 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于史，猶未近彷佛。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45]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眾篇，何者內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為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 對王僧虔《誡子書》，余英時先生曾撰文詳細考釋。對文中“設令袁令命汝言《易》”云云，余先生解釋說:如果像‘袁令’、‘謝中書’、和‘張吳興’這三大名家分別和你談三玄，難道你也能推說沒有讀過這些基本的清談文獻嗎? ”[46] 關於《誡子書》的意義，他說：“《誡子書》的重要性在於它具體地指示我們，清談到了南朝中期已演變成什麼樣的狀態。它的思想內容是什麼?它的表現形式如何?它在當時門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著何種功能?《世說新語》雖是清談的總匯，但止于劉宋之初；現存梁元帝《金樓子》和顏之推《顏氏家訓》也偶有涉及，但不及《誡子書》之集中與具體。此外散見史傳的清談記錄則更屬一鱗片爪。所以古今學人討論清談問題都特別重視它。唯本文以考辨《誡子書》的疑點為主旨，不能從思想史和社會史的觀點對南朝清談多所推論。” 余先生關注玄學在南朝的變化，只是限於文章考辨的主旨而沒有展開討論。在我看來，《誡子書》的核心思想就在於指出像魏晉玄學時代那樣僅僅強調思辨、強調“清辭簡旨”已經行不通了，清談也要以讀書為基礎，對文獻、對前人各種意見必須了然於胸，如果這些都不懂，那是沒有資格談玄的。[47]《誡子書》不會是無的放矢，王僧虔所反對的這種不讀書而空談的習氣此前一定是存在的。 據余先生考證，《誡子書》中提到的“袁令”、“謝中書”、和“張吳興”分別是袁粲、謝莊、張緒。他們都是當時第一流的玄學家。袁粲，“（泰始）六年，上于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為執經。”[48]張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 [49]齊建元四年，“初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 謝莊精通《左傳》、《論語》已如前述。他們雖然都是玄學大家，但卻均學有根底，絕非空談之士。王僧虔本人“好文史，解音律”[50]，在學問上頗有造詣。《南史》卷二二《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由此可見他的博學。關於南朝玄學重知識，還可以舉出一個例證。《南史》卷七一《伏曼容傳》： 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台二絕。 伏曼容能與袁粲“言玄理”，自是玄學中人，但卻看不起玄學開創者何晏。他的傲慢並不是因為自己在玄學理論上有什麼創獲，而全是在“事”之一端。在他看來，何晏在學問上是不行的。伏曼容的優越感只是一種知識上的優越感。 唐長孺先生曾經說：“整個玄學自晉以後便只是知識的炫耀”[51]，而不再具有現實政治意義。這個觀察十分敏銳。不過我們這裏要強調的是，“知識的炫耀”並不僅僅局限在玄學領域。在前面涉及的文學領域以及接下來要討論的經史領域中，重視知識、重視對知識記憶的傾向也十分明顯。經史方面，相關的例證非常多，這裏只能引出最具典型性的若干史料。《南齊書》卷二三《王儉傳》： 上曲宴群臣數人，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 《南史》卷四一《齊衡陽元王道度子鈞傳》： 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于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梁書》卷四○《劉之遴傳》： 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為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 《梁書》卷四○《劉顯傳》： 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曆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歎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南史》卷二二《王曇首傳附王筠傳》： 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梁書》卷三六《孔休源傳》： 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 《梁書》卷二七《陸倕傳》： 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在以上事例中，看不到對經學義理、歷史教訓的思考，如同文學領域中的“用事”一樣，學者間的討論都是圍繞著經史著作中的“事”展開的。孔休源、陸倕之輩甚至可以背誦《起居注》、“暗寫”《五行志》，確實相當驚人。如果不瞭解當時的學術風氣，對此現象是很難理解的。劉宋時，陶弘景“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52]很能反映當時士人群體的心態。顏之推說得很明確：“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53]“貴能博聞”，就是重視對知識的掌握。 以前我曾經討論過《三國志》裴注的問題。[54]當時的基本思路是：受東漢經學簡化風氣的影響，漢晉時期史學著作也趨向於簡化，所以有簡略的《三國志》問世。以後經學影響漸漸消退，史學著作遂重視歷史事實的豐富，所以有以增補事實為主的裴注出現，並一度取代了文字訓詁式的經學注釋方式。現在看來，這個解釋是有欠缺的。事實上，文字訓詁式的注釋始終存在，不能認為裴注一類的注釋方式取代了前者。裴注大量增補歷史事實的原因與經學盛衰或許沒有什麼關係。通過上述考察，可知在裴松之的時代出現了重視“事”、重視知識的風氣。這可能才是裴注得以出現的根本原因。崔慰祖的例子或許可以支持這個判斷。《南齊書》卷五二《崔慰祖傳》： （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采《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 崔慰祖試圖注《史》、《漢》，原因在於他認為二書“漏二百餘事”。可見他對於“事”的重視。與此類似的還有劉孝標的例子。劉孝標“博極群書”，崔慰祖稱他為“書淫”。[55]劉氏注《世說新語》引書多達四百餘種，補充了大量史料，也體現了對“事”的重視。裴注的出現應該在這個背景下來理解。 由於對“事”的關注，南朝類書編撰十分發達。劉師培論齊梁文學說，當時“各體文章，亦以用事為貴。考之史傳，《南史》稱王儉嘗使賓客隸事，梁武集文士策經史事。而類書一體，亦以梁代為盛，藩王宗室，以是相高，雖為博覽之資，實亦作文之助。” [56]王瑤也說：“隨著數典用事之風的流行，齊梁時編纂類書的風氣也盛極一時，都是為了文人們隸事屬對之助的。” [57]他們的討論都是圍繞著齊梁文學。本文所要特別強調的是，“用事”絕不僅僅局限于齊梁時期，也不僅僅局限于文學領域。南朝時期儒、玄、文、史各領域內都彌漫著同樣的重視知識的風氣。 自劉宋開始，儒、玄、文、史四學並立，顯示出一種學術分途的傾向，但另一方面學術也呈現著合流的傾向。魏晉時，經史學家與玄學家是有明顯衝突的。西晉“重莊老而輕經史，（庾）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58]東晉虞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59]干寶形容當時風俗說：“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60]應詹上疏：“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61]范甯矛頭直指王、何：“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62] 但是到南朝以後，這種激烈的衝突不見了。關於儒學與玄學的合流，前輩學者已有深入討論。唐長孺先生揭示出東晉以後禮玄雙修已成普遍趨勢。[63]余英時先生則從社會倫理的角度、從仍具現實意義的情與禮的關係入手，對儒、玄合流給予了更深入的解說。[64]本文試圖補充的是，儒、玄衝突的解決或許也有一個學術內部的原因，即當對經學、玄學以及其他學問的討論都演變為知識性的討論時，彼此之間便有了共同點，因而更易於相互溝通。歸根結蒂，元嘉時的四學並立只是體現了當時人的知識分類思想，而並非要在四門學問之間設置壁壘。在崇尚博學的南朝，學者的知識並未受此局限，反而是更加綜合了。 現在我們可以接著討論第一節的問題了。前節所揭示的自晉宋之際開始的聚書風氣與本節所討論的知識崇拜的風氣基本上是同步發生的。二者之間有密切關係。準確地說，聚書的盛行只是知識崇拜風氣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具體表現而已。這方面的例證太多，無法一一列舉，這裏僅舉出兩個例子加以說明。《陳書》卷三○《傅縡傳》：“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縡肆志尋閱，因博通群書。”傅縡的“博通群書”是以蕭循“廣集墳籍”為前提。又，《陳書》卷二七《姚察傳》：“年十二，便能屬文。父上開府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遊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姚察的情形與傅縡相同，都說明聚書是博聞的條件。既然如此，追求博學的南朝士人自然會盡力聚書。正是考慮到這一層因素，所以前節才未將南朝聚書的盛行僅僅理解為造紙技術發展的結果。 三．從名士到學士 與崇尚知識的風氣相關聯,南朝士人的稱謂也發生了變化。我們知道，用“名士”、“學士”來指稱士人由來已久。不過比較而言，漢晉多使用“名士”，而南朝則更多使用“學士”。一般而論，士人都有文化，但名士之所以成為名士，往往並不是因為他有文化，而學士稱謂則與文化、知識有著直接的聯繫。 所謂“名士”，顧名思義，即是有名之士。《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序稱： 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以上“三君”、“八俊”之輩都是東漢末年名士中的領袖人物，可以說是“名士”中的“名士”。他們的特點及成名途徑各不相同，或者因“德行引人”而著名；或者因“導人追宗”而著名；或者因“以財救人”而著名，大致都偏重于道德一端。[65]這正是趙翼所說的“東漢尚名節”風氣下的結果。[66]影響所及，魏晉之際的一些人依然以此標準來理解“名士”。《三國志》卷二二《盧毓傳》： 前此諸葛誕、鄧揚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按盧毓所說，通常的情形應該是“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這還是強調以德獲名，《晉書》卷四六《劉頌傳》載西晉劉頌上疏： 今閻閭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 “人不立德”，“故無名士”，這也還是偏重于道德。不過就當時的現實看，盧毓、劉頌的認識比較保守，實際上漢晉時期成名方式已經多種多樣，或因特立獨行而成名、或因善於應答而以一言成名、或因受到大名士賞識而一日成名。渡江之後，不少“名士”更以放縱而成名，如羊曼“任達頹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67]他們的言行舉止與正統的道德禮法完全是背道而馳。本文上節引東晉王恭所謂“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一語形象地說明了當時名士的特徵。 南朝人偶爾也使用“名士”稱謂，如《陳書》卷二四《周弘正傳》載梁元帝語：“余于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南史》卷二八《褚炤傳》：“彥回從父弟也。……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 不過與漢晉時期相比，這樣的例子在南朝極罕見。南朝史籍中呈現最多的是“學士”。 關於“學士”稱謂，趙翼曾有敏銳觀察。《陔餘叢考》卷二六“學士”： 學士之名，其來最久。裴松之《三國志注》：正始中，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曹魏時已有學士之稱也。晉、宋以後，增置漸多。宋泰始六年，置總明觀學士，後省總明觀，于王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齊高帝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永明中置新舊學士十人，修《五禮》。又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抄五經百家。梁武時，沈約等又請《五禮》各置舊學一人，人各舉學士二人相助。又命庾肩吾、劉孝威等十人為高齋學士。簡文為太子，又開文德省，置學士。劉孝標撰《類苑》，梁武又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陳武帝亦詔依前代置西省學士。其它散見於南、北史各傳者，如虞荔、張譏俱為士林館學士，蔡翼、紀少瑜、庾信為東宮學士，傅縡、顧野王、阮卓為撰史學士，沈峻、孔子祛為西省學士，陸琰、沈不害為嘉德殿學士，岑之敬為壽光殿學士，阮卓又為德教殿學士。是六朝時或省，或觀，或殿，或館，隨所用各置學士。第其時所謂學士者，無定員，無定品。…… 趙翼注意到“學士”之名“晉、宋以後，增置漸多”，確具卓識，但他以《三國志》裴注所引《魏略》中的史料來論證“學士”稱謂“其來最久”卻不可靠。至晚西漢人就已經使用“學士”一詞了。《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同書卷一二一《儒林傳》：董仲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書》卷七一《于定國傳》：于定國“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 《續漢書·祭祀志》下劉昭引蔡邕《表志》：“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由以上例子看，兩漢人已經在使用“學士”稱謂，並非如趙翼所說從曹魏時開始。 從上引漢代史料看，與“名士”不同，“學士”往往是和學術文化有關。這在魏晉以後也還是如此，無有例外。《三國志》卷九《曹仁傳附弟純傳》注引《英雄記》：曹純“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三國志》卷四二《許慈傳》：“先主定蜀，承喪亂曆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眾學，慈、潛並為學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晉書》卷七五《荀崧傳》載，東晉初荀崧上表追述西晉儒學盛況說：“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關於“學士”的含義，以下的兩個例子最能說明問題。《三國志》卷三八《秦宓傳》： 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 諸葛亮向張溫介紹秦宓，稱他為“益州學士”，張溫見到秦宓立刻追問：“君學乎？”可見，“學士”就是指有學問的士人。又，《南齊書》卷五六《劉系宗傳》： 系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劉系宗足持如此輩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 這裏說的再明確不過了，學士只會“讀書”，所以“不堪治國”。按此，“學士”就是指會讀書、懂學術的士人。 按趙翼所舉事例，南朝真正引人矚目的變化是大批學士為朝廷、諸王所設的各種機構吸收，並從事文化活動。學士雖然“無定員、無定品”，但卻具有濃重的“准官員”色彩。這既與南朝皇權的復興有關，同時也體現出知識時代的特徵。士人再也不能像東漢名士那樣，僅憑他們在士人群體中獲得的名聲就可以呼風喚雨。在皇權復興、重視知識的時代，他們只能依靠自身的學識來服務于王朝並獲得相應的名譽與利益。我們現在來看兩個與之相關的有趣故事。《太平廣記》卷二五三引《談藪》： 周司馬消難以安陸附陳。宣帝遇之甚厚，以為司空。見朝士皆重學術，積經史，消難切慕之。乃多卷黃紙，加之朱軸，詐為典籍，以矜僚友。尚書令濟陽江總戲之曰：“黃紙五經。赤軸三史。” [68] 《陳書》卷三六《始興王叔陵傳》： 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于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 司馬消難、陳叔陵都想獲取名譽。前者採取的辦法是“多卷黃紙，加之朱軸，詐為典籍”，後者則是“于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這樣的舉動固然荒唐可笑，但也真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名”的獲得離不開讀書、離不開知識。他們雖然都不是學士，但為了求名卻不得不裝扮成學士的模樣。 南朝士人多以“學士”的面貌出現在社會中，影響所及，甚至派生出了“童子學士”這樣的說法。《梁書》卷四一《王規傳附宗懍傳》：“懍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為童子學士。”這個例子很有趣。它既說明了“學士”的特徵在“學”，也說明南朝“學士”稱謂已經成為使用頻度極高的習用語，所以才會導致兒童好學者被戲稱為“童子學士”。檢索南朝史籍，可以稱得上“童子學士”的人相當多，如劉瓛“少篤學，博通五經。”[69]陸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70]韋載“少聰惠，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棱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答，曾無疑滯。”[71]虞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72]姚察“六歲誦書萬餘言”，“年十二，便能屬文。”[73]類似的例子俯拾皆是。 東漢以來也有類似南朝“童子學士”的例子，如曹丕“少誦《詩》、《論》”，[74]邴原早孤，少好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齔之中，嶷然有異”[75]，但這樣的例子在史書中並不多見。我們能夠看到更多的記載是關於早慧型兒童的。《世說新語·言語》篇：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同書《夙慧》篇：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應該說早慧型兒童、“童子學士”類型的兒童在各個時期都會有，漢晉多早慧兒童的記載，而南朝多“童子學士”的記載其實反映的是兩個時期人們觀念的不同。漢晉時期，人們崇尚的是機智、聰慧，而在南朝，人們崇尚的則是知識的擁有。對於士人來說，這關係到家族地位的延續。前引顏延之《庭誥》、顏之推《家訓》都告誡子孫讀書的重要。二顏之語與“童子學士”可以互相發明，都表明了在重視知識的時代，士人對後代的學習有多麼關切。在皇權復興、知識至上的新時代，士族政治地位、社會地位的傳承已經不能完全憑藉家族政治上的權力，而在很大程度上要憑藉文化。王僧虔在《誡子書》中直言道：“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76] 綜合全文，從社會史、學術史的角度看，聚書風氣的興起、儒玄文史中重視知識的傾向、名士與學士稱謂的轉換都表明南朝的學術文化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按照通常的理解，漢代是一個經學的時代，魏晉是一個玄學的時代。南朝諸種學問之中，文學最盛，過去我曾以為南朝或許可以算是文學的時代。這個認識自有道理，但現在看來，這個認識肯定不全面，因為文學雖盛，但它不能涵蓋一切。文學中表現出來的追求淵博、重視知識的特徵在其他領域也都存在。既然各個領域都表現出相同的重視知識的傾向，所以本文更願意用“知識至上”為這個時代命名。 最後須要補充強調的是，本文雖然主要是在討論南朝的學術文化特徵，但文中之所以一再提及“晉宋之際”，實際已經暗含了一個認識，即南朝的變化其實都是從東晉後期開始的。一個明顯的例證是，前文所提及的劉宋初年那些最重要的學術人物如雷次宗、裴松之、謝靈運、顏延之等人都是在東晉後期成長起來的。他們知識的獲得、學術價值觀念的養成都是在那個時期。因此，若要解釋知識時代的起源，東晉後期應該是重點關注的對象。不過在探究起源之前，首先確認南朝時代學術的基本特徵則是必須的。這正是撰寫本文的目的所在。【原载《文史》2009年】 [1]《晉陽秋》因記載枋頭失利而得罪桓溫，不得不寫成兩種定本。孫盛本傳稱：“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 [2] 《梁書》卷三六《孔休源傳》。 [3] 《顏氏家訓·勉學》篇。 [4] 關於孝武帝復興儒學一事，田余慶先生曾有關注。讀者可參閱田著《東晉門閥政治》中“孝武帝與皇權政治”一節，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5]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三，《余嘉錫說文獻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92頁。 [6]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五章《南北朝佛教撰述》，中華書局1983年版，425頁。 [7]《隋書》卷三二《經籍志》稱：“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余嘉錫以為《隋志》“六萬”當是“一萬”之誤寫，見上引余書。 [8]《宋書》卷六四《裴松之傳》。 [9]《南齊書》卷三九《陸澄傳》。 [10]《南齊書》卷五二《崔慰祖傳》。 [11]《梁書》卷一三《沈約傳》。 [12]《梁書》卷一四《任昉傳》。 [13]《南史》卷五一《吳平侯景傳附子勱傳》。 [14]《梁書》卷三三《王僧孺傳》。 [15]《梁書》卷三四《張緬傳》。 [16]《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17]《梁書》卷三三《王僧孺傳》。 [18]《梁書》卷三四《張緬傳》。 [19] 《聚書》篇文字原本錯訛較多，現在引用的文字是經過許逸民先生校勘的。在此謹向許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20] 《顏氏家訓·治家》篇。 [21] 《宋書》卷四二《劉穆之傳》。 [22] 《南史》卷二二《王曇首傳附王泰傳》。 [23] 《後漢書》卷四七《班超傳》。 [24] 《三國志》卷五三《闞澤傳》。 [25] 《南齊書》卷二九《周山圖傳》。 [26] 《梁書》卷四七《沈崇傃傳》。 [27] 《梁書》卷三三《王僧孺傳》。 [28] 《南史》卷六二《朱异傳》。 [29] 《隋書》卷四九《牛弘傳》。 [30] 《初學記》卷二一《紙》引《先賢行狀》。 [31] 《抱朴子》外篇自敍。 [32] 《晉書》卷八二《王隱傳》。 [33]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造紙技術》，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53頁。 [34]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763頁。 [35] 《宋書》卷五二《袁湛傳附袁豹傳》。 [36] 《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 [37] 《宋書》卷七○《袁淑傳》。 [38] 《顏氏家訓·勉學》篇。 [39] 關於劉宋詩歌“用事”，陳橋生《劉宋詩歌研究》（2007年中華書局版）第四章“以博學相尚的元嘉詩風”中有詳細討論，讀者可以參看。 [40] 《宋書》卷七三《顏延之傳》。 [41] 《文心雕龍·事類》篇。 [42] 《顏氏家訓•勉學》篇。王利器以為顏之推所譏諷者為北齊許惇，參見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44頁。 [43] 同上書145頁。 [44] 《宋書》卷八五《謝莊傳》。 [45]標點本校勘記：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 按下云“馬鄭何所異”。梁玉繩《瞥記》云：“馬、鄭未嘗注《老》。王西莊光祿云‘老子’當作‘老易’，蓋是也。” [46]余英時：《王僧虔〈誡子書〉與南朝清談考辨》，載《中國文化》第八期。以下引此文不再注出處。 [47]余英時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涉及到《誡子書》。他說：“清談決不完全等於空談，即以清談一事而論，不但談士必須博學（見《南齊書》卷三十三王僧虔《誡子書》），而且清談本身便發展出一套禮節，轉為談士的一種約束。”（余英時：《名教思想與魏晉士風的演變》，《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84頁。）余先生此處重點在於討論“禮節”與“約束”，因此對“博學”一事沒有展開討論。 [48]《宋書》卷八九《袁粲傳》。 [49]《南齊書》卷三三《張緒傳》。本卷校勘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三國志》注引《管輅別傳》，云‘何尚書自言不解易九事’，《南史》伏曼容傳亦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此云七事，未知孰是。” [50] 《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傳》。 [51]唐長孺：《魏晉才性論的政治意義》，《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版，299頁。 [52]《南史》卷七六《陶弘景傳》。 [53]《顏氏家訓·勉學》篇。 [54] 胡寶國：《三國志裴注研究》，載《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55]《南史》卷四九《劉懷珍傳附劉峻傳》。 [56] 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講義》第五課《齊梁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7] 王瑤：《隸事·聲律·宮體》，《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287頁。 [58]《晉書》卷五○《庾峻傳》。 [59]《晉書》卷八二《虞預傳》。 [60]《文選》卷四九干寶《晉紀》總論。 [61] 《晉書》卷七○《應詹傳》。 [62]《晉書》卷七五《范汪傳附范甯傳》。 [63] 參見唐長孺：《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版。 [64] 參見余英時：《名教思想與魏晉士風的演變》，《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5]《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傳》：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種暠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按此劉淑的“高名”自然是因其學術而來，但多數情況下，學術成就並不是“名士”獲取名聲的主要手段。 [66] 參見趙翼：《廿二史劄記》“東漢尚名節”條。 [67] 《晉書》卷四九《羊曼傳》。 [68] 《周書》卷二一《司馬消難傳》稱：“消難幼聰惠，微涉經史，好自矯飾，以求名譽”，可與《談藪》所載事蹟互為補充。 [69] 《南齊書》卷三九《劉瓛傳》。 [70]《梁書》卷五○《陸雲公傳》。 [71] 《陳書》卷一八《韋載傳》。 [72] 《陳書》卷一九《虞荔傳》。 [73] 《陳書》卷二七《姚察傳》。 [74] 《三國志》卷二《文帝紀》注引《典論》自敍。 [75]《三國志》卷一○《邴原傳》注引《原別傳》。 [76] 《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