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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内外明长城之间的张家口、大同和朔州三地同属农牧交错地带，构成一个相对闭合的地理单元[1]。在地貌上，这一地带分为两种类型：一部分属于海河流域，由桑干河及其支流——洋河、壶流河等河流的流水作用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冲积、洪积平原，组成了朔州、大同、阳高、蔚县、怀来、宣化等带状分布的间山盆地；另一部分则是处于吕梁山北部下伏地带、晋北波状黄土高原的平鲁、左云和右玉等地。在历史上，这西高东低的两个地区常常拥有共同或相近的历史进程。春秋以前，这一区域内居住着犬戎、林胡、东胡等非华夏民族，战国时华夏诸国向外扩张势力，设置了雁门、代郡和上谷三郡，首次建设起了郡县治所城市体系。秦汉时期，这一地带是建都关中的朝廷抵抗匈奴侵扰，并向外拓展势力的重要基地，对此颇加经营。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汉政府对三郡的统治逐步稳定与巩固，一大批治所城市与基层城邑建立起来，晋冀北部地区呈现阡陌交错、城郭相望的繁荣景象。西汉在这一地区设置了37县，为历代之最。但这些城市在后代基本都被废弃，正如李孝聪所指出的：“西汉时期在雁北设立的雁门郡和代郡境内，曾经有数十座城市分布在今沧头河、桑干河、南洋河的干支流域。魏晋迄隋唐，雁北的州县城市数目大量减少，汉代城址大多废弃。中唐以前，除云州、朔州等几个孤立的军城外，建制州县基本上收缩到雁门关、恒山山脉以南地区”[2]。那么，研究秦汉城市选址的地理条件，对于理解后代废弃的原因，进而指导今天的城市建设，都有实际的意义。 对汉代城址进行复原，历来是采用文献考证的方法。但文献记载毕竟有其模糊性，无法确知城址的具体微观地理位置，遑论在此基础上分析城市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本文根据考古工作者所发掘的二十二座汉代城址的信息，运用多重证据法，与《汉书·地理志》中的政区资料、《水经注》中对汉代“故城”的描述进行比勘，并辅以实地考察，复原晋冀北部地区汉代治所城市与基层城邑的地理分布特征，以求揭示出晋冀北部地区汉代城市选址与分布的规律，并试图解释造成这一选址与分布规律的原因。 一、对现存汉代城址的分析关于汉代治所城市的微观地理位置，历代史籍并无确切记载。明清志书多言某某废县在某处或某方位，由于相隔时代悬远，也无法遽信。近30年来，河北省张家口市、山西省大同市、朔州市及平朔考古队对辖境内的文物与历史遗迹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工作，发掘并确认了二十二座汉代古城[3]，为我们运用多重证据法，了解和研究这一地区汉代城市选址的地理基础提供了坚实的证据。2008年夏，作者也对其中九个城址进行了实地踏勘，有了更直接的认识。本文将对晋冀北部地区内的汉代城址逐一进行分析，并总结其地理分布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可以根据文献对城址进行判识，但文献不可能提供足够准确的定位，比如本文分析的“大同县东水地城址”，考古发掘报告根据城墙的风化程度、夯层夯窝的形制、出土的器物和建筑风格等因素，判识其为汉代城址。我们能利用的最可靠的数据就是《水经·㶟水注》中“如浑水又东南流，注于㶟水。㶟水又东径北平邑县故城南”[4]的记载，由于城址确实位于御河（如浑水）汇入桑干河（㶟水）河口处以东，桑干河北岸，如果城址确系县城遗址，那么按逻辑来说，应该就是西汉平邑县（东汉改名为北平邑县）城址。反过来讲，如果不是县城，而是一个乡亭聚邑的遗址，那么我们的判识就会发生偏差，甚至完全错误。不过，如果我们回到最基本的出发点，分析这个汉代城址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城址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那么相信我们仍然会实现到我们的主要任务，也就是总结汉代城市选址和分布的规律。所以，这也是我将城址作为分析对象，而不是直接将其命名为汉代某城的缘故。 另外，下面对于城址与河流之间距离的测算，都是根据五万分之一实测地形图与Google Earth卫星图片而进行的，相信误差被控制到对结果没有实质性影响的程度。 1.蔚县代王城城址（代郡代县故城）代王城城址位于今天蔚县县城东北7公里处，为战国与秦、汉代郡郡治代县的故城。这一点经过考古工作者[5]和历史学家的研究[6]，已成定论。城址平面呈椭圆形，东西宽3400米，南北长2200米，全城周长9265米。蔚县博物馆根据考古遗迹对代王城的年代进行了判定：“代王城当建于西汉初，大约为公元前201年，汉高祖为巩固北方势力范围、加强边塞防御体系所筑……现存于古代城东、南、西1-10华里处的63座汉墓及大量的遗迹、遗物表明，在春秋时古城建筑初见端倪，秦汉时达到鼎盛时期，到东汉之后日趋衰落”[7]。在代王城南，现有墓葬27座，出土有大量精细的生活用品和明器，很可能就是汉代代国与代郡高级官吏和贵族的墓葬[8]。 从城址周边的地理环境来看，城址地处壶流河谷地的低洼地带，壶流河经城西向东北方向流去。《水经·㶟水注》记载：“祁夷水又东北流，径代城西……又北”，按祁夷水因“上槽狭，下流阔，有似瓠𤬛”[9]，故亦称瓠𤬛河，后世讹为壶流河。代王城与壶流河的关系见下图，刘建华称代王城“西距壶流河4华里”[10]，应是从代王城村到壶流河的距离。参照下图，今天代王城西北城垣距离壶流河约600米左右，曲流可能是近代纔形成，考虑到壶流河北岸是山前倾斜地貌，历史时期也不大可能越过今古家町向北摆动。那么代王城西北城垣距离裁弯取直处理后的壶流河中心河道不会超过1500米。 图1 代王城地理环境示意图 图2 代王城东城墙北望（摄于2008年8月28日下午） 2.怀来大古城城址（上谷郡沮阳县故城）城址位于怀来县城东南15公里处，小南辛堡镇大古城村北1华里的官厅水库南岸，城垣现已多半被湖水湮没。迄今为止，河北省文化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口市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组织过对城址的考察[11]。城中出土文物，经鉴定为战国至汉的遗物[12]。就城址所在的微观地貌来看，很明显处于妫水河的河谷平原中。城址既然被官厅水库湮没，汉代时，沮阳城应距清夷水不远。从上图估算，不包括被妫水河冲毁部分，城址残存城墙大致有6000米左右。 《水经·㶟水注》载：“清夷水又西，径沮阳县故城北，秦始皇上谷郡治此……《魏土地记》曰：‘城北有清夷水西流也’。其水又屈径其城西南流，注于㶟水”[13]。妫水河西流，经官厅水库入桑干河，即古清夷水[14]。则此城址应为汉上谷郡郡治沮阳县故城。 图3 怀来大古城村“古城址位置图”和“大古城址形势略图”[15] 3.涿鹿三堡城址（上谷郡涿鹿县故城）此城址即俗称之“黄帝城”，位于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50米[16]，东临水库，水库由东城墙中部侵入城内，塌有深沟，从城内采集遗物辨认，多是战国至汉代时[17]。2006年8月27日，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城址东600米处发现一处东汉墓葬，该墓早年已被破坏，但仍能发现灰陶罐、铜带钩、铜镜、铜戒指和五铢钱等汉代器物，考古工作者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识该墓为东汉时期的一般贵族墓[18]。从墓葬与城址之间的距离来看，应该就是城中居住的上层人物之墓。 利用Google Earth审视矾山镇三堡村北部，发现一处明显隆起的方形环绕地势，综合分析其形制及与三堡村和古城水库的关系，应该就是古城址在卫星图片上的反映（见图4）。在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城址呈不规则正方形，长宽大致都为500米，周长为2057米左右。 《水经·㶟水注》记载：“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径涿鹿县故城南……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导源县之东泉。《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乱流东北入涿水”[19]。 涿水即清代所称矾山水，今称北沙河[20]。《大清一统志》转引《保安州志》载：“矾山堡西南十里有七旗里泉，即阪泉也”[21]，矾山堡即今涿鹿县矾山镇所在，其西南十里，位置大体与阪泉西一里的涿鹿城相符，可见此城址即为汉上谷郡涿鹿县城。由于修建古城水库，这一带的河流情况已与古代不同，汉代涿鹿城与河流的关系难以复原。但既然水库已侵入城内，汉代时与河流距离应该不会太远。 图4：Google Earth俯视下的涿鹿三堡城址 4.涿鹿保岱城址（上谷郡潘县故城）城址位于涿鹿县保岱镇保岱村南[22]，西南依釜山，东傍协列河，桑干河在其北15里，面积为1,960,000平方米[23]。城内采集文物有战国、汉时期的陶片[24]，故城址应是汉代城市。城址距协列河约有1500米。 《水经·㶟水注》载：“㶟水又东，径潘县故城北，东合协阳关水，水出协溪。《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协阳关，关道西通代郡。其水东北流，历笄头山’。阚骃曰：‘笄头山在潘城南，即是山也’。又北径潘县故城，左会潘泉故渎。渎旧上承潘泉于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25]。协阳关水即今协列河，或称岔道河。对照城址的地理位置，应该是汉代的潘县城遗址。 5.怀安九王城城址九王城遗址位于怀安县左卫镇尖台寨村北50米，地势平坦，坐落在洪塘河、南洋河交汇处。东距洪塘河300米，北距南洋河500米。城址面积750,000平方米。《大清一统志》记载：“九王城，在怀安县旧万全左卫北五里，相传辽筑，遗址尚存”[26]。文物普查时认为是汉代城址[27]，但尚未最后认定。 据实地考察时测量，遗址夯层厚17-18厘米，北端的烽燧夯土上层厚20厘米，下层厚9-10厘米，烽燧土围夯层厚30厘米，对比明显。又在烽燧下发现有考古探方，地面到砖层99厘米，地表到生土层135厘米。九王城遗址的东南500米处即为刘家堡汉墓群，封冢高大，应是附近有较大聚邑的旁证。综合各种迹象分析，九王城遗址下层应为汉代夯筑，后代可能在其上有过建筑，但具体年代无法确定，烽燧则为明代无疑。 城址位于洪塘河东侧，河流发源自山西省天镇县辉窑沟村，上游称水沟口河[28]。根据《水经·㶟水注》记载，雁门水“又东径三会亭北，又东径西伺道城北，又东，托台谷水注之。水上承神泉于苇壁北，东径阳门山南托台谷，谓之托台水。汲引泉溪，浑涛东注，行者间一十余渡，东径三会城南，又东径托台亭北，又东北径马头亭北，东北注雁门水”[29]。雁门水即南洋河，而托台谷水路线与洪塘河相符，应即洪塘河，但所记几座城址并无与九王城地理位置及其与洋河、洪塘河之间方位关系相符者，很可能同属于汉代的乡亭城邑，但名称无法确定。 6.怀安旧怀安城址（上谷郡托台亭城）旧怀安城址位于怀安县头百户乡旧怀安村北20米，根据张家口地区文化局于1985年与1986年夏秋之季的文物普查工作结果，该城的年代为战国至汉代。城址呈长方形，东西170米，南北300米，夯筑，面积为51000平方米[30]。城址西南600米处，即为耿家屯汉墓群。 经过实地考察，可以确认遗址位于旧怀安村明代堡寨之北由于正值夏季，农作物稠密，加上日久风化严重，所以无法判断北墙的位置，进而判断城址的形制与整体情况。 城址坐落于洪塘河东南，又有一条不知名河流自下文提及的第五窑城址附近北流，在旧怀安城址西侧流过，汇入洪塘河。城址距洪塘河及其上述支流极近，根据Google Earth定位资料测算，距洪塘河干涸河道约900米。据考古报告，西城垣被河水冲刷，已无痕迹[31]，冲刷者应即西侧的北流河流。城址就建在洪塘河与该河流的的阶地上， 因为无法与《汉书·地理志》与《续汉书·郡国志》中的汉县对应，所以刘建华将这座城址列为“军事城堡”级别[32]。如前所揭，洪塘河即托台谷水。从方位来看，上面提到的托台谷水所经过的几个城址中，与旧怀安城址最相符的，应是“托台亭”。 7.怀安第五窑城址第五窑城址位于怀安县第三堡乡第五窑村西100米处，城址西为怀化公路，北靠怀辛公路，东傍干沙沟，处于两条公路交汇的三角地带内。城址座落在高于第五窑村的一片黄砂土台地上，西高东低。城址毁坏较严重，但仍能看出大致轮廓。城址平面呈方形，西城墙保存较为完整，长300米，北城墙破坏较严重，总长亦为300米。南墙与东墙残破严重，分别长45和43米。城墙夯层大约为10厘米。[33] 据文物工作者判读，城内遗物相当丰富，出土有龙山文化、战国与汉代等时期的器物。因为其城墙的筑法、结构与形制都与怀来大古城城址较为接近，所以文物工作者判识其筑城年代：“为战国所筑，并一直延用到西汉晚期，废弃时间可能在秦汉以后”[34]。 该城址无法与《水经注》等史料中提到的城址对应起来，应该不是一座县城。 值得注意的是，城址地处山脚，这一带小型冲积扇群和大型冲沟密集发育，城址坐落于冲积扇的扇中偏上位置，附近就有多条冲沟，城址西侧与北侧尚有两条河流交汇，最后向北，紧贴旧怀安城址西侧汇入洪塘河，城址距离这两条河流都不超过500米，此城的建立很可能与这两条河流有关。 8.阳原西堡城址西堡城址位于阳原县城东约3公里，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30米，东西长230米；墙体夯筑，现仅存墙基，宽13-15米。城中发现有房基和窖穴遗址，但并未发现明显的大型台基。根据出土文物，考古工作者判定该城为汉代城址[35]。此城址于《水经注》等史料中并无可对应的记载，很可能是一座聚邑之城，也许是县辖单位“乡”、“亭”的治所。 西堡城址位于山前冲积扇的扇中部位，距离桑干河干流约有8300米。城址附近有一条季节性河流汇入桑干河的支流。 9.大同市城址（雁门郡平城县故城）关于汉平城的位置，由于考古工作的不足，目前说法不一： 1.古城说：《读史方舆纪要》载：“平城废县，（大同）府东五里”[36]，李凭据此推测，“汉代平城应在今大同市市区以东。今大同市东偏北两公里京包铁路南侧有名古城村者，……汉平城或即位于此处”[37]？持此论者不在少数[38]。 2.白马城说：针对“古城说”，要子瑾引用水野清一的研究进行了批驳：“早在1938年，日本水野清一先生曾在这里进行过考察，他写道:‘作为村庄名称来历的古城，位于村子的北侧，……高度有四、五米，却是薄而破旧的简陋的土墙。墙壁里，和北魏的灰陶片在一起，也包含着更新（原文如此—引者注）的瓦器片’。城墙内有北魏时代的包含物，则显然这座古城建于北魏以后。就方位而论，古城也不在白登山西面，而在它的西南——这显然不是我们寻找的汉平城”[39]。他根据《赵记》中“平城东七里有土山，高百余尺，方十余里”和服虔“白登，台名也，去平城七里”的记载，又依据《水经注》中关于如浑水（今御河）与白登山、宁先宫和平城县故城之间的位置关系，推测“位于今大同市北，御河西侧的白马城，应该是汉平城所在”[40]。 3.白马城南说：《大同市志》则如此表述：“（汉平城）城址在今大同市白马城南，火车站东北”[41]。 张畅耕等《魏都平城考》经过分析文献与实地考察，也指出：“汉平城县故城的位置，囿于京包铁路线以北，如浑水以西，长宽千米以下的范围内”[42]。这一范围也就是与“白马城南”相一致。 比较三种观点，古城说不能成立应是定论，要子瑾、张畅耕等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否一定就是“白马城”或“白马城南”，还需要进一步考古发掘来确认。 在没有考古发掘报告支撑的前提下，我们暂且可以忽略“白马城说”与“白马城南说”二者在宏观尺度上的细微差别，找出其共性，也就是汉平城与御河之间的关系。 《水经·㶟水注》载：“其水（如浑水）又南径平城县故城东”[43]。如浑水即今御河[44]，既然平城东临御河，那么南北位置的差别就可以忽略不计，以白马城的东缘为标准，平城遗址距御河大约500米左右。 10.广灵平城南堡城址（代郡平舒县故城）城址位于山西省广灵县作疃乡平城南堡村[45]。《水经·㶟水注》记载：“（祁夷）水出平舒县，东径平舒县之故城南泽中。……《魏土地记》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西南五里，代水所出，东北流’”[46]。按祁夷水即壶流河，发源于广灵县城西20公里处的白羊峪，东径广灵县流入蔚县境内，平城南堡村即在壶流河北，南距壶流河大约有1000米，距代王城直线距离约为40公里。如此城址则应即为汉平舒县城遗址无疑。 11.浑源麻庄城址（雁门郡崞县故城）城址在今浑源县下韩村乡麻庄与南榆林乡毕村之间[47]，东南临浑河，城址距离浑河约为1500米。《水经·㶟水注》记载：“（崞川）水南出崞县故城南……又西出山，谓之崞口，北流”[48]。崞川水即今天的浑河[49]，如确是汉代县城遗址，则应是崞县故城。城址附近还有一条季节性河流自北部冲积扇地带汇入浑河，但《水经·㶟水注》中并无记载。 12.左云东古城城址据刘纬毅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文物工作者在东古城村发现县境内最大的汉代古城遗址[50]，位于东古城村东一公里处，元子河与树儿照河之间的三角地带[51]。这一城址无法与传世文献内容对应起来，很可能是一座乡亭聚邑之城。 根据当地考古部门的发掘报告，城址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00米[52]，从周边地势来看，城址既然在东古城村以东一公里内，由于元子河与树儿照河交汇的三角地带面积有限，城址距离这两条河流都不会超过1000米。 13.左云白羊城城址（雁门郡武州县故城）白羊城遗址位于左云县东北2.5公里处的古城村北，十里河南岸。据《左云县志》介绍，遗址东西长600米，南北宽300米，占地18万平方米。城垣除北部被河水冲毁外，东、西、南尚存，今109国道横穿而过[53]。2008年9月11日考察时，发现城址呈西南—东北方向倾斜，与十里河平行，西墙保存最完整，南墙与东墙都已残缺，南墙紧邻109国道。西墙北端建有一明代烽燧，明代烽燧以北即为十里河的河床。《水经·㶟水注》记载：武州川水“北流，径武周县故城西，……注如浑水”[54]。《大清一统志》谓：“武周川水，自朔平府左云县东流入怀仁县北，又东南流至大同县，东南入御河，今名十里河”[55]。因为白羊城是向东北倾斜，所以既可以说径城北，也可以说径城西，与今天情况相符，城址应即汉武州县城。 西墙夯层可以看出分为两部分，中段的上半部厚度为17.5-18厘米，北端则为20厘米，而中段下半部厚度则为14厘米。上半部很可能是后世所筑，关于后世的利用情况，比较明确的是明初曾利用此城作为大同都卫、大同行都司、镇朔卫驻地，但从城墙的风化程度来看，还是应该早于明代。 城内农田中遍布汉砖、汉瓦、汉陶，正如《左云县志》所言“俯拾可得”。近年来，又有北魏大型印纹灰陶坛、罐出土[56]，似乎北魏时期也曾加以利用，《魏书·地形志》中记载恒州代郡有武州县[57]，可惜无法确定具体方位。 图5 白羊城西墙内农田中的绳纹陶片 就城址与河流的关系而言，考虑到北墙已经被十里河水冲毁，相信汉代时城址距离此河流应相当接近。 图6 在109国道北侧遥望西墙及十里河（2008年9月11日摄） 14.阳高古城城址（代郡道人县故城）城址在今阳高县古城镇古城村西北[58]，西临一道由季节性河流冲刷成的冲沟——犁益沟，该沟向东南方向延伸，指向桑干河。古城村距犁益沟大致600米左右。距离桑干河大致15公里[59]。与《水经·㶟水注》记载“㶟水又东，径道人县故城南”大致相符[60]，此城被认为是道人县遗址的理由也应为此。但汉代是一个普遍修筑城邑的时代，很多乡亭聚邑都有城，所以此城址是否道人县故城一事，因史料不足征，目前只能姑且存疑。 15.大同县东水地城址（代郡平邑县故城）城址在大同县许堡乡东水地村北500米左右，西有残墙，北墙无存，据当地民众说东墙亦有残迹。2008年9月7日考察时，在西墙处拾有绳纹瓦片。一条冲沟从城北穿城而过。西墙夯层大致厚10厘米左右，《大同县志》判识为汉代城址，应比较符合情况。据《大同县志》介绍，城垣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周长为700米。但据现场目测，应不止于此，因为西墙距离冲沟就超过200米。 《水经·㶟水注》记载：“如浑水又东南流，注于㶟水。㶟水又东径北平邑县故城南”[61]。如浑水即今御河，既然城址位于御河汇入桑干河的河口处以东，从方位来看，如果东水地汉城遗址确实是县城的话，那么最大的可能是平邑县城。西墙观测点距今桑干河河道约3800米左右，位于桑干河河流谷地上[62]。 16.朔州市朔城区城址（雁门郡马邑县故城）关于汉代马邑城的位置，《水经·㶟水注》引干宝《搜神记》曰：“昔秦人筑城于武周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一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63]。 《元和郡县图志》除了转述《搜神记》对马邑因马驰而得名的记载以外，直接指出：“（朔）州城（鄯阳县），本汉马邑城也”[64]。 顺治《云中郡志》云：“朔州城，秦人筑，即武州之马邑。父老因马周走而依之筑，始不崩者也。元至正末，右丞相孛罗帖木儿驻兵大同，使其将姚副枢省去西北，筑东南一隅以便守备，未完而弃。洪武三年，指挥郑遇春奉敕开设朔州卫，依姚副枢所筑旧址修完，砖券四门，并立门名。二十年，指挥薛涛奉文用砖包砌，城高三丈六尺，堞高六尺，共四丈二尺……周围一千二百六十丈”[65]。 雍正《朔州志》则载：“州城即古马邑城，……古城旧基九里十三步”，其余元末明初筑城事迹则与《云中郡志》略同[66]，古城与州城之间的关系见下图。 图7 马邑古城与明清朔州城对照图[67] 今天朔州市城区是由明清的朔州城发展而来，其城墙尚存，由今天的鄯阳街、开发南路、南垣街、马邑路所围绕。而在明清朔州城西北方向，至今仍保留一围夯土城墙，北墙在今古北西街南侧，西墙在今敬德路东侧，分别与古北西街、南垣街相交，这两道城墙保存相对完好。东墙与南墙保存状况不佳，据当地耆老指点，80年代前尚保存完整，分别在今开发南路西侧与南垣街北侧，并分别有一段（东墙南段和南墙东段）与明清朔州城东墙和南墙重合。 本文作者于2008年9月4日和5日对朔城区进行考察，明清朔州城为明代夯筑并无疑议，工作重点则在判定“古城”的年代，为此，作者曾沿古北西街的夯土城墙反复踏勘。城墙基本沿古北西街东端偏西100米左右向西延伸，至与马邑路相交处终止。但实际上古城墙还应向西延伸至与敬德路相交处，只是今天无存。 由于城上兴建了许多民居，古城墙目前整段露出地面的部分很少，相当多的地段甚至浇灌了混凝土以便居民建造房屋。从出露的豁口部分来看，夯层大致为10厘米左右，土层比较匀净，间或夹杂有陶片等物，城墙厚约30米（见图8）。 图8 北望朔城区府西路与古北西街交汇处的古城墙豁口（摄于2008年9月4日） 从古城与明清朔州城的位置关系来看，古城址应该就在秦汉马邑故城的位置上。1982年10月以来，为配合平朔露天煤矿等单位工程建设，在今朔城区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和发掘。四年来，共发掘古代墓葬近2000座。其中秦汉墓葬为1285座。这批墓葬主要分布在朔州城北，特别是北旺庄至贺家河一带。发现大量“马邑市”戳印陶文[68]，说明这片墓地与秦汉马邑城有直接关系，很可能就是马邑县居民集中的墓葬区，其分布范围见图9。 图9 朔城区秦汉墓分布图[69] 图中的朔州城外面的断续方形是我们说的“古城”，里面用城墙表示的方形是明清朔州城。从图中所绘制的内容来看，秦汉墓葬分布在古城的各个方向，但无一在古城之内。一般来说，秦汉时期的城市，其墓葬区应处于城市之外[70]。所以，今天的“古城”就应该是秦汉的马邑故城遗址。 《朔县志》认定该城址是北齐时期在秦汉马邑故城的基础上重新增建的[71]，但不见文献及考证过程。究其根据，很可能是《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中所述“据清雍正时所修《朔州志》记载，土城是北齐天保八年（557）所修的朔州城”[72]。遍查雍正《朔州志》，并无北齐筑城的记载，只是在卷二《沿革》中提到“天保六年，复置朔州（在今州西四十七里新城，今故址犹存，地名沙河），八年徙马邑（即古城），领广安郡、招远县（在今州西八十里）”[73]。这段记述与《太平寰宇记》记载相符：“高齐天保六年又于今（朔）州西南四十七里新城置朔州，八年仍移于马邑城，即今城也”[74]。按北魏末年北方经历普遍战乱，“孝昌之际，乱离尤甚。恒代而北，尽为邱墟”[75]，马邑城自不例外，北齐从天保八年（557）开始重新经营此城，天嘉四年（563），北周就大举攻打北齐，其中北路即为杨忠与突厥合兵自北路进攻，“拔齐二十余城。齐人守陉岭之隘”[76]。北周兵败，突厥在退兵途中纵兵大掠，“自晋阳至平城七百余里，人畜无遗”[77]。自天保八年至天嘉四年，只有短短六年时间，且北周军事压力严重，似无余暇在新址上从容规划修建城墙，如果确有北齐增建之事，最大的可能就是在秦汉马邑城的基础上进行。作者去朔州调查时，就在南门附近的城墙豁口处发现下面压着秦砖汉瓦，而且据平朔考古队发掘报告，“从南城门东侧残破墙体看，外层为明代砖，里层砖规格不一，有辽代沟纹砖，有金代菱纹砖和元代的素面砖；从南门瓮城西墙剖面看，也为里外两层，外层夯土15-18厘米，里层10-12厘米。从北齐古城西南角残垣塌陷的剖面看，也有里外两张皮现象”[78]。可见明清朔州城确在北齐马邑城的基础上依东南城墙内缩，而今古城亦为北齐在秦汉马邑城基础上增修的筑城史应为事实。 在进行完上述论证之后，我们对秦汉马邑城与明清朔州城的位置关系应该有了一个明晰的认识，画示意图如下。 图10 秦汉马邑城与明清朔州城位置关系示意图[79] 从城址与河流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马邑故城南临桑干河南源恢河，北有七里河流过。城址北距七里河980米左右，南距恢河1400米左右。七里河和恢河即《水经·㶟水注》中的桑干水和马邑川水[80]。 17.朔州夏关城城址（雁门郡阴馆县故城）城址在今朔州城区东南32.5公里处的里仁村南[81]，当地称为夏关城。《魏书•慕容白曜传》记载：“（皇兴）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邹守将刘休宾并面缚而降。白耀皆释而礼之。送道固、休宾及其僚属于京师。后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82]。《水经》则云：“（阴馆）县故楼烦乡也，汉景帝后三年置，王莽更名富臧矣。魏皇兴三年，齐平，徙其民于县，立平齐郡”[83]。从这两则史料来看，阴馆即“下馆”，则“夏关城”之名显系“下馆城”之音讹。 2008年9月5日，作者曾对夏关城进行考察，城垣已经湮灭，但仍能看出连贯整齐隆起的方形环绕城基（见图11）和在田畴中明显高起的土坡，后者很可能是阴馆城的东南城角。由于密布农作物，所以未能做进一步的测量，但就目力所及，城址的周长应不止1000米。 图11 疑似阴馆城北墙遗迹 从地貌角度来看，城址位于勾注山山前地区的大规模连绵冲积扇群的前缘，多条河流自勾注山发源，向北流贯，最终注入黄水河，当然今天这些河流大部分已经干涸或成为季节性河流。阴馆城西侧能分辨出一条明晰的干涸河道，贴在西墙城基外侧流过，阴馆城城址的选择很可能与此河流有关。 《水经·㶟水注》记载：㶟水“东北流，出山，径阴馆县故城西”[84]，当时认为黄水河为㶟水正源，则此处所述的㶟水即今黄水河[85]。城址西北距黄水河约4000米[86]。 图12 夏关城城址西侧墙外的干涸河道（摄于2008年9月5日） 18.应县东张寨城址（雁门郡繁畤县故城）城址在今应县县城东4公里处，镇子梁乡东张寨村北，魏庄村南[87]。作者在对城址所在位置进行踏勘时发现，城墙现在已经磨灭，只剩下隐约的几段城基湮没在周围的农田中。就今天形势来看，城址位于应县县城东面至浑源和至繁峙两条公路分歧处以东，横跨两条公路（见图13）。 图13 东张寨古城位置想象示意图（假设城址为正方形） 从地理位置看，城址东临浑河。浑河发源自浑源县境南部的恒山北麓，先向西北方向，继而在浑源县城北面改向西南流，在镇子梁乡驻地东侧折向北汇入桑干河，今天在此转弯处修建了镇子梁水库，城址到水库中心河道的直线距离为1500米左右。《水经·㶟水注》记载：崞川水“南出崞县故城南，……又西出山，谓之崞口，北流径繁畤县故城东，……又北径巨魏亭东，又北径勮阳县故城西……其水又东注于㶟水”[88]。崞川水即今浑河，而浑河自发源以后，除在今浑源县城东以外，只有本处有明显北折，所以该城址应即汉繁畤县城故址，《中国历史地图集》将繁畤县城位置定在今浑源县城与应县县城之间居中偏东处，崞川水之南[89]，是没有理由的，应以此城址为准纔是。 19.怀仁日中城遗址怀仁县金沙滩镇日中城村位于黄花梁北曲中，村南有一古城遗址，即为当地口碑所称之日中城[90]。根据《怀仁县志》介绍，在日中城遗址中发现有战国时期的铜箭头、汉代的陶片、方格砖及绳纹瓦[91]。在考古考察中，又发现古城南墙和北墙的残垣存在两层皮现象，根据考古工作者的意见，系拓跋鲜卑在汉代城垣的基础上增筑而成，而东、西墙则纯为拓跋鲜卑所筑，支配勇等认为“猗卢的新平城是在汉代的基址上扩建的”。按古城遗址为长方形，南北长而东西短，南墙长约630米，北墙长约610米，东西墙各长约760米。既然南北二墙都是在汉代城垣基础上加筑的，而东西墙为代国新筑，那么，如果城址是在汉代的基址上扩建而成，则汉代东西墙应更靠内，形成一更狭长的长方形。日中城周围并无地形限制，如此形制毫无必要。猗卢的新平城很有可能是在汉代城邑的基础上将东西二墙向内收缩而成，汉代城垣很可能呈正方形，不过在未有切实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只能存疑。 《水经·㶟水注》记载：“（武周塞水）出故城东，南流出山，径日没城南，盖夕阳西颓，戎车所薄之城故也。东南日中城，城东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时城，在黄瓜阜北曲中。其水又东流，右注桑干水”[92]。今左云、怀仁县境有大峪河，源于尖口山南麓葫芦峪和马道头村的沟谷，于庄家店村北汇成一河向东南经四十里庄、黄家店、铺龙湾出左云县境[93]，再向东南流经怀仁县的吴家窑，至大峪口折向东流，横越新家园、亲和、海北头三乡，至高镇子与西来的小峪河交汇后注入桑干河[94]。日没城在今山阴县北周庄镇永静城村东，早起城在怀仁县金沙滩镇安宿疃村东，黄瓜阜即今黄花梁。从经行的路线和方位来看，武周塞水最大的可能就是今天的大峪河，城址距大峪河出山所分的一条枝水直线距离约3800米。 关于此城址所压的汉代城邑，支配勇、雷云贵等先生认为即汉勮阳县城[95]。今人对勮阳县城位置的判定，都依靠《水经·㶟水注》中的一段记载： 㶟水又东流四十九里，东径巨魏亭北，又东，崞川水注之。水南出崞县故城南，王莽之崞张也。县南面玄岳，右背崞山，处二山之中，故以崞张为名矣。其水又西出山，谓之崞口，北流径繁畤县故城东，王莽之当要也。又北径巨魏亭东，又北径勮阳县故城西，王莽之善阳也。按《十三州志》曰：在阴馆县东北一百三里。其水又东注于㶟水。[96] 繁畤故城的位置，前面已经指出，就在今应县城以东，浑河北折处西侧，支、雷诸先生指出：“注文云勮阳故城在浑河北转的东侧，但龙首山与浑河间地域狭小，前有桑干河之阻，交通不便，而且这一带迄今未发现汉城遗迹。更何况在浑河北转的西南角尚有繁畤故城，说勮阳在繁畤北实不可能”，他们进一步认为： 《水经注》在此处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它引《十三州志》说勮阳在‘阴馆县东北一百三里’。日中城古城恰当其位。……日中城古城即勮阳县故城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古城在崞川水迤西。换言之，《水经注·崞川水》在长期传抄中出了舛错，将“又径勮阳县故城东”讹作“西”，导致了今天的混乱。[97] 我以为，汉县的分布，大体上遵循这样一个准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98]，周振鹤进一步阐释：“也就以百里见方的面积作为县的幅员基数，再以居民的数量作调节”[99]。当然，以汉朝疆域之广大，不可能一概而论，但同一区域情况类似，设县密度似不应有过密过旷之别。但规律之归纳，总有特例之存在，汉县集中的情况比比皆是，桑干河与黄水河、浑河交汇的三角地带分布有繁畤、勮阳和𣵭陶三县也并非绝对不可能。 另外，支、雷诸先生认为《水经注》的文字应为“又径勮阳县故城西”，而日中城在崞川水西，所以日中城应为勮阳县故城。但日中城与崞川水之间尚隔一㶟水，似乎不能直接说崞川水“径”日中城。 至于《十三州志》中阴馆城与勮阳城之间的方位关系，崞川水北流西侧的勮阳城推测位置一样在阴馆城的东北方向，直线距离约为60公里，汉魏里小于今天，所以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更重要的是，汉代是一个普遍修筑各级城邑的时代，乡亭有城者比比皆是，甚至多有大于县城者，虽说日中城附近发现了一批两汉戍守官吏的墓葬，而且今怀仁县附近的平原地带竟没有分布一个县城，这本身就是很值得怀疑的问题。但在没有确凿文献材料进行二重证据比勘的情况下，不能遽然认为日中城汉城遗址就是汉代的勮阳县故城，所以本文姑且将该城址定位为一基层城邑。 20.右玉右卫镇城址（雁门郡善无县故城）汉代雁门郡郡治善无县城址坐落在沧头河东岸，与现存的明清右玉城相重迭。古城南北相距约2000米，因沧头河水将西城墙冲毁，所以东西城墙之间的距离难以考证[100]。据考古工作者估计，古城平面呈正方形，那么可以推算古城周长为8000米左右，规模比周长5200米的明清右玉城还要大。故城墙体为黄色花土夯筑，夯土层厚7-8厘米，夯层明显，土质较硬。城墙底宽约15米左右，残高1.5-2米左右。城墙的西北端，在被河水冲去的断崖上发现约2-3米厚的文化层，约500多米长，其中发现有许多遗物，出土的有汉代“千秋万岁”瓦当、云纹瓦当、陶壶、陶罐残片、五铢钱、半两钱。城内到处可以采集到裸露在地表的汉代陶片。在古城周围十里范围内的黑洲湾、红旗口、南园、西窑沟、南梁、黑流堡等地都有大量汉墓群分布。进一步证实了古城是汉代城址。 《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善无县城定在北纬40度的位置，且在沧头河的河曲处，不知该结论从何而来，此处应是今县城所在地新城镇（梁家油坊）附近，该镇系建国后规划建成，1972年，县城由右卫镇（明右卫镇城、清右玉县城）迁至此处。而且沧头河河曲处是大南山，并无城址发现，应俟修改再版时将善无县城位置调至北纬40度10分的右卫镇处。 《水经·河水注》记载：“河水又南，树颓水注之。水出东山，西南流，右合中陵川水。水出中陵县西南山下，……东北流，径中陵县故城东北，……又西北流，径善无县故城西”[101]。中陵川水即今沧头河，其流向及与善无城的位置关系，和沧头河与古城址的情况相符，故右玉古城应为汉代善无县城遗址。既然西城墙被沧头河冲毁，则汉代该城与中陵川水的距离应该相当接近。 21.右玉树儿照城址（雁门郡中陵县故城）根据《右玉县志》介绍，城址位于县城西南12.5公里的威远堡镇树儿照村西北。沧头河发源于朔州市平鲁区郭家窑等地，自南向北，流经古城东侧。古城平面呈长方形，中有一墙将城分为东西二城。据当地考古部门测量，城址南北长1500米，东西长900米。东、西、南、北四道城墙和中段城墙的城门遗址明显，东南城墙被沧头河水冲去一角。城墙夯土层厚7-10厘米，城址内发现有灰坑、云纹瓦当、方格瓦当、五铢钱、半两钱、汉代陶片等大量的汉代遗物，故考古工作者判定该城为汉代城址。城址周围分布有乱圪塔坡、南八里、进士湾、威远城、常门铺等汉墓群，汉墓群的墓葬大多有封土，最高有10米以上，周围有50-160米，这样的墓葬大概有100多个[102]。墓葬内发掘出诸多西汉器物，有的已经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常门铺墓葬中发现有许多武器，很可能是一个中级武职官吏之墓。周围有如此多的大型墓葬，城址很有可能是一个县级治所。
图14 树儿照城址地理环境示意图 《水经注》引《十三州志》的记载说：“善无县南七十五里，有中陵县”[103]，按今天城址与右卫镇之间的直线距离为27,000米左右，合汉末约62里，考虑到经行道路并非直线的因素，“七十五里”的数据与今天的情况应该是大体相符的。参照前引善无故城部分《水经·河水注》记载，今天沧头河与城址之间的关系，和《水经注》中中陵川水与中陵县城之间的关系相符，该城址应即中陵县城。《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中陵县标在沧头河源头以南，今平鲁区范围内，不知其根据何来，应将中陵置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善无城”的西南，沧头河的西岸。 根据城址与各汉墓群之间的方位和距离推算，既然城墙东南角曾被沧头河冲毁，历史时期与河流距离应相当接近，很可能中陵川水就从城下流过。另外在城址北面约600米处，于河汇入沧头河，城址从地貌角度来看是坐落在沧头河的河谷平原中，两侧丘陵和低山环绕，中间地势平坦，又处于于河与沧头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可供发展农耕经济。 22.右玉破虎堡城址（雁门郡锄亭故城）城址位于右玉县李达窑乡破虎堡村东1公里处，兔毛河上游北岸，北距长城约0.5公里。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城墙被河水冲毁，城垣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约500米。夯层厚7-10厘米，城内发现有云纹瓦当、方格瓦当以及大量的绳纹陶片。城外1公里以内，汉代陶片也随处可见[104]。考古工作者据此判定该城为汉代城址。根据城址与破虎堡村及长城之间的位置关系和距离推算，城址距兔毛河（马营河）不会超过200米[105]，南城墙既然被河水冲毁，则汉代与河流关系肯定相当接近。 城址南北依山，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并不适合发展农业[106]，此城在汉代应是为防守边境所设。 《右玉县志》将该城判定为汉雁门郡沃阳县故城，但据《水经·河水注》记载：“其水西北流，注于中陵水，又西北流，径善无县故城西，王莽之阴馆也。……其水又西北流，右会一水。水出东山下，北俗谓之吐文水，山又取名焉。北流径锄亭南，又西流，径土壁亭南，西出峡，左入中陵水。中陵水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谓之沃水，又东径沃阳县故城南，北俗谓之可不埿城，王莽之敬阳也。又东北径沃阳城东，又东合可不埿水，水出县东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合流而东，径参合县南，魏因参合陉以即名也。北俗谓之仓鹤陉。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又东北流，注盐池”[107]。则沃阳县应在中陵川水东北分流的干流上，而破虎堡古城相邻的兔毛河（马营河）则系沧头河支流，不应是沃阳县城。根据其发源地及经流路线，既然城址年代确系汉代，那么与上面所引《水经注》中描述的吐文水非常接近，破虎堡村东一里的古城址很可能是锄亭的遗址。 二、晋冀北部地区汉代城市分布的特点1.城市与河流的关系上面逐一落实了二十二座汉代城址的具体地理位置及其与河流的关系，为对比清楚，下面列表进行统计。（以桑干河和沧头河为I级） 表1 晋冀北部地区汉代城址与河流关系表
上面22座汉代城址，有15座与相邻河流距离不超过1公里，占总数的68.18%。其他城址附近也多有季节性河流或已干涸河道，在历史时期也很有可能是常年河流。从城址所处的地貌环境来看，除怀安第五窑、阳原西堡、怀仁日中城和右玉破虎堡外，其余18座古城址全部位于桑干河、沧头河及其各级支流的河谷谷地中。而且，所有县城都处于河谷谷地中，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种地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宜发展农业，“能够支撑营筑城池，设置郡县”[108]。即使是在靠近边境，扼守隘口的地区，比如善无和平城，一样要选择适宜农耕的河谷平原。从军事角度考虑，郡县城市的建设，主要就是为了“分别控制主要的河谷农耕地区”[109]。 同时，遗址的位置与《水经注》中河流“径”某城的记载相符，说明《水经注》记载的准确性。晋冀北部地区的汉代郡县治所城市在《水经注》中，几乎都有某水“径”某城的记录（见下表），可以推断战国秦汉时代，这一地区的治所城市的位置大部分都位于桑干河、沧头河及其主要支流的河流阶地上，规律相当普遍。 表2 《水经注》中晋冀北部地区河流与城址位置关系表[110]
2.治所城市分布的空间差异——密集区与稀疏区的明显对比对照《水经注》的记载，我们能够发现，正是因为治所城市大部分分布在河流的河谷平原中，所以在空间分布上，城市呈现沿桑干河、十里河、浑河、壶流河、洋河和妫水河等河流的带状分布格局，尤其在沿桑干河两岸二十公里以内的地带，分布着马邑、𣵭陶、繁畤、勮阳、班氏、阳原、东安阳、桑干、潘县、下落、茹、且居和沮阳十三县，这十三个县城距离桑干河大多不超过10公里。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发现的城址，距离桑干河干流最近的平邑、𣵭陶和沮阳城址也都在3公里以外[111]。更多的沿桑干河分布的城址，则处在离干流较近的支流下游。究其原因，当是因为历史时期桑干河水量较大，河岸多滩涂，而支流则河道较稳定的缘故。 同时，城址的选择，除靠近一条主要河流之外，还往往要靠近该河流的一条支流，也就是位于两条河流交汇处的三角地带，今天发现的汉代城址中，除桑干河沿岸位于支流下游的马邑（七里河与桑干河）、潘县（桑干河与协列河）、下洛（桑干河与洋河）和沮阳（桑干河与妫水河）之外，中陵（沧头河与于河）、东古城城址（元子河与树儿照河）、平城（御河与十里河）、九王城（洋河与洪塘河）也都是如此。而从文献记载来看，仍有一些城邑是坐落在河流的三角地带的，班氏（㶟水与如浑水）、如东安阳（㶟水与东安阳水）、桑干（㶟水与祁夷水）、宁县（于延水与宁川水）、涿鹿（㶟水与涿水）、居庸（清夷水、分界水与阳沟水）等。城址选择这样的地带，很明显是出于对适宜农业发展和水源补给的地域的偏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桑干河、沧头河及其主要支流带状河谷平原之间的广大地区，由于晋冀北部地区是以黄土高原为基础，以燕山运动形成的断陷山地为骨架，以盆地中流淌的河流为血脉，所以在主要河流沿岸的河谷平原之外，也就是高原地带和高阶地、台地地区，鲜少有治所城市分布。 前面确定了几个县级以下城址，有怀安九王城、怀安旧怀安城址、怀安第五窑城址、阳原西堡城址、怀仁日中城城址和右玉破虎堡城址，样本相对稀少，勿让让我们总结任何规律，但除了九王城与旧怀安之外，其余四座城址都并非处于主要河流的河流谷地中，而是分别位于冲积扇靠近扇顶部分和山间狭窄破碎地带，从中也能看出县城选址与基层聚邑选址机制的不同。 3.基层城邑的地理分布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就郦道元当时所能掌握的信息而言，晋冀北部地区还保存有大量先代的“故城”，主要是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其中一部分是设有郡县的治所城市，另一部分，则是县级以下的基层政区的城邑，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基层城邑以“亭”为主。 关于亭的性质、功能和级别，以及与县、乡、里的关系，学术界历来争议颇多，黄义军总结了宫崎市定、王毓铨和周振鹤等人的研究，指出“亭的性质和职能是多样的”，“一般来说，亭的主要职能有三种:1、警戒和治安；2、邮驿和馆舍；3、一般民事。根据分布地域不同，可以将亭分为边疆之亭与内郡之亭两大类，内郡之亭又可分为都市之亭和郊野之亭。但无论是哪一种亭，上述三种职能可以说都是存在的。只是由于所在地区的需要，亭的职能会有所偏重”[112]。 正是因为亭的性质和职能是多样的，所以对有城墙环绕的亭来说，其来源也应是多样的。就晋冀北部地区来说，城邑型的亭最大的可能是由边境的亭隧和居民聚落发展而来，对于本文来说，后者无疑意义更大。就亭的聚落性质，张继海进行了精辟的分析：“王莽统治时期曾大规模更改地名，其中一项是把很多县改为某亭，如河南郡的缑氏县改为中亭，河内郡的河阳县改为河亭，南郡的郢县改为郢亭等，……这种改名正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县城与亭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例如，它们都是聚落。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亭都是聚落。在聚落的亭之外，还有不少是邮亭和负责治安的亭”[113]。 必须指出的是，晋冀北部地区的治所城市有《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在同一统计口径下的系统记录，在《水经注》中又大多能找到定位，所以本文纔得以对治所城市的分布进行整体性分析和研究。但乡亭城邑并无这样的系统数据，而无论是“十里一亭”，还是“十亭一乡”，基层城邑的数量无疑远大于治所城市，而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其样本数量都远低于当时，所以本文对基层城邑的分析，主要是用来和治所城市进行对比。 根据《水经注》记载，我们在晋冀北部地区能找出二十七座非治所城市，其中属雁门郡范围内有：锄亭（破虎堡城址）、土壁亭、桑干水西南故城和桑干水枝津南故城；属代郡范围内有：兰亭、南舍亭、句璅亭、热水亭、祁夷水东故城、罗亭、石人城、空侯城和咤险城；属上谷郡范围内有：雍洛城、高邑亭、和堆城、石虎城、三会亭、托台亭（旧怀安城址）、西伺道城、马头亭、罡城、长亭、北城村故城、平乡亭、阴莫亭和灵亭。这二十七座城址与河流的关系以及文献出处参见表2“《水经注》中河流与城址位置关系表”。 除此之外，九王城、怀安第五窑城址、阳原西堡城址、怀仁日中城城址这四座考古发掘的古城也无法与文献中的治所城市对应起来，应该也是基层城邑。 从这些基层城邑的选址来看，一些城址位于山间谷地中，地形破碎，沟壑纵横，周围缺乏发展农业的基础，很可能是为防守边境及保卫边民而修建的军事堡垒。这类城址包括有锄亭（破虎堡城址）、土壁亭、咤险城、南舍亭、句璅亭和罗亭。 除此六例之外，其余二十一座基层城邑基本都在桑干河及其各级支流的河谷谷地中，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位于河谷盆地中，有的聚邑可以设县，而有的只能成为乡亭一级的基层城邑？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各基层城邑所处地理位置可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为桑干河支流的上游或中游，这类城址包括热水亭（热水上游）、石人城（到剌山水上游）、空侯城（石山水上游）、和堆城（𣸢水上游）、石虎城（托台水中游）、三会亭（托台水中游）、托台亭（旧怀安城址：托台水中游）、长亭（清夷水上游）、北城村故城（清夷水上游）、平乡亭（平乡川水上游）和阴莫亭（清夷水中游），这类城址还包括考古发掘出的怀安第五窑城址（河流上游）和阳原西堡城址（桑干河北岸冲积扇扇中位置）；二为河流谷地较狭窄处，这类城址包括兰亭（祁夷水中游）；三为桑干河河流谷地中，靠近河流，或者是支流下游，这类城址包括桑干水西南故城、桑干水枝津南故城、祁夷水东故城、雍洛城、高邑亭、马头亭（托台水下游）、九王城（托台水汇入雁门水处）、罡城（宁川水河谷中）和灵亭（泽水下游）。 我们不难看出，前两种类型在周边环境上有共通之处，也就是无论是河流的上、中游，还是河流狭窄处，再或是冲积扇扇中位置，其周围大多不会有一块开阔的平原地带，以支撑较大的城邑建设，养育较多的农业人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治所城市多处于桑干河各支流汇入桑干河处的河流下游地带，或是桑干河、沧头河河谷中较开阔处，如善无县城。我想，在与基层城邑的对比中，我们对治所城市选址的地理条件有了更鲜明的认识。 至于第三种类型，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些城址在选址方面与治所城市类似（当然不排除文献记载失实，如虽言某水径其某方位，但实际上远在几十里开外的冲积扇上，如前面讨论过的道人县故城，但在目前现存文献条件下，我们只能如此认识），但没有成为治所城市，可能会有更复杂，甚至是非地理环境因素的背景。比如九王城，其周长达到3464米，在晋冀北部地区已知16个城址中排第7位，远大于一些县城。这类的基层城邑，很可能是由县城降级而成。《水经·㶟水注》记载：“（延乡水）出县西山，东径延陵故城北。《地理风俗记》曰，当城西北有延陵乡，故县也”[114]。延陵县位于延乡水之南，见于《汉书·地理志》[115]，属代郡，却不见于《续汉书·郡国志》[116]，应是东汉时废罢，降级为乡邑，但其原有的城郭规模不会减少。如果这类城邑级别升降的情况在从战国到两汉的几百年间的历史中不是特例的话，那么自然会有若干符合设县条件却位列乡亭聚邑的城址。《史记·蔡泽列传》中有蔡泽“谢病归相印，号为纲成君”[117]一事，《水经·㶟水注》作“罡成君”，郦道元推测“罡成”即“罡城”[118]。按蔡泽本为燕人仕秦，若其封邑确系罡城，可能性有两种：一是为虚封遥授；另一可能确在燕地，属于战国时常见的插花地[119]。蔡泽在始皇时为秦使燕，三年后又说动燕王遣太子丹入质于秦，可见蔡泽一直以燕人身份，与燕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是则在燕有封邑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总之，既然能作为秦相的封邑，其规模与富庶程度不会太低，但在汉代也未设县。正如辛德勇所指出的，《战国策·秦策》中提到赵国的代郡有三十六县，但《汉书·地理志》中却只有十八县[120]，当然不能排除战国与汉代设县标准不同的因素，但历史上废县之多还是引人注意的事实，这也许就是有很多大型基层城邑存在的原因吧。 4.城市的规模差异晋冀北部地区今天考古发掘的城址中，有17座有确切的周长、面积等资料，下面的表3即据此制作。 从该表可以看出，代县、善无、马邑、沮阳这四座城的周长远远超过其他城址，而且与当时名城相比也毫不逊色。如云梦楚王城周长为9700米，而汉代为江夏郡治，规模大为缩小[121]，小于代王城和善无城。普通城址的规模则并未与级别成正比，九王城与破虎堡古城都不是县治，周长却都超过3000米，远远超过武州和夷舆两个县城的规模。 周长山曾归纳过汉代城郭规模的层级，“一般来说，普通县城的城郭周长为1000—3000米；郡治所在的县城规模要稍大一些，为3000—5000米。当然，也有部分城市不在此例。位于北方边地的新置县城，军事据点的特色极为突出，普通居民明显少于内地。城郭规模自然相对较小，周长少于1000米者并不罕见”[122]。与周长山所总结的全国普遍情况比较，代王城、善无城、马邑城、中陵城、九王城、破虎堡古城的周长都远远超过同级别的城郭。如果不是特殊情况的话，那么应该是边郡城郭作为居民避难堡垒功能所造成的。 表3 晋冀北部地区现存城址规模比较表（单位：米）
三、汉代晋冀北部地区城市分布格局的产生原因1.西汉初期的边疆形势与西汉的边疆战略秦代末年，经历了遍及全国的大动乱，“诸侯畔秦，中国扰乱”[123]，匈奴再度振兴，重新占据河南地，并多次侵犯沿边诸郡，“杀略吏民甚众”[124]。汉高祖七年（前200）冬，匈奴军队攻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南），高祖亲率大军追击，结果被困白登七日。高祖九年，派遣刘敬赴匈奴和亲。 汉高祖去世后，匈奴对汉的军事优势不但没有丧失，反而继续扩大。冒顿单于致书吕后，言词侮慢，吕后虽然极为愤怒，但也只能卑言回信，并延续和亲政策。文帝时，匈奴夷灭月氏、楼兰等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更加强大。单于致文帝信中，自诩“吏卒良，马力强”[125]，对汉炫耀武力。文帝惩于秦末战乱造成巨大破坏，“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126]，“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127]，经济凋敝，国力不足的局面，继续推行高祖与吕后对内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对外与匈奴和亲结好的政策。文帝与匈奴单于保持着书信往来，互相表示约束诚信，但历年间匈奴仍数为边患。 为巩固边防，解决匈奴的威胁，汉文帝采纳晁错《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书》、《教民习战守书》等上书的建议，募民实边，“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广建城邑，修筑防御体系，“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实行兵民合一的策略，对边民进行军事编制，用熟悉当地情况的居民防守边境，“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劝以厚赏，威以重罚”[128]。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129]，开始了大规模战略进攻，对北部边疆进行积极经营。到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出征漠北，击溃匈奴单于及左贤王，最终取得了“匈奴远循，而幕南无王庭”[130]，“斥地远境”[131]的战果，保障了北部边境的安全。 但就是在积极进攻的汉武帝时期，同样重视边城防御体系的建设。“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132]，修建起宏伟的汉长城防御体系。据《长城百科全书》总结[133]，西汉大规模修建长城防御体系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元朔二年（前127）卫青率军击走楼烦王、白羊王，取得汉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胜利，“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134]。第二次是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陇西，拓地河西，武帝在河西走廊先后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取得“断匈奴右臂”的战果，并筑塞令居以西至酒泉。第三次是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一举拓地漠南后，为阻止匈奴南踰阴山，于太初三年（前102），“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135]，即“光禄塞”。第四次是元封年间（前110-前107），赵破奴、王恢破姑师（今新疆吐鲁番），降楼兰（今罗布泊地区），“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136]，即汉河西长城自酒泉郡向西延伸至玉门关。第五次是太初元年（前104），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137]。第六次是太初三年（前102），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塞。第七次是宣帝时设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汉河西长城的亭、燧建筑再向西绵延直至库车西北。另外，在东北外边防线，“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138]。 由上面可见，西汉一朝，因为始终面临着匈奴强大的军事威胁，边郡防御任务相当严峻，所以非常重视修筑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广建郡县等各级城邑、长城、亭燧，来保卫边境地区的安全。具体到晋冀北部地区，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春正月，“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139]。此时的代国三郡大部还在匈奴手中，代国不过是遥领虚封。直至次年，樊哙止定代地，汉对今天大同盆地和蔚县盆地的控制纔稳定下来。既然西汉自汉高祖七年纔占领此地，那么所封的五十三县应该都是秦县。《汉书·地理志》记载，代郡辖十八县，雁门郡辖十四县，定襄郡辖十二县[140]，云中郡辖十一县，共五十五县。其中雁门郡阴馆县史有明载，增置于汉景帝后三年（前141）[141]。可见，代北三郡的郡县体系，自汉高祖时就进行了这样的规制。至于宣化盆地的上谷郡，周振鹤也认为整个汉代变化不大[142]。那么，自国力凋敝的高祖时期，直到解除匈奴严重边境危机的中后期，终西汉一代，都在晋冀北部地区内设置将近四十个治所城市，目的就是为了依托郡县城市和边堡体系，以遏制匈奴攻势。 2.西汉士兵来源与战争组织制度西汉实行普遍兵役制，男子自傅籍之年（汉初十五岁，景帝时二十岁，武、昭后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的期间，服兵役两年，称为正卒。正卒一年在本郡为材官（步兵）、楼船（水军）或骑士；另一年在京师屯戍，称为卫士。他们还必须在边郡屯戍一年，称为戍卒[143]。与此相对应，西汉前期的全国军队，可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部分。从本质来讲，西汉士兵首先是地方兵。汉初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是依靠征用地方兵完成的。有时地方兵也可奉命独立作战。 地方的材官、骑士、轻车、楼船在内郡每年一度由各地征发，集中到本郡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则由中央统一征调出征作战。《玉海》引《汉官仪》曰：“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各有员数。平地用轻车，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144]。 由于汉初边防力量薄弱，不足以防止匈奴南下骚扰。若在边地大规模屯军，则军需供应难以保证，而且每年一度更代番上的戍卒又不习边事，不利于作战。因此，徙民实边，在边境地区广建郡县，以边民为边郡军队的主要来源，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3.西汉城址选择的文化因素正是因为汉代边境居民首先的身份是民，所以在徙民实边之后，选择居民聚落位置的第一标准，应该是符合边民的生活和农耕、畜牧生产需要。 关于城郭聚落在汉代民众生活中的地位，历代学者有很高的评价。何兹全先生就认为“战国秦汉是城市国家，人口一般可以说是由城区向外辐射的，……人口围着城市居住；远离城郭的地区，人口是越来越少的。汉代人说到农民流亡，不说‘离开农村’，都是说‘离其城郭’、‘亡去城郭’、‘前去城郭’。盖汉代人口多居住在城郊和城区辐射区以内也”[145]。俞伟超则肯定地说：“人口集中于城市的情况，在战国至汉代（至少至西汉），在我国历史上是仅见的。这样的历史，完全可以说是城市的历史”[146]。宫崎市定更是直接表述为：“农民大概是被吸收在城内之里中，因而，城外居住者纔极为稀少”[147]，“中国古代社会乃是极端集中的聚落形态”[148]。张继海在分析大量材料的基础上[149]，得出了更为明确的结论：“在汉代人的意识里，人们就是住在城郭（中）”[150]。他虽然指出“宫崎市定的结论有夸大之处，甚至有些绝对，……还有相当数量的小聚落没有城郭”[151]，但仍认为，从战国到两汉，各种聚落形态，包括县、邑、乡、里、亭，“城郭应该是占主导地位的聚落形态”[152]。 以上的研究可谓眼光独到，其结论更是指出了城郭型聚落在战国秦汉时期的主要地位。但证明县以下的基层聚落多数有城墙环绕，却仍有相反的例子存在。比如新莽时期，饥民四起，“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153]。翼平连率田况上书建议： 收合离乡。小国无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藏谷食，并力固守。贼来攻城，则不能下，所过无食，势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154]。 饥民“转掠求食”的对象不是“城邑”，而是上面田况上书中提到过的“离乡、小国无城郭者”，可见没有城郭的离乡（非县城的乡）和小聚邑为数一定不少，否则不会在上书中专门论及此事。 但即便如此，城郭型聚落在战国秦汉时期的地位仍是相当重要的。既然相当比例的人民都会依各种城郭型聚邑居住，那么城郭，尤其是最重要的郡县治所周围必然要具有能够提供居民生活和生产的环境，换句话说，郡县治所周围必须是一块比较大的宜农地带。 这一点，在汉政府主持“徙民实边”的工程时，考虑得非常周到，城址对周边环境的要求体现得相当清楚。晁错在汉廷实施“募民徙塞下”政策后上言，认为要达到“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的目的，应该贯彻如下的安置措施： 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155] 上文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生活景观图，指出了农耕生产和城邑生活对周边环境、水质和土质的要求。既说明建立城邑是汉廷迁徙民众，充实包括晋冀北部地区在内的边郡的惯例，也进一步坐实了城邑选址的环境要求，也就是必须适合农耕需要。这也就是晋冀北部地区汉代的城邑，尤其是郡县城市主要分布在宜农的河谷谷地中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 [1] 张家口市所辖崇礼、尚义、沽源、张北、康保等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属于畜牧业地带，故未纳入本文讨论范围。 [2] 李孝聪：《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月，第3页。 [3] 关于张家口市的考古工作，有下文引用的《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数据集》等一系列考古报告作为依据。大同、朔州的考古发掘，其报告见诸公开刊物的不多，《山西省文物地图集》中亦并无确切地点。本文主要依据是各县市的现代方志，因支配勇、雷云贵、张海啸、支建平等所著《怀仁日中城即汉勮阳城、代公新平城考》中提到了同朔地区汉代城址考古发掘的具体到主持人的工作记录，使得现代方志中所收信息确凿可信。该文收入寒声主编：《黄河文化论坛》第九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第66-76页。 [4]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1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56页。 [5] 蔚县博物馆：《代王城城址调查报告》，《文物春秋》1997年第3期，第20-26页。 [6] 孙继民：《赵桓子都代考》，《河北学刊》1999年1月，第80-84页。 [7] 《代王城城址调查报告》，第26页。 [8] 张家口市博物馆：《河北蔚县张南堡西汉墓》，《文物春秋》2008年第3期，第25页。 [9] 《元和郡县图志》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05页。 [10] 刘建华：《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文物春秋》，1993年第4期，第25页。 [11] 尤文远、孟浩：《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遗址调查情况》，《文物资料丛刊》1954年第9期。安志敏：《河北怀来大古城村古城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5年第三期，第44-48页。张家口考古队：《河北怀来官厅水库沿岸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第8期。李维明、郗志群、宋卫忠、张秀荣：《河北怀来县大古城遗址1999年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11期，第19-28页。 [12] 《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数据集》（内部资料），1982年，第15-16页。 [13] 《水经注疏》，1190-1191页。 [14] 尹钧科、吴文涛：《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15] 据1955年安志敏所绘图改绘，《河北怀来大古城村古城址调查记》，第44-48页。 [16] 《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第29页。 [17] 《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数据集》，第16页。 [18] 王培生：《河北涿鹿县黄帝城发现一座东汉墓》，《文物春秋》2008年第4期，第38-39页。 [19] 《水经注疏》，1183-1185页。 [20] 《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第49页。 [21]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宣化府二》，《四部丛刊》第2235册，第14页右。 [22] 王建国等主编：《涿鹿县志》，涿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印，2002年，第609页。 [23] 《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第27页。 [24] 《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第21页。 [25] 《水经注疏》，第1170页。 [26]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宣化府三》，《四部丛刊》第2235册。第7页右。 [27] 《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第25页。 [28] 河北省怀安县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李全玉主编：《怀安县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 [29] 《水经注疏》，第1178-1179页。 [30] 《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第24页。 [31] 《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数据集》，第98页。 [32] 《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第25页。 [33] 范秀英：《河北怀安县第五窑城址调查简报》，《文物春秋》1993年第2期，第82页。 [34] 《河北怀安县第五窑城址调查简报》，第84-85页。 [35] 樊书海、雷金铭：《阳原西汉遗址和墓葬发掘取得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24日。 [36] [清]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44《山西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94页。 [37]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38] 比如斳生禾、谢鸿喜：《汉匈白登之战古战场考察报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4月，第98页。 [39] 要子瑾：《魏都平城遗址试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第224页。 [40] 《魏都平城遗址试探》，第224-225页。 [41] 《大同市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87页。 [42] 张畅耕、宁立新、马升、张海啸、辛长青、李白军、高峰：《魏都平城考》，寒声主编：《黄河文化论坛》第九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43] 《水经注疏》，第1147页。 [44] 《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第25-28页。 [45] 《广灵县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7页。 [46] 《水经注疏》，第1162-1163页。 [47] 《浑源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642页。 [48] 《水经注疏》，第1134-1135页。 [49] 《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第23页。 [50] 刘纬毅：《〈中国历史地图集〉山西部分商榷》，《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1月，第83页。 [51] 左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王日卿主编：《左云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73页。 [52] 《左云县志》，第773页。 [53] 《左云县志》，第773页。 [54] 《水经注疏》卷13，第1151-1156页。 [55]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大同府》，《四部丛刊》第2273册。第13页左。 [56] 《左云县志》，第773页。 [57] 《魏书》卷106，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97页。 [58] 《阳高县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第474页。 [59] 《山西省地图集》，山西省测绘局印行，1995 年，第69页。 [60] 《水经注疏》卷13，第1158页。 [61] 《水经注疏》卷13，第1156页。 [62] 《山西省地貌类型图》，《山西省地图集》，第23-24页。 [63] 《水经注疏》卷13，第1130页。 [64] 《元和郡县图志》卷14，第408页。 [65] [清]胡文烨等纂修：顺治《云中郡志》卷3《城池》，清顺治九年（1652）刻本，第4页右。 [66] [清] 汪嗣圣纂修，王霷汇纂：雍正《朔州志》卷4《建置：城池》，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6年，第233页。 [67] 由《方舆疆域边关城堡墩铺道里全图》裁制而成，雍正《朔州志》卷3《方舆志：沿革》，第155页。 [68] 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6期，第1-52页。 [69] 据《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所附地图改绘，第2页。 [70] 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71] 朔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朔县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90页。 [72] 《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第52页。 [73] 雍正《朔州志》卷3《方舆志：沿革》，第163页。括号内为原文夹注。 [74]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51《河东道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67页。 [75] 《魏书》卷106，第2455页。 [76] 《资治通鉴》卷169《天嘉四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237页。 [77] 《北史》卷11《 隋本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8页。 [78] 雷云贵：《秦汉马邑城初考》，待刊，转引自高一萍：《秦汉马邑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1页。 [79] 由《朔州城市图》改绘，《山西省地图集》，第211页。 [80] 《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第19页。 [81] 《朔县志》，第390页。 [82] 《魏书》卷50，第1119 页。 [83] 《水经注疏》卷13，第1126页。 [84] 《水经注疏》卷13，第1126页。 [85] 《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第16页。 [86] 《山西省地图集》，第74页。 [87] 《应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53页。 [88] 《水经注疏》卷13，第1134-1135页。 [89]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18页。 [90] 《怀仁日中城即汉勮阳城、代公新平城考》，第66-76页。 [91] 周子君主编：《怀仁县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第417页。 [92] 《水经注疏》卷13，第1131页。 [93] 《左云县志》，第1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94] 《怀仁县志》，第57页。 [95] 《怀仁日中城即汉勮阳城、代公新平城考》。按：汉有勮阳而无剧阳，今本所传为讹，见郭勇：《山西省右玉县出土西汉铜器》，《文物》，1963年第11期，第4-12页。 [96] 《水经注疏》卷14，第1134-1135页。 [97] 《怀仁日中城即汉勮阳城、代公新平城考》，第71-72页。 [98] 《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42页。 [99]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幅员的伸缩变化》，氏着：《周振鹤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100] 《右玉县志》，第6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101] 《水经注疏》卷3，第240-242页。 [102] 《右玉县志》，第655页。常门铺汉墓引自戴尊德、胡生：《右玉县常门铺汉墓》，《文物世界》1989年第1期，第25-31页。 [103] 《水经注疏》卷13，第241页。 [104] 《右玉县志》，第655页。 [105] 《山西省地图集》，第80页。 [106] 《右玉县志》，第107、655页。 [107] 《水经注疏》卷3，第241-244页。 [108] 《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第2页。 [109] 《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第2页。 [110] 表中页码以《水经注疏》为准。 [111] 恢河与黄水河合流后称桑干河干流，所以排除距离恢河仅1400米的马邑城。 [112] 黄义军：《关于汉代“亭”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第76页。 [113] 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2页。 [114] 《水经注疏》卷13，第1175页。 [115] 《汉书》卷28，第1622页。 [116] 《后汉书志》卷23，第3527-3528页。 [117] 《史记》卷79《蔡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25页。 [118] 《水经注疏》卷13，第1179页。 [119] 关于战国时的插花地，详见史念海：《战国时期的插花地》，氏着《河山集》七，西安：陜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04-519页。 [120] 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第23-24页。《战国策》卷3《秦策一：张仪说秦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5页。《汉书》卷28，第1622页。 [121] 周长山：《汉代的城郭》，《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46-47页。 [122] 《汉代的城郭》，46页。 [123]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7页。 [124]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67页。 [125]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57页。 [126] 《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877页。 [127] 《史记》卷99《刘敬传》，第2719页。 [128] 《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86-2289页。 [129] 《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第1157页。 [130]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70页。 [131] 《汉书》卷73《韦贤传》，第3126页。 [132] 《汉书》卷94《匈奴传》，第3803页。 [133] 中国长城学会主编：《长城百科全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6-79页。 [134]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6页。 [135]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6页。 [136]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2页。 [137] 《汉书》卷96《西域传》，第3873页。 [138]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第2985页。 [139] 《汉书》卷1《高帝纪》，第61页。 [140] 据周振鹤研究，定襄郡系分云中所置。氏着：《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5页。 [141] 《水经注疏》卷1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142] 《西汉政区地理》，第69页。 [143] 田余庆：《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309页。 [144] 《玉海》卷147，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01页。 [145]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三个关键性时代》，《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6页。 [146]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氏着：《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0页。 [147] 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的形体的变迁》，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5页。 [148] 《关于中国聚落的形体的变迁》，第26页。 [149] 《汉代城市社会》，第25-95页。 [150] 《汉代城市社会》，第38页。 [151] 《汉代城市社会》，第62页。 [152] 《汉代城市社会》，第91页。 [153] 《汉书》卷99《王莽传》，第4171页。 [154] 《汉书》卷99《王莽传》，第4172-4173页。 [155] 《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8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