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有多大不同？是什么使得中国成为“中国”？什么原因使中国社会长期保持统一？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曾经提出过这些重大问题，并运用不同方法分析研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同的。 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不同 一般来说，大家都承认，世界其他文明的一些特征在公元前2千纪的中国也出现过。这些特征包括城市、宫殿建筑、庙宇、冶金术、文字和制度化的社会分层。但这些特征，有些实际上只是表面类似而已。如果深入考察细节，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显著区别。正如已逝的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其多种论著中所概括的，在古代中国，青铜技术系以礼器和武器的形式用于政治目的，而非施之于食物生产，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一直都是石器；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即晚商的甲骨刻辞，主要与占卜有关；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这些特点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判然有别。后者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例如修建灌溉系统，使用金属工具从事农业生产，为了经济贸易活动而创造文字，重视交易场所而逐步形成城市。张光直进一步强调，是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形成这一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商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特点有助于解释其文化发展的形式。早期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农耕，所以市场的作用似乎很不重要。另外，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东，这种自然环境很难激发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因为它们流经的纬度相同，故而自然资源基本相似。中国缺乏大范围贸易网络也可以用自然资源分布的广泛性来解释，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给自足，没有必要进行贸易。正如从事古代中国研究的汉学家吉德炜所说，没有人能够完全知道中国何以“中国”，但可以尽力去认识人们所选择的社会机制、文化决策和自然环境，由此对于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诸多因素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正是它们造成中国文明的与众不同。 造成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的确与中国地理环境有莫大关系。中国文化传统及国家基本上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与印度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距离很远。但考古资料证实，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在史前时期确实存在联系，这种联系早于史书所载汉朝西北商路建立之前。经由北方路线的交流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明显已经存在，证据就是细石器技术在欧亚草原和中国北方的广泛分布。 外来技术被中国接受和再创造 如果没有吸收来自中国之外的很多新技术，中国文明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复杂程度。最显著的发明包括青铜技术、马车、小麦、大麦、马、牛、山羊/绵羊，都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中国与欧亚草原之间的交流可能通过北方与西北广大地区的多条路径进行，但直接的交流可能是通过北方边境的居民完成的，他们发挥了两地之间媒介的作用。 中国西南部与南亚之间在古代也通过一条不太为人所知的路线进行交流，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千纪的后半段。这条古代商路将四川——中间经过云南和缅甸——与印度连结起来，并进一步延伸到中亚和欧洲。这条商路上的货物包括四川和云南的纺织品、竹制品、盐以及来自南亚和中亚的子安贝、玻璃珠、玛瑙珠和其他贵重物品。这种交流可能在史前时期已经开始，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大量海贝就是例证。 在东南沿海遗址福建黄瓜山发现有属于北方作物的小麦种子，以当时的航海技术能走多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如果说在史前时期船只已经能够来往中日之间，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安志敏的研究，在日本已经出土了典型的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遗存，如玦、干栏建筑和稻作农具等。 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与技术的发展。外来技术被中原居民创新性改造，并将它们纳入本土的社会政治与精神观念系统。因此，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了解由草原传入中国的独特文化因素有哪些，还有它们被接受的方式，以及它们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进入中国的新技术，到底是打包引进，还是单个而来，现在也不清楚。一旦为中国采纳，它们似乎就会逐渐广泛传播开来。在国家形成期，从二里头到商，几乎所有这些技术运用之密集与强度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外来驯化的动植物，如小麦、大麦、绵羊/山羊和黄牛，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二里头和商逐渐成为常见之物，提供新的食物来源，使城市中心人口迅速增长，也促进了早期国家疆域的扩张。 其他一些外来技术，如冶金术、马和马车，似乎用于另外一种目的：制造和强化社会等级。但直到国家形成之前，这个功能并未成形。在中国北方各地，几个新石器晚期文化都在使用小件青铜工具（如刀）和装饰品，并未将它们纳入彰显社会等级的规范化符号系统。仅仅到了二里头时期，才开始铸造青铜礼器。通过仿造白陶酒器，青铜器与现行礼仪制度结合起来。同样，在晚商之前的数百年间，马匹在齐家文化是作为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消费的，只是到了殷墟王室贵族手里，才借用马和马车创造了一种新的地位标志。在接受和再创造的过程中，这些技术有助于中国早期文明产生新型的文化价值，开创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