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适逢戴逸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自古以来有为长者祝寿的传统，去岁中国人民大学遂有“戴逸与清史研究”研讨会的举行，一时群贤毕至，济济一堂，共叙先生治学做人之风范恩谊。今岁先生若干及门弟子与先生亲手创办的清史研究所同人，再以撰写学术论文的形式为先生行九十寿礼。 先生出生于人文渊薮之区常熟，常熟自明清以来就是出大学者大文人的地方。但先生对历史产生兴趣却并非得自正规的学塾训练。先生曾自称，其史学启蒙大约来源于两种经验：一是故乡中那些“小人书”的出租者，他们身穿旧长衫，头戴遮阳帽，背着塞满连环图画的破旧藤篮或皮箱，串街走巷，吆喝出租，为小学生供应历史文学图书。夏天夕阳西下，鸦噪蝉鸣，树荫深处的流动书摊，正是启迪先生史学智慧的最初场所。二是常熟明清以来遍布藏书楼，虽经战火摧颓败落，街市上仍残存着数家古籍书店，店中陈满了各种线装古书，读者可随手翻阅品读，无异于一座座小型图书馆。先生经常流连徘徊其中，与古人朝夕对话。先生曾回忆当年攒钱许久才购得一本残破《昭明文选》的求书经历。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先生常常独坐小楼之上，青灯黄卷，断句阅读，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先生治学文字中时现悠然古风，大致可溯源于此。 先生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正逢风云际会的民国初年，随着清朝皇权的崩塌，千年帝制结束了，一系列变革正在酝酿进行。科举制被取消后，那些曾经向往踏上仕途再过传统士绅生活的青年学子的愿望纷纷破灭，他们对教育目标的追求逐渐远离了传统体制设定的轨道，日益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当年先生这辈激进有为的青年大多选择从国家建设出发去从事科技或法政等职业，或者通过军事学堂的教育加入新式军人群体之中。 先生早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学习，旋又难以抵御年少读史引发的兴趣诱惑，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因在北大从事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缉捕，无法继续学业，最终投奔解放区，进入正定华北大学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与党史专家胡华先生一起教书共事。 由此可见，先生之治史经历从一开始就区别于那些安于书斋的民初“学院派”历史学家，而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演进历程紧密相关。因为中国革命史的教学与写作理所当然地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过程互为表里，是一种具有高度践履风格的学术活动，而不是封闭在校园内的纯粹专门的治学路径。先生对历史的探索无论是选题还是研究方法同样表现出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经验交织在一起的特点。尤为明显的是，当时与先生同龄或年龄稍长的一批青年学子就是因为受到革命魅力的感召，首先投身变革运动，成为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在战争结束后，他们才回到环境相对静谧的学校氛围中从事历史研究：他们往往既是战士又是学者。 先生任教的华北大学和在其基础上实现转型的中国人民大学就聚集了一批有丰富革命经历的历史学家。除了胡华先生外，还有尚钺、郭影秋、罗髫渔等人，他们都是具有极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乱世斗争经验的革命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尚钺先生就有着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他早年在北大当学生时就是新文学运动“狂飙社”和“莽原社”的骨干成员，曾写出小说《斧背》，是鲁迅欣赏的文学青年。革命军北伐期间，尚钺先生曾在豫南农村组织农民协会，任工农军党代表，发动武装暴动，后任当地苏维埃主席，被地主武装围剿突围后，潜行至上海任《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亲历东方旅社事件，后又转至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盘点尚钺的一生，他从事过各种职业，如记者、作家、厨师、报务员、商人、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等，其人生阅历之复杂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戴逸先生在纪念文章中曾提到尚钺先生谦虚地说自己不是“科班”出身，研习历史乃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并以此引为同道。 曾任清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的罗髫渔先生曾与开国元帅聂荣臻一起担任黄埔军校少校政治教官，又曾任叶挺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后长期在上海和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另一位清史专家、《李定国纪年》的作者郭影秋曾经担任新中国的云南省省长，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正因为这些史学家同样兼具革命实践家的特殊身份，其曲折复杂的阅世经验无疑会成为他们选择研究视角、构思历史论题的重要背景。先生虽没有上述革命家那般丰富的革命阅历，但其治史风格同样具有革命风潮留下的深刻烙印，使先生的治史主张与那些民国大学出身的“学院派”学者完全不同，亦与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史家思考角度颇为异趣。 简括言之，先生之治学风格颇符“实事求是”之人大校训，亦多贯穿古人“经世致用”之遗风。作为弟子，我在此不揣简陋，拟对先生之学问精义试加蠡测，以求教于方家。 一 先生治学具有贯通古今的现代视野 中国近代史学自梁任公先生开始即模仿西方的章节体例书写中国历史，“通史”写作遂蔚成风气。任公自己虽未完成贯通古今的中国通史写作，却以《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通论性名著立为轨范，后来亦有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国史大纲》等著作跟进效法。但近人写作“通史”多厚古薄今，往往古史篇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只是在最后章节偶涉近代话题，专以近代史为写作对象者只有少数几部著作而已，如蒋廷黻那本篇幅短小的《中国近代史》以及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等，解放区亦有范文澜先生之《中国近代史》简本，叙述都相对简略。戴先生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历史学界重视古代史，专家名流群集于上古先秦史。秦汉以后的历史研究者已少，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研究者更少，几乎不被承认为一门学问。因此，如何在高等院校中把“中国近代史”当作一门学科加以规划建设，的确是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1955年和1956年，先生开始连续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研究班上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前后有七八十人参与上课，可以说开启了在高校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面临的首要困难是缺乏一种总体的贯穿线索，不像古代史那样积淀深厚，大师云集，已经基本形成了前后贯通的若干问题意识和学术流派，学者讲课治学常常可以直接依靠清末民初形成的解释传统，继续深入思考就可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为了区别于中国古代史的解释传统，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必须建立起自身的理论意识，以作为整体论述的基本依据。有鉴于此，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线索划分近代历史各个时期的观点，引起史界的巨大反响。先生与范文澜、金冲及、李新、荣孟源等史学家一起纷纷发表文章，参与了这场长达三年的讨论。通过这场讨论，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特点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思索和论辩，最终确立了在唯物史观解释规范下建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发展方向。现在看来，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线索的革命史叙述难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其结论未必尽如人意，但这次论辩却为新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树立起了自身的问题意识和诠释风格。 为了早日寻绎出贯穿中国近代史的整体逻辑，先生亲力亲为，于1958年撰写完成《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此著扬扬四十余万言，详细叙述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历史。先生后来又撰写了第二、三两卷，一直写到戊戌变法运动。第一卷对太平天国运动着墨甚多，叙述也最为详尽。先生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这次农民战争，弄清它的发生、发展、困难、矛盾，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最后的失败。在写作这部书稿时，如何以贯通的眼光审视中国近代发展历程的意念一直萦绕在先生心间。先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太平天国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做对比研究，以探究其起因与过程的异同。先生自述说，他在写作过程中时时会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感到两场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和相似，但其内容、特征、外貌、结局又如此之迥异”，于是深深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相似性和多样性、具体性。前后相续的历史不会重复，也不可比附。但太平天国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距不过几十年，留下了许多非常相似的经验教训。故对现实知道得更多，对历史会理解得更深。 先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谈到自己的治学是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的，即由近而远，由今至古，最初从事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后研究清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先生直称性格中有点“嗜古癖”，大约是少时在常熟读史养成的习惯，愿意研究离现实较远的历史，却又坦言研究历史往往出于工作需要。革命队伍中教什么课，研究什么专业，不由自己选择，而是由组织上分配确定的，只不过分配工作和个人兴趣大致符合。 先生晚年以近八十岁高龄，凭着老骥伏枥的决绝精神毅然受命组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承担编纂国家新修大型《清史》的任务，即表现出先生那一辈史学家特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主持新修《清史》时，如何在继承传统二十四史优秀书写体例的同时又根据时代的要求有所创新，乃是先生殚思竭虑的关键问题，在征求各方意见之后，先生决定增加“通纪”部分，作为全书的统领总纲。在宣示“通纪”撰写要旨时，先生把清朝近三百年历史用兴、盛、衰、亡四个字予以概括。先生明确表示，“通纪”的设计参考了梁启超、章太炎曾经采取的章节体例。“通纪”之设充分体现了先生注重诠释历史大势的治学风格，他反复申述用“贯通”的眼光观察清朝历史的重要性。他说，撰写大型《清史》应该把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加以扼要地叙述，力求前后贯通，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的历史观，阐明清朝从崛起、发展与鼎盛时期，直到衰落以至灭亡的全过程。这是“通纪”的主要职能之所在。先生“贯通”清史的构想还表现在力求从清朝自身的演变脉络里寻究其规律性，尽量避免站在晚清的近代立场强行替古人说话，以替代从其自身内部角度体验其演化过程的观点。 因强调“贯通”历史的重要性，先生曾发表一系列通论性质的文章，如《清代经济宏观趋势的总体评价》、《满族兴起的精神力量》等，为清史研究把握总体大方向。先生讲的“贯通”，并非大而无当的空谈玄想，而是有理有据的深思之论。具体的例子可以举出先生有关太平天国以后清朝政治格局演变的分析。关于太平天国失败后中国政局的变化，民国时期的学者如梁任公认为，地方势力的兴起是满汉权力消长的结果，昭示着汉人从基层开始崛起，从而动摇了满人统治的基础；西方史学界也曾经认为，以湖南为首的团练势力的形成所导致的地方军事化是清朝咸同时期以后的重要特征；一些日本学者亦认为，地方自治势力的增长是辛亥革命发生与清政权倾覆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与之相比，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权力的下移》这篇文章中指出，所谓“满汉权力消长”，实质上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势力的消长，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披上了一件满汉民族矛盾的外衣。其研究视角与西方和日本的中国学均有差异。具体表现是，先生试图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异角度理解权力的更替现象。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代表中央政权力量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开始下移。从兵权角度而论，由于八旗绿营大量吃占空饷，从而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只得依靠地方集团临时雇募“练勇”抵御内乱，致使地方军事力量坐大。太平天国运动被平息后，清政府三令五申裁撤练勇的计划始终无法实现，才造成地方军事实力派尾大不掉的局面。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经费需求越来越多，财政制度陷入混乱，无法正常执行协款、解款制度，从战争中起家的地方势力开始自行筹款募勇，致使户部正常的奏销制度完全被破坏。与此同时，清朝司法体制受到的冲击更形严重，各省判处死刑的“秋审”制度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趋于瓦解，出现了各地盗案可以按“就地正法律”执行的情况，杀戮权移归督抚掌控，清廷三番五次想废止“就地正法”章程，收回司法权力，却遭到地方势力的强烈抵制。同光年间，虽出现大批“告御状”和个别平反冤案的例子，但是中央所以有兴趣插手这些地方性讼案，正是因为它失去了对地方司法权力的支配作用，清廷热衷于受理京控，出头平反，也是因为要借此打击日益上升的地方势力。而地方政治派系分合聚散、反复无常之态并未受到丝毫的削弱。 先生由此文得出的结论也是充满洞见、发人深省的，他说，由于封建性地方势力兴起而出现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以及地方各派系的矛盾，贯穿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之中，这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濒临覆亡的前奏，也是整个封建政治制度趋于没落的朕兆。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的这种政治离心力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制约着近代政治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以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更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封建性的统一象征消失，地方割据势力进一步发展，这就演成军阀之间的公开割据和连年混战的局面。类似的“贯通”视野会常常出现在先生的各类文章中，显示出先生从宏观上把握中国近代历史演变趋势的超卓能力。 二、先生治学具有浓厚的“经世”情怀 中国古代史学的写作虽有“官史”与“私史”之分，却从来都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时常具有强烈的“资治”功能。因此，如何有效地介入政治与社会的变革进程，如何把自身对历史的研判转化为国家建设的能量，同时又尽量保持不完全受政治风向支配的独立见解，从来都是史家安身立命不容回避的大问题。先生早年曲折的求学与教书经历一直与风云变幻的革命风潮相互激荡，面对着时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或回应或讨论或辨析或批判，当然有时也不免成为政治风暴的冲击对象，先生之治学路向的变化无不与时代的巨变息息相关。我们不妨把先生的治史风格视为传统“经世”精神在当代的一种延续和体现。 正因如此，先生读史研史的主旨始终不懈地回应着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各类重大现实问题。如果说，先生参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仍是寻求在主流意识形态形塑下有效地辨析中国近代变革的主导动力问题的话，那么，《论“清官”》一文则显示出先生不甘随波逐流地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束缚，不断探究历史真相的求实风格。 《论“清官”》发表于1964年，笔名“星宇”，其主要观点是，清官是地主阶级中维护法定权力的代表，他反对豪强权贵追求法外权力，无限制地进行剥削。清官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人民群众，减轻他们的苦难，缓和阶级矛盾，但他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先生自谦地说这些观点都是“老生常谈”，但却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单线叙事里撕开了一条“异端”的口子。两年以后，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先生与林甘泉等四人以“方求”为笔名撰文反驳，文中关于清官问题的论述采用了“星宇”的观点，“方求”的文章后来被“四人帮”认为是陆定一、周扬为抢夺“文化大革命”的旗帜而写，是对吴晗的假批判真包庇；《论“清官”》则是调和主义、折衷主义的“大毒草”。1967年4月，上海写作组以“康立”为笔名撰文点名批判“星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全国报刊广泛转载，以此为起点，各家媒体大批清官之文立刻呈铺天盖地之势蔓延开来。其主要论点是，清官更坏更反动，因为贪官进行残酷剥削，能引起人民的反抗，而清官同情人民，对人民反而有欺骗作用。如此荒唐的逻辑只有在那个年代里才能出现。 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发生珍宝岛冲突，事件平息后两国举行边界谈判，先生选择中俄《尼布楚条约》作为课题，花费四年时间对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做出详细研究，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先生自述写作之时，始终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却努力保持冷静客观立场，探讨中俄东段边界的沿革。先生利用苏联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包括谈判使臣戈洛文的详细日记，充当中俄谈判译员的外国传教士张诚和徐日昇的日记，以及故宫中有关尼布楚谈判的满文奏折等史料，详细展示了中俄使节谈判的具体情节，为外交部中苏边界谈判的中方代表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先生六十岁以后的治学重点仍与国家变革的命运息息相关，同时又为改革开放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不断忧思焦虑，并时时发出警告。20世纪90年代中央提出西部开发的战略构想，先生以《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为题发表意见，一方面肯定了清廷在西部开发中实行屯垦、发展畜牧业和矿业的历史经验，以及设置和拓展驿站网络，加强贸易交流等举措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注意到，清朝开拓西部时无限制地把森林、牧地、湖泊开垦成农田，无补偿地开发导致森林消失、牧场萎缩、水土流失、沙漠扩大，环境变得日益严酷，使人们难以栖息和生存。当今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呈愈演愈烈之势，而先生早在二十余年前即已通过清朝开发西部的教训发出警示，应是颇有先见之明的。 又如20世纪80年代先生就提出应建立“避暑山庄学”，对清代皇家园林的布局和风格进行整体研究。1988年，先生撰成《乾隆帝和北京的城市建设》一文，较早从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的角度探讨清代皇家园林的价值，《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亦列有《北京城市建设》专章，细致梳理京城“三山五园”兴建的历史脉络。经过三十多年的彷徨，北京市政府最近几年开始意识到，应该从古都整体保护的角度对皇家园林进行修复和整治，并逐渐开始付诸行动，这也算是对先生当年的建议做出的一个迟到却积极的回应。 三 先生治学具有多元兼容的前沿意识 先生晚年仍不懈地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其中力求把清朝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加以重新审视应该算是最为重要的一次探索转型。20世纪90年代中叶，先生与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共同筹建了中国18世纪研究会，发起召开“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在丛书的《导言卷》中，先生提出应“力求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比较，改变中国史和世界史分隔和孤立研究的习惯。要更深刻地理解某个时段、某个地区的历史，应该跳出时空的限制，把它放在更广大的范围中，以克服时段和地区的狭隘性”，并提出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的主张。先生的这一洞见在西方学者中亦有讨论。如法国哲学家福柯在题为《安全、领土与人口》的法兰西学院演讲中就提出：西方国家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是司法国家，它脱胎于封建型领土政体，对应的是法律（习惯法或成文法）社会，涉及一整套义务和诉讼的相互作用；其次是行政国家，产生于15、16世纪国家边界（不再是封建）的领土性中，对应的是管制社会和规训；最后是治理国家，它不再以其地域和领土来界定，而是以其人口的多寡及其容量和密度来界定，其实也包括领土（人口就分布在领土上，不过领土只是几个组成要素之一）。治理国家实质上作用于人口，治理国家参照和利用经济知识这一工具，它所对应的是由安全配置加以控制的社会。（参见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92~9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我们发现，在18世纪的清朝，也出现过类似福柯所说的向“治理国家”转型的迹象：18世纪以前，清朝统治者尚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开疆拓土和建立清朝正统性这些方面，频繁的军事征伐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乾隆朝则基本稳定了疆域，向基层渗透的行政化步伐逐渐加快，这一时期人口增加到3亿，迫使清廷不得不围绕人口激增的现状调整统治策略，改变行政运作的结构。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时代》这本专著中对这一转型有所涉猎和描述，验证了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这个判断的重要性，同时也间接呼应了西方学界认为18世纪出现了重大历史转型的经典论断。 先生不仅强调清朝在世界历史中所应具有的位置，同时也敏锐地指出，不能把清朝的历史简单地与世界史发展的普适性等同起来，而应该洞察其独特性的一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先生给博士生朱雍的著作《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一书作序时，曾提出以下看法：“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别似乎不仅仅是发展速度的快慢，而是在文化特点、社会结构上存在深刻的差异。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将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将会和西方世界很不相同。譬如两列火车在两条轨道上行驰，各自奔向遥远的未来，我们不知道两条轨道将在何时何处会合交接。”这个看法与当时主流的见解并不同调。先生既注意到了清朝在世界史发展格局中的位置，也提醒史界注意清朝本身历史具有强烈的独特性，必须兼顾两者。 先生治史讲究“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并重，就我的理解而言，实际上与古人所讲“考据、义理、辞章”兼于一身的说法有相通之处。在当今学科训练日趋专门化的境况下，先生尤其欣赏有文采的历史文章。他曾引杜甫两句诗“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形容撰文要毫不吝惜地砍掉啰唆冗繁的空话赘语，对新颖的思想、微小的细节要花大功夫，仔细琢磨，精心考虑。治史人的秉性、资质和用功程度各有不同，往往很难兼顾考据、义理、辞章三个方面，治学常常偏于一端。因此，为师者须因材施教，不拘一格，使弟子各展所长。先生在这方面的施教经验堪称典范。 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文章，热情介绍他的几位弟子郭成康、吴廷嘉、孔祥吉、卿斯美的研究成绩（参见戴逸：《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几名新兵》，载《人物》，1983年第3期）。令人惊异的是，前三位弟子的治学风格截然不同：郭成康擅长对清朝上层政治和制度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具有出色的大局观，后来成为清史研究所政治史方向的领军人物；吴廷嘉能言善辩，素以理论思辨见长，当年曾与钱学森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探讨过“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在史学领域中的应用问题，成为中国史学科中积极探讨社会科学新方法的先锋人物；孔祥吉则以对康有为戊戌变法奏稿的精密考证著称于世，其研究成果相当大程度上改变和修正了史学界对戊戌变法性质和过程的传统评价，在史学界引起了广泛震动。 先生对史学界的前沿动态一直保持高度关注，时刻留心其进展情况，并鼓励弟子大胆思考，还不时参与切磋论辩。我研究近代知识分子区域分布的著作面世后，先生亲临研讨会进行点评指导，以示鼓励。先生一方面肯定了从区域比较的角度研究近代知识群体言行特征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又切中肯綮地指出，讲区域文化比较不能脱离北京文化这个核心背景单独进行论述，不能只有局部的研究，而忽视整体观察的视野。各地方文化要成为显学，必须通过北京这个管道进行筛选，再反馈到各地，才能形成全国性影响。如乾嘉学派的核心人物都是江浙皖地区的学者，乾隆年间这些士人到北京做官，加上《四库全书》对士人群体的笼络作用，北京作为核心把区域文化吸纳进来，再辐射出去，最终影响到全国，这是统一国家的特点。先生又举例说清初广东文化并没有全国性影响，康有为、梁启超到北京后依靠皇帝搞变法，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影响才开始波及整个思想界。湖湘学派在近代之所以发达，也是因为曾国藩等人位居北京中枢政要后，湘学通过在北京的湘籍士人进行宣传才发为显学。故考察区域文化的特质必须考量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先生也不同意我截然划分“王者之儒”与“教化之儒”的做法。我认为：“王者之儒”倾向于建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教化之儒”则主要承担教育道德的训导功能，两者既有交叉重叠亦有较大差异。先生以为，中国历史上，儒学从未摆脱开“王者之儒”身份的限定，除了极少数异端分子之外，儒者仅在与官方的紧密性和疏离性、直接性和间接性上有所区别。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一种单纯的“教化之儒”。在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下，任何学说都会笼罩在专制王朝阴影之下，没有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性，所以先生针对我关于宋明理学是“教化之儒”，通过复兴运动反叛了两汉“王者之儒”而维护了先秦“教化之儒”这个命题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先生坚持宋明之儒乃是另一种形式的“王者之儒”。我对先生的评论仍有不同看法，坚持认为汉儒构造谶纬政治神话，其树立君王正统之目的昭然若揭，而宋儒走“格君心”、“觉民行道”的路线，更有与君主分享意识形态资源的意图，两者区别甚大。虽然在我看来，先生强调儒学政治化的一面，与我之论殊无绝然的对立，但先生所拈出的士人在广义上仍难脱“王者之儒”羁绊的精要之论仍有醍醐灌顶之效。以当代学界为例，现实中各种儒学复兴的表演纷纷登场，表面强调的都是文化伦理的单纯回归，骨子里却几乎无不与政治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这与钱穆先生主张儒学乃是有其内在演化理路的思想史研究进路区别了开来。 更为重要的是，先生不遗余力地提携晚辈后学，以宽广的胸怀兼容多样意见，即使弟子的观点与自己的主张出现分歧，仍予最大限度的包容接纳。与先生受教论学，如书院中师生之间坐而论道，切磋辩难，洵洵有古风焉。这才是令弟子终身难以忘怀、时刻铭记在心的求学体验。 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开创者，如今清史所已在清代政治史、边疆民族史、秘密社会史、清代思想文化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清代基层社会史等各个领域不断开拓进取，形成了较强的研究团队，并持续不断地涌现出新的研究成果。今岁正值先生九十大寿，众弟子和清史所同人相互邀约，沿着先生指导的方向，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撰写文章，对清代历史的各个层面进行探索，以学术研讨的方式向先生致敬。 晋人胡济曾有赋云：“嘉高岗之崇峻兮，临玄谷以远览；仰高丘之崔嵬兮，望清川之澹澹。”愿借此赋衷心祝愿先生治学之风貌精神如清川之水长流不息，继续泽被后学。 弟子杨念群谨识 2016年3月 摘自http://www.crup.com.cn/Item/139183.aspx。引用请参考原书序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