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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中李秉衡的言行考察 孔祥吉 ［摘要］本文以档案为依据，叙述、考证了李秉衡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慈禧决定对列强宣战后，急切召李秉衡进京，京师的守旧势力嚣张一时，而希望李氏进京的均为顽固派官僚。李秉衡率部北上途中，攻毁教堂，入京后，迟迟未赴前线，先后五次被慈禧召见，并与义和团一起围攻使馆。本文引用清档，论证李秉衡陷害主和派，导致慈禧、徐桐、刚毅等顽固派，将许景澄、袁昶等杀害的重要事实。本文认为，李秉衡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行为，与守旧派的愚昧排外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肯定李秉衡在义和团运动中举动是爱国的，则又要面对如何评价支持、重用李秉衡的慈禧、徐桐、刚毅等人的难题。 ［关键词］李秉衡 义和团 运动人物 评价 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辽宁海城人，祖籍山东。初捐资县丞，迁知县。光绪五年，任冀州知州。十年迁广西按察使，二十年五月，授皖抚。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调李秉衡为山东巡抚，二十三年，德国以巨野教案迫清廷褫其职，改任四川总督，但未到任即以德国压力而被罢免。李氏为官廉洁，刚直不阿，他憎恨列强之侵凌，且屡建战功。但是，对于李氏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目前研究并不甚透彻。与现在对李氏一味赞扬的评价相比，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书中人物介绍，内容是比较客观的。该书称: 李秉衡闲居安阳三年，后因刚毅之荐，起入都。义和团事起，秉衡首尾两端，初与刘坤一等倡议东南互保，以后，又请师募入卫，力主战，统张春发、陈泽霖、夏辛酉、万本华四军屯杨村河西坞，战未久，四军皆溃，退通州，饮金死。① 然而，翦伯赞等编《义和团》所载李氏小传，毕竟过于简单，一些重要史实，仍未能揭示。现据清档的有关记载，对李秉衡在义和团运动中史实略予考述。 一、李秉衡庚子北上抗敌的原委 慈禧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颁布宣战诏书。第三天，即五月二十八日，清廷即诏命“李秉衡迅速来京陛见。”同一天，慈禧还对奕劻所统领的神机营，与庄亲王载勋所统带之义和团各赏银十万两。② 六月初一日，清廷再次颁谕，敦促李秉衡“即日迅速北上。毋庸俟同张春发、陈泽霖拔队赴京，以免延宕，由六百里加紧谕知由。六百里加紧分寄。”③同日，大学士徐桐上书，谓“宜顺民心，尽戮各省洋人”，④京师气氛紧张。 其实，早在五月二十二日，湖北巡抚于荫霖即已上书“请召李秉衡进京”。⑤ 清档显示，正是在慈禧决定招抚义和团来对付八国联军的决定之后，才急切召李秉衡进京。当时京师的守旧势力嚣张一时，而急切希望李氏进京的多是守旧派官僚。在朝廷的再三催促之下，李秉衡于六月初三日呈递了“遵旨兼程北上折”。该折奏称: 头品顶戴、巡阅长江水师、降调四川总督臣李秉衡跪奏，为遵旨赴京，驰报起程日期，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初三日扬州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李秉衡著即来京陛见，毋稍刻延。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钦此。祗诵之下，万分焦急。臣前在江宁巡次，恭读五月二十一日上谕:著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各就地方兵力、饷力，酌派得力将弁，统带数营，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等因。钦此。遵即会同两江督臣刘坤一、江苏巡臣鹿传霖奏请，由臣秉衡暂统武卫先锋左右两军，并招募卫队二百人，星夜北上，听候调用各情由，业于五月三十日敬谨由驿驰奏。拜折后，臣即迅速部署，渡江驶抵扬州。兹复钦奉寄谕，更不容稍涉迟延。并以武卫先锋左右两军二十营，必须次第开拔，恐缓时日，除一面咨令提臣张春发等，各帅所部，星驰赴京外，臣谨拟六月初四日由扬州起程，亲率卫队两哨，先行入都，叩觐天颜。藉得展效驰驱，少尽犬马之力。感奋涕零，情不自已。阙廷瞻望，驰念莫名。 所有微臣起程日期，理合专折，由驿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⑥ 李氏以七十高龄，奋勇请缨，北上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充分显示了他对侵略者不共戴天的情怀。与那些企图苟且偷安的督抚比起来，其爱国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李秉衡此折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送达京师。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 “朱批李秉衡折，六月初三日，江苏江都县发，六百里发回。” 当时，李秉衡的官职是头品顶戴，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经常与沿江督抚打交道，尤其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由李折可以看出，在李秉衡接到朝廷召之来京谕旨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已奏报朝廷要李秉衡带队赴京师勤王。刘坤一之所以借机将李秉衡派往北京，也是由于李秉衡支持义和团，反对刘张积极推行的东南互保，与列强妥协之政策。据刘坤一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之电报称: 急。盛翰电以滋、鉴不以东南保护约为然，请将办法切实电奏。敝处咸电，请公拟稿掣衔速奏，未奉覆。昨有人来函，滋谓保护之约为海外逆臣一派议论。慰帅电，昨晤海城，满口主战主卫等语。此奏似不可缓，祈公即日撰稿，电由慰帅具折六百里加紧驰奏，或可到在鉴至之前。苏、皖、西、鄂、湘、浙各抚应否列后衔?请酌。坤。箇巳。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酉刻到。⑦ 电报中的“滋”是指鹿传霖，鹿氏号滋轩，时为江苏巡抚，与李秉衡志趣相投，支持义和团而反对东南互保，随后亦选择了离开刘坤一辖统的江苏，北上勤王。慰帅，系指袁世凯;海城、鉴，均指李秉衡。此电于六月二十一日发出，可知，李秉衡于六月二十日曾与袁世凯在济南晤谈。 此电报还显示，在对待义和团与列强的态度上，刘坤一与李秉衡、鹿传霖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刘坤一、张之洞等主张剿团的官僚，颇不希望李秉衡呆在长江流域，因此愿意李氏早日离开，以便顺利推行其东南互保政策。刘坤一的这种思想，在他给张之洞的电报中，得到充分显示。 刘坤一希望在李秉衡兼程抵达京师之前，能向清廷表达自己之政治主张，以免慈禧受李秉衡之影响。实际上，李秉衡在抵达山东境内之后，并没有很快“昼夜兼程，抵达京师”。 据李秉衡庚子六月十六日上书称: 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折。窃臣于扬州途次，曾将赴京日期，由驿驰奏……十一日行抵郯城，复奉初七日寄谕:前有旨令李秉衡、鹿传霖迅速来京，现在行抵何处，即著星夜兼程前进，勿稍刻延。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臣前接鹿传霖函电，正在赶紧交卸江苏抚篆，料理起程，应已随时奏报。际兹多难，仰企阙廷，万分驰系。遵即自郯城星驰前进，并恭录知照张春发等两军，一体钦遵，藉纾宸廑。臣受恩深重，遑计衰病。惟冀早觐天颜，稍释愚忱依恋。 所有微臣兼程赴京缘由，除电奏外，理合专折由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⑧ 清廷的上谕，要李秉衡“即著星夜兼程前进，勿稍刻延。”可是，按照李氏此折时间推算，他并没有按照上谕要求去做。他六月初四日出发，六天即抵达山东郯城，而后又用了二十天，方抵京师。可见，李秉衡在途中还做了许多事情。 又据《随手登记档》记载，李氏此折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上递清廷。⑨次日，湖北巡抚于荫霖，再度上书，请以李秉衡为抗击八国联军之“总统”。其书略谓: 湖北巡抚于荫霖，请简重臣，总统入卫各军，以一事权而裨大局，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各省入卫之师，次第云集，必须总统专一，调度得人，方能制胜。往年东日之之役，我军多至十余万，只因各有统帅，事权不一，将自为令，至于不能一战。臣前在军营实所亲见。现在北上之兵，惟武卫各军，无庸筹议，其余各省统兵大员，一时纷集，无所专统，若不遴选重臣，主持军计，又将人自为政，何异筑室谋道。 伏念前四川总督臣李秉衡，昨经奉旨内召，计时当可入觐，朝廷自必重加倚畀，何待臣言。惟查目下文臣，知兵无出该前督之右，而又为众望所孚;如山西之万本华，山东之夏辛酉，皆其旧部。湖南藩司锡良，系其属僚，即江苏抚臣鹿传霖，亦佩其公忠，引为同志，此皆臣下所夙知者。臣若身在行间，亦愿追随其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⑩ 于荫霖，字次棠，吉林伯都讷人。咸丰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大学士倭仁问学。”光绪初年，俄罗斯议还伊犁，荫霖与清流联手，疏劾崇厚擅许天山界地数百里，“及崇厚被逮，有为之游说者，复严疏劾之，且劾枢臣畏葸欺罔。六年，授赞善，累迁中允。”11后长期担任地方官。于荫霖此折还有一附片云: 再各省北上诸军到京多日，兵非一处之人，将无一定之令，未战以前既无统率，临阵之际，又无所禀承;既恐嚣争，复防退缩，此皆兵家最忌之事。今欲得全师之力，非坚明约束不可，欲坚明约束，非得贤统将不可。李秉衡老成持重，忠毅严明，善于驾驭，朝廷若俯纳臣言，以兵事付之李秉衡，可战可守，随时应变，与目前危局，定有裨益，臣折内已具此意，词有未尽，谨再附片渎陈。北望湖觚棱，不胜焦急祷切之至。12 于荫霖同李秉衡有许多相同的个性，他们均居官清廉，思想守旧，对外洋事物多有抵触情绪。当时，在中原数省官吏中，李秉衡、于荫霖与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可谓是志同道合的三清官。他们互相标榜，互通声气，甚至上书朝廷，彼此举荐，以影响朝廷选拔人才之决策。如甲午战争中，李秉衡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私下举荐于荫霖、额勒精额等。其函曰: 中堂阁下，敬肃者:关心民漠，培养元气为第一要义，汤藩司聘珍，一意徇情，物议沸腾。……如同城松臬司林，心地虽厚，不甚明白;李运司希莲，廉正堪钦，病过拘谨;张道上达，颇有人气，而取巧营私，人人侧目，近虽稍加敛迹，仍难持久。……查台湾于藩司荫霖，新简直隶河南两藩司陈宝箴、额勒精额，能实心任事，劳怨不辞，如能得一，庶可相与有成，寸衷幸甚，山东幸甚。恃中堂能知而信之，故不惮冒昧直陈，临颖悚切。13 李鸿藻时为协办大学士，颇受慈禧宠信，故李秉衡呈递此函，臧否人物，直言无隐，希望李氏重用于荫霖、陈宝箴和额勒精额。 再如，光绪帝于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颁布自强上谕时，命各省将军督抚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画，酌度办理，将胡燏棻、康有为等提出的革新建议，认真讨论。14额勒精额于同年七月十一日议复折中曰: 河南布政使、世袭恩骑尉奴才额勒精额奏，铁路万不可开，漕折断不可准，营兵宜酌裁减，厘税从实征解，以及制造银元，练兵制械等事，皆可见诸施行，敬陈管见事。 整顿厘税，节省浮费，裁减兵额，淘汰冗员，为当今急务，实于饷需有裨;又劝寓居外洋华商捐资，购备兵轮，可行。……乃谓开铁路，裁驿站，改漕折，立学堂，无一不言仿照西学，又无一不言引用洋人，是光天化日清明世界之中，又杂一螭魅魍魉之世界。试问何地经营此物耶?乃谓招公司以开铁路。夫公司何人也，洋人也。铁路所经之地，疆土不战而垂手得矣。…… 奴才详察臬司胡燏棻，不禁拊膺长太息者久之。胡燏棻与奴才在天津共事数年，其人勤而要好，近于好名，然性情疏阔软熟，常存容容两可之见，易为他人摇撼。折内所陈铁路，勘明道里，由直隶而湖北，而河南而江南，举其河山平野言之，详尽历历如绘，不但胡燏棻不能悉其原委，即中国长于测算之士，亦不能如此周详，非习于游历之洋人莫能道也。是此折必由洋人授意于奸细，由奸细转交胡燏棻呈进者也。 年来朝廷用人，多系正直良臣，拔茅汇征，互相庆颂，如于荫霖志虑忠纯，刚正无私，前蒙特旨，发往依克唐阿军营差迁委用，兹复蒙恩，交吏部带领引见。15 此折是额勒精额保举于荫霖等守旧派同僚的代表作。可知于荫霖、李秉衡、额勒精额，这些思想守旧的廉吏之间，互相援引，彼此荐举的关系。 甲午战争之后，全国上下练新军渐成风气，袁世凯统带的新军，装备精良，最具战斗力。袁世凯本人又较李秉衡年轻力壮。很奇怪，于荫霖不推荐袁世凯抗击列强，却独独看上了白发苍苍，年已古稀的李秉衡，可谓是一桩怪事。其重要原因，盖在于于荫霖根本信不过袁世凯，以为只有李秉衡富有韬略，必可出奇制胜，其愚不可及，已跃然纸上。奇怪的是清廷执政者慈禧等，从甲午到戊戌，再到庚子，仍然相信李秉衡“忠毅严明，善于驾驭”，必能使大局转危为安，真可谓痴人说梦。 二、庚子七月李秉衡在北京做了些什么 李秉衡在奏折中自述，他于六月十一日，即已抵达郯城，但是并没有在很短时间内到达北京，直至二十天后才抵达京师。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北京城酷热难熬，情势危迫，人心惶惶。李秉衡恰于此时来到京师。这是李氏生命旅途中的最后一个月。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在北京究竟做了些什么，以往史书语焉不详。 如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载，李秉衡抵达北京伊始，即遇到不同政见的京官: 以全权大臣畀李鸿章。诏已具，会有言李秉衡自清江入援，待其至，徐议和战者，后意稍移。七月初一日，李督师到京，朱学士祖谋、马编修吉樟，先要诸途，述京师乱象，宗社之危如累卵，公入见，当力为太后言拳匪恣谩状，苟议和，大祸纾矣。督师深以为然。迨入朝，徐相首迎之，大声曰:“鉴翁，万世瞻仰，在此一举。”鉴翁者，督师字鉴堂也。复见刚相，知太后旨所在，意遂变，奏言:“外国多，不可灭，异日必趋于和，然必能战而后能和，臣请赴前敌决一战。”太后大喜，命统率武卫全军及陈泽霖等各营。武卫军实不成军。十五日始出都，至通州，闻敌将至，师溃，督师吞金自尽，随员王编修廷相投河死之，皆藁葬通州东关外。16 恽氏之《崇陵传信录》是多年后的回忆录，许多记事并不可靠。李氏北上请缨的目的明确，就是同义和团一道，抵抗八国联军，根本不可能对朱祖谋等人所说“拳匪恣谩”，表示“深以为然”。再有，恽氏所记，李秉衡“十五日始出都，至通州”的记载，亦与档案不符。 其实，庚子七月是李氏一生中重要时刻，一些史实不可不予厘清。 据清档中所存军机章京撰写的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的召见单，与李秉衡有关的记载如下: 七月初一日:庄亲王载勋、李秉衡、军机。 初二日:庄亲王载勋等、李秉衡、军机。 初四日:李秉衡、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 初八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李秉衡。 初十日:庆亲王奕劻、军机、李秉衡。17 按理说，八国联军步步紧逼，前方战事万分吃紧，李秉衡应该在见到慈禧等朝廷要员之后，迅速驰赴前线，出师迎敌。可是，他却滞留京师，迟迟没有出发，且先后五次，蒙慈禧召见。为什么慈禧要频频召见李秉衡?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清档有如下记载: 七月初一、初二日，慈禧先召见了庄亲王载勋，然后再见李秉衡，或者是二人同时召见，这两天的召见，显然是与京师义和团有关。因为载勋是清廷任命的京师义和团统领，本人系天潢贵胄，位高权重，其所居住的王府成了义和团在京师的活动中心和最高指挥部，义和团纷纷前往王府“挂号”。时人日记记曰:“庄亲王等自奉统率义和团之命，遂于府中设坛。而近畿四乡人民皆练义和团，日至王府挂号，络绎不绝。所谓上行下效，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矣。”18 载勋虽然出身高贵，且蒙受慈禧高度信任，然其本人则毫无头脑，没有文化教养。余近日找出了二十多年前抄录的义和团首领手迹，名为《坎字老团大师兄传令单》，这是京师义和团的一件重要实物。很奇怪，这样一件歪歪扭扭书写的片纸，是如何能够保存于大内档案之中。由此大约可以看出，这位清廷任命的义和团最高统领庄亲王的见识与水平。该《坎字老团大师兄传令单》称: 庄王府坎字老团，奉王谕:烧毁电线，洋杆并不可留。如有毛寇之人，即行拿交本团严办。五月二十九日，大师兄德具。19 由此传令单可以看出，这位亲王不但要切断电线，还要拔掉电杆，可以说他比义和团的错误，还要更进一步。至于所谓“毛寇”，更是含糊不清，令人不寒而懔。当时在北京想要抓谁，谁就是“毛寇”;抓立山，可谓一例。 慈禧把这样的官员与李秉衡同一天召见，其讨论结果可想而知。 慈禧召见了李秉衡后，即委以重任。当天，所颁布的谕旨谓: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李秉衡著帮办武卫军事务，所有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均归该大臣节制。钦此。20 七月初一日，慈禧还颁懿旨，让李秉衡在紫禁城享受特殊优待。《上谕档》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内阁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李秉衡加恩著在紫禁城内骑马，并在紫禁城内、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钦此。21 这是慈禧又一次对李秉衡临危受命，勇往直前精神的奖赏。 在慈禧首次召对中，李秉衡还谈到了山东所存武器问题。是日《上谕档》称: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袁，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奉上谕:本日李秉衡面奏，山东现存军火，尚有坚利远后膛抬枪四百杆，坚利远枪子十七万颗;马蹄尼枪子两种，共三十万颗，后膛克鲁卜车炮十尊，炮子一千颗，均为该省所不用等语。 现在，京津前敌，军情吃紧，著该抚迅将前项军械，拣派妥员，提解来京，无稍延误。22 这道谕旨说明，李秉衡在来京途中，做了调查研究。他发现在山东还存有大量军火。李氏认为，有朝廷谕旨，袁世凯一定会“拣派妥员，提解来京，无稍延误”。李秉衡粗中有细，可见一斑。他以为靠这些洋枪洋炮，大概可以抵挡八国联军一阵子。 后来，在七月初四日的召见中，李秉衡又重申尽快将山东军火运抵前线。因此，清廷于七月初五日，再次颁布谕旨称: 七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袁:前有旨据李秉衡面奏，山东原存旧式枪炮子弹，仍著该抚迅速派妥员赶解来京，以资要用，勿再迟延。由六百里加紧谕知由。23 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直到李秉衡战死沙场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见到这批军火的踪影。 三、李秉衡与袁昶、许景澄之死 李秉衡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初二日，连续两天被慈禧召见，七月初三日即发生了一场空前严重的悲剧。清廷公然在菜市口杀掉两个懂得外交常识的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处《上谕档》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内阁奉朱谕: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奏参，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对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许景澄、袁昶均著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钦此。24 被杀者许景澄，浙江人，字竹筼，进士出身，早在光绪十年即担任过驻德、法、意、荷、奥五国公使，数年后，又出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堪称近代中国老资格的外交家。他于庚子五月，在慈禧召集御前会议时，冒死直谏，开罪守旧党。据李希圣记曰: 二十二日，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联元、王文韶等反对，慈禧大怒。)上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太后阳慰解之，自是嗛(慊)景澄。25 是许景澄之死，与光绪帝“持许景澄手而泣”有关。此中情节，吴永所记更详细。吴氏云: 德宗意颇弗惬，然亦不敢加斥驳，于人丛中顾见总理大臣许景澄，欲倚以为重，乃下座直前握许手，怆然曰:“许景澄，尔在总署有年，熟知洋务，应明白大势。究竟与各国能否开战，国命安危，在此一举，必直言无稍隐讳。”言毕泪下。许亦含涕陈奏，沥言不宜开衅状，谓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兵部侍郎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皆与许同官总署，均从旁力赞其说。德宗颦蹙以听，每一语辄一肯首。许益激昂论列，语至痛切，乃相持而泣。26 李希圣、吴永，均未尝出席御前会议，然其所述内容，与参加御前会议者恽毓鼎所记大体相同。戊戌政变后已成为守旧党的众矢之的光绪帝的确是帮了许景澄的倒忙。 另一位被杀者袁昶，浙江桐庐人，字爽秋，光绪进士，担任总理衙门章京长达十余年，后出任安徽道员，因戊戌变法上书条陈新政，被光绪破格拔擢，后为总理衙门大臣。他以多年同外国人打交道的常识，知道无论如何不可以攻打使馆，杀外国使臣。在庚子五月二十日的御前会议，袁昶亦曾不惧风险，慷慨陈词。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记曰: 太常卿袁昶在槛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上谕之入，乃详言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太后又曰:“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摅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27 此外，京官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亦有类似记述: 太常寺卿袁昶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唏嘘，声震殿瓦。太后目摄之。……上曰:“人心何足恃，只益乱耳。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鲜之役，创巨痛深，效亦可睹矣。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载漪、刚毅遂合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载濂亦上书言:“时不可失，敢阻挠者请斩之。”闻者莫不痛心，诋为妖孽，知其必亡，然畏太后不敢言也。28 许景澄和袁昶的上述表现，使他们成了端郡王载漪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是，尽管如此，守旧派尚没有人敢于把他们推上断头台。 可是，在李秉衡到北京被慈禧召对后，即发生了不该发生之悲剧。此事与李秉衡有无直接关系?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其证据如下: 其一、居住在北京的文人官员，对此事多有记载。如唐文治在其《唐文治自订年谱》中称，他于六月二十七日，曾前往拜谒许景澄与袁昶二人。唐氏记载见许景澄情景称: 公神气颇惨沮，忧形于色，绝不言疏谏拳匪事，但言此次洋兵入京，条款必格外苛刻，君等宜早为预备。辞出后，又谒见袁公爽秋。袁公气象激昂，议论踔厉，亦绝不言上疏事，询余堂上起居。盖余心知二公祸之将及，而不料其即在旦夕间也。七月初一日，奉旨逮许、袁二公下狱，闻系李秉衡所构陷也。惟时总署人人自危，不敢前往探视。至初三日奉旨，置二公于法。闻二公临刑时神色洒然。监斩者为大学士徐桐之子刑部侍郎徐承煜，亦附和拳匪者也。袁公戟手骂徐曰:“国家之事被汝父子败坏至此!吾在地下候汝!”许公止之曰:“爽秋，何必如此。”遂从容就义焉。29 唐文治庚子年在北京，又与许景澄、袁昶有过直接交往。他说“七月初一日，奉旨逮许、袁二公下狱，闻系李秉衡所构陷也。”唐氏年谱，系事后追忆，所记时间，纵有小误，然“构陷”之说，值的注意。又据佐原笃介《拳乱纪闻》称: 当李鉴帅入觐时，极言东南合约之非，且言不诛外省一二统兵大臣，不足以震中国之势，而外人决不能除。故许、袁以直谏先罹其咎，所以儆外臣也。鉴帅兵溃自尽，端邸闻之恸哭曰:“呜呼!天胡不佑我国家，失此明佐，而令边衅无已时也。”故身后恤典甚优。30 此文所记，与唐文治的叙述一样，均将许景澄、袁昶之死，与李秉衡联系在一起。 其二、在戚其章先生所辑《李秉衡集》中，附有钱振锽所写《李秉衡传》，该传记称: 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事起，是时天下官吏皆归曲朝廷，山东巡抚袁世凯剿团民最力，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夷人定保护东南约。诏天下勤王，公奉命兼程到阙。七月二日上谕:帮办武卫军军务，节制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将，合兵三十余营。春发、泽霖、江督遣从公者;辛酉世凯将;惟本华，大同镇将，公自奏调。时朝旨剿贼，南囗一体保护洋人。公质堵(诸)上前。 于是，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以擅政电谕伏诛。公陛辞，即赴杨村当贼。31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许景澄、袁昶与张之洞关系，本来就十分密切。先说许景澄与张之洞关系中一件小事。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之后，千方百计召许景澄赴粤任职。许氏有函曰: 前日师谕，令挈眷来粤，给屋栖止。景澄初意犹豫，继念欲为久客计，则家中妾女三人，伶仃无依，不与俱来，不能无所牵系。昨得家函，本年南北山向不通窀穸之事，顷缓至明冬，卜吉拟就此时，仰乞恩准，归里一行，略事屏当，携带细弱，大约在家半月，往返途路二十日。七月既望，便可重侍绛帷，阖家饱德矣。俟有行日，再当谒辞。专此，敬请夫子大人道安。 受业制许景澄谨上32 后许景澄因故未克前往，张之洞又出新招，亦可于许氏短函见之。许氏曰: 仰蒙函丈属新会包大令，聘受业为书院山长，送一关书来订，每年致修脯一百廿两。京曹一楹一啄，上烦慈廑，叠予隆数，受宠若惊，皇悚不知所报，惟乾修非义，受业又不能到馆。33 可见，张之洞之爱才心切，以至于到不择手段的程度，故当许景澄甫出使归来，遇戊戌政变，即曾通电张氏，为之划策。电文曰: 洋兵入都暨干预，谣言。非有另闻。西人重维新，轻守旧，似应专罪康筹谋，不訾变法，方杜借口。澄佳。34 长期以来，许景澄、袁昶充当张之洞在北京之坐探，此事京师文人颇有知之者。尤其是在政治动荡之际，彼此函电，络绎不绝，确有其事。黄濬于《花随人圣庵杂忆》中曾经辑录了张之洞庚子“致许竹筠、袁爽秋、樊云门、王廉生一首”。其文称: 再，前奉高密相公复电，言至痛切，愤恨无极，惟其中尚多未尽之词，自肇事至今，内间秘密宗旨、兵事曲折情况，务恳详悉示我，其有关重要者，请速用密码翻好，付原差至保定电发，以便早得所属。35 “内间秘密宗旨”，是地方大员最渴望了解的。据黄濬考订，此乃张之洞致许景澄、袁昶、樊增祥、王懿荣者。函中“高密相公”隐指荣禄。禄字仲华，汉高密侯邓禹，亦字仲华，故称荣禄为高密相公也。冯天瑜先生等已经将此短札辑录入《张之洞全集》。36此密札可证，许景澄、袁昶等庚子年与张之洞通电报确有其事。 而本文以上所引李秉衡传记之作者钱振锽，大体上是站在颂扬李秉衡的立场，而且叙事比较准确。当时北京盛传刘坤一、张之洞不奉朝廷之指令，派兵讨伐八国联军，一味沉溺于东南互保之美梦，而此事与袁昶和许景澄擅改谕旨有关。京师流传“许与袁违背廷意，擅改电谕，致南北异局”的说法，李秉衡进京后“质堵(诸)上前”，从而使得清廷作出杀许袁二人之决定。 其三、清宫档案可证许袁二人之冤死，与李秉衡到京之言行，有直接关系。 洋兵攻克京师后，慈禧仍对于李秉衡冒险出征，以身殉国之事迹，感念不忘。因此，在逃离京师之后，她又颁布上谕称: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查明李秉衡之长子、二品荫生、江苏候补通判李政均，加恩著以直隶州知州，留于原省即补;长孙李学富，加恩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以示笃念忠贞、有加无已之至意。钦此。37 《上谕档》还附录了李秉衡之直系子孙名单如下: 李秉衡子嗣:长子政均，二品荫生，江苏候补通判;次子政宽，拔贡，河南候补知县;长孙学富，直隶候补州吏目;次孙学诚、学强。38 此上谕一经颁布，即刻遭到列强之强烈抗议。于是，在京参加与列强谈判的庆亲王奕劻与大学士李鸿章联名给慈禧呈递一通电报，电文称: 奕劻、李鸿章电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缮递。 俄、德、英、义、奥、日本、日、比八国，先后照会称:八月二十六日上谕，加赏李秉衡之子孙，以示笃念忠贞。查忠贞之臣，加恩酬赏，自属理所当然。但此次李秉衡故后恩恤，殊令舆情趋入歧途。 政府诸臣，虽各与各国重商结好，恐仍存如李秉衡显恨泰西之心。 李秉衡夙与西人为仇，由南省北来，途次督拳民攻毁教堂。迨入京后，围攻使馆，极力加攻。大臣有与泰西辑睦者，附和佥人而陷害之。其死也，与救使联军对敌所致，如斯忠贞，果为国乎?必应力(予)驳辨，请嗣后勿再降此项谕旨等语。 查李秉衡在东抚任内，虐待教士，致有胶州之失，蒙恩降调，不再起用，今复令带兵自赎，徒有仇洋之志，实无胜敌之方，贻害君国，死不足惜。兹因明诏优恤荫后，致腾众谤，现将开议和局，万不可败，应否俟其条款到时，撤销李秉衡恤典，以示大公。请代奏。奕劻、李鸿章寒。39 以上电报，反映了奕劻对义和团凶狠残忍的本来面目。电报提到，“大臣有与泰西辑睦者，附和佥人而陷害之。”此处所谓“大臣有与泰西辑睦者”，系指许景澄、袁昶;而“佥人”，则是徐桐、刚毅、载漪之流。显然，奕劻认为，许袁之死是李秉衡“附和佥人而陷害之”的结果。奕劻的电报对厘清李秉衡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第一手证据。 奕劻的这份电报，虽然是由留京谈判的两全权共同署名，其实完全是奕劻个人的意见。因为庚子七月，李鸿章并不在京师，不知内情。而慈禧五次召对李秉衡时，庆亲王奕劻几乎都在同一天被召见，或者是奕劻亲自参预了召见。庆亲王对慈禧召见李秉衡之内情，最为深知，故其所述，要可深信。奕劻说李秉衡附合“佥人”陷害袁昶、许景澄，印证了当时京师士大夫传说的“诬陷”许景澄、袁昶等人的说法，从而导致了端郡王载漪等顽固派，仇杀不同政见者的卑劣行径。这是庚子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件大事。许袁二人授首发生于李秉衡抵达京师后的第三天。 慈禧等清廷当政者深知，妄杀大臣是一件见不得人之丑事，故长期封闭内情，不使外人知晓。坊间流传晚清文人笔记，对此事之记述，大多是道听途说，尚未能使人心悦诚服。而庆亲王奕劻的电报内容，则是十分可靠的。作为慈禧的亲信，又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总管，奕劻最了解事件的真相，他不会无中生有，凭空污蔑李秉衡之清白。 此外，奕劻的电报还回答了另外两个问题。一是李秉衡自六月三日起程，未能“兼程到阙”，但直到七月初一日，才被慈禧召见。除了在山东作调查研究之外，还在直隶“途次督拳民，攻毁教堂”。 再有，李秉衡抵达京师后，并未像其他将领那样，随即前往御敌。而是逗留京师，除对许袁之死负有责任外，还“围攻使馆，极力加攻”。 还应该加以说明的是，七月初三日杀许袁的朝命，并非一般的谕旨，而是以“朱谕”形式发布。40《随手登记档》专门记曰: 发下朱笔一件，许景澄等。见面带下，随事缴进。41 《上谕档》还另外记有朱笔改动情形谓: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朱笔:许景澄、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近日莠言乱政，(实属大不敬)情节较重，(均)著即行正法。42 本来杀袁昶、许景澄，是慈禧一手决定，最后拍板的。因此，谕旨应该书写“内阁奉懿旨”。但是，慈禧却作贼心虚，强迫光绪皇帝亲自改写，以朱谕发布。慈禧嫁祸于人之险恶用心，真可谓欲盖弥彰。 许景澄、袁昶作为总理衙门大臣与奕劻共事并非一朝一夕，他们当时对庆亲王还寄托一定希望。但是，李秉衡到京之后，许、袁处境至为危险，而奕劻却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不肯一伸援手，此事亦可以折射出奕劻明哲保身，极端自私之丑恶心态。 奕劻是一个没有立场，没有原则，唯慈禧马首是瞻的奴才。他从光绪十年即开始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长期同外国交往的经验。 按理说，遇到围攻使馆、杀使臣这样的错事，应该有所建白，可是他却闭口不言，遇到总理衙门的下属及同事被杀，竟然无动于衷，真可谓无心肝者矣。 本文所述李秉衡的所作所为，都是以前评论李秉衡作为爱国主义而歌颂时，没有予以注意的。 四、李秉衡之悲剧结局 从庚子六月十八日天津郡城失陷，到七月初二日清廷接到裕禄“义和团早已溃败，万不可恃折”，43说明裕禄在死前已明确提出，作为零散农民结合起来的义和团，是不足以抵挡八国联军前进的。朝廷内部似乎都知道败局已定，纷纷准备西逃。而李秉衡的到京，却使慈禧、徐桐、载漪诸人，心存侥幸，指望李秉衡会带来转机。李秉衡七月初八日在户部领了有限的军饷。44初十日一早，慈禧又第五次召见李秉衡，直到七月十二日才率队出征。据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记载: 是日李秉衡出视师，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亲拜其长，人各持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套、如意钩、火牌、飞剑，谓之“八宝”。当是时，义民大至，往往而聚者数十万人，号为“禁旅”。大抵皆倚秉衡为名，秉衡亦羁縻之，取虚声而已，骄恣实不能使也。45 李希圣的说法，无法从档案中予以证实，然而，李秉衡是不相信裕禄临死所说义和团“万不可恃”的。可是，抵达前线之后，李秉衡才发现清军根本无法与列强之军队抗衡，而他所指望的山东所存军火，直到他“兵溃自尽”之前，也没能见到踪影。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李秉衡自火线奏报中途筹布情形称: 窃臣于初十日陛辞，跪聆圣训，业将军力单薄，未可遽议规取，须先扼要固守等情，详细具奏。随于十二日出京进发，十三日午刻，行抵马头地方，接据提督张春发十二日亥刻所发函称，十一日北仓失守。又探悉宋庆大军退扎蔡村各情。臣查敌情既著力于杨村，志在北窜。此时张春发、万本华两军已抵河西务，夏辛酉军甫抵马头，情形均甚劳顿。敌势方张，兵力单薄，未可轻敌。第须分扎要路，合力堵御，拒其北扰京师之路。46 面对“敌势方张，兵力单薄”的困境，李氏再次催促山东军火。其附片云: 再:臣前请由山东拨解臣巡抚任内所铸之坚利远抬枪四百杆，随代枪子十七万粒，业蒙谕饬山东抚臣照数拨解。现在军事万紧，如该抚臣尚未报解，应请旨严催，刻即遵照前数，迳解臣军营。现由夏辛酉招募抬枪队，日内可到，需用孔亟。如德州一路梗塞，即临清州、冀州、深州一路北运，勿稍稽延，致误军事。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47 李秉衡七月初一日面奏，还要袁世凯拨解“后膛克鲁卜车炮十尊”等，此片未见提及。李秉衡于七月十四日抵达河西务，身临前敌，次日早即分军迎敌，虽终日督战，然敌我之间，实力悬殊;李氏随即败退至马头西南，十六日又自马头退至张家湾。七月十七日，李秉衡最后向朝廷奏报称: 臣刻自马头退至张家湾。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以致臣军采买无物，人马饥困。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所未见。兵将如此，岂旦夕之故哉。 ……臣惟有竭殚心力，招集散亡，誓死前进，迎剿堵截，上报君父之恩，下尽臣子之分于万一。48 此报递上之后不久，战局迅速恶化，清军闻敌辄溃，李秉衡愧恨交加，遂自杀身亡。 五、结语 在对李秉衡生命旅途中最后阶段作出评价时，余颇感为难。 李秉衡庚子六月被召赴京，是刚毅等守旧派极力推荐的结果。慈禧以为，依靠李秉衡统带劲旅与义和团，便可以对列强“大张挞伐”。他们确实对李秉衡的北上寄予厚望。因此，宣战诏书甫颁，清廷首先就想到李秉衡。 李氏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行为，与守旧派的愚昧排外政策，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如肯定了李秉衡在义和团运动中举动是爱国的，那么，支持重用李秉衡的慈禧、徐桐、刚毅等人，又该作如何评价? 而且，据窦宗仪《李鸿章年(日)谱》(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1900年8月11日)记载称，当时，《字林西报》记者与《联军随军记者报告》对李秉衡临死前之报告，有细节描述。其文曰: 李秉衡率军万五千人在通州西岸对抗联军，联军列阵逼来，秉衡即换衣立逃，军士哗散。联军于一小时内不发一枪即占通州。秉衡奏“出师无军可调，无子弹可发，无粮饷可供，是以败退”，乃自杀。慈禧命刚毅帮办。49 西方记者所述细节，与清人不同，也不一定全部可信。但是，八国联军未经一战，即占领通州却是事实。而且，李秉衡自己也说抵达通州前线后“实未一战”，因此，对李秉衡的评价，不可不根据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来衡量。 参考文献 ①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505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③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 ⑤《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六年月初一日记曰:朱批于荫霖折，请召李秉衡进京。报五百里，五月二十二日发。马递发回。 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4页。 ⑦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42页。 ⑧《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57-258页。 ⑨《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六年，秋季档。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光绪二十六年，军务类之8。 11《清史稿》卷448，列传235，于荫霖，中华书局，1977年版。 12《录副奏折档》，光绪二十六年，军务类之8。李秉衡此折六月二十八日抵京，《随手登记档》记曰:朱批于荫霖折，请派总统各军由。片，保李秉衡堪充总统由。六月二十发，五百里云云。 13李秉衡:《致高阳中堂函》。未刊稿。 14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15《录副奏折档》，光绪二十一年变法类。 16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1册，第52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召见单，军机杂件档。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6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坎字老团大师兄传令单》原件，标题为笔者所加。 20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22《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224页。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随手登记档》。 24《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227页。 25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1册，第14页。 26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0-21页。 27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1册，第48页。 28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1册，第12-13页。 29唐文治:《唐文治自订年谱》，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45页。 30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1册，第190页。 31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770页。 32 33许景澄:《致武昌制台》，国家图书馆藏《赵凤昌藏札》第35册。 34许景澄:《致武昌制台》光绪二十四年年九月初九日《张之洞未刊电稿》(近代史所藏)戊戌各处来电本。 35黄濬:《花随人圣庵杂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71页。 36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37 3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312页。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电报档，综合类，收电档。 40《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227页。 41《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 42《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227页。括号内文字，原在正文右侧。 43《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二日。 44《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记曰:交户部、李秉衡，户部拨银五万两，交李秉衡支领。 45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1册，第21页。 46《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54页。 47《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54页。据七月十四日《随手登记档》记载，李秉衡此折还有一附片为“传闻裕禄业已在杨村阵亡由。” 48《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9页。 49窦宗仪:《李鸿章年(日)谱》，第422页。 原载《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