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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 ［美］邵丹 ［摘要］本文从满族的角度探讨边疆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族群领域性(territoriality)的再定义与其身份(identity)的重塑如何互动关联。满族的历史与文化在近几十年来的清史研究中地位卓著。然而，在清史之外的其他领域，尤其在北美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或东亚史的学术领域，满族常常被忽视。本研究立足边疆研究，中外关系，及满汉关系领域的交叉路口，分析清末民初满族的故土认知变化与其对族/国的多元再定义的过程。 ［关键词］东北满族满洲旗人东三省边疆领域性身份认同民族国家认同 一、前言① 在清中叶至二战的岁月中，现今中国东北—满洲故里，在族群史，中国国家史和边疆史上的领域性经历几多变迁: 盛京为我朝龙兴重地。(乾隆帝1754)② (山海关外东三省地方)为满洲根本重地，原不准流寓民人杂处其间，私垦地亩，致碍旗人生计，例禁有年。(嘉庆帝，1803)③ 对于民族研究而言，满洲的吸引力在于那里有各种人:俄国人，中国人，蒙古人，满族人，(其他)通古斯人和朝鲜人。对于军事研究而言，她展示了军官们如何一手掌握着最新的科学战争法，同时又拒绝放弃另一手中最古老最过时的滑膛枪和鞑虏弓箭。(H.E.M.James，1888)④乃自日俄战定，两强势力，分布南北……囊括席卷，视同固有。名为中国领土，实则几无我国容足之地。(徐世昌，1907)⑤ 1.领域性与身份 一个族群的故土被定义为边疆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研究族群领域性(territoriality)的再定义与其身份(identity)的重塑如何互动关联。在地理学界，族群领域性指“对于地区的控制而产生的涉及、影响并且支配管理资源与人的空间策略;这种领域性，作为策略，可以被启动，被取消”(Sack 1986，1)。历史学者近年来也开始研究领域性与族群身份变化的关联。Charles Maier认为“领地不仅仅是史学的一个背景因素;当能够提供忠诚感的‘身份空间’与能够确保人身、经济和文化安全感的‘判断空间’相适，领地是确保构成稳定的族群感的要素”(2000，816)。 基于上述定义阐释，本研究着重分析各种历史行为者如何根据边地的领域性变化来定义与重新定义人群。边地乃特殊空间:在此空间的政治竞争、边界变更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群的重新分类时常改变当地的群体成分和国家与个人/族群的各种关系。因为边地是竞争区与接触区，一个国家的领域性通常反映在当地人和对此边地宣称主权的政府与统治族群的关系上。 对边地的历史研究近年来在许多课题上有长足发展:边界的协商划定，领土争端，地图学的发展，想象的民族⑥与界定的国家的群体的差别与纷争，等等。在欧洲史与美洲史学界，边疆与边地的研究自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Herbert Eugene Bolton奠定基础，经历几代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有突破性发展，如对欧洲新国家新边地的“群”与“国”的重建研究，对殖民主义与非洲国界的分析，对苏联解体后的边地重构的观察，美国史领域的学者对于frontier与borderland的词汇运用的反思辩论及史学家对自身的重新定位等等(邵丹，2009b)⑦。 欧美史学者对有关边地的史学流派发展与理论讨论贡献卓著。然而，在他们将一些观点以普遍化的方式上升为理论时，鲜有人深度地涉及欧美史以外或欧美殖民地史以外的经验、案例与分析。对于非欧美文化社会之外的有关边地的文本与经历的研究在东亚研究领域并不少见;即便没有使用欧美边地研究的语汇，讨论的课题其实有诸多类似之处，分析的方式与结论亦可以丰富(甚至改变若干)边地研究理论⑧。可是，如何让欧美史学者注意、理解我们的语汇概念的变化发展，并将有关东亚的讨论融入所谓主流史学与边地学的话语，仍然需要更多努力。 美国学者近年来的东亚边地的研究对民族主义(nationalism)框架下的国家史多加批判，弃之一隅。一批学者注重非汉族群的民族性与文化史，开拓了新的学术亚领域。还有一些学者将非汉民族的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国家史割裂甚至简单对立起来。然而，对于近现代边地纷争与发展的研究，他们仍然时常只注重现今存在的政体，忽视当地族群的变迁。因此，二战后，在东亚学界，中日关系吸引了众多研究东北边地的学者，可是他们鲜少涉及满族的在地经历。东北与满族史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帮助欧美边地学研究者及近现代东亚史学者了解一些曾被忽视的层面。 欧美边地学者以边地形成与发展的结构形式差异及国际国内关系为基准，将边地分为四大类型:纷争隔离之地(指各个政治势力竞争纷纷，多有暴力与族群冲突之地，如印巴之间的喀什米尔);相互合作倚赖之地(指边界两方的国家在经济文化上是不平等或不均等的合作伙伴，边地经历对于合法或非法的跨界者来说是族群结构和身份的重组要素，如美国-墨西哥边地);融合之地(指边界两边的国家因文化经济的类似成为战略伙伴，双方开放边界，如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地);和历史边地(指在过去发生国际纷争的边地现今因新国家的兴起，或是成为一个独立政体，或是被纷争一方至于主权下，如1965年后的新加坡)(Martínez 1994;Baud 1997)。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短时间内，现中国东北地区不仅经历了所有上述四种模式，还为学者提供了一个“故土-冲突之边地-失地-固定边地”模式的历史案例，可以用以多方位研究边地族群领域性和身份认同的改变。 2.民族、族界与身份多元 民族作为一类族群身份，不仅仅由文化符号或是自我认同来定义。外在力量的识别(identification)亦是值得研究的历史过程。外在力量的识别包括由权威的或官方的程序化，制度化，客观化的分类系统(Brubaker and Cooper 2000，15)。而外力的认同或识别与文化符号构成的族界并非互不关联。“自我认同，他者识别，与国家定位”共同定义一个族群的成员与身份(Gladney 1991，309)。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民族”(ethnic group or nation)作为身份类别的一种，是一个引进的词汇与概念，先由学者媒体使用，之后才进入中国政府对政体定性、人口划分及族群管理的语汇和执行过程。 有关“民族性”的各家言论在此因篇幅所限，不容一一复述。概要如下:虽然各学说侧重点不同，但是它们对“民族性”的定义解说皆有一共同点，即“民族性”指的是有关“我们-他们”的一种两元划分，“用以归类人与群的关系”(Eriksen 1993，3)。在近年有关中国民族的研究领域，Fredrik Barth的民族文化差异建构界限论，Said的东方主义，Eric Hobsbawn有关近现代性社会史进程中民族主义的政治化的分析，Anthony Smith在文化研究框架里以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为中心的对于民族主义的政治化的阐释，成为最常被引用借鉴的理论框架。因此文化史框架下许多对于民族的研究颇为强调“建构”与“表征。”本研究试图将满族的族群史通过不同的历史镜片以不同角度记录、观察、分析，不仅仅只用民族(ethnicity)作为分析工具，而要考虑到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群历史经验中，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不可硬性分离开，因为“民族性是相对于其他重要社会身份而构建的”(Yelvington 1991，167)⑨。民族和国家身份对于二十世纪初的满族而言都是新词汇，新分类，和新的“我者-他者”的界定。所以，对于清满洲到现代满族⑩的族群重组和身份认同的研究必须将研究对象置于多层次多面性的历史境况来定位，即便研究侧重点不同，仍需将清旗人身份与八旗体制，满汉关系，地区认同，与中国人认同等因素及他们在此时期的激变加以综合分析。 3.Sinification/Sinicization:汉化，中国化? 罗友枝(Evelyn Rawski)与何炳棣(Ho Ping-ti)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有关满族汉化与清史的经典争论已被视为新一代清史学者兴起的标志宣言(Rawski 1996;Ho 1998)。近年来，满族汉化论在新清史学派的强有力的挑战下支离破碎。对于满族民族性的关注帮助清史研究在不少领域取得新的发展。在这几年的美国学界，“汉化”或“同化”几乎成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用词。而欧美学者鲜少提及或注意到的情况有两点:1)大多研究清史和民族的中国学者多年以前就多用“融合”或“互相影响”的概念，而慎用“汉化”或“同化”一说。2)许多否认满族汉化的用英文写作的学者时不时地将“Chinese”与“Han people”通用，将清朝政权与满族族群身份混同，将“汉化”(sinicization/sinification)延伸为“中国认同”或“中国化”。这些是翻译学上复杂的问题，希望翻译学专家进一步研究。在此处，与我们课题相关的要点是:当我们研究满族或满汉关系时，不能简单化地将“满族其实没有被汉化”或者“满族即使在文化语言上有一定程度的汉化，其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没有被汉化”的观点延展为“清史不应该是中国史(Chinese history)的一部分”，或者忽视中国人身份认同和国家概念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对于现当代满族族群变迁的巨大影响。 在史料学方法上，很难准确研判清廷何时开始以“中国”政府自视。不过，一些细节可以反映出这一趋势的点滴。仅举几例如下: 在众多晚清国际条约中，“大清国”与“中国”互用(王铁崖，1957—1962);一道1879旨意勒令洋枪队停止使用外语口号，改用“中国语言文字”;11一本1909版由官员(锡良、程德全等)作序，东三省蒙务局协领荣德编译，用于教育蒙人汉语的满蒙汉合璧教科书里，第二十三课的课文定义“中国”(满语:Dulimbai gurungguo)，并在文末呼吁“吾即为中国人，安可不爱中国也?”(满语: Musei dulimbai gurun i niyalma oho manggi，ainu dulimbai gurun be hairarakūci ombini)。12 在法律上，1909年清廷更以一部国籍法定义了“中国人”。这部法律没有定义“大清国人”的国籍，而是定义了“中国人”国籍(邵丹，2009a)。换言之，第一次用国际规范的法令定义中国人国籍(nationality)的政权并非中华民国，而是被早期革命者视为“鞑虏”的清廷。在清末至二十世纪中叶，无论“中华民族”或“中国人”如何被建构，知识界的，社会上的，和政治界的主流势力以之重新定义身分概念、划分“他/我”。满族必须依据这些变化重新定位。这一过程中，满族无论是否或其中有多少人认同或不认同“中华民国”，不可或缺的是在国家体系下的“中国人”的自我参照，认同，与被认同。满-汉或旗-民两极的划分法逐渐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不足以用来界定“他者”与“我者”，特别是在国际之争的边地，如东三省。 《远乡与故土:满洲、东北与满族(1907—1985)》一书分三大部分，共七章，讨论上述问题。第一部主要探讨为什么东三省旗人经历了不一样的辛亥革命，其中第一章回顾清代东三省在帝国的领域特殊性，第二章讨论此特殊性如何影响清末当地满汉关系以及清代———民国交替时代革命者对满人在新定义的中国处于什么位置的看法。以下节译第一部第一章的部分内容。 二、东三省复杂的领域性 1.历史背景简述 1644年清廷迁京后，“从龙入关”成为一个表述部分旗人来历与身份的俗成之语。而“龙兴之地”的关外在大部旗人离去后，又是如何?一份奉天府府尹张尚贤1661年的上疏报告在关外所见:“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此内忧之甚者……欲弭外患，必当筹画堤防。欲消内忧，必当充实根本，以图久远之策。”13清廷在1653—1667年间提倡鼓励移民，以《辽东招民开垦例》为主导政策。可是，1740年，乾隆帝正式禁止汉族移民。关外之地被保留为满洲源地，或者，(借用拉铁摩尔的词)，“储藏地/蓄水池(reservoir)”。14 满洲(Manchu/Manju)皇帝在十八世纪大力维持促进满语，鼓励军事技能的训练，保存本族风俗，撰写官方的满洲起源神话，重视满洲故里的神圣名誉，以期复兴满洲文化与族群认同(王锺翰，1988，195—199;定宜庄，1992年，62;Elliott，2001)。盛京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了清帝国起源的象征，在文学和地图上保存满族文化的空间、在朝廷政治生活中举行各种皇家仪式的正式地点。除它的文化符号重要性之外，整个东三省在帝国的行政系统里是特别的:1)将军管辖;2)八旗组成远比中原的八旗驻防复杂;3)朝廷实施的特别区域政策对旗民及满汉关系影响与中原不同。一些前辈学者对东三省的行政系统的特点和变动已做深度探索15，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我试图进一步讨论如下问题:在满洲故土成为遥远的被忽视的家园，而后成为国际纷争的边地的复杂过程中，满洲(Manchu/Manju)如何从清帝国的统治民族转变为现代中国满族(Manzu)。 2.满洲根本之地的八旗 清初、中期，盛京、吉林、黑龙江八旗与中原一带八旗驻防在军事功能、政治重要性、管理策略、满汉关系上多有不同。晚清东三省八旗旧体新制并存。最初的旗制在此始于1601年。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清末东三省八旗的角色因为新的军事、政治、社会问题的产生而变化。 三省将军职位与职责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满洲故里这一概念形成中两个互相作用的过程:1.满洲是神圣故乡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由满洲皇权掌握者出于政治意图的一个文化构建;此建构基于满洲政权自兴京启、以盛京一带为中心地向北向西的军事扩张。2.此地区官僚组织化的旗务(包括垦务，边防与典仪)使得旗人社群及个人的社会形象复杂化，不像中原地区八旗驻防与旗人身份对于当地汉民而言象征着他族统治的军事占领与社会特权16。 除了东三省的管理制度与旗务分工等政策执行面上的不同于中原外，几代清帝在各类场合重申满洲发源地的重要性。例如乾隆帝曾经怒斥一个在奉天任职的官员，因为此员用“省”指称奉天。乾隆帝认为官员用“东三省”这样一个“俗语”是“不知检点”的，而且绝不可以用“省”来称呼陪都盛京。如同北京所在的顺天府不可称为“省”，盛京亦是京城，所在之地不可视为“省”。如此地位的龙兴之地，不仅八旗组织与旗官兵职责有与中原不同之处，而且东北的满汉社会空间关系，旗人职业构成，及其他一些“他者-我者”的划界依据亦有不同。 各类英文著作中很多已强调有关中原旗民分治与满汉区隔的历史原因与政策制定的论述。相比较而言，因东北地区原住民民族型多样，八旗内部民族构成与职业分工亦较中原复杂，而且因其边地的特性与跨界事由的日常性，当地的社群关系不能只看满汉或旗民。先简单看一下一个有关八旗是否满族化族群认同的问题，汉军和汉军旗人的出旗是一关键。汉军旗人成分复杂。乾隆帝在一道谕旨中对汉军的定义如下:“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入旗者，内务府王公包衣拨出者，以及召募之礮手，过继之异姓，并随母姻亲等类，先后归旗，情节不一”17。其实在满洲八旗档内的一些汉包衣旗人，仍然在朝廷的一些政策里和汉军旗人待遇相似。例如，1738年的一条规定要求所有自1733年来以满洲考生身份参加科举的，并通过国家和省级考试的包衣汉军，重新被算入汉军的配额里。同时还规定，从此后，内务府和满洲八旗都统必须严格将旗下汉人划入科举的汉军配额18。 虽然汉军是乾隆出旗为民19政策的目标，不仅中原的八旗成员远远没有满洲全员，而且这一政策不触及东北(定宜庄，186，198;滕绍箴，336)。因为非清史研究专业出身，我对《清实录》，旗人家谱，及地方志的阅读不算精深，不过初步的研究显示，其实出旗为民的政策在各地执行的力度与时间需更进一步的分析。比如1825年曾有谕令让满蒙旗人出旗20。这里不述他处，专言东北。东三省的八旗系统里有大量的汉军，在东北汉军旗人的人口在清末数倍于满洲旗人。此地的旗民或满汉关系不能简单两极化。 根据江夏由树的研究，在1908的奉天省，10238309登记的人口中有1823359是汉军，占全省汉人总数的21.2%(江夏，2004，15—16)。在东北很多城镇，同样可见汉军人口的庞大。下表里提供的是盖平县1908年人口样例。 表1 1908年奉天省盖平县人口(资料来源:《满洲志草稿》，第2辑，卷2，839页)
注:上表中汉军旗人的户数与表2中的数据有出入，但在表1和表4中汉军旗人的人口总数相同 另外，上表可见汉民人在清末东北已经人数众多。如此大量的汉军在汉民人与满族之间，关系错综复杂，重叠牵连。汉军和汉民人因同乡身份(native-place identity)，同语，类似风俗节日等原因不易如在北京或中原一般“但分旗民”21。 另一方面，与中原地区八旗驻防相较，东三省旗人的公众形象不是单一的满族军事占领或武力使用者。部分旗人从事非军事的职业。除了台尼堪和守陵人，务农者众多，与汉移民垦地者或佃农职业类似。还有一些土著部落民，如打牲乌拉专职采集贡品22。东三省八旗还有其他非满蒙汉的成员，如锡伯、索伦等等。《黑龙江志稿》称:“有清龙兴，编旗设佐，分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皆称旗人。然原有土著皆各保其先世之语言、风俗，迄于今不变，且不相通。非仅殊绝于汉，即与陈满洲女真旧族同者十一，不同者十九”23。 再者，旗人与民人的居住与职业分隔在政策上长期无硬性规定或即成现象24。在清末的中原驻防，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旗与民的互动其实不可避免(刘小萌2006，2008)，驻防的满城与民人的职业与聚集区之间仍有可见的分界与城墙;而在有关清末东三省的各类记录中，鲜见有关旗-民居住区或职业上壁垒分明的记录。反而，有关晚清东三省的记录中，不乏关于满汉混居以及旗人在职业上“与民无异”的记录25。 朝廷对于东三省旗人的居与行的限制在早年就较中原宽松。东三省旗人违反了关于出行不得远离驻防地或超过限期的规定会被宽大处理。例如，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谕刑部: 盛京、吉林均系国家根本之地，境壤毗连。盛京旗人潜往吉林，种地谋生，本无关碍，并非旗逃可比从前。弘晌奏请解回治罪之处所办，原属适当。伊等皆满洲世仆，盛京吉林有何区别。其正身旗人六户即著入于吉林当差，毋庸解回盛京办理，余依议26。 在职业方面，下表2显示在1908年的盖平，超过30%的满人、蒙人与汉军非职业军人;58.4%的满旗人与54.8%的汉旗人从事农业，占这两类人最大的百分比。 表2 1908年奉天省盖天县职业人口(资料来源:《满洲志草稿》，第2辑，卷2，842页)
在中原地区，早年驻防旗人是闯入当地汉文化社区及权利层次的少数者;在清末江南一些地区，他们的后代仍被视为闯入者。八旗制度的保障亦使这些闯入者改变了当地的权力与社会等级结构。而在东三省一些农村，在全面开禁之前，旗人的数目往往超过汉民人27。另一与被汉民人社会包围的中原旗人社群不同点是，东三省的驻防在汉民人眼中不是异族统治的机构和象征，(即便在一些土著居民眼中也许如此)，因为大多数的汉民人本身即为外来移民，他们形成的社群中虽然亦有被流放的文人，却没有支撑本土社群等级结构的经济政治地位稳固而且有实力的乡绅阶层(gentry)。因此，如Waley-Cohen所论证，在中原的旗人社群改变了当地原先就代代存在的引领民人的乡绅阶层的社会结构(Waley-Cohen 2003，331)。而在东三省，现存各类文献中尚未发现汉民人在地方权力这方面和旗人有鲜明的长期对立。 在东三省的一些汉军旗人的自我认同也有其特点:介于满人与民人之间。一些辽东汉军后代现今仍自称随旗人或在旗28。这种自我身份表述与习俗细节的执行至今关联。例如，一些旗人后代的长者能清楚地描述汉军、满人、民人之间祭祖上香的不同细节。对这一社群而言，满汉或旗民之分皆非其自我认同的标杆29。 东三省八旗的分布和中原驻防也不同。周藤吉之在1940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八旗驻防分散各地，从大城镇到偏远山村;而在中原，驻防多集中在战略大城镇。在清史上，东三省八旗实为清廷军事资源所在。周藤用一棵树来比喻东三省驻防于他处驻防的关系:东三省的八旗是根，京旗及京畿地带的是树干;而中原的是旁枝。如周藤所喻，东三省为各战役输送将兵。例如，《瑷珲县志》记载当地的旗兵被征往镇压回回、准噶尔、白莲教，攻打缅甸、大小金川，以及咸丰年间在湖南、湖北、山东、山西、江宁、安徽、甘肃、四川、陕西、宁夏、伊犁、新疆各地战事。有关金川，准噶尔等大战役的记录也有不少征调东三省旗兵和表彰他们军功的文献30。甚至在清末北京宫廷，东三省来的侍卫在京旗侍卫奕赓笔下仍然与众不同:道光十二或十三年后，当朝廷需要高大强壮旗人充任大撒袋时，只能从东三省挑候选人31。在十九世纪初，东三省来的侍卫因缺少汉语语言技能，大多不能任职绿营32。 在东三省的满语保存和使用也成为清廷的资源。如刘小萌对清代皇家保姆的研究所示，乾隆三十九年有旨“著在京居住东三省侍卫官员妻室内会清语者挑选。道光五年十二月奏准，吉林将军遵旨派员送到清语妇人三名，请交敬事房预备典礼等项差使”(刘小萌2004，143)。有关近现代满语在东北的保存，史例颇多，京畿代学人研究亦丰厚，此处不再赘述。仅介绍一点:2007年3月18日《纽约时报》对三家子村民努力保存满语的图文报道，通过媒体介绍了满语衰亡的故事，给了英文读者以信息，影响层面不同于学界33。 因东三省特殊领域性，与多处中原驻防地情况不同，满汉关系并不敌对或紧张，旗民关系不是简单地被认为是满汉关系。此地是帝国的一个特殊历史地理空间，也是清末民初满人自身认同与他者对于满族民族性的观念形成中不可或缺的概念空间。下文将讨论的是清代东三省的领域性的另一层面对于满族自身认同造成的困惑。 3.流放者的异乡 满洲作为龙兴之地虽然地位卓然，可是，这里也是清廷流放罪犯之处。东三省在清帝国的地位并没有为此地人民带来比他处更多的繁华。对于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很多满人而言，东三省是遥远的故乡，艰苦之地。顺治康熙年间，许多因文字狱或其他政治问题获罪的汉人被流放在此处。他们的流放地不是简单的绝域之地，而是包括了如铁岭、盛京这样的大城镇34。清政策制定者选择东三省作为惩罚流放者的艰苦之地与官方推崇盛京及其附近地方为满洲神圣源地之间出现微妙的落差。 清中期统治者试图消弭这一落差。1736年谕旨:“黑龙江、宁古塔、吉林乌喇等处，若概将罪人发遣，则该处聚集匪类多人。恐本地之人渐染恶习，有关风俗。朕意嗣后如满洲有犯法应发遣者，仍发黑龙江等处外，其汉人犯发遣之罪者，应改发于各省烟瘴地方。”35 1812的一道谕内阁圣旨要求将量刑为奴的罪犯除少数仍给吉林黑龙江兵丁为奴外，其余大部发往新疆及“烟瘴之地。”谕旨除了解释经济负担原因外，进一步强调保护本地习俗免于流犯污染的重要: 东三省为我朝龙兴之地。因吉林、黑龙江二处地气苦寒，从前定例，将获罪人犯，发往该处给兵丁等为奴。昔时人数有限，到配后尚易于管束。近缘广东、福建等省，办理洋盗会匪等案，将伙犯情重者俱照拟发往，人数积至数千名以外……且该处习尚淳朴，此等为奴之犯，大率皆凶狡性成，百千群聚，故习未悛，甚或渐染风俗，于根本重地，尤属非宜，甚有关系。36 此谕亦可见两难之处:仍有罪犯发往吉林黑龙江，这两地被定性既是“根本重地”，亦为“苦寒”之地。 满洲统治者对东三省的家乡观的改变还体现在几代皇帝东巡的目的、次数、规模的不同上(赵秉忠，1994)。康熙帝在1682和1698年两次;乾隆帝四次:1743，1754，1778和1783年;嘉庆帝在1805和1818年两次;道光帝在1829年一次。道光后，无东巡，直至溥仪1931在日人计划下东归。道光后的满洲皇室，一方面可能局限于战争赔款压力下的财政窘迫，一方面在遥远的家乡祭祖不再被视为皇帝己任，交与官员即可(王英鹰、张淑芝，1999)。如果比较乾隆帝的《盛京赋》与嘉庆帝的《盛京颂》37在当时及后世的待遇，满洲故土的重要性的衰退可见一斑:前者经各种字体版本刻印，当时官员唱和，欧洲传教士翻译，后代东西学者研究，流传甚广;后者鲜见寡闻。 嘉庆帝其实很重视满洲，试图用京旗“还乡”盛京的策略缓解京城八旗生计问题。朝廷为愿意还乡的京旗提供住房，生产工具，交通等各种便利。嘉庆后，往东三省移民旗人的方法屡次尝试。可是，北京成为很多旗人概念中新的故乡，而“苦寒之地”的东三省不再是“故园”。有关移民后的旗人逃脱东三省垦殖地的报告并不少见。移民计划本身就屡试屡败。例如，一份1822(道光二年)的奏折建议朝廷推迟十五年迁移三千户京旗至吉林双城堡的计划，因为在第一年，仅28户愿意迁移38。 不仅普通旗人不响应移民政策，满洲宗室亦然。例如，嘉庆十八年(1813)，一起宗室自杀案上报皇上:“据绵课等奏，因移居盛京之宗室果敏自勒身死，遗呈恳留伊弟学敏住京，请将学敏一户开除，另选奕寅一户移居。”嘉庆帝不同意如此处理，他的反对意见是:“俾得归依根本之地，渐返淳朴之风，并非伊等获咎迁徙，何至果敏遽尔轻生。若欲留伊弟学敏在京，而不具呈于生前，妄思免移于身后，殊出情理之外。且果敏即呈恳不准，亦不至情急自尽。是果敏之死，未必不另有衅端。即所遗呈词，亦难保无捏饰情事。绵课等辄请开除学敏，另选奕寅一户移居，若纷纷效尤，又将如何办理。”所以令刑部严讯学敏，如其无辜，仍移居盛京;如有嫌疑，则治其罪，另择奕寅一户移居39。 类似的宗室的不情愿或者抱怨移居盛京必达上听多次，出于愤怒，嘉庆帝正式以《训移居盛京诸宗室》一文斥责那些将还乡盛京视为流放的宗室:“今以衣锦还乡之乐事，转谓斥放迁徙之虐政，稍有人心者何忍出此言哉?”嘉庆帝逐条解释各项朝廷优惠政策，对比种种流放犯人的待遇，质问宗室:“(流犯)远离故土，投诸四裔;遇有庆典，始赦还乡。我大清百有七十余年之律例，天下皆知，宗室转不知耶?”嘉庆帝寄语宗人:“还我故国安常处顺……此日为家之贤子弟，他年作国之好大臣……我朝本支百世，蕃衍炽昌;留都北京，王气连属。上慰列圣在天之灵，普锡宗室无疆之福。诚尽美尽善之政也。尔众永思予训”40。这一文本的正式程度本身也说明了嘉庆帝对宗室对于满洲故土概念淡化的严重程度产生的焦虑。 比上述案例更早，乾隆年间出现东三省臣子自视为苏轼(1037—1101)流黄州的例子。一盛京礼部满洲侍郎在诗中感慨盛京生活困苦，激怒乾隆帝。乾隆帝认为该员一诗直比苏轼，不敬陪都;另一诗思乡北京，“独不思盛京固我丰沛旧乡，卿世臣居心不可问如此!”乾隆重申:“盛京为我朝龙兴重地，自定鼎以来，设立五部侍郎及奉天尹丞等官，分理庶政，教养旗民，责任綦重。且距京师仅千有余里。方今天下一家，即在汉人中，犹不应稍存择地之见。况满洲世仆，岂可遂忘根本?”乾隆帝警告盛京各官，“当深以此为戒。其有不思敬供厥职，妄以诗酒陶情，废乃公事者，朕必重治其罪。可将此旨各书一通，悬之公署，令触目警心，永垂炯鉴”41。 不过，乾隆帝的努力在其继位者的故乡概念里已证明效果甚微。雍正帝定义北京为旗人“本乡”。原本驻防旗人逝后归葬东三省，后改归北京，因为一方面现实条件难允;另一方面，许多旗丁家族定居北京或驻防地多年，东三省已无族人。1732年，雍正帝拒绝批准旗人葬于驻防地的申请，因为驻防地仅是“出差之所”，而北京是“本乡”。“本身既故之后，而骸骨家口不归本乡，其事可行乎?”42 上述几例可见在清统治者首崇盛京，推重东三省时，各阶层满人的故土观念已有转变。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改革东三省的呼声已不再简单重复“龙兴之地”之类的说辞，在国际纷争如何保疆卫国成为重申要点。现代报业之一的《顺天时报》一篇1907年的评论批评清廷对满洲的忽视造成当日外侵中国，也造成国人对东三省缺乏了解，甚至颇有偏见。文称东三省虽是中国偏远一角，那里的外国入侵与边土沦丧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值得进行更多有效的改革43。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时，一位代表恳请东三省总督锡良提醒皇上不要忘了“老家”44。 末代皇帝溥仪在1924年被迫出紫禁城后，一直没有“东归”，直到1931年。那时东三省的领域性，经历了几载的国内与国际争端，早已不再被尊崇为满洲根本，也不能够由代表中国的政府单方定义主权了。 三、晚清东三省:纷争的边地，地方化的故土 清廷既不能将汉民人阻隔在山海关之南，也无力将外来军事力量挡在满洲故土之外。“龙兴之地”的领域性在1907年改制之前已有变化。 清代汉民人在土地与农业资源上的竞争力没有因一纸禁令而消失。如刘小萌所述，汉移民更有农耕技术，在各种半合法或非法的名目下，旗地与民地的比例愈来愈小。奉天民地从1734年的273顷到1780年的11619顷，民地/旗地比例在1734年是1∶30，在1780年是1∶2(刘小萌1998，211—224)。《盛京通志》里的人口记录进一步说明清中期之后，汉人的移民不仅仅停在辽东，而是移往更西更北处，如吉林将军治下的柳条边以北地带。到了清末民初，有关土地的档案则显示旗地大量的以极低的价格售于汉民人45。 清廷的封禁东三省的政策没有能够将此地保存为满人的领地。除了农业经济与移民政治上的具体情况外(Isett 2004，2007;Reardon-Anderson 2005)，清统治者因为渐渐视己为帝国治下各民族的统领，对于东三省与汉民人的关系其实已有不同于封禁政策的看法。首先，多年来持有官方执照的单身移民可以出关。其次，已成家的汉民仍有时被允许出关。虽然朝廷有时批评处罚一些山海关的官员因为他们对于出关者过于宽松，满洲皇帝也曾放宽关法。例如，1792年中原大旱，民人可携家口出关谋生，条件是取得原籍府县签发的执照。1803年，守关官员用这一乾隆先例解释为什么关外民人人口仍然快速增长46。这种例子折射的是满洲统治者(即便是最重视满洲文化和身份复兴的乾隆帝)已将东三省“满洲根本”的领域性在一定程度上修订成可为关内非满洲的清帝国臣民提供生存资源之地。 除了在农业土地竞争上的失利，东三省旗人经历了清帝国与他国之间的领土竞争和外来势力的入侵。上述奉天府尹在1661年的报告里已忧心俄国外患47。俄人在十七世纪中已屯居尼布楚(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康熙帝时因俄国军力进一步深入，边界冲突事件多发，决定武力对抗，以尼布楚条约(1689)划定清俄疆界。这一条约维持清俄边界稳定直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新的一系列条约，如瑷珲条约(1858)、天津条约(1858)和北京条约(1860)不仅终止了尼布楚条约，而且肯定了俄国在满洲的领土所得并规定了清廷承认俄国在满势力。 十九世纪末，俄国在东三省的扩张遭遇日本挑战。大陆政策思维下的日本军事、外交与经济的扩张，先冲击了清帝国对朝鲜李朝的地位。汉城条约和中日天津条约(1885)奠定日本大陆扩张基础。十九世纪末的日本的政治领导人，如山縣有朋(Yamagata Aritomo1838—1922)，不以国家领土划定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以“利益线”理论支持扩张政策48。第一次中日战争以马关条约(1895)标志清国在东北亚权力角逐的彻底失势。虽然日本因俄德法压力归还辽东，但其势力在东三省渐起。因义和团起事(1898—1901)导致外国军队驻扎山海关，俄日皆得益。后因撤兵协议不成，日俄战争(1904—1905)爆发。清廷宣布中立，允许俄日在满洲根本之地厮杀。此期间，清廷甚至不能保住盛京皇宫不受外军占用骚扰。俄国驻军此处二年有余(1900—1903)。撤军后，大量皇家器物丢失49。这种在军事冲突中的中立显示的是清廷在满洲故土“无立足之地”的窘困，也表明满族失去了其族群对于此地的支配权与对于领域性的定义权。 1905年的朴茨茅斯条约以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作结，俄国承认日本在朝地位，同时将俄国在满洲的一系列利益转让日本:例如旅大租借地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部分铁路财产及权利。西方国家也通过条约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利益与权利。如Katsura-Taft Agreement(1905)约定美国承认日本在朝宗主地位，以换取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势力。1907年俄日在圣彼得堡签约，合作瓜分在满利益范围:南满日控，北满俄占50。 外侵压力下，当地官员忧心边境危机，国家领土主权51。如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所言: “乃自日俄战定，两强势力，分布南北……囊括席卷，视同固有，名为中国领土，实则几无我国容足之地”(1907)。清廷放弃保留东三省为特定族群领地的原则，开始在体制上改变东三省的领域性。1907年，东三省改制，这种“省化”(provincialization)其实就是通过“地方化”满洲根本之地的中国化过程。 官方大力鼓动内地民众出关垦地。为了吸引普通民众与海外华人，黑龙江的一份官方广告采用口语形式，许诺说移民可以六七年内就赚大钱。这一广告还反映出以国家界限划分的“我者-他者”。广告词强调海外华人移民与出关者的区别在于:在国外，中国人被“人家”欺负，而在黑龙江，“如今黑龙江是我们中国的地方，一样官府，有了垦地的人来，还要认真保护咧”52。另一广告鼓励海外华人为了国家强大，在东三省投资工商业53。这些广告反映出官方对东三省领域性的历史性重新定义: 东三省不再被视为满洲之地，而是中国领土，此地的现代化发展关系到中国这一国家群体，而不是满洲一个族群。 东三省的国际纷争直接强化当地人的中国与中国人认同。官员百姓在日常事务中闻见或经历必须用中-外定义身份的事情，无论满汉旗民，在相对于他国人事时，皆为“我者”-清臣民或中国人:例如，当一位农夫的牛游荡出国界，引起与俄国邻居的纠纷的时候;当旗人被日人或俄人杀死时;当俄人与中方的船发生水上冲突时，等等情况，不胜枚举54。对于当地官员和上层人士来说，有关边界纠纷和边民事态的记录在奏折里或是个人作品里更是主题55。例如在1900至1901年间吉林将军，伯都纳副都统，当地八旗官员，民人文官，和当地社会上层人士通信中，记载了各人士对于边事的焦虑，重整军队过程中的无奈，对义和拳的复杂心态，以及对于清廷军事制度腐败的沮丧感(《洋事记册》)。在通信中，当他们表示忠诚时，“中国”与“大清”互用。八旗军官鼓励部属为国牺牲，因为国家多年供养奖励旗人。这些军官视旗人不再是清室“世仆”而是国家的军人。一些旗官文官提醒部下，因为洋人是大家共同敌人，每一支部队都要停止内部冲突或竞争，相互配合，以卫边境56。 除主权冲突与军事问题之外，外交上的国籍身份问题、土地买卖问题等等都在东三省边地频频发生。例如朝鲜在满农民在1905年乙巳条约(第二次日韩协约)之后，尤其是1910日本吞并朝鲜之后的身份问题，以及他们与当地中国人的冲突问题，时时引起外交纠纷57，也直接让一些当地清朝官员熟悉国土领域和国籍身份的概念(沈兆禔，159，161)。 与这些东三省官员类似，一些维护朝廷的人士用边境危机与国土被侵来反对中原地区的反满主义。1907年《顺天时报》一篇关于满人对汉人的感情的文章提醒反满激进分子:中国迫在眉睫的危险不是来自满人，而是正在奴役我国人民瓜分我国土地的外国强权。这篇文章是对该报早些时候发表的“汉人对满人的感情”一文的反驳。后者认为满人自私自利，牺牲国家利益，因此反满主义正确58。争论双方其实都以国家为中心讨论满洲民族在中国的位置。有关边境危机与满汉矛盾的争论延续到辛亥革命时，东三省官员，自总督至八旗基层官员，皆以国家边境不安警告下属与南方革命党人，勿以满汉冲突摧毁国家。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东三省的改革以国家主权和边境保卫为中心。各类提倡改革东三省的话语中，这一地区对于满洲民族、八旗或清室的历史领域性不再是改革的主因。例如，维新官员要求在吉林设置更多的民人衙署，以便保证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抵抗列强扩张。他们指出，在过去，吉林境内鲜有民人官员，因为旗、民行政皆由旗官掌握。可是自铁路开通后，外交事端频发，边地的铁路沿线各国商人居民聚集，此地必须有代表政府的权力机构驻在。当地官员预测，如果清政府不能在这些地区行使政府权力，外强必然很快占据权力真空带59。 在上述种种压力下，因“省化”满洲根本之地与正在形成中的以疆土主权定义(territorial sovereignty)的中国国家观念相适，即便是反对以西方为模本变法的人士也少有反对东三省改制。1907年的“省化”确定了清帝国放弃在满洲根本之地的领域性上的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 四、从清末人口记录看东三省旗人 清末人口调查记录提供了部分信息可以进一步说明晚清东三省旗人状况。肃亲王善耆(1866—1922)计划主持的1908—1912人口普查虽因辛亥革命清朝覆灭未能完成，但这次以“现代”方式做的调查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例如，人口的重新分类与历代人口登记的许多不同。因本人缺少能够查找人口调查原本记录的机会，下文依据的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质调査所1911年的《满洲地方志(草稿)》和王士达《民政部户口调查及各家估计》。同时参考清末民初各类地方志里收集各种人口分类描述与记载60。即便这些记载里不是所有的数字都准确，统计表格和相关叙述仍旧能够提供有关东三省旗人的人口分类、职关东三省的边地性与满族身份认同互动的研究不能简单用满-汉或旗-民二分法的论点。 其一，下列表格反映出汉军常常被单独列为一人口目类，不同于满洲和汉人。其二，汉军人口是满、蒙旗人倍数。其三，东三省旗人的职业目类众多，不是单一从军。其四，收入方面，东三省旗人不一定比别的社群差或差太多;而旗人之间的收入因旗属与所在地的不同也有不同差别模式。其五，外国住户与宗教机构体现国际边地的特性。其六，清廷和地方人士都试图重新分类人口社群，不过，分类情况颇为混乱。 表3.1显示在收集到的26种1908—1939年间出版的东三省地方方志里，汉军在地方人士有关当地人口组成和文化风俗的认知里是一独立于满洲旗人的人口分类。 表3.1地方志中旗人分类(二十世纪早期)
下表3.2有关盖平县民族分类下的年均家庭收入。如表可见，满洲或汉军不比汉民人收入少。在家庭年收入有300至1500元的中档，回人百分比最高(11.4%);满人，7.2%;蒙古，9.6;汉军，8.4%;汉民，7.5%。表4有关盖平县个人年收入。所有人中，蒙古在0—100元低收入人口中百分比最高。虽然个人平均收入，满人最低，但收入在最高档次的3000和5000元的人中，满人最多。 表3.2 1908年奉天府盖平县每户收入(资料来源:《满洲志草稿》，第2辑，卷2，841页)
表4 1908年盖平县人均年收入(资料来源:满洲志草稿，第2辑，卷2，841页)61
各个县情况不同。图1显示的是在盖平县旗人与民人之间收入差别不大。而图2有关兴京的记录显示，汉军平均收入最高，满人最低。图3有关铁岭的记录显示城乡满人平均收入都高于汉军和汉民人，而且显示城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甚巨。铁岭城区满人和汉军的个人 图1 1908年奉天盖平县人均年收入 (资料来源:《满洲志草稿》，第2辑，卷2，841页) 图2 1907年兴京府人均年收入 (资料来源:《满洲志草稿》，第2辑，卷2，2051页) 图3 1908年铁岭县城乡人均年收入(单位元) (资料来源:《满洲志草稿》，卷1) 图4 1908年奉天人口 (资料来源:《满洲志草稿》，卷1，12页) 年平均收入达到59.4和42.554元，而在乡村则为15.2和13.2元。城区满人的收入在所有人群中最高。乡村的满人人口比在城区的多。铁岭城区登记满人仅218，而在乡郊是9171。汉军人口在多数地区，无论在城区或乡村都比满人多。 图4显示在奉天的满洲比汉军的人口少:满洲485959，汉军1823359。而在吉林，满洲比汉军的人口多:满洲242356，汉军93906。 下表有关外国人口及其宗教文化对旗人影响的一个层面。表5显示一些兴京府的旗人入教。以人口百分比而言，满洲旗人信基督教的较汉民人百分比大些。表6显示外国居民不局限在城区，而是在各地出现，有些深入各处乡村。 表5接受西方宗教的信徒(奉天兴京府，1909)
表6吉林省内外国人口及分布，1909 (《满洲志草稿》，卷2，16-20页)
从各个省、区人口报告来的调查的分类并部一致。在省一级，吉林用不同的表格记录民人与旗人人口。旗人驻防人口按照旗制内部旗属划分，与以前八旗比丁分类一致。在县镇一级，人口类别时有重合甚至混淆。一些地方将旗人和汉民人置于同一报表，但是将旗户和官庄作为并列分类。宁安府将台丁单独报表。呼兰府的旗人人口则不仅包括满汉，还有瓜尔察、巴尔虎和厄鲁特62。 王士达的《民政部户口调查及各家估计》也使用了1908—1911的人口调查表格和数据。虽然王的目的是统计清末中国人口总数，书中的表格显示出当时政府和学者对旗人社群分类的不确定。书中一些八旗驻防的人口被包括在民人人口一栏，而另一些则被单独列出(王士达，1930s，97)。例如，有关旗户的报表里，京旗的报表则只按二十四旗划分;有关西安和成都人口的旗户报表则将居住在八旗驻地或满城的汉民人计入;而东三省的驻防人口包括在民人类别里(王士达，表6)。 当年的这些人口调查的报表和数据一方面能帮助研究者认识到不能简单地认为八旗“满洲化”了旗人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也为东三省的辛亥革命没有激进的反满言论与主张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层面的历史背景。 结语 虽然几代清帝推崇“满洲根本”之地，试图将此地保留为其族群的领地，东三省仍是演变成大多满人不愿回去的遥远的故土。晚清时，这里成为国际殖民争端纷起的边地，满洲根本被撼动拔起。清廷为了解决边地问题和八旗生计，正式取消东三省与中原的界隔，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新定位这个区域的领域性。 可是，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原出现了对于中国，中国人，或国族(nation)的不同定义。清帝国在东三省的领域性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赠，影响着反满革命者对满洲或旗人在中国的地位的看法，也影响了辛亥革命前后当地的变局。 参考文献： *本文节译自《远乡与故土:满洲、东北与满族(1907—1985)》，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①感谢关笑晶和林学珍同学查核本文所引清代文献的原文。 ②《清高宗实录》，卷472，乾隆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③《清仁宗实录》，卷113，嘉庆八年五月二日。 ④The Long White Mountain一书序言。H.E.M.James(英国驻孟买民事处职员)于1886-1887年间游历东三省。 ⑤徐世昌，《退耕堂政书》，卷5-215，2a。 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定义为“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and imagined as both inherently limited and sovereign”(1991，6)。 ⑦代表学者及作品包括Kürti 2001;Baud and Willem Van 1997;Sahlins 1989;Nugent 1996;Asiwaju 1983; Smith，Law Wilson Bohr，and Allworth 1998;Truett and Young 2004;Brooks 2001;and Aron and Adelman1999。更多关于欧洲、美国以及非洲边地研究的介绍性信息见邵丹的文章，收录在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eds.by Akira Iriye and Pierre-Yves)。 ⑧其中包括Winichakul 1994;Crossley，Siu，and Sutton 2006;Perdue 2005;Milward 1998;Tagliacozzo 2005;Bulag 2002;and Liu X 2004。 ⑨米尔顿·英杰认为族群构成有三要素:1.在社会中，被视为和其他成员有着不同的物质;语言、宗教、种族以及文化的遗存地。2.其成员也认为自己与他人不一样。3.其成员积极参与分享他们共同的起源和文化。杜磊也认为，族群是一种强烈的政治氛围，一种连续的辩证的自我认同，他者确定和政权界定的混和物(1991，309)。他的观点与英杰类似，不过英杰更强调“民族的参与”(participation of ethnicity)。 10在英文原文中，作者用“Manchus”指1952年之前的族群，用“Manzu”指1952年之后的族群，在民国时期，则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用词，如“满人”“旗族”等。此文的中文翻译在这点上不能完全忠实原文，因为“满洲”作为族名Manchu和地名Manchuria的共同中文译文，易引起混淆。 11《清德宗实录》，卷67，光绪四年二月。 12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上折解释此课本的重要性，着重指出俄人与日人皆因边事勤学蒙古语，可是东三省境内很少有人通识满蒙文字。《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卷4，39-40页。此处感谢刘小萌老师纠正引言中的满文转写。 13《清圣祖实录》，卷2，顺治十八年五月初九日。 14有关东北封禁的更多细节，请参见张杰1994:33-40，308-312.拉铁摩尔(Lattimore)将满洲定义为“历代北方入侵中国者的储备地”，这一地区“supplied officials and troop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ule of China，and drew from China a great deal of wealth in the form of subsidies to the tribal chiefs”(1932，39).虽然Lattimore的“reservoir”通常被译为“蓄水池”，其词义内涵“储备/藏地。” 15请参见赵中孚，Robert H.G.Lee等学者作品。 16此处省略有关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治辖区设置、驻防分布、职责同异的一节。 17《清高宗实录》，卷164，乾隆七年四月十三日。有关汉军的复杂成分的概述，参见江夏2004，15-16，18，19-20，有关绿营的研究，参见罗尔纲1984。 18八旗包衣汉军，及投充庄头子弟，有入满洲籍入学中式者，令内务府并八旗满洲都统，自雍正十一年为始，将包衣旧汉人误在满洲额内入学中式，应归入汉军额内者。《清高宗实录》，卷80，乾隆三年十一日。 19“出旗为民”也被译为“expulsion or repatriation of Han banner people”(Elliott 2000)。这一政策其实免除了汉军旗人的军事义务，使其有更多的职业选择权。因此，我选择的英文翻译是无褒贬性的“demobilization”，而非“expulsion。” 20这一规定允许满蒙旗人闲散可以居于驻防地界外，从事非军事的职业，甚至脱离旗籍。而汉军出旗后加入绿营者仍然注册于旗制。《清会典事例》;《清高宗实录》，卷634，乾隆二十六四月。 21细节可见于家谱、游记、官方与学术调查。例如，满洲国时期对于农村的调查显示许多来自同一家乡的民人相邻而居，形成一个村子。邵丹，2011;Ogoshi1901，167，209;大同学院1935，14-16。 22刘小萌1998，200-210;《锦西县志》(1929)，卷2.3;《鸡林旧闻录》，卷下，9-10。 23《黑龙江志稿》，卷十一，经政志，1a，1133。 24刘小萌(2008):732-735。 25《辽阳乡土志》，43a，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第31册，第680页。 26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钦定盛京通志》，卷九，纶音二，皇上圣制敕谕二，《四库全书》本。 27例如，《吉安县乡土志》记载旗汉同居共处，不过汉人少于旗人(27a)。 282000年时，作者随中国社科院定宜庄、郭松义以及李中清(James Z.Lee)至辽宁省法库和黑龙江三家子做田野调查，第一次听见当地人用“随旗”与“在旗”自称。 29各种地方志记载祭祖礼仪细节上的不同。定宜庄、郭松义等著《辽东移民中旗人社会》有关随旗人的讨论中亦有细节。 30例如，《黑龙江瑷珲县志》，卷8，13a;《清史稿》各处记载(如，卷16，本纪16，仁宗，嘉庆四年;卷20，本纪20，文宗，咸丰六年);《钦定平定金川方略》，卷15，17，22;《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43;等。 31奕赓，《佳梦轩丛著》(1935)，“侍卫琐言”，6b，3a。 32奕赓的记录由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一道上谕印证，《钦定八旗通志》，卷首12:30a-31a。 33有关三家子的研究涉及各学科包括民族学、语言学和历史。2007年3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村民试图保存满语的努力。 34李兴盛1990，张玉兴，565-576以及谢国桢1948。 35《清高宗实录》，卷16，乾隆元年四月初九日。 36《清仁宗实录》，卷264，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36年后，重犯发往新疆。参见Waley-Cohen1991，60;Elliott 2000，注19。 37《奉天通志》，卷240，艺文18，文征12，外编，文，清1，46b-47b/5249-5250。 38《吉林通志》，卷3，2a-3b，224-226。有关双城堡移民，参见王履泰、衣保中《双城堡屯田纪略》。 39《清仁宗实录》，卷273，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一日。 40《清仁宗实录》，卷277，嘉庆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奉天通志》，卷240，艺文18，文征12，外编，文，清1，48a-50a/5251-5250。 41《清实录》，乾隆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42《上谕八旗》，雍正十年七月初一日。转引自《满族通史》，318。至乾隆年间，中原驻防可以在驻防地安葬。 43该文作者强调东三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边疆，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清末)时事采新汇选》，卷18，9678-9679。 44《民立日报》，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奉天人之国会哭”，收录在马鸿谟编《民呼、民吁、民主报选辑》，1982，584-586。 45辽宁省档案馆所收有关红册地买卖的地契显示买主多为山东移民。《奉天旗务处档》，JB 28，v.16。 46王澈2001。 47《清圣祖实录》，卷2，顺治八年五月初九日。 48大山梓1966，203;山室信一2006，223。尽管早年间，日本学者如吉田松荫和井上毅已发展类似观点，然而，山县有朋1890在日本国会的演讲被视为最早的官方有关“利益线”的声明(山室信一2006，250;和Roger 1971)。 49姜相顺，376-380。 50两国在1907和1916年签订条约，分配在东三省利益。 51东北各级官员的奏折与私家文集有诸多有关对于外侵的焦虑之言。如徐世昌的《东三省政略》，程德全的《守江奏稿》等。 52“黑龙江省招垦白话广告”，《黑龙江省边垦案》，《东北史志》第5部，卷14:63-70页。 53QSCH，卷15，8159页。 54《清代孤本外交档案》，卷26，11033-11056页;卷52，21879-21898页;陈章范，75;奉天旗务处档，JC10-20536，缩微胶片卷，2006，001804-001821;其他公署档案，JB 14，1-745;JB14，1-1533。 55参见奕庆2004，程德全1968，徐世昌1914，锡良1959，周树模1910。 56程德全等，1900-1901，323，115，10，171，135-136，134。 57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5a-b;卷2 31a-32b;卷4，20a-21b;卷6，30a-b。 581907年8月19日;《(清末)时事采新汇选》，卷20，10694，10680。 59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19-20。此处省略有关清末东三省改革以边地危机为中心的几节。 60有关东北方志，参见辽宁省档案馆编(1983)《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感谢吴昕阳推荐此书目。 61表2中满洲总人口是24573。回人的平均收入应为日人编辑或清吏制表时的笔误。 62《满洲志草稿》，第2辑，645-647;第3辑，244-245。 原载《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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