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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多年间，乾嘉学派研究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若干问题之一，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都有不少论著问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下，准备就这方面尚待深入探讨的几个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敬请各位指教。 一、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历史原因 18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也就是中国清代的乾隆初叶以后，经史考证，蔚成风气，因而有乾嘉学派之谓。为什么会出现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历史现象?20世纪初叶以来，我们中国的几代学人，都在不间断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章太炎先生著《馗书》谈到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学术的原因，另一方而则是政治的原因。“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讲的是学术原因．是说经过宋明数百年演进，入清以后，理学在理论上已经枯竭，不可能再有发展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学术要继续往前走，就只有寻求其他途径。也就是说．17 世纪中叶以后，用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去取代理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的时代要求。“多忌”、“愚民”云云．讲的都是明清更迭所酿成的政治原因。前者是就学术界所受的政治制约而言，因为统治者的政治高压．避忌太多，学术失去生机，万马齐喑：后者是就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而言，由于愚民政策的需要，自然不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正是这学术、政治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乾嘉诸儒“治经以纾死”的局面。 章太炎先生所谈上述两方面原因，无疑是正确的。只是因为此时章先生正倡导“革命排满”．对清政权成见太深，所以他没有，抑或是不愿意去考虑清中叶以后，迄于乾隆中，中国社会的由乱而治，相对稳定。正是看到了章先生论证的不周密，稍后，梁启超先生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方面既承袭章太炎先生的意见，从学术和政治两方面去观察认识问题，另一方面又注意到社会相对稳定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梁先生就此提出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他说：“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这样，梁先生便在探索解决问题的道路上，于学术、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之外．又加上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 继章太炎、梁启超二位先生之后，钱穆先生及其高足余英时先生，鞭辟近里，后来居上。无论是钱穆先生视宋明迄清代的社会与学术为一整体，凭以揭出“学术流变与时消息”和“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认识规律，还是余英时先生就学术演进而首次阐发的“内在理路”学说皆领异立新，超迈前贤，把问题的探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致百虑，殊途同归。，20世纪中叶以后，在钱先生、余先生深入开拓、精进不已的同时，中国大陆以侯外庐、杨向奎诸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亦在乾嘉学派研究中取得了卓著业绩。侯外庐先生论究乾嘉学派，首先提出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对18世纪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认识。侯先生从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剖析入手．认为从16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它的解体过程。这是一个蹒跚而痛苦的过程。当历史演进到17世纪中叶，由于明清更迭所酿成的社会动荡．使中国社会一度出现民族矛盾激化的局面，因而历史的发展遂沿着更缓慢的途径前进。侯外庐先生说：“在清初的大破坏时期和康熙朝后期若干年的相对安定时期，民族的压迫都使中国历史蹒跚不前。但这并不是说，清王朝一系列的镇压政策和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就能长久阻止客观历史的前进。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就呈显复苏的景象．它有了恢复．甚至也有了发展。” 通过对16世纪中叶以降．尤其是18世纪迄于19世纪初叶国情的研究，侯外庐先生得出了他观察18世纪中国社会的结论，那就是：“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不是所谓太平盛世。”以此为认识基点，侯先生进而论究18世纪的中国学术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提出了如下重要见解：“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错的。从整个形势来看，这时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占有相对稳定的统治地位。从发展上看，这时资本主义的幼芽、市民的力量、农民的反抗活动则是在不可阻遏地生长着。这种历史形势反映在当时的思想界．就是一方面有专门汉学之统治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有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出现。”侯先生此处所称“专门汉学”，即指乾嘉学派而言。 20世纪80年代末，祖武忝附诸位先进之骥尾．究心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承前哲时贤数十年积累。复以一己不间寒暑之文献爬梳，多历年所，千虑一得，逐渐悟到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百年之久，实非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彼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为宋明以降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所制约．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论究乾嘉学派，不宜孤立地以某一方面的原因把问题简单化，而应当放开视野，多方联系，力求准确地把握历史合力的交汇点，揭示出历史的本质。 二、把握乾嘉时期学术主流的方法论 清代学术以总结整理中国数千年学术为基本特征，而最能体现此一历史特色者，则是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惟其如此，章太炎先生《馗书》论清儒学术有云：“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章先生虽没有具体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系统，但是他接下来所说的“好博而尊闻”，“综形名，任裁断”，已经隐约道出了乾嘉学派朴实考经证史的为学特色。梁启超先生将章先生的主张加以发挥，径称清代学术为考证学。认为：“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梁先生还将清代学术分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以乾嘉为全盛期，指出：“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又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 章、梁二位先生，尤其是梁先生对乾嘉学术主流的把握，20世纪初叶以来，一直为学术界所认可。最近十多年间，中国学术界重新审视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一些学者，尤其是年轻俊彦，不再沿袭章、梁二家之说，试图表彰此一时期的经世思想，重评文字狱，进而提出乾嘉时期存在一个新义理学的主张。这样一来．什么是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就成了问题。 对于今日学术界年轻朋友的学术创新精神，祖武十分敬重，没有这样的精神，学术研究就无从推进。然而学术创新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如何去把握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亦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恐怕首先要解决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采用习惯的吴皖分派方法，还是把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视为一个历史过程。 20世纪20年代以前，章太炎先生、梁启超先生等前辈大师，皆以吴皖分派法来谈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30年代中，钱穆先生从章、梁二先生之忽略处入手，着意论究惠栋于戴震为学的影响，提出“吴皖非分帜”的主张，将研究引向了深入。 20世纪50年代中．侯外庐先生以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三位先生之研究所得为起点．继续向纵深推进。一方面既充分尊重前人的劳作，沿用吴、皖分派的思路，从为学路数和旨趣上去认识乾嘉学术；另一方面，他又选取乾嘉时代的几位主要思想家，如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阮元等，去进行专题研究。通过探讨诸家思想、学术之个性和贡献，侯先生提出了若干具有创获意义的重要见解。其中，如下两个见解，对于深化乾嘉汉学的研究．尤为重要。第一个见解是：“汉学是始于惠栋，而发展于戴震的”，“戴学在思想史的继承上为惠学的发展”。第二个见解是：“阮元是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的。如果说焦循是在学说体系上清算乾嘉汉学的思想．则阮元是在汇刻编纂上结束乾嘉汉学的成绩。他是一个戴学的继承者，并且是一个在最后倡导汉学学风的人。”这就是说，乾嘉汉学肇始于惠栋，经戴震加以发展，至焦循、阮元而进行总结，方才走完其历史道路。 这两个重要见解，突破吴、皖分派的旧有格局，为把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开了先河。这是侯外庐先生在乾嘉汉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贡献，其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20世纪60年代初，先师杨向奎先生同外庐先生相呼应．在《新建设》杂志1964年7月号上发表了《谈乾嘉学派》一文。文中，向奎先师说：“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来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令人惋惜的是，侯、杨二位大师的研究意见，尚未在学术界激起共鸣，一场民族文化的浩劫便轰然而起。 四凶既除，国运日昌，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赢得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巨大进步。秉承侯、杨二位先生之教，1992年冬，祖武初次赴台问学，在“中研院文哲所”召开的清代经学研讨会上，以《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为题请教。拙文有云：“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18、19两个世纪间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作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且影响久远的学术流派，它如同历史上的众多学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显然不是用吴皖分野的简单归类所能反映的。”因此，祖武在讲坛呼吁：“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中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从而把握近百年间学术演进的源流，抑或能够找到将乾嘉学派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也正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努力，最近五六年间，祖武同敝所几位年轻学人合作，完成了《乾嘉学术编年》的结撰。全书上起乾隆元年，下迄道光十九年，我们试图通过这一百年间学术史资料的长编，把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演进的历史过程记录下来。至于这一思想是否得到了实现．还要请学术界的朋友们多多指教。 三、十九世纪初叶中国学术的困境 乾隆末、嘉庆初，当中国社会进入19世纪门槛的时候，经籍考证如日中天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乾嘉学派步入了总结和衰微的阶段。一如此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危机迭起，衰相毕露，中国学术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早在乾隆四十年代末，《四库全书》馆臣程晋芳撰《正学论》，即对风靡朝野的汉学(亦即考证学)提出质疑。他说：“海内儒家，昌言汉学者几四十年矣。其大旨渭，唐以前书皆尺珠寸璧。无一不可贵。由唐以推之汉，由汉以溯之周秦，而《九经》、《史》、《汉》，注疏为之根本．宋以后可置勿论也。呜呼!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然而学士大夫，相率而趋，同辙合涂，莫有异者，何也!”稍后，程晋芳故世，同为旧日馆臣的翁方纲撰文与之相呼应，指出：“凡嗜学多闻之士，知考订者，辄多厌薄宋儒以自熹，今日学者之通患也。”嘉庆十九年，体仁阁大学士、国史馆总裁曹振镛，以史馆所拟《儒林传目》咨询翁方纲。翁氏复书力倡以义理为依归，反对专走考证一路，据称：“墨守宋儒，一步不敢他驰，而竟致有束汉唐注疏于高阁，叩以名物器数而不能究者，其弊也陋。若其知考证矣，而骋异闻，侈异说，渐致自外于程朱而恬然不觉者，其弊又将不可究极矣。”与之相后先，则是姚鼐视汉学为“异道”，斥作“今日之患”。嘉庆十四年，安徽重修安庆府儒学成．姚鼐代巡抚董教增撰文云：“近时阳明之焰熄，而异道又兴。学者稍有志于勤学法古之美，则相率而竟于考证训诂之途，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猥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伦，其识解更卑于永嘉，而辄敢上诋程朱，岂非今日之患哉?” 在乾嘉学术史上，章学诚的一生几乎与考据学的兴衰相始终。他同一时主流学派中人，始而过从甚密，继之渐生龃龉，终至分道扬镳，成为考据学风的不妥协批评者。章学诚于嘉庆六年病逝，去世前数年，几乎每年皆撰文抨弹一时学风。嘉庆元年，章学诚致书汪辉祖。将一时考证学风喻为“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据称：“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故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同年，章学诚撰《淮南子·洪保辨》，主张“君子之学，贵辟风气”。他说：“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也。……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翌年三月，章学诚有书答朱锡庚，于考证学中戴震、程瑶田、洪亮吉、孙星衍诸家，多所訾议，表示：“弟犹不免论辨，若以争胜然者，实欲为世风作小维挽耳。故上尚书启事，极论今之士习文风，所争不在小也。”嘉庆二年，章学诚以《文史通义》初刻稿送钱大昕，并致书阐发著述宗旨，重申：“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嘉庆五年．再撰长文论浙东学术，系统地提出“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他的结论是：“史学所以经世，同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章学诚谢世之前，因病目不能手书．遂口授邵晋涵生平学行，由其子贻选笔录为《邵与桐别传》。文中．喟叹：“嗟乎!吴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识，有才有识如此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岂不重可惜哉!”这与其说是挚友亡故之哀痛，倒不如说是章学诚一生积郁之长抒。 类似上述诸家之主张，检索乾嘉学术文献，所在多有，不遑备举。足见，18世纪末、19世纪初，质疑和否定主盟学坛的考证学，已经是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个普遍倾向。惟其如此，不惟一时宋学中人诋斥其病痛无异词，而且汉学中人于自家学派积弊亦多所反省。凌廷堪、焦循、王引之诸儒，不谋而合，此呼彼应，皆有高瞻远瞩之论。 凌廷堪为徽州戴门后学，早在乾隆五十八年夏，他即对一时学风痛下针砭，指出“读《易》未终，即谓王、韩可废。论《诗》未竟，即以毛、郑为宗。《左氏》之句读未分，已言服虔胜杜预。《尚书》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赜伪《古文》。甚至挟许慎一编，置九经而不习。忆《说文》数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所谓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焦循随之而起，乾隆六十年春，致书孙星衍，指斥以考据名学之非，主张以经学名清儒学术。他说：“本朝经学盛兴．在前如顾亭林、万充宗、胡舢明、阎潜丘。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则程易畴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坛，王怀祖父子名于高邮，钱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问乎!”嘉庆元年焦循有书致刘台拱。再斥以考据名学之非，据称：“乃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循去年在山东时，曾作札与孙渊如观察，反复辨此名目之非。盖儒者束发学经，长而游于胶庠，以至登乡荐，入词馆，无不由于经者。既业于经，自不得不深其学于经。或精或否，皆谓之学经，何考据之云然!”嘉庆三年三月，焦循在致王引之书中，重申前说，力主“芟此考据之名目，以绝门户声气之习”。嘉庆九年夏，他再度致书王引之，批评惠栋《周易述》之拘执，指出：“东吴惠氏为近代名儒，其《周易述》一书，循最不满之。大约其学拘于汉之经师，而不复穷究圣人之经。譬之管夷吾名尊周，实奉霸耳。大作(指引之《经义述闻》——引者)出，可以洗俗师之习矣。”十月。王引之复书焦循，唱为同调，亦云：“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 继惠、戴之后，凌、焦、王皆一时经学大儒。以汉学俊彦而群起批评一己学派之弊短，说明一个学术转变的新时期已经来临。当此风气转换之际，于嘉庆中硕果犹存的戴震弟子段玉裁，其晚年之论学主张，最能窥见19世纪初叶中国学术面临的困境。以往我们中国学者论乾嘉学派，每多忽视段玉裁晚年的思想。1976年6月，钱穆先生发表之《读段懋堂经韵楼集》。最先将此一问题揭出。 嘉庆十四年，段玉裁时年七十五。是年，段玉裁于《经韵楼集》留有三篇文字，其一为《娱亲雅言序》，其二为《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其三为《答顾千里书》。三文或批评“今之言学者．身心伦理不之务．谓宋之理学不足言，谓汉之气节不足尚，别为异说。簧鼓后生。此又吾辈所当大为之防者”；或表彰朱子《小学》“集旧闻，觉来裔，本之以立教，实之以明伦敬身，广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圣贤之可法者，胥于是在”；或告诫年轻。 由此而进，钱先生再合观段氏先前所撰《戴东原集序》、《刘端临先生家传》二文，并通过考察段玉裁与同时诸大儒之往还，从而得出段氏为学及一时学风之重要判断：“懋堂之学术途径与其思想向背，自始以来．显无以经学、理学相对抗意。而其同门如王石腥，至好如刘端临，亦皆绝不作此想。此可知当时之学风也。”继之，钱先生又以宝应刘氏、高邮王氏家学之传衍为据，指出“治经学而不蔑理学”，乃乾嘉间高邮、宝应两邑之学风。钱先生说：“是宝应刘氏，自端临、楚桢、叔倪三世，家教相传，正犹如高邮王氏，自安国、石臞、伯申三世之家教相传，治经学而不蔑理学也。” 钱先生探讨段玉裁与理学之因缘，进而据以观察乾嘉间之江南学风，不惟深化了段玉裁学行的研究，而且也为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开辟了新的路径。钱先生所示范的为学方法告诉我们，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应当注意考察理学与经籍考证之关系．以及彼此渗透所演成之学风变迁。迄于19世纪初叶，当中国学术已经深陷困境，学林中人却依然在汉宋学术间徘徊，甚至沉溺“理学中兴”的梦幻，这是历史的悲剧，乃时代使然。正如钱穆先生所论：“道咸以下，乃方拘拘焉又欲蔑弃乾嘉以复宋明，更将蔑弃阳明以复考亭。所弃愈多，斯所复愈狭，是岂足以应变而迎新哉?” 20世纪8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陈鸿森教授，沿钱先生所开路径而进，爬梳文献，多方搜讨，终于获得重要之学术发现。根据鸿森先生之研究所得，先于钱先生所揭嘉庆十四年之段氏三文，之前一年，段玉裁即在致王念孙书中，以“剿说汉学”与河患并提，同指为一时社会病痛，主张“理学不可不讲”。据云：“今日之弊．在不尚品行政事，而尚剿说汉学，亦与河患相同。然则理学不可不讲也，执事其有意乎?”迄于嘉庆十九年段氏八十岁，此念愈深且更其明确。是年九月，段玉裁有书复闽中陈寿祺，重申：“愚谓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以汉学大师而抨击汉学弊病，昌言讲求宋儒理学，足见嘉庆中叶以后，学风败坏，已然非变不可。 古往今来，学术前辈们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之依据，惟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的研究才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鉴于近一二十年间的乾嘉学派研究，起步甚速，文献准备尚不充分，2002年，祖武在高雄中山大学参加第七届清代学术研讨会，曾提出进一步做好乾嘉学术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建议，以与出席会议的学人共勉。我想，经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我们的乾嘉学派研究定然会创造出一个可以告慰前贤的局面来。 （资料来源：《新华文摘》，2007年第13期。转引自中华文史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