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交河故城是中亚地区著名的古代城址，交河城的兴起是吐鲁番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结果。交河城的基本布局形成于车师王国时期，是车师王国的都城。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交河城有了很大发展，更为繁荣。回鹘高昌时期，交河城开始衰落，蒙元时期基本废弃。交河城的布局和构筑方式，在中外城市建筑史上独一无二，军事防御是交河城构筑特色形成的基本原因。车师王国时期交河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后来由于绕交河城的河床下切，交河台地升高，成为干枯的孤岛。交河城废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自然环境的沧桑巨变是其中关键的制约因素。 关键词: 交河城；车师王国；城市发展；城市布局；建筑方式；环境变化；废弃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交河故城是中亚地区著名的古代城址，交河城的研究一直受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在交河城研究中交河城的兴起、构筑特色、发展和废弃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对此不少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做过论述。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交河城的基本布局形成于公元五世纪中到七世纪中的高昌国时期，唐代有了大的发展，十四世纪末毁于东察哈台汗国黑的儿火者对高昌地区的“圣战”[1]。最近又有学者认为，交河城的废弃与黑的儿火者“圣战”后在高昌地区推行伊期兰教有直接关系[2]。对此笔者认为交河城的基本布局形成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中叶的车师王国时期，在车师都城的基础上，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交河城有了稳定发展，到了回鹘高昌时期交河城开始衰落，蒙元时期基本废弃。交河城的废弃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这里环境的沧桑巨变。对于交河城的构筑特色，不少学者也做过有益的探索，笔者认为，军事防御是交河城构筑特色形成的基本原因。 一 车师是最早出现在我国史书中的西域少数民族之一，它的分布和活动的中心在吐鲁番盆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在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中部天山山谷、山间盆地和山北地区发现大量史前时期的墓葬和少量遗址，发掘者多认为这些墓葬和遗址是前车师人的遗存，这类遗存近来被命名为苏贝希文化[3]。目前发现的属于苏贝希文化的墓地有数十处，遗址数处。发掘墓葬八百余座，发掘遗址数百平方米，出土陶、木、皮革、毛纺织品等文物数以千计，特别是2003年鄯善县洋海墓群的大规模发掘，使我们对苏贝希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发展、繁荣、衰退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目前的发现看，苏贝希文化年代的上限大概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公元前一千年到公元前五世纪是它的繁荣期，五世纪后苏贝希文化的面貌开始发生明显变化[4]。据研究，苏贝希人并不是那种逐水草而徙，居无定所的游牧民，他们有自己基本固定活动范围，考古中发现过苏贝希文化的村落遗址。苏贝希人死后葬入氏族公共墓地，早期苏贝希人严格按氏族墓葬制度有序布列墓葬，墓葬大小和随葬品多寡区别不大，表明墓主人的生前的社会地位基本平等，到了苏贝希文化的繁荣期，在氏族墓地中出现的大家族合葬墓引人注目，它的基本结构和后述的车师贵族墓葬基本一样。在氏族公共墓地中，划分出特别的家族茔区，表明这一家族也有了某种特权，社会开始出现了分化。进入汉代，据我国正史记载，居住在吐鲁番盆地的是车师人，汉代车师人文化承袭苏贝希文化，由其发展演变而来，它们之间演变的轨迹十分明显。由史前车师文化到汉代车师文化，首先是在氏族社会内部形成了有特权地位的大家族，这是我们研究绿洲国家由原始步入文明过程时值得重视的现象，随着这种大家族势力的不断扩大，出现超越氏族的公共权力，最终发展为城邦国家。交河城就是吐鲁番绿洲城邦国家确立的标志[5]。 据史籍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 [6]。姑师即后来的车师，盐泽为蒲昌海，即罗布泊。楼兰、姑师都在罗布水域旁。后汉武帝伐楼兰、姑师，姑师人退居博格达山以北的吐鲁番，此后开始一直到五世纪中叶车师灭国的五百多年，车师始终以交河为都城，这一时期称为车师国时期。位于吐鲁番市西10公里亚尔乃孜沟河沟间台地上的古城址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是车师国都交河城，这在学术界已几乎没有争议[7]，但在交河故城中很难确定那些遗迹是车师国时期，在交河故城研究中，车师国时期的考古研究实际上长期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是一直困惑交河城研究者的一个大难题，这种情况到了二十世纪末有了突破。目前交河故城发现的属于车师国时期的遗存有三处。 第一处：1930年黄文弼先生在交河城故城北二号台地上发现一处墓地，发掘墓葬8座。墓葬有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土坑偏室墓，葬俗有单人葬或二次合葬，出土有铜片、兽形铜环、石斧、骨镞、骨质弓弭（黄文弼先生认为是骨签，实为弓弭）等。黄文弼先生推测“沟北墓地出土之器物……皆不出纪元前一世纪至三世纪”[8]。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台地上的墓葬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台地在交河故城所在台地之北，南北狭长，北部顶端被两侧河水冲刷切割成尖首状。墓地东侧的部分墓葬被河水冲切破坏，包括黄文弼曾发过的部分墓葬也已不复存在。试掘的墓葬中一座墓葬保存完好，墓内死者头北脚南，仰身直肢，头端随葬数件陶器，有陶、钵、杯等。其它墓葬中只有残骨，有的为二次葬，一座墓中二次葬者的骨骼在迁葬时被染成了红色[9]。从墓葬出土随葬品等看，黄文弼先生所断年代不误。墓地未发现后述的车量贵族墓葬，应当是车师国时期一般平民的墓地。 第二处：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交河故城北的一号台地上发现车师王族的陵地。考古工 作者发掘其中的两组大墓，还在墓地南侧一座大墓的近旁开了一探沟。每一组贵族大墓都包括主墓室和许多陪葬墓、大量的殉葬坑。合计发掘各类墓葬55座，殉马坑55座[10]。每一组大的墓葬中的死者都来自于一个车师王族。M01(座)是一座（组）车师王族或贵族的墓葬。它包括土坯围墙内的主墓及相邻的殉马以及土坯围墙外16座陪葬墓和24座殉马坑。这座墓位于墓地的中部偏北，北部临断涯。地表上有土石堆，直径15.2米，石堆中部有凹坑。土石堆下覆盖环形土坯围墙，土坯围墙直径10．3米，保存最高0．6米．主墓位于土坯围墙的中央。墓葬形制为竖穴偏室，竖穴墓道口平面长4．26、宽1．4、墓道深4．7米。墓道中填土为沙土。为上下墓葬方便，墓道壁上挖出成排的脚窝。墓室挖在东壁，墓室口依次竖立着12根圆木，残高10—30厘米，墓室口南部木头排列和保存较好，北部扰成缺口。墓内残存有人骨殖。主墓东侧有一殉马坑，形制为圆形竖穴土坑，口部填草，内殉两匹完整的马。土坯围墙外发现16座陪葬墓，多散布在围墙的西和南部。除一座为竖穴偏室外，余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陪葬墓大、小不一。大者墓口长3米以上，宽2米左右，小的墓口长1米多，宽不足1米。除2座墓保持着原始状态外，余墓内鄙皆因“扰乱”残缺不全[11]。由于“扰乱”，出土文物很少，仅出土4件陶器、3件陶盆和l件陶杯。金饰件较多，有金驼形、四角形包金铜饰件、金环、金套形饰、金鹰嘴怪兽搏虎牌饰、金帽形泡饰，从这些劫后遗存可以想象车师贵族墓葬当年随葬品之辉煌。另有银珠、铁镞等。据不久前公布的《新疆地区古代DNA研究的重要进展》，“本次实验中，1—4号样本采自交河故城1号台地车师贵族墓地的M01组墓葬，均只16234位点发生变异（T—C），这说明两者有着亲密的母系血缘关系，应为同一家族中成员，从遗传学角度进一步确认了该墓地为一血亲相近的车师贵族墓地”[12]。 第三处：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交河沟西台地上（四号台地）发现了一百多座车师人的墓葬，发掘了23座，15座是竖穴土坑墓，8座是竖穴偏室墓。其中的M1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不大，长2.1、宽1.42米，深才0.75米。墓中有至少属于三个人的骨骼，其中两个人有不全的腿骨，另一个人有残上肢骨，从公布的平面图看，这一残的上肢骨保存有完整的手指骨。该墓虽小，墓中出土的8件随葬品引人注目。一件陶钵，其余是镶绿松石金饰件、金戒指、金项饰、铜镜及石珠和蚌饰。在一座墓中发现这么多黄金制品在新疆考古罕见。其中金项饰保存完整，长27、最宽4.1厘米，系用金片、管经过锻打、焊接而成，整体是由四个中空扁管组合打压出一组猫科动物图案。同类金项饰在伊塞克湖畔的金人墓中发现过，是当时上层统治者国王或贵族专用的黄金饰物。这组黄金饰品显然和车师王族有关。在M4中出土一件灰陶罐，明显是四、五世纪吐鲁番地区汉人墓葬中最常见的陶器[13]。 上述三处车师国时期的墓葬中，黄文弼先生曾发掘过的二号台地墓地中未见汉文化因素。一号台地M01一座陪葬墓中出土一枚五铢钱，墓地还发现二座斜坡墓道墓。斜坡墓道墓是魏晋时期开始在吐鲁番盆地大量出现的汉人墓葬的形式，车师统治者的陵区内发现斜坡墓道墓值得注意。一般而言，在车师国盛期是不会允许异族进入它们的王家陵地，这二座墓葬推测是在车师亡国后，汉人刚占据这里时埋入的，其后随着大量汉人进入交河城，汉人重新选择了沟西更宽阔的四号台地作为自己的永久的茔区。车师王族墓地发现的汉文化因素不多。交河沟西四号台地上发掘的23座车师人墓葬中，M5出土3枚五铢钱，M12出土四枚五铢钱，M16出土三枚五铢钱，M1出土一面星云纹铜镜，M4还出土有四五世纪的汉人墓葬中常见的轮制灰陶罐。交河故城发现的三处车师人墓葬中汉文化因素多寡不一，说明不同时期车师国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不同，时代上沟北二号台地车师人墓葬墓最早，一号墓地车师王族墓葬的规模大，级别高，延续的时间长，四号台地发掘的车师人墓葬很可能到了车师国的末期。 史前车师人墓葬中常见有粮食作物遗存，车师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十分古老，他们结群居住在自然村落内，所以张骞使西域时见到的车师人“颇知田作”。在长期定居村落基础上，随着当时社会中等级阶层的不断分化，公共权力的产生，出现了绿洲城邦国家，所以中国史籍中第一次提到车师时说“姑师邑有城郭” [14]。车师王族墓地的发现和发掘是二十世纪新疆民族考古的最重要收获之一。车师王族墓地墓葬的规模已如上述，其中一座王墓的深达9米以上，为新疆考古中前所未见。由车师王族墓葬，可以想象车师都城当时应该具有一定的规模。车师国时期交河城的情况，还可以文献中得到一些说明。《汉书·西域传》载车师前国（西汉神爵年间，车师分前后部和山北六国，车师前国居吐鲁番，都交河城）有“口六千五百，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辅国侯、安国侯、左右将、都尉、归汉都尉、车师君，通善君、乡善君各一人”，这些车师国的上层统治者或者管理者多住在交河城内。车师国时期，车师人所居的吐鲁番盆地，北面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匈奴，匈奴势力强盛，不仅连年侵扰汉朝的北部边境，还以蒲类海（今巴里坤湖）为根据地，在西边日逐王部下，设僮仆都尉，居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征收赋税，使役西域诸国。东面是汉中央政府派出的戊已校尉及后来的高昌郡，西南面是处于西域腹心的城郭诸国。当时吐鲁番盆地为匈奴出入西域的腹心地区孔道，是匈奴对西域进行殖民统治的桥头堡，中原中央汉政权要想实现对西域的全面经营，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也必须首先解决车师问题，很长时期内，交河地区战乱频繁，烽火不息。西汉时有汉与匈奴五争车师的战事，东汉政府也有三平车师之役，交河城始终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匈奴在失车师后，史籍中有一段记载，“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果遣骑来击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即其城下谓吉曰：‘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 [15]。交河城中驻守车师统治者、军队和平民，另可容千五百汉屯田士卒，控弦数万匈奴围攻交河数日不下，只好引兵而还。由此可见当时交河城规模和防御设施的坚固。在交河城发生的战役中最为残烈的一次，发生在北魏大平真君年间的交河保卫战，这一役历史时数年，最终导致车师失国。《魏书·车伊洛传》载：“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而安周乘虚引蠕蠕三道围歇，并使谓歇，曰：‘尔父已投大魏，尔速归首，当赐尔爵号!’歇固守，连战。久之，外无救援，为安周所陷，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遗散一千余家。”车伊洛子歇守交河城与沮渠氏连战事发生在太平真君九年到十一年，凡三年。又据《魏书·西域传》记：“初，沮渠无讳兄之渡流沙也，鸠集遗人，破车师国。真君十一年，车师王夷洛遣使琢进、薛直上书曰：‘臣之父僻处塞外，仰慕天子威德，……辄陈私艰。臣国自无讳所攻击，经今八岁，人民饥荒，无以存活。贼今攻臣急，臣不能自保，舍国东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东界。恩归天阙，幸垂赈救’”。车师亡国时，交河城内一千余家，约是交河城民的三分之一，在交河城破后随车伊洛到了焉耆。这些文献表明当时交河城的规模已非同一般，它的防御设施更时一步加强，已致它能在沮渠氏连年包围的形势下，坚持数年。车师前国夹在北和东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能保五百多年国祚不灭，交河城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交河城的建筑方式和城市的基本布局结构在中外城市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 交河城的建筑方式有三种：一是“夯筑法”，二是“减地留墙法”，三是“版筑泥法”。建筑的第一步是选择单位的建筑区，由于建筑区的原地面起伏不平，便用“夯筑法”将不平地面的坑洼处填平，这种方法只在城中少数建筑中发现。第二种”减地留墙法”是交河城建筑的最基本方法。这种方法是在修整平坦的单位建筑区内，规划出居住室、墙、门及相关建筑设施的位置，用减地的方法在生土地中挖出居住室及其它建筑设施，相应地留下墙体等相关设施。从单体建筑来讲这可以说是一种地下室式建筑。由于城市的主体建筑都是用这种方法从交河台地上挖出，城市便以整体形态呈现在所挖出的生土地表上，所以研究者们常说交河城的主要部分是从台地上挖出来的。第三种“版筑泥法”用于单位建筑物地面以上墙体的建筑。它是和“减地留墙”法相对应的。对于单体建筑来讲，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可以说是一种半地穴式的建筑。“版筑泥法”也是交河城建筑中最常用的方法，特别是一些大型建筑，为了增加墙体的高度，地表以上部分的建筑采均用这种方法。“版筑泥法”和迄今在西北农村仍常见的所谓用“干打擂”的方法不同，对交河城建筑进行过认真研究的田琳对“版筑泥法”做了正确的描述：“选用粘粒含量较多的土料，泥的含水量较少而且均匀，砌筑时由地面、墙上两组人共同完成。按所需层位的高度拉好水平线，支好模板，使其内径尺寸等于墙的厚度。地上的人把和好的泥铲成厚3~5厘米的泥片，扔到墙上人的手里，墙上有的人则自模板下角始，接着一片泥后将其用力向下甩到要砌的部位，在手臂所能及的范围内将泥片堆到预定的层高”[16]，这样完成一次作业。完成了这次作业后，墙上的作业者向后退出一个合适的空间，进行下一次作业，如此反复完成墙体一层的垒砌，其层高以便于作业者工作为准，交河城内所见用版筑泥法垒的墙体一层的高度变化不大，一般在0.7米左右。接下来向上一层的建筑工作很可能要等到下层墙体变干坚固，以便能承受作业者在墙体上继续作业。一堵墙体垒好后，最后一道工序是整修。在发掘西北小寺时在坍塌的墙体废墟中出土的大量版筑泥片上发现有人的手印和脚印[17] “减地留墙法”和“版筑泥法”这两种交河城最基本的建筑方法的确认，是交河城研究上的两个重要起点。对古代城市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其中建筑方法是其它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一。在城市的对比研究中，建筑方法的研究不可忽视，不同城市文化属性的不同有时可能能从建筑方法的不同上找到根源和答案。对高昌城的建筑方法目前还缺乏细致研究，但它和交河城的上述建筑方法上的区别有目共睹。交河城建筑所用的上述二种基本方法，不见于高昌城，高昌城使用土坯等修筑高大墙体的方法在交河城也找不到。“减地留墙法”和“版筑泥法”是交河城独有的建筑方法，目前在国内外尚没有找到能与交河城这二种建筑方法基本相应的对比材料。如果一定要找交河城这种独特建筑方式的文化来源，史前车师人的遗址给我们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在苏贝希遗址中发现的房址大多都是半地穴建筑和地表上用泥块垒墙两种方法建成的，可以认为交河城的这两种建筑方式都是车师人固有的传统。 交河城的布局已有学者做过细致和深入的研究[18]。交河台地平面呈柳叶状，南北长1700米，东西最宽处约300米，城市的建筑密集在台地中南部约占台地五分之三的范围内。1994年我们对台地北部进行了考古调查，这里主要是墓区，还有一些结构奇特的遗迹现象，可能是一种民间祭祀遗存，墓葬主要有竖穴土坑墓、竖穴偏室墓、斜坡墓道墓，有规模较大的竖穴二层台墓，有的二层台一侧还有偏室，墓葬年代是高昌国时期到唐代。在墓区南部和城区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壕沟，是阴阳界，以划分出城市的阳世和阴世[19]，台地北端临界崖壁的地方，有几间很小的半地穴式的房址，可能是台地北端驻守兵士的哨所。在台地北端西部发现一处地下寺院[20]，在这一寺院东部不远的地方发现一小佛殿，长宽大小不到1米，附近还有一些小的塔群。 交河城区的布局结构独特。交河的街道由南北向的长街和东西向的短横街组成，南北街道有中心大街和东西市区的长街。中心大街是整个交河城的轴心，长约34０米、宽约8~11米，两侧是高3.5~4米的生土墙，位于城的中间。中心大街位于城的中间，它的南北两端并没有延伸到城区的端部，也不和任何城门直通，而是藏匿于城的腹心。中心大街的南北两端正对着的是南北对称相望的高台建筑，北端的称中央大塔，南端曾称“了望台”，后来经学者考察认为是一处寺庙，称“高台寺庙”[21]。从它们的高台式的建筑形式和分别把守中心大街两出口的位置分析，它们明显可以起到对整个城市的防护作用。中心大街宽敞，有一些横道向街道通向东西城区，街四面的防守层层累累。这里不仅是交河城交通的中心也是交河城居民聚会、进行其它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东西城区各有南北向狭长的干道，东干道保存较好。它从南城门附近向北从东城门内侧通过，弯蜒通过东城密集的居民区，离开东城门向北不远与东城区一条重要的东西向的横街相接，交接处成“丁”字形，由“丁”字形街迂回可进入中心大街。可见从东门要进入中心大街须通过一段曲折巷道。东干道向北可达东北佛寺。西城区的南北向干道保存不完整，从一些局部段落看其功能与东城区南北干道同。东西横街中最为重要是中心大街与东城门之间曲折连通的横街，它两侧是高达6米的生土墙，不与两侧的居住区直接相通，这样布局的防卫用意是很明显的。 交河城的城门目前发现并可以确定的有三个：东门、南门和西门。西城门是1993年考古中新发现的一座小城门，东城门1994年进行考古清理。南城门并不是现在人们进入交河的所谓南门，这是晚后开辟的一条出入孔道，交河城真正的南门在这一出入孔道之东，早已废弃。交河城门的基本结构完全一致。它有二个特征，一是所有的城门都不和主干道直通，即它不能通过主干道直接进入城的中心区。像东城门那样城门内侧与东城区南北干道接，城门与干道成垂直交接，由城门进入街道后要向左右迂回才能找到通向城市腹心的大街。二是城门结构本身，均是先在城门所建的区间挖出一基本为圆形的地下空间，在这一空间的外侧开小的门道可供出入，称城门的外侧门道，圆形空间的内侧仰面是高耸的影壁墙，通过城门的道路在影壁墙下向左右伸展。除内外侧门道外，这一圆形的地下空间内还有其它设施，这一圆形空间的功能和中原古代城市布局中瓮城完全一样，故称为瓮城。1994年考古发掘清理东城门时，在瓮城的北侧发现一处早已被废弃的门道，它应该是东城门最早的外门道。中间的中心门道是对东城门大规模改建的结果，门道的两侧有高耸的护墙，护墙的外侧有擂石坑和六处古井式的防守设施，内侧影壁墙上有岗哨。1994年在瓮城内发现一处人工垫土，垫土目的是将瓮城中原来不平的地面垫平。垫土中出土的陶片比较分析早于唐代，是公元3—6世纪的遗物[22]。这处城门的改建是这一时间范围内完成的，城门的始建年代在车师国时期。南城门未做考古工作，从残存状态观察，与东门的结构一样。西城门在西北小寺的西部，城门废弃较早，还保存着2~3米长的外侧门道，瓮城的区间很小，瓮城内侧的影壁墙上有后期埋葬的婴儿崖墓。西门位置在城区密集建筑区之外，附近一百多米内没有建筑遗存。既是这样，西门很小，但仍有瓮城，瓮城内有内、侧门道，影壁墙，人们进入城门后必须由影壁墙下向左右通过南北向的台阶上到地表。西门为什么开在远离城区的地方，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不过从交河发现的这三处城门的结构一致这一点上，可以推测它们形成于同一时期。城门不仅在于它们是交河城的交通要冲，同时又是守护交河城的军事堡垒。 交河城主要街道、城门及相互关系是交河城布局结构的“纲”。从上述交河城干道和城门的关系看，交河城基本布局是经过了事先规划。交河城建筑的主体是用“减地留墙法”从台地挖出来的，这种建筑方法的一个特点是，其建筑一旦形成，后继者只能是在原建筑基本格局的基础加工改造。每一次改造都是在原来布局基础上继续用传统的“减地留墙法”加大居室的深度，或用“版筑泥法”增加墙体的高度。对交河城二号民居进行考古发掘时，我们注意到这一民居被多次改建过，它在改建过程中始终未打破二号民居最初的布局。对于单体建筑如此，由单体建筑组成的城市的基本框架更是这样，城市的街道、城门都是从台地向下挖出来，特别是中心道宽8~11米，街道两则的生土墙高数米，这种格局一但形成便成为定式，后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从交河城东城门、南门和主要干道考古调查看，交河城基本布局完成后，在十分漫长的交河城的使用期间，并未对它的基本布局进行过大的调整或者说彻底的改造。组成交河城布局结构“纲”的这些街道和城门对于交河城来说都是唯一的，比如东门和南门各一处，中心大街仅此一条，东、西城区各有一南北向长街等。交河城中未发现不同时期街道和城门位移现象。对交河东门的发掘表明，交河城门最早形成于车师国时期，进而可以确定交河城布局结构的“纲”最初形成于车师国时期。如上所记，车师国时期交河城是吐鲁番盆地主要的政治、军事重心之一，由于长期战乱，交河城是当时兵家必争之地。交河城是把军事防御和城市建筑结合的最完美的城市，它整体既是一个国都城市又是一座坚固的军事城堡。这种布局的形成和车师前王国时期的军事形势有关。 三 交河故城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遗存的新发现表明这一时期交河城有了稳定发展，城市布局上它是在车师王国交河城的基础上的对一些局部建筑区进行了扩建，对许多单体建筑物进行了改建，但始终未改变交河城的基本布局结构，回鹘人占据交河城后，交河城逐渐衰落。 和车师国时期一样，从考古上很难确定交河城区的建筑中那些明确属于高昌国时期，主张交河城布局始于高昌国时期的学者也只是从文献出发做出的推测，并没有坚实的考古学基础。解放前黄文弼先生在交河沟西发掘了一批斜坡墓道墓，解放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又对这里的斜坡墓道墓多次进行了发掘和调查，发掘表明墓地的时代在高昌国到唐西州时期。沟西台地上的斜坡墓道墓有的埋在茔院内，有的是独立的墓葬。茔院平面呈“甲”字形，一个茔院中埋有数座墓葬，是家族合葬的一种形式。据1994~1996年间的考古调查材料，这里共有高昌国至唐代茔区104区，内有墓葬700余座，另外散见的斜坡墓道墓800余座[23]。从交河故城发现的高昌和唐西州时期的墓葬数量看，和车师国时期相比，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交河城居民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绝大多数为汉人。从墓地布局到葬俗和随葬品看，高昌国和唐西州的墓葬间没有本质区别，可见由高昌国到唐西州，交河城居民从文化上讲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文化上前后是连贯的。交河城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高昌国时期吐鲁番地区佛教盛行，这在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据交河故城佛教遗存的专项调查材料，交河故城中现在佛教遗迹有80余处[24]，不少佛寺规模宏观，佛教遗存面积占整个交河城区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佛教建筑的大量出现应该和高昌国时期佛教在吐鲁番盆地的昌盛有关。东、西城区不同级别的居住建筑十分密集，相当一部分应修建于高昌国时期。唐西州时期交河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西北小寺出土的版筑泥片中见有唐代钱币，在交河台地北部的竖穴墓中发现有唐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它们是唐代交河城发展的考古证据。交河城东、西城区不同功能的建筑小区都围绕着主要交通干道展铺，以交通干道为轴的东西城区内各种建筑麟次栉比，特别是民居区内的建筑更为密集，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居民区内的建筑如此密集，当是高昌国、唐西州时期交河城居民大量增加的结果。与交河民居建筑区的密集对应，在交河城区的中北部的一些地方仍还保存许多空旷地带，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大量的居民集中在早已存在的交通干线两侧的居民区内，虽然有所扩建或改建，但它始终没有改变车师国时期已经奠定了基础的布局框架。 过去在交河故城中发现的回鹘高昌时期的遗存不多，交河城四周台地上的墓葬有车王国时期的，有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未见回鹘高昌时期的墓葬。据考古调查在交河城周围一些台地的崖壁上发现有崖墓，其年代和文化性质不明，其中是否有回鹘高昌时期的墓葬还有待进一步研究。1993年发掘地西北小寺时，在小寺的FA和FB发现二间地下室，是西北小寺最晚期的一次改建中留下的遗存，这次改建是将原来的平顶房改为券顶式住室。在地下室中出土一件回鹘文书，结合其它文物证明这次改建是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人所为，回鹘人同时还将西北小寺内的所有厢房均改建成券顶式的。在发掘二号民居时，发现这所民居的最后一次改建也是将其中一间小的住室改为券顶式住室[25]。回鹘入居交河前交河城的建筑基本为生土或泥墙，顶为木骨泥结构的平顶，这从交河大量这时期建筑遗迹中可以看出。回鹘人占居交河后，对交河的部分原有建筑进行改造，改造过程是就是把原有平顶式建筑改为券顶式建筑。从这一线索出发考古工作者对回鹘人居住过的房址进行了调查，发现在交河城东、西城区经过回鹘人改建过的房子十分有限。在台地的南部发现有券顶式建筑比较集中的区域，从一些单体建筑看，它和以往的建筑区别较大，代表了不同的建筑文化风格。这种建筑的典型形式是在单体建筑区间，将台地切削成四边形的高台，高台的四壁为陡直立面，住室是从四壁的立面向内掏出券顶窑洞式住定室；有的是用减地法挖出一四方形的地下空间，由地下空间的四壁立面掏出券顶式窑洞住定室。推测这里可能是回鹘人占据交河后回鹘人比较集中生活的地方。交河城台地北部发现的地下寺院和相关遗存是交河佛教考古中的重要的一次发现。地下佛寺主体挖在地下，最深处4米多，依靠一个有十级踏步的阶梯上下出入。寺院的规模不大，总面积约70平方米，有一间佛堂、两间僧房、两间贮藏物品的小龛室。佛堂位于中部，平面长方形。两间僧房分别位于佛堂的西侧和北侧，两僧房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北僧房平面长方形，纵券顶，门道与佛堂连通。两龛室分别掏挖在佛堂内东、西两侧，被佛堂的东、西墙封堵；阶梯在佛堂的东北部。从遗迹分析，寺院使用过程中间有过一次大的改建。地下寺院出土遗物丰富。在佛堂南像台的长方形坑穴中出土60多件脱塔、脱佛，有些脱塔和脱佛上有模印的佛像和藏文、梵文的咒语，这些脱塔、脱佛是佛教徒为修身建福模制和堆放于此的。出土大量的泥塑、壁画残件、残块中，有具有龟兹遗风的菩萨头像、身穿蒙古式长袍的供养人壁画、回鹘和汉文两种文字合题的题记残片等。出土一件内银外铜两罐相套的舍利罐，罐中有一小包，包有舍利子和海珠，出土一件四足座立菩萨，这些文物在西域佛教考古中都是罕见的珍品。从寺院的遗迹和遗物分析，该寺院是回鹘人入主高昌后新建的，绝对年代不早于公元8世纪末，大致在9世纪或稍晚的一个时期，废弃于十三、四世纪[26]。 回鹘人占据交河，结束了从高昌国到唐西州约三百五十年汉人统治交河城历史。从西北小寺到二号民居等遗址中发现的回鹘人改建的住室看，回鹘人入主交河后，回鹘成为这些房里的新主人。回鹘人初入高昌时信仰佛教，而交河在很长时间是佛教的圣地，回鹘人完全可以利用交河城中大量的佛教建筑使交河城得到进一步发展。回鹘人只是对个别的佛教寺院进行改建，对居民区内建筑的改建也很少。地下寺院是回鹘人自己在交河新建的惟一一座寺院，寺院主体建于地下故名地下寺院，寺院规模很小而且位于城北很偏僻的地方，另外它又是利用了这里早期的一座墓葬建成。从这些考古材料看，回鹘时期的交河城已失去往日的辉煌，走向衰落。 三 交河城的废弃原因大多学者从不同提方面进行过推测，从交河故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考察看，交河城的衰落和废弃不是某些单纯的人为行为和事件的偶然结果，交河城的衰废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许多因素起作用，其中自然环境的巨变是关键因素或者说是制约因素。 研究交河故城的学者多将该城的废弃与黑的儿火者对高昌地区进行的圣战直接联系起来[27]，时间在十四世纪末。这次黑的儿火者进攻的主要目标是高昌城和吐鲁番城（即安乐城遗址），史料中并未提及此役也包括有交河城。部分学者认为交河的废弃是综合原因造成的，一是交河城从作为车师人的国都到废弃时止，其军事地位不断下降，交河城不可避免的衰落了；二是交河城由于所处的重要的交通地位使交河保持千百年的繁荣，由于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和陆上丝绸之路优势的失去，交河城也随之衰落了；三是认为交河被毁与水灾有关，为避免水灾交河居民离开了这些容易因水灾坍塌的用生土建筑起来的城市，搬迁到了有水又利于耕种之地安居，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交河故城的影响[28]。近来又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认为“交河城的毁坏和废弃与黑的儿火者的“圣战”本身并没有趋势关系”“而与黑的儿火者‘圣战’后在高昌地区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有直接关系。当时交河城作为高昌地区重要的佛教中心和异教徒集中之地，是强行推行伊斯兰教过程中必被摧毁的主要目标之一，交河故城佛教建筑的毁坏即始于此时”[29]。 交河城的废弃是一个历史过程，从考古材料看，这个过程只少开始于高昌回鹘时期。在交河城衰亡的过程中，虽然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等诸多方面都发生过作用，但其中最根本的制约因素是交河城所在台地水文环境的沧桑巨变，环境变化是交河城废弃的根本原因。环境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和载体，中原地区有大量例证，一个城市在历史中多次因为战争及其它原因被夷为平地，只要其环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人们会不断地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家乡，它会很快重新发展起来。由于环境的变化致使城市和居落的衰废，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因环境的变化城市沦的荒漠的例子在新疆历史不用枚举。。 现在的交河故城所在台地为干枯的孤岛，台地四周的断涯高达25~30米，人类早已无法在其上生存。有人认为这种自然形成的天然屏障，自古就有，正是它满足了汉代车师国的军事要求，“在汉代以前，西域小国林立，兵戈不息，而姑师当时不过一弹丸小国，国弱势微，要想寻得一席之地，只得凭借险阻，以挡强敌，故选择了一个‘有可守之险，而无富足之源’的地方来筑城”[30]，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观点。交河城附近的河沟称亚尔乃孜河沟，其上源是始自天山支脉博格达山的塔尔朗河，穿山口注入艾丁湖。亚尔乃孜沟流经交河地区时因地形地貌分为四条支流，称为四道沟，四道沟将这里的地貌分割成若干块相邻的台地。从交河城东西城区建筑残存的情况看，交河城的不少建筑都被河水冲切破坏，实际上交河城保存已不完整。当时的人们不可能将居室建在紧靠在悬崖边的十分危险的地方，一定会与台地的断崖边保持有适当的距离，可以推测汉代的交河台地比现在要宽的多。在交河台地北端被冲塌的土层中发现有古井残迹，可见台地的最北端也曾有人生活过。黄文弼先生发掘过的二号台地与交河城台地隔沟相望，上面大量的墓葬已被水冲切破坏，可见汉代时交河城四周的台地也比现在的台地要宽，与此相应台地之间的河沟则要窄得多。考古工作者在交河城中发掘了数眼古井，有西北小寺古井、二号民居中古井，“官署”古井等。古井周壁的水浸痕迹剖面，完整记录了交河城中居民从会用井汲水，到井的废弃这一阶段交河台地地下水文变化情况。发掘的古井中的最高水位浸蚀痕距现在地表深度仅为2.3~2.5米，表明当时交河台地地下水位线不过距地表2~3米。按相邻区域内地下水位应保持在基本相同的水平线上，交河台地的水位线应该和两侧河沟中的河水的水位线大体相同，例如，今天的交河古井内的水位线在距现在地表28~30米，和台地外两侧河沟中的水位线基本持平，同时也和交河故城台地两侧断涯高度大体一致。古井的发掘表明，这些古井最初开凿的时候，交河台地比两侧河沟只高出几米，今天交河故城四周高25~30米的断崖是后来由于河水冲割，河床下切逐渐形成的。交河城城门的发掘说明了同样的问题，现在的东门已经过多次改建，从瓮城北部发现的那条被废弃的外侧门道看，其废弃的原因由于河水的冲切，门道外形成了高十余米的断涯，无法由此出入所致。西门和南门更明显，西门外侧门道外向外是高25米以上的台地断崖，南门和西门的情况一样，修建这二座城门的时候，由外门道一定能向通城外，当时这里绝不会存在高25米断崖，这是常理。西门外侧门道的两侧壁从考古发现看，平滑如初，不象是长期使用过，西门废弃的时间很早。南门的情况一样，废弃的原因也一样，随着河水冲切，城门外侧河床下沉，台地断崖升高，这里已不能做为城门使用遂废弃。东城门的每次改建都是用“减地法”降低瓮城地面，使瓮城地面与城外河床地面高差不大，这也是东门得以长期使用的原因，同时也表明东门对交河城的重要性。 交河的居民何时开始学会使用井，还有待研究。从以上分析看，交河城最初作为车师国都城的时候，由于两侧河沟的河床很浅，交河台地宽阔，人们从两侧河中取水比较方便，后来，城两侧的河床变深，交河的居民不易到河床中取水，才开始在台地上凿井。交河古城中古井之多也是其它古城所罕见，基本每一个家庭院落和大的寺院都有自己的井，共用井很少，这显然和两侧河床急剧下降，交河台地上饮水出现很大困难有关。交河故城内经过发掘的井深都在30米左右，从这样深井中汲水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年交河居民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还坚守交河。但是交河台最终变成了一座枯岛，加上上述的外在因素，交河居民只能选择了迁徙，舍其地而它往。《汉书·西域传》中记“车师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后汉书·西域传》又说“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这两条史料不仅说明汉代交河城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东汉时交河还有水道通塔里木盆地，正由于这样的自然条件，汉政府很早就在交河屯田，“地节三年郑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车师地以实之”[31]，其后有时在车师地的屯田士座多千人以上，西汉政府曾在交河在设屯田校尉，管理屯田事务。也正是交河地区水草丰足的自然环境，加上它处于南北和东西交通道上，地理位置重要，所以车师国在此建都。 交河城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吐鲁番盆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并非偶然，交河台地及附近地区长时间内是自然条件很好，交河城所在台地是一处两河沟交汇间的河心绿岛，由于两侧河水的不断冲切，河床下沉，台地上升，交河台地变得寸草不生，成为荒岛，人类已无法在其上生存，终被废弃。 四 车师王国时期车师国处于东边的汉政权戊已校尉、高昌郡和北方的匈奴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在东、北两面强大的军事力量挟缝内，立国五百余年不灭。一方面是因为它长时期内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派遣的戊已校尉和高昌郡大力扶持，另一个关键原因还在于车师不断加强了自己的防卫力量，构筑牢固的城市防卫工事。这也正是车师王国处处已军事防御为目的构筑交河城的历史背景。 车师亡国后，吐鲁番地区结束历经数百年的东西分治，进入统一的高昌国时期。高昌国时期，交河或为其治下的交河郡、交河县，这一阶段，吐鲁番地区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发达，交河城有了新的发展。高昌国到唐西州时，高昌是国都或治所，吐鲁番盆地的政治、军事重心由交河城移到了高昌城。这一时期，主要来自北方地区的游牧集团势力进攻吐鲁番盆地时，高昌城成为其首选目标，交河城已失去了它像它作为车师国都时期那样的军事地位。从这一点上看，极为重视军事防御，将其作为城市建筑和布局重心的交河城最初形成于车师王国时期的可能性更大。 高昌国到唐西州，交河和高昌是汉人政权统治下相距不远的两座城市。两座城市内的居民主要都是来自内地的汉人，交河城西四号台地上，汉人入主交河后开始有的斜坡墓道墓和高昌城附近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的斜坡墓道墓，从墓葬型制，到葬俗葬式，及随葬品等诸方面都完全一样，说明这一时期，这两座城市在政治、文化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高昌城作为十分繁荣的高昌国的都城，基本布局形成于高昌国时期。如果交河城现基本存布局也形成于高昌国阶段，两座城市从布局到建筑方式上，即使不完全一样，也应该相仿。而实际上，像所有的学者都认为的那样，高昌城从建筑到布局上都深受到中原汉文化传统城市建筑的深刻影响，不用赘述；而交河城如上所言，从建筑方式到城市布局上，目前还很难到与之相像的对比材料。交河城和高昌城从建筑到城市布局上区别之大，明显不是同一文化的结果。交河城和高昌城的对比考察是吐鲁番学中值得重视、需要进行专门研究的一个问题。两座城市风格迥异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交河城建城时代早于高昌，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认为这种不同是土著的车师人的建筑风格和来自内地的以汉人为主体的人们传统建筑风格不同的反映。交河城建筑布局上个别地方可能能在中原地区历史时期的一些城市中找到可比之处，不排除交河城建筑时曾受到过来自中原地区的影响，另外也可能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共性。 参考文献 [1] 柳洪亮.交河故城[A].新疆风物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2] 孟凡人.交河故城形制布局特点研究[J].考古学报，2001.（4） [3] 陈戈.新史前时期又一种新的考古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A].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4] 吕恩国，刘学堂.苏贝希文化论纲[J].吐鲁番学研究.20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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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Jiaohe city is the result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prehistoric Cheshi people. Originally set up in the CheShi kingdom period, Jiaohe city reached its climax of flourish and glory during the Gaochang Kingdom and Xizhou of the Tang Dynasty period. After Uyghurs conquered Gaochang, Jiaohe city began to decline. The structural method of Jiaohe city is unique in the history of city’s development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as the purpose of its layout is solely for military defense.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Jiaohe area was a place of pleasant environment with plenty water and lush grass, suitable for pasturing and cultivating. But as time passes, the riverbed surround Jiaohe city subsided seriously and the mesas around it rose, making Jiaohe city an isolated arid island. Among the manifold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Jiaohe city, tremendous change of environment is the key element. Keywords: Jiaohe city; Cheshi Kingdom; structural method; city layout; military defense; environment change; decline 收稿日期：2004-04-12 作者简介:刘学堂,(1961-)，男（汉族），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新疆考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