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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雅河流域的考古工作，最初是由外国探险家进行的。英国人J.A.戴布斯（Jack A.Dabbs）撰写的《新疆探察史》[1]一书有详尽的介绍。与尼雅遗址有关的探险，大致说来有如下几次： 1889年5月，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组织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五次探险队，曾经探察了昆仑山西北部、叶尔羌河流域和尼雅（应当是指民丰县城一带）等地区。翌年（1890），法国的杜特雷依（Dutreuil de Rhin）探险队也到达了尼雅。不过这两支探险队都没有进入遗址。杜特雷依探险队的成员戈厄纳（Grenard）似乎听说过关于尼雅遗址的传闻，曾设想着到伊玛目·贾法尔·沙迪克麻扎（即大麻扎）以北的沙漠里去寻找精绝，但是没有成行。十年以后，另一位探险家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首次进入了该遗址。 1901年1月，斯坦因在当地人的引导下，进入尼雅遗址并做了调查和发掘。他测绘了遗址的遗迹分布图，以及一部分房屋遗迹群（N.I~N.IX）的平面图，并获得了595件佉卢文和汉文简牍、皮革文书，此外尚有数量巨大的木、铜、陶、金、玻璃器和纺织品等遗物。其详细情况见斯坦因《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2]一书。 1906年，斯坦因对尼雅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探察，是时正值其第二次中亚探险期间（1906~1908年）。这一年的10月他再次进入了尼雅遗址，重新测绘了遗址总平面图，又测绘了其它一些重要遗迹的平面图（N.XII~XVI, XVIII~XX, XXII~XXIV, XXVI, XXIX, XXXV~XXXVIII, XLI）。从这些遗迹中发掘出了一大批遗物，包括321件佉卢文简牍和11件汉文简牍在内。这一次探险的田野报告以《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3]为名于1921年在伦敦出版，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期间（1913-1916年），亦对尼雅遗址做了短暂的调查，所涉及的遗迹有N.XLII～XLV。在这些遗迹及其它几处遗迹获得的遗物中，有51枚佉卢文简牍，以及一部分石、木、陶、铜、铁、玻璃、角器等。第三次探险的考察报告以《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4]为名，1928年在伦敦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 斯坦因1930-1931年间的第四次探险，遭到了中国学者和政府的坚决反对，但他仍然进入了新疆。在尼雅遗址（1931年）他停留了一周时间，并“搜寻”了“以前保密的那些遗址”。关于这一次探险的资料非常少。与以往的三次探险考察不同，在考察结束之后没有报告出版，所以人们对他的此次探险知道得极少。斯坦因的女传记作家珍尼特·米斯基在传记《斯坦因：考古与探险》[5]书中，对于这一次在尼雅的活动曾经做过有限的报导。据说他在其第二次探险期间发现了汉文简牍的N.XIV的ii号遗迹附近又发现了“另一处早期遗址”，并在这里发掘出了“一批汉代文物”，其中有一枚西汉时期的汉文简牍；此外在N.II则发掘出了记有“汉精绝王”的简牍。[6]后一个说法有误。实际的情况是：这一次考察最主要的获得是26枚汉文简牍，分别出自N.XIV（21枚）、N.XII“以东三分之一英里处的废墟”（4枚）和N.II（1枚）；记有“汉精绝王”的简牍实际上应该是出自N.XII附近。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7]中有更准确、详细的介绍。他的文章中说，1995年他在英国期间，曾查阅了斯坦因本人在1930年代“草写的有关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物照片及其玻璃底版收藏地点的原始记录”，并根据这些线索，最终在英国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物部收藏品部（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The British Library）找到了那些照片和部分改进玻璃底版。在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汉精绝王”简（N.II.2）的出土地点。按照王冀青报导中所提供的斯坦因的日记，这枚重要简牍的出土地点显然不应当是N.II，因为稍有尼雅遗址田野经验的人，都不会将N.II这个最富特征的遗迹群与其它遗迹相混。仔细分析斯坦因在当时所记的日记，这枚（及其它3枚）简的发现地点确实是在N.XII以东三分之一英里处，但是这个地点也肯定不会是其原始的位置，而只是被采集时的地点。所以，准确的说法是：这些简的原始出土位置应当是在N.XII附近。王冀青比较了这批木简的书法，有4枚（N.II.1，3，4；N.XIV.ii.13）的“书法粗草，与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晋代木简书法类同”，其余者（包括N.II.2）“书法皆为笔划精细工整的汉隶，与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汉代木简书法类同”。 除斯坦因外，美国地理学家E.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于1905年到过尼雅遗址，从中发现了6件佉卢文木简。但是亨廷顿是一个自然地理学家，他对于古代遗迹的兴趣，仅仅是为了他那个著名的亚洲内陆气候呈脉动式变化的理论搜集有关古代气候变迁的证据。他出版过名为《文明与气候》以及《亚洲的脉搏》[8]的著作，对于当时及后来的地理学研究影响巨大。 日本探险家橘瑞超于明治四十一和四十四年（1908和1911年），两次旅行经过尼雅（今民丰县城一带），并作了短暂停留。至少他到达过大麻扎一带。在1908年第一次中亚探险期间，他受到斯坦因在尼雅遗址的发掘物的诱惑，曾“想尝试发掘古城址”，但是据说又没有成行。[9]最近有人研究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泰晤士报》的报导以及橘瑞超本人写给大谷光瑞的信，断定他并未进入过尼雅遗址“进行尼雅调查”。[10]橘瑞超出版过他在新疆等地的探险记《新疆探险记》和《中亚探险》，这些书现在已有了汉文的节译本。 列强的探险家在中国西部地区恣意探险、掠夺文物的历史，由于新中国的建立而告结束。新中国建立后，由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组成的考古队开始对尼雅遗址等古代文化遗存进行考察。在1959年，新疆博物馆组织的一支考古队对尼雅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一共清理了十处“房址”和一座“东汉合葬墓”，出土了一批木、陶、石、铜、铁、玻璃器和纺织品（毛、丝质）等遗物，另有66件佉卢文简牍。[11]这是一批重要的发现。大约在同一年，史树青也调查了尼雅遗址，采集了一部分遗物。[12] 1959至1988年之间，有几次非专业性的尼雅遗址调查，据说也采集到过佉卢文的简牍，但是其发现情况均无报告发表。马雍先生曾经介绍了1978年听说的此“前几年”在“一座被流沙淹没的古城中”发现的“数以百计的佉卢文字木牍”，[13]这所谓的“古城”或许就是尼雅遗址。但是林梅村认为这批简牍应当是出自且末以北沙漠腹地的一座古城，即其所称的“且末古城”，[14]这座古城到今天为止还一直处在传说之中，所以关于这一批为数不少的佉卢文简牍的来历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1981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吴景山骑自行车考察丝绸之路，对尼雅遗址做了一次短暂的的考察，他发现了一件佉卢文木牍，[15]这件木牍后来得到了华盛顿大学邵瑞祺教授（R.Salomon）的解读（1984年）。[16]吴景山的考察虽说是一次私人性质的探险考察活动，但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所具有的、八十年代式的对于古代生活的热情。据说在这同一年，民丰县委宣传部的李学华在尼雅遗址发现了“一批佉卢文木牍”；同年12月，新疆博物馆和和田地区文管所合组的考察队也“深入尼雅沙漠遗址，发现了不少佉卢文书”。[17] 在1988年和1990～1997年间，由中国、日本有关方面合组的“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对尼雅遗址开展了连续的调查和发掘，其详细的情况已有论著问世。这个大规模的尼雅遗址考古考察在尼雅考古史上是空前的，为什么人们愿意将巨大的财力和智力投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被风沙湮没的古代遗址呢？这其中看来不仅仅是为了学术的目的，还包含着一种历史浪漫主义的热情在内。关于这些调查和发掘工作，至今已经出版了两卷的《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18]，以及零散的田野考察报告和研究文章。 除了尼雅遗址本身，人们在尼雅河的上游和遗址以北地区也做了调查工作。1987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等联合调查塔里木盆地南缘，在尼雅河两主源汇合点附近发现了两个石制品（细石核、细石叶、锤击石片等）地点。发现者将这两个地点分成了两组，据他们说，一组（XNF-87地点）从石器风格来说“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另一组属于细石器地点。它们的年代估计在距今7000-4000年左右这一大的范围内。[19] 北方地区的调查一共有两次，分别在1993和1996年，由“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组织。调查的范围涉及了尼雅遗址以北数十公里之内的古代河床和三角洲，发现了一些明显地具有早期特征的石、陶、铜器碎片，还有一处建筑物遗迹。[20]这个发现证明了更早时期的尼雅河绿州位置更靠北。这个新发现的遗址，被发现者称作是“青铜时代居址”，在时代上具有一种早期性。其意义不仅仅是考古学方面的，还具有生态环境变迁的蕴意。 [1] Dabbs, Jack A.,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s of Chinese Turkestan(《新疆探察史》), La Haye, 1963，新疆博物馆油印本，1976年6月。 [2] Stein, M.A.,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07. [3] Stein, M.A.,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1. [4] Stein, M.A.,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 [5]〖英〗珍尼特·米斯基著：《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第462页。 [6] 林梅村《汉代精绝国与尼雅遗址》，林梅村著：《汉代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44－255页。 [7] 季羡林等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9－290页。 [8] 参见：KHAROSTHI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II, Transcribed and Edited by A.M.Boyer, E.J.Rapson, E.Senart and P.S.Nobl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0,1927,1929,‘Note’ and pp.282-285；〖美〗亨廷顿著：《亚洲的脉搏》，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9] 参见橘瑞超《中亚探险》，〖日〗橘瑞超等著、章莹译：《丝路探险记》第169－27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 参见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编著：《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京都：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99年，第6页。 [11] 参见三篇简报：新疆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新疆博物馆考古队《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3期），李遇春《尼雅遗址和东汉合葬墓》（《尼雅考古资料》，1988，乌鲁木齐）。 [12] 参见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和《谈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文物》1962年第7-8期）。 [13] 参见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马雍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第60－88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4] 林梅村著：《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导论”，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24页；林梅村：《楼兰鄯善王朝的最后居地》，林梅村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90－306页。 [15] 参见林梅村著：《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导论”，第1－24页。 [16]〖美〗邵瑞祺（R.Salomon）：《尼雅新出的一件佉卢文书》，《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17] 参见林梅村著：《沙海古卷》“导论”，第20－21页。 [18] 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编著：《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卷，株式会社，法藏馆，京都，1996年；第二卷，中村印刷株式会社，京都，1999年。 [19]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塔里木盆地南缘新发现的石器》，《人类学学报》1988年4期。 [20] 张铁男等：《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以北地区考古调查》，《新疆文物》1996年第1期；岳峰等：《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以北地区1996年考古调查》，《考古》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