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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成 历史研究 2011年第6期 一 1987年，巴勒克拉夫的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文版出版，原著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中一词被译为 “全球历史观”，是为 “全球史观”一词在中国首次出现。[①]此后全球史观广为传播。据2001年2月中国百度网搜索，涉及 “全球史观”的条目达200万之多。中国大陆主要史学期刊以 “全球史”或 “全球视野”为篇名的史学论文逐年增加，1997年仅有1篇，2004年上升到10篇，2009年达到23篇。 《史学理论研究》、 《光明日报 （史学版）》等具有影响力的报刊都曾举办笔谈或开辟专栏就全球史观进行讨论。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彭慕兰、本特利等被中国学者视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名字在评介文章中频繁出现。 目前国内许多学者把全球史作为研究方向，有的高校还建立了全球史研究机构，并与相关国际学术组织建立了联系。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出版了 《全球史评论》、《全球史译丛》、《全球史读本》等书刊。许多大学的历史系都曾以全球史观为题举办学术研讨会。 中国学者对全球史观评价不一。赞者首先肯定全球史观的时代价值，认为它是“全球化进程在史学领域的直接反映”，[②]“在当今世界人类交往更趋频繁的崭新形势下”，运用全球史观审视人类历史 “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向”，[③]因此，应将 “全球史观的确立，视为战后西方史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④]就其学术意义而言，有的学者认为，“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审视和研讨历史，已成为史学界的重大课题”；[⑤]全球史学者提出的 “整体主义全球视野”给予中国学者以 “振聋发聩的提示”，[⑥]“如何运用全球史观，彻底改变国别史拼凑的马赛克式旧体系……乃是我国世界历史工作者刻不容缓的重要使命”，[⑦]关乎 “一种真正意义的世界史观 （在中国的）形成”。[⑧]在近年编纂的世界通史类著作中，有的 “采用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相同的历史分期”，[⑨]有的借鉴外国学者的编写方式。有的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传统套路，按文明类型及其演变划分世界历史，并注重描述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冲突与融合。有的运用诸如 “世界体系”之类的理论，对 “希腊化”等老题目进行新的解释。不仅如此，“全球史观的兴起也影响着当前中国史的路向”，[⑩]有些中国史研究者尝试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特别是 “近代早期”的中国历史，撰写了 《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11]等著作。《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 《“全球史观”：反思 “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代表》一文，[12]介绍 《白银资本》、 《大分流》和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等书在中国史研究中引起的震动。然而，全球史观也遇到了质疑。有篇论文就叫做 《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参见前引文）。有人将全球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比较，断言前者 “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的规范体系”，[13]不能以其作为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指导思想，甚至应该警惕它像西方国家现代化研究衍生的、替西方霸权张目的结构功能主义一样，充当全 球化时代新殖民主义的 “话语策略”。[14]有人认为，西方全球史学者宣称 “去欧洲中心”， “超越民族自我崇拜”，创建 “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世界史学”，[15]无异于迷人的呓语，中国学者只能保持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的独特记忆，建立 “属于中国史学的全球史”。[16]上述对全球史观截然相反的态度，既有学术争议的性质，更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分析这一现象不仅具有史学史研究意义，也有一点 “跨文化研究”的味道，而后者正好与全球史的旨趣吻合，所以本文重点在于解析这种 “态度／反应的区别”。 二 首先需要梳理世界历史观念在中西文化系统中的流变。在西方，世界历史曾长期属于历史哲学范畴，所谓 “世界”不过是人类全体的代名词，“世界历史”的内容不是陈述史事，而是演绎人类命运，核心是探究支配命运的力量。在中世纪，这种力量归于上帝意志，后来则归于人类理性。历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世界历史理性”学说到康德晚年获得臻于完美的表达：人类宿命就是以固定模式发展自然赋予他们的各种潜能；人类的共同性就在于把人的自然性 （本质）转化为社会（文化）性；人类为了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与之共同发展必然试图解释这个世界和自身，这种解释就叫做文化；而理性就是发展文化的潜能；虽然理性为人类共有，但因 “解释世界和自身”由个体完成，所以文化必有差异，世界因而必是共性与差异性并存，人类历史，即世界历史，就是阐释包含所有文化差异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揭示不同文化最后如何统一于人类潜能的充分挖掘。[17]在西方历史哲学中影响深远的目的论、进步观和阶段论至此形成。对西方史学来说，如果说１８世纪是历史哲学的世纪，那么１９世纪则是历史科学的世纪。１９世纪，演绎的历史学渐渐让位于叙述的历史学，而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与民族主义的兴盛息息相关”，历史科学在普鲁士甫问世就 “有意地协助构建民族认同”，“极为频繁地利用学术来使民族主义意图合法化”。[18]这样，欧洲历史学家从一开始从事的历史学，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既定的历史哲学框架下将欧洲国家置于突出位置。 其实，早在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形成的过程中，欧洲人就已开始 “自我膨胀”。伏尔泰在回顾世界历史时，虽然承认东方曾为古代世界中心，但他认为中心后来转移到希腊罗马，而这一转移意味着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走向进步，而此后的世界历史全部成为欧洲文明的扩展史。[19]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康德的 “理性”引申为 “自由精神”，提出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就是自由精神的充分实现，而欧洲文明已经达到这样的顶点，历史就此 “终结”，就连渐露端倪的 “美国兴起”都只能算是 “史后现象”。[20]在兰克等人笔下，世界文明就是欧洲文明的拷贝，比如欧洲扩张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就是欧洲 “势力均衡”传统的简单再现。[21]总之，按照欧洲的学术理路，既然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 “理性或自由精神的发展史”，而欧洲已经达到其顶峰，世界历史已经 “终结”，那么世界历史除了书写欧洲便别无他选。这就是１９世纪欧洲世界史学呈现欧洲中心主义的内在逻辑，也是民族国家成为其思考与叙述的基本单位而宏观世界史学渐行渐远的原因。 进入２０世纪以后，世界巨变颠覆了欧洲霸权并惊醒欧洲人。由于伴随时代巨变出现的历史反思，从社会生活角度看，总是以质疑与现实反差最大的陈旧观念为起点，在研究取向上，总是从学术发展史上的最近端切入，所以，“欧洲中心论”便成为西方世界历史学反思的重点。为讨论题目所限，“正反”两方经常被简化为 “欧洲中心”与 “全球视野”，凡站在 “欧洲中心”对立面的，统统归入 “全球史观”。 下面简单梳理一下 “全球史观”在西方的发展。 首先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的最大理论贡献是指出欧洲／西方文明不曾、也不会定格于文明的顶峰。为说明文明的命运，他们举其他历史文明为例，虽不曾批判欧洲中心论，但拓展了欧洲世界史学视野，使后者在 “唯我独尊”一个多世纪之后重新认识到其他文明的存在。 巴勒克拉夫明确提出 “全球史观”，呼唤宏观世界史学的回归。他也是主张把 “去欧洲中心”的思想从思辨史学转入叙述史学的第一人。虽然他本人并未撰写贯彻全球史观的世界通史，但他的 “公平对待各种文明，承认各自历史贡献”的思想渗透在他的许多著作当中。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史观方法论上进行了开创性尝试。他提出的 “月球立场”和 “非国家叙事单位”充分展示了努力克服 “欧洲中心论”的决心，《全球通史》一书因此风行。 以沃勒斯坦和麦克尼尔／本特利为代表的方法论创新走的是另一条路：解构 “西方文明”。沃勒斯坦的 “世界体系说”旨在说明，文明不可能单独存在，只能生存于由多种文明组成的“体系”当中，一种文明的兴衰端赖于体系发生变化，而不仅仅是文明自身的原因。沙弗 （Wolf Schafer）和玛兹利什所倡导的 “全球化进程史”实际上是这种 “世界体系说”的延伸。麦克尼尔／本特利则指出，文明不可能 “纯粹”，各个文明都是多种文明成分的混合物，且彼此处于不断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当中，脱离这一过程为文明分类和定性，本身就是荒谬的。彭慕兰的 “去欧洲中心”最为直截了当，他说，晚至近代早期，世界中心并不在欧洲，而在中国。在众多全球史学家之中只选择上述寥寥数人，从林林总总的全球史著述中仅仅抽绎上述几条线索，未免有点武断，但考虑到在中国学者看来，“全球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征是对 ‘欧洲中心论’的批判”，[22]紧紧围绕上述各位大家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纠正来勾勒全球史观的发展脉络，大约没有偏离方向。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反思是认真的，批判是有力的，方法论探索也是有价值的。但是需要说明，如前所述，欧洲／西方中心论只是西方历史哲学演绎的结果，只是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史的下游和末端，仅仅围绕这一点做文章，而完全不触及 “人类历史的共性与整体性”这一西方历史哲学的根本命题，不触及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史的上游和初端，西方全球史学者能否真正摆脱西方中心论，能否构建一个崭新的世界史观，就很成问题。而这一点，放到中国语境中，就暴露得格外清楚。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但在古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世界历史观念。在中国，世界历史学是舶来品，而且是在被西方侵略的过程中输入的。这一背景决定了中国人对世界历史学的纠结心态：一方面希望借助学习世界历史知识和理论振兴国家，另一方面又对这些来自外国的学说充满怀疑和反感。在这种心态之下，中国学人既鼓吹具有 “革命”意义的 “新史学”，全盘接受西学的话语体系，又苦苦探求中国人自己的表达方式。事实上，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已被西来的“科学方法”和 “普遍真理”所冲击，就连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中华民族史学的最高追求也按照西方学科体系指向 “科学的东方学正统”之时，中国人的世界历史观要想拒绝西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周谷城先生还是勉力为之。他在多年讲义基础上编纂的 《世界通史》，虽然大部分内容及编排体例均采自欧美课本，但仍见缝插针般地楔入自己的观点和创见，特别是 “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的论断，虽非原创，但确为当时西文同类著作所罕见。周先生之所以把这句脱胎于阿克顿勋爵名言的话置于文首，应该说与此语暗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中国史学理想有关。 1949年以后，哲学社会科学全面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彻底否定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将世界历史从绝对精神的投影复原为现实过程，为正确认识世界历史开辟了新前景。但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是从苏联引进的。对于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诩的苏联世界历史学家曾否认真研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编纂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在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人类历史的同时，为印证“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成功，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一国建成”而注入许多当时苏联的主流思想成分，却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60年代中国出版的第一套四卷本普通高等教育世界通史教材，留有鲜明的民族国家史、革命史印记，与该教材直接脱胎于苏联的 《世界通史》有关。 改革开放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所取代。求索，开放，自觉反思，追求新见，这些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特点在世界历史工作者身上既体现鲜明又别具特点。对世界历史长期止步于 “舶来”的不甘与对新知的渴求相交织，为经济建设中心出力的愿望与本学科理论储备不足相矛盾，坚持历史唯物论的立场与在本学科贯彻唯物史观的实践经验不足相并存。正是在这种背景与心境下，在 “文革”封闭十年之后，他们遇到了 “全球史观”。 欢迎 “全球史观”，几乎是一个自然过程。1978年，中国派出 “文革”后第一个世界历史代表团，据一名团员回忆：“我们见到外国同行就问，你们现在在读什么书？他们好多人回答，在读麦克尼尔的 《西方的兴起》，于是我们就找这本书来读，尽管当时我们对该书并不十分了解。”[23]“全球史观”最能打动中国世界史学家之处，在于某些论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相合。曾主编前述 《世界通史》教材并长期思考宏观世界史理论的吴于廑先生发现，按照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成为 “世界历史”———全世界连为一体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的特殊产物，世界历史学科的任务乃是阐释这一过程，因此务必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纠正苏联版 《世界通史》分国叙述、专注于各国社会进步的 “纵向”发展，而忽视世界各地联系逐渐加强的 “横向”发展的倾向。“全球史观”倡导的整体性、跨国别叙述方式，正好与吴的思想一致，而吴也确曾在论文中提及巴勒克拉夫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有关观点。 全球史观对 “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是它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中国学者批判 “西方中心论”由来已久，究其原因，民族感情第一，政治原因为二，学理因素第三。关于民族情绪，1902年梁启超发表 《新史学》时即倡言以 “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启发 “爱国之心”和 “合群之分”。周谷城直言：“欧洲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讲世界史，以欧洲为中心……原没有什么不可。但我们自己讲世界史，如果也以欧洲为中心，则大不可。就爱国思想说，不应该。”及至目前，这种情绪仍有表现。1998年 《世界文明古国述略》一书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4]有评论说，该书主旨在于突显亚非古文明之辉煌，以淡化欧洲古文明，否定欧洲中心论，并称这一初衷乃承继了 “周谷城先生之思想”。[25]政治原因与冷战时代开启的世界格局有关。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曾围绕世界通史编纂展开过两次有关世界史体系／分期的大讨论，均以谨防 “欧洲中心”陷阱为重点。论者普遍认为，这是关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政治问题。学理原因不言自明。除非自我遮蔽，无人不见世界各族人民在不同时期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作为既 “外于”西方又拥有数千年文明辉煌的中国人，对这一点更会格外敏感。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学者不管对全球史观作何评价，对其批判 “西方中心论”的态度，总是称许有加。 “全球史观”还迎合了当前中国提倡的学术创新口号。面对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日益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孕育着学术创新冲动。有学者认识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起着构建一个明智的负责任的文化导向的重要作用”，[26]为此需要转换 “思维方式及研究视角”，“同时具有民族性和全球性思维”，“重塑人文社会科学”。[27]基于对 “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的理解，针对中国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只讲当前，少及历史”的现状，[28]史学家呼吁加强宏观世界史研究，扭转 “多年来在世界史研究中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忽视文明和文化研究”的现状，[29]加强 “对多元文明，特别是不同文明之间 ‘联系’的探讨”，[30]以利 “更深刻地理解现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和 “应对全球化”。[31]凡此种种，似乎都依稀可辨 “全球史观”的回声。与斯塔夫里阿诺斯提出 “新世界需要新史学” 相类似，2000年中国史学家在参加第十九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之后发表了题为 “探寻 ‘全球史’理念”的 “印象记”，对 “新意史学”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全球史观提倡的新视角、新方法具有开拓意义，把具体历史问题提交到全球背景下来思考，必然产生新的意境。《光明日报》以 “文明史、世界史与中国世界史研究”为题开辟专栏，指出 “（在）世界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的今天，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审视和研讨历史，已成为史学界的重大课题”。[32] 如前所述，中国学者中也有些人对全球史观持否定态度。这种否定态度同样与中国世界历史的学科特点以及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有关。 不言自明，“全球史观”也是舶来品，而且同样来自曾经极端鄙视中华文明的西方。对西方舶来之品———包括史学观念———中国人有着 “本能”的反感。对于晚近 “全球史观”的流行，有人说，“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只是一味地重复西方史学的概念和结论，盲目地复制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对发展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没有任何意义，相反是一种削弱，甚至是破坏的作用，试问，这种研究的价值又在哪里呢？”[33]“我们在研究、借鉴 ‘全球史观’时，不能……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权……对包括 ‘全球史观’在内的任何一种外国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不加分析地简单套用。”[34]有人几乎把在中国鼓吹 “全球史观”视为 “崇洋媚外”：“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35]有人提出，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并不是新鲜东西，中国学者即使 “逐新”也不能盲目。况且在中国，全球视角也不稀奇， “如果 （说）全球史观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1）强调文化间的联系；（2）扬弃国家本位视角的话，中国史学似乎早就有预流之士，以今人叫做全球史观的眼光，研究中国的历史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不少中国历史学家，具体而微地运用异文化的材料来理解中国文化的塑造，从各个方面回答‘中国如何成为中国人的中国’这个问题。”[36]总之，“每个民族都有权独立地提出自己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和思考，而不是削足适履地去适应强势文化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这一模式所体现出的种种规范，也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加以阐释”。[37] 除 “感情”因素外，中国人对全球史观还保持一种 “意识形态警觉”。当今世界毕竟是一个西方强权的世界，全球史观既然被视为解读全球化的西方理论，其意识形态色彩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警觉。中国一直有人将 “全球史观”这样一种史学方法论误解为哲学理论，担忧此“史观”将动摇彼 “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以有些中国史学家针对 “全球史观”只重视各人类群体间联系，忽视各群体内部发展动力等缺陷，严正提出 “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是中国学者的根本任务”。[38]他们认为 “全球化和 ‘全球史观’都是西方的命题，而非中性的概念”，“全球化是西方文明价值观和西方利益的全球化，非西方的国家则被放逐在全球化的边缘。在此背景下出现的全球史观……是为西方工业文明向全球拓展寻求理论支撑”，[39]“作为一种 ‘历史观念’，我们不能接受，因为它暗含着 ‘全球化’意识形态 ‘陷阱’，即主权终结论、非领土化国家、非民族国家化等等。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产物。”[40]针对西方全球史学者提出的从 “根本上反思世界历史”，[41]一些中国学者的回应是，“由于中国的世界史体系自1950年以来是建立在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基础上的，因此，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的世界史叙述，并不存在 ‘忏悔’的需要”。[42] 三 综上所述，源自西方的 “全球史观”在中国遇到形形色色的解读，其中有些解读可能是西方的全球史学者始料不及的。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不能忽略，就是全球史观在中西不同语境中，引起许多相同的思考。 全球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为起点的，而西方中心论乃是西方世界史学发展的末端。不触及根本，枝节末端问题是纠缠不清的。这一点，中西学者认识相同。 关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 《全球通史》，我在2004年赴美访学时，曾听到多名美国史学家说，该书并未跳出以欧洲为中心的 “挑战———应战”模式。而中国学者同样尖锐地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己的结构就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构”，[43]他的 “现代文明理论” “闪烁其辞”，事实上仍把 “现代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44] 对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的困境，中西学者同样归因于方法论。巴勒克拉夫说，那些力求立场 “客观”的人，终于不能突破 “西方中心”，是因为 “他们身边使用的那一整箱工具却全是由欧洲制造的，恐怕一时还不可能将她完全更换”。[45]中国学者指出，这 “一箱工具”就是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核心概念，如工业革命、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自由”，西方史学家正是 “凭借这些基于欧洲特定经验所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46]这种方法论的局限，不仅西方学者 “挥之不去”，非西方学者也难以超越。在这一点上，中西学者所见略同。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王晴佳指出，“源自启蒙运动以来所提倡的理性主义观念和科学归纳的方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活动的最佳、甚至是唯一的手段，而其他方法则要么是非理性的、要么是非科学的”，因而遭到排斥。[47]那么，理性和科学为什么“挥之不去”？根子还在于西方人所谓的一元的物质进步论。可见，认识方法只是表象，问题实质是价值标准。有一个问题问得好：假如由东方人按自己文化传统书写，全球史还会像当下流行的那样充斥物质主义吗？[48] 于是，中外世界史学家都呼唤价值标准的统一。汤因比晚年曾经说过，要正确地认识全球性问题，唯有建立 “世界国家”，重建人类统一的价值观。[49]中国学者齐世荣曾说，只有 “各国学者……抛弃国家、民族的偏见，通力合作，经过长期的努力”， “才能……如实地反映各个国家、民族在人类世界上做过的贡献，如实地反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50] 西方学者面对 “谁来制定世界公民标准”、 “谁来勾画人类故事”的问题，发出 “世界史是可能的吗”的疑问。[51]中国学者认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史学家，就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哪一个时代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很难达成共识，在什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什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等问题上也很难意见一致，只要在这些涉及价值的判断上各执一词，短时间内很难产出令人满意的世界史。[52]有人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目前水平上，谈论 ‘共同价值标准’只能是空谈”。[53] 面对这种困局，西方后现代主义选择了 “逃避”，而有些中国史学家也正在以类似方式使自己 “乐观”起来。有人说，既然统一的价值观不可能形成，不如放弃对 “主导性叙述”的追求，让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撰写本文明的历史，全球史体系留给读者自己在比较中建构。另有人说，“每一位新的世界历史叙述者都在 （自己心目中）重构世界历史……我们不能要求作为个体的世界历史叙述者超越自我中心，撰写一部他人的世界历史”，既然每个叙述者 “都想表达自身的价值…… （而）这些价值是否成为普遍价值却依赖于读者接受的程度”，那么 “重构世界史”就是 “尽可能多地丰富世界历史文本，令读者可以按照培养自身世界观的需要不断进行选择”。[54] 无论是悲观的感叹，还是 “乐观”的建言，都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学家对宏观世界史学的严肃思考。但我认为，不管怎样，不能忘记宏观世界史学的本初指向，即探讨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这种探讨是该分支学科的存在前提，放弃这种探讨无异于学科的自我取缔。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 （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当前，如果能够将现代文明的困境考虑进去，把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这样的命题列入价值标准，将中国史学重视道德评价的传统吸收进去，就能写好世界史，裨益于和谐世界的建立。 [①]，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第242页。G.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Holmes ＆Meier Publishers， Inc.；1979，P153. [②]，吴晓群：《我们真的需要 “全球史观”吗？》，《学术研究》2000年第1期。 [③]，李隆庆：《迎接新世纪重构世界历史新框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④]，刘爽：《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4期。 [⑤]，薄洁萍：《文明史、世界史与中国世界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2月14日，C2版。 [⑥]，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⑦]，李隆庆：《迎接新世纪重构世界历史新框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⑧]，王玮：《“全球史观”与世界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期。 [⑨]，纪坡民：《从世界历史看全球化》，《读书》2003年第1期。 [⑩]，程美宝：《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11]，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12]，李强：《“全球史观”：反思 “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代表》，《中国社会科学报》2001年6月9日，第9版。 [13]，王林聪：《略论 “全球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14]，王云龙：《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3期。 [15]，钱乘旦：《探寻 “全球史”的理念———第十九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印象记》，《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 [16]，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17]，参见约恩·吕森： 《遵循康德：跨文化视野下欧洲人的世界史观》，张辂、王昺译， 《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18]，王晴佳、格奥尔格·Ｇ．伊格尔斯：《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文史哲》2004 年第6期。 [19]，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06页。 [20]，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0、95页。 [21]，参见董欣洁：《巴勒克拉夫对欧洲历史的解读》，于沛主编： 《全球化与全球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26—427页。 [22]，于沛：《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23]，2011年3月27日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世界史学科讨论会上与北京大学马克垚老师的一次谈话。 [24]，续建宜、刘亚林编著：《世界文明古国述略》，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25]，盛志光：《评 〈世界文明古国述略〉》，《求是》1999年第4期。 [26]，约恩·吕森：《遵循康德：跨文化视野下欧洲人的世界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27]，俞可平：《全球化与新的思维向度和观察角度》，《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28]，王四达：《全球化：一个逻辑与历史的进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29]，潘光：《关于新世纪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几点看法》，《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 [30]，陈志强：《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当代背景》，《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 [31]，何颖：《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 [32]，薄洁萍：《文明史、世界史与中国世界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2月14日，C2版。 [33]，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34]，兰岚：《巴勒克拉夫的 “全球史观”评述》，《理论前沿》2006年第9期。 [35]，张旭东语，参见吴晓群：《我们真的需要 “全球史观”吗？》，《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36]，程美宝：《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37]，吴晓群：《我们真的需要 “全球史观”吗？》，《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38]，王林聪：《略论 “全球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39]，吴晓群：《我们真的需要 “全球史观”吗？》，《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40]，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41]，高寿仙：《真实与虚幻：全球视野中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图景》，《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42]，程美宝：《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43]，黄洋：《全球史的陷阱》，《光明日报》2006年3月18日，第6版。 [44]，高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5页。 [45]，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55页。 [46]，任东坡：《“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 “中国学派”问题》， 《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47]，格奥尔格·Ｇ．伊格尔斯、王晴佳：《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48]，威廉·格林语，参见蒲乐安 （Roxanne Prazniak）：《世界史是可能的吗》，徐秀丽译， 《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 [49]，参见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8—281页。 [50]，齐世荣：《编写一部简明的世界通史是时代的需要》，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 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51]，蒲乐安 （Roxanne Prazniak）：《世界史是可能的吗》，《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 [52]，马克垚语，参见薄洁萍：《文明史、世界史与中国世界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 年12月14日，C2版。 [53]，陈志强：《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当代背景》，《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 [54]，黄洋：《全球史的陷阱》，《光明日报》2006年3月18日，第6版；陈新： 《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