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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其泰 原载：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刊》之《中国通史简编》导读2011 一、由精研国学到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道路 范文澜（1893—1969）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经历了由精研国学到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道路。他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至1917年毕业。这几年中，他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师从古文学派学者陈汉章、刘师培，尤其是深受古文训诂学家黄侃的影响。此时的范文澜，“笃守师法”，决心“追踪乾嘉诸老”。这些老师们也对他大加奖誉，“认为颇堪传授‘衣钵’”[①]。1925年，他的第一本著作《文心雕龙讲疏》在天津出版。此后又相继出版了《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因而成为国学界一位知名的学者。 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范文澜不断前进，“七七”事变后在河南大学举办抗战训练班，后至豫中各地从事抗战民众动员，参加了新四军，并于1939年冬由河南到达延安。在抗战的熔炉中，他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他到达延安不久，即被任命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并接受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在短时间内由他主持编写一部简明的中国通史。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书籍资料更不充足，他却于1940年8月至次年年底，即以不到两年时间，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一笔一字地，然而顺利而迅速地完成总字数达56万字的通史著作，并于1941年9月和1942年底分上、下两册在延安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也于1945年底撰著完成。在当时延安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范文澜却创造出如此学术业绩，堪称是难能可贵！是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上达到的成熟，使范文澜在理论上、认识上得到极大的提升，是延安革命精神和人们的思想风貌使他得到巨大激励和鼓舞，是中华民族迸发的伟大精神，激发他要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型历史著作的热情和使命感！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至1949年在各解放区先后印行了7版，1947年在上海也由希望书店出版，如此广泛传布说明这部著作正符合时代的迫切需要，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在中共八大、九大，分别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他任副会长，主持史学会日常工作。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他是总编辑之一。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他与郭沫若一起领导全国史学界活动。他职务虽多，但对于权位一向十分淡泊，保持他作为学者和革命者忠诚、勤恳、正直、谦虚、朴实的本色。他所专注的是著史事业。1969年7月29日逝世之前，仍在筹划将通史著作继续写下去，为新史学的发展奋斗到最后一息。 二、《中国通史简编》的精心修订及其理论指导 自1947年起，范文澜对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了长达18年的精心修订。起初是进行修改，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的时代需要，决定对全书重写。至1953年，出版了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及第一编（远古至春秋战国），1958年出版修订本第二编（秦汉至隋统一），1965年出版修订本第三编一、二两册（隋、唐及五代十国）。三编共计约110万字。像本书这样由一人撰写，规模如此巨大，内容如此丰富的通史著作，乃为20世纪史学史上所仅见。修订工作充分地表现出范老高度的使命感、严肃认真的著述态度和科学精神，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当时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科研工作的干扰，克服了疾病的痛苦，始终坚持充分占有材料，深入分析和构思，反复推敲磨勘。如在1963年，他带病用一年时间，遍读了唐人诗文集，在此基础上撰成第三编第七章唐代文化中“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和“近体文和古文”两节，其勤苦认真的精神令周围的同志十分感动。 范文澜修订工作的成功，不仅依靠扎实、丰富的史料基础，同时他极其重视深入地总结中国历史的规律和若干重要理论问题，以指导全书的修订，使之达到更高的科学水平。长达3万字的“绪言”就是他深入进行理论探讨的结晶，共论述五个问题：一，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二，初期封建社会始于西周；三，自秦汉起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原因；四，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五，历史上战争的分类。“绪言”把这些问题充分展开论述，标志着著者对唯物史观的运用达到了纯熟的程度。其中一、二两项尤为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 修订本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三大时期四大阶段：初期，西周至秦统一；中期秦汉至元末，又划分隋统一以前为前段，隋唐以后为后段；后期，明至鸦片战争以前。著者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演进的脉络得出了系统的新认识。认为：自秦汉至元末，应划为中期封建社会。西晋末年以后，经历了—百几十年的大分裂，最后鲜卑族拓跋部贵族联合汉族的北方士族，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起北朝，与汉族政权的南朝对立。到隋统一南北，才结束了这个长时期的对立状态。在阶级关系方面，魏晋南北朝的士族企图恢复领主的地位，北魏皇帝大杀士族，抑制了这种倒退的要求。这一时期的奴隶数量增加，但也只是旧的社会形态的一种残余，比起农民来，奴隶自然是少数，在生产中也只有附属的地位。隋唐以后，南方经济发展。“封建经济的地盘至少扩大了一倍，并且以此为基地，继续向闽江、珠江两流域逐步扩大”，南方经济超过北方。北宋以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愈益强固，不再有公开的地方割据现象”。元代蒙古族武力统一中国，农业生产遭受极大摧残，但在手工商业和中外贸易方面，仍然相当地保持着前进的趋势。而明清两朝划为封建社会后段的明显特征是，明嘉靖、万历以后，出现了规模不大的手工工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身。而明清两朝厉行海禁，企图阻遏民间对海外自由通商，致使“若干地区已经发芽的资本主义已受到严重的压制，发展的速度因而迟缓起来。不过，即使如此，中国资本主义终究是鹅行鸭步地在前进。”上述著者划分中国封建社会阶段的分析，揭示出历史演进的脉络，提挈了全书，为各个章节中对史实的具体论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著者又明确提出“初期封建社会始于西周”的观点，并且从直接生产者的身份，统治阶级的构成，上层建筑的封建性质，和领主制如何向地主制过渡四个层次作分析。他举出大量有确切根据的史料，深入辨析，并且做到论述系统，因此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西周封建说”这一学术流派的主要代表学者之一。 三、《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的学术成就 由于修订工作自觉地贯彻了上述理论指导，因而保证了全书在叙述中国历史进程所表达的史识上，在讴歌民族精神、阐发民族智慧上，在反映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上，在评价历史人物上，在描绘多样的社会生活上，在阐发传统文化的宝贵价值上以及全书的编纂、组织上，都在延安版成就的基础上更臻新的境界，成功地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幅雄浑壮阔、多姿多彩的历史画面。这里仅择要从四个方面对本书的学术成就作简略的论述。 （一）高明的史识开阔的视野 范文澜著史的目的，是要科学地说明中国历史演进的客观过程，揭示其规律性，并总结历史上兴衰治乱的教训、民族的智慧、文化的精华。书中很重视论述历史发展的趋势和阶段特点，论述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措施、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经济状况，这些与记载评论制度的创立沿革、重大事件、人物活动、科技文化等方面相配合，视野开阔，多层面地展开，构成了内容丰富的通史。 著者极其重视论述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和社会结构。如论述“周初大封建”，建立较大侯国，降服许多小国，含有统一天下于周王的意义，显然是一个进步。强迫奴隶制度的小邦接受周朝的封建制度，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分封与宗法制度密切结合，以周王为中心，形成一层一层的宗法等级关系。而其真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按，宗法封建关系，往往为处于家长奴役制阶段的民族所采用，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著者又专设一节论“统治阶级的敬天保民思想”。认为：周初的社会意识，与商代大不相同。商代奴隶主对奴隶有绝对的权威，因而在思想观念上也认为统治者受有绝对的天命，对民可以任意诛杀。周初统治集团的思想核心则是敬天保民。这与商代有质的不同，因为它反映了封建领主不完全占有农奴的新生产关系。敬天保民思想进步，就因为产生这种思想的基础进步。针对不少论者所言周初制度与商代制度无大不同的观点，著者指出，周代祭祀、葬礼与商代显著不同，并分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来自黄土高原的周人深知稼植之难，敦厚节俭。有关的周初文献即向我们昭示了这一点。而周初文化乃是灿烂的古代中华文化的最初基石，明乎此，那么周初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周公的历史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根据唯物史观原理，在阶级社会中，造成社会变化的原因，是各个时期的政治势力、政治主张、阶级或阶层间利益的斗争促使的，而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变化和不同集团间经济利益的推动。按照这种理论和方法考察历史，对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有重大的意义。贯穿范著全书的正是这一指导思想，书中以阶级关系和经济领域变动来解释社会变迁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对于三国鼎立的局势，除了论述东汉末年社会混乱情势下三大政治集团的角逐外，范文澜又从经济的角度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提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从经济方面说来，三国分立也是东汉末年社会大破坏的自然产物。”其理由是：原来黄河流域是经济最发达的中心地区，因之它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这个伟大强盛的中心地区首先带动了长江上下游地区（益、荆、扬）的经济逐步前进。”西汉中期，楚越地方还被称为：地广人稀，刀耕水耨，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这就是说，江淮以南经济落后，剥削者还不能积累起千金。到了东汉时期，大地主豪强到处出现，说明经济已有发展，足以产生大的剥削者。”经济发展的一个表现是人口增长。东汉时期，会稽郡户数、口数，都比西汉增长三分之一或更多一些。豫章郡、益州郡户口也有明显增长。“不过，长江上下游的人力富力比起中心地区来相差是很大的，它只能作为依附者与中心地区相联系，从而得到自身发展的助力。所以当中心地区强盛的时候，长江上下游不可能在政治上脱离朝廷自立为国家，但当中心地区遭受大破坏，不能起带动作用的时候，那就要发生一时的分立，汉、吴两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然则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渊源久远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条件的作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根本上要求统一，这是在长时期内发展的必然趋势。[②]同样，范文澜根据经济、民族、文化等层面综合考察，对偏安一隅的东晋南朝共三百年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也给予颇高评价。他说，自东晋立国，至隋灭陈，前后共二百七十二年。“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在少数族统治下，长期遭受严重的破坏，汉族在长江流域建立本族政权，抵抗少数族的南来蹂躏，这是有利于民众的事业，不能看作分裂和割据。长江流域比起黄河流域来，一向是落后地区，东晋时期，北方汉族人大量南迁，长江流域经济有很大的发展，逐渐接近黄河流域未遭破坏时的经济水平，文化的兴盛，更远远超过当时的北方。南朝文化为隋唐统一时期高度文化奠定了基础。”[③]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比长江流域又落后得多。东晋时一部分北方士族迁到晋安郡（治设原丰县，福建福州市），闽江流域经济文化开始发展起来。梁末大丧乱，晋安郡独富饶安宁，不受丧乱的影响。侯景陷三吴，会稽郡很多迁居到岭南，汉族文化在珠江流域也开始有一些发展。故长江下游的汉族士人通过迁到原先偏僻地区，把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带过去，提高落后地区的水平，这也是东晋南朝时期历史进步的一个表现。 （二）多层面反映历史真实 著者恰当地运用了许多确凿生动的史实，极力状写历史演进的丰富内容和波澜曲折，状写历史场面的多姿多彩。首先是论述各朝代重要制度的创立衍变。制度的沿革是历史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对于反映历史人物的行为、社会阶段的特征，对于认识各个朝代阶级的、经济的、文化的状况和中国历史走过的道路，以及总结兴衰治乱教训，都有很大关系。如对隋朝制度即有精辟的论述，书中高屋建瓴，概括了隋朝制度的创立有两大特点。第一，隋制系综合前代各种制度制订的，对于以后封建社会有深远的影响，就此而论，隋朝制度的重要性类似于秦朝。范文澜说：“隋文帝统一天下，综合前代各种制度，有沿有革，厘定成隋制。自唐至清，基本上沿袭隋制，自然也陆续有不少改革。隋文帝所定制度，同秦制一样，都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二，隋朝建立，标志着自东晋迄南北朝近三百年分立局面走向重新统一，因而无论官制、礼制、选举制度等项，都突出地反映了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长期南北界限的泯灭，和长期华夏正统的发扬。范文澜的论述说明制度的设立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根本趋势，对于读者认识隋朝虽是一个短促的时代，但对中国封建社会有重大影响这一历史地位，有很大的帮助。如隋代管理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户部六曹（以后度支改为工部，都官改为刑部）。六部尚书分掌全国政务，自隋时定型，一直沿袭到清末。隋代又改变汉、魏以下州郡县长官得就地自辟僚佐的制度，在后魏、北齐多由吏部选授的基础上，确立了全国任何小官，任用权都操在吏部的制度。[④]隋朝虽然只历经38年，但读了范著，我们必然对隋在制度上多所创设的丰富内容有深刻实在的认识，而且对隋代在中国历史上承先启后的地位，和中华民族经过一个历史时期分立之后，必然在新的基础上走向更高的统一这一发展方向，在哲理上获得宝贵的启示。 本书还向我们多角度地展示促进和影响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水利工程，中外关系和文化交流，汉族地区社会结构和不同阶层的作用，民族活动，文化心理等。中外关系及文化交流是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唐以前，重点论述了对西域的交通和佛教传入对中国历史及文化的影响。他以充满热情的笔触论述中西交通对西汉和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巨大促进：“在这种形势下，中外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西汉晚期，印度佛教哲学与艺术，通过大月氏传入中国。希腊罗马的绘画也在1世纪传到天山一带。这些西方文化特别是佛教哲学的东来，大大影响了东方人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汉文化也大量传播到天山南北以及更远的西方”。西晋以后，佛教更大规模传入中国。对于佛教大规模传入造成的蛊惑民众思想、縻费浩巨财富、破坏农业生产等严重祸害的一面，范文澜在书中作了有力的批判。同时，他又以辩证态度，根据大量史实，总结出佛教在哲学上、艺术上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有益影响：“佛教哲学的传入，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步骤说来（由朴素唯物论到唯心论，再由唯心论到唯物论）并不是无益的”。[⑤]“汉族传统文化是史官文化，它的优良特征是征实，它的缺点是想像力不很丰富。古代传下来的神话不多，就是缺少想像力的一个明证。……佛教拥有成套成堆的神话，传到中国来，可以补史官文化的不足，在艺术方面起巨大作用。中国古代规模宏大的艺术品的产生，和佛教是分不开的。”[⑥] （三）谱写各民族共同的历史 范文澜明确提出：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首先必须承认，这是构成中华民族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⑦]书中第一编第四章设了“各族间的斗争与融合”一节，通过爬梳大量分散的史料，头绪清楚地叙述了东周时期中原华夏族及众多的少数族的分布及活动情况，精到地归纳总结而得出结论：东周时期华夏族与诸族经过斗争达到融合，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和国家统一加强、文化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为秦汉统一作初步准备。秦汉时期形成人口众多的汉族，是由华夏族与原先杂居相处的诸族混合而成的，这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史实。第二编东汉一章中，用了更多的篇幅论述东汉王朝与周边各族（乌桓、鲜卑、匈奴、羌、氐、西域各国）的关系，既记载东汉与北匈奴、鲜卑、羌的战争，又极为重视汉与周边各民族关系加强的史实。范老极重视汉代与西域各族联系加强对于促进西域社会发展和促进东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分析汉通西域的完全必要性和深刻合理性，指出：匈奴奴役西域各国，“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西域人民和大部上层人物，都盼望得到汉的保护，从西域各国的要求看，汉通西域是完全合理的；西域诸国内附，割断匈奴的右臂，汉朝才能取得北部边境的安宁，从自卫的观点看，汉通西域更是完全必要。书中写道：班超奉召将归国，从汉诸国大震动，疏勒国大官黎弇怕班超走了，龟兹来报复，拔刀自杀。于阗国王侯大臣抱住班超的马脚，号泣不让走。经过班超20年的经营，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内属，葱岭东西路畅通。其后，班超之子班勇奉汉安帝之命，奋先父之余烈，再次立功绝域，大破匈奴呼衍王，又击走北单于兵，北匈奴向西逃遁，葱岭以东诸国重新归附，从此汉与西域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不绝。“过去汉文化经河西向西流，现在佛教文化经河西向东流。北匈奴被班勇驱逐，向西远走，西域各国免受奴役，有余力发展佛教文化，通过河西这条文化运河，与汉地保持着长期的正常关系。”[⑧]从张骞通西域，到班超、班勇父子经营西域，这些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今天新疆境内广大地区，早在两汉时期就与内地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中华民族的发展早就融汇着新疆境内各民族居民的宝贵贡献。范文澜在书中所作的分析和记载，无疑是我们加强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书中记载各民族的历史还有两项极为突出的：一是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作了出色贡献的人物，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焘、周武帝宇文邕、吐蕃弃宗弄赞普（松赞干布）等对本民族和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的贡献，都予以详细记载和高度评价。书中举出丰富的史实，详细论述松赞干布在位期间在稳定内部、巩固王权、建立起统一的吐蕃国，与唐和亲、吸收汉文化，发展畜牧业、加强国力，创立兵制、官制和制定、使用吐蕃文字等项贡献，高度评价松赞干布推动了吐蕃进入强盛时期，其成就对后来藏族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原来寂寞无所闻见的中国广大西部，因强有力的吐蕃国出现，变得有声有色了。这是吐蕃历史的大进步时期，也是中国西部居民开始参加历史活动的时期。”[⑨]二是在第三编中设立了“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三个专章，以9万字的篇幅来记述隋唐时期三个周边民族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这在通史著作中确实有首创的意义。 （四）评说千秋功罪 范文澜为自己著史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歌颂历史上的进步力量，揭露、谴责邪恶势力，评说千秋功罪。评判进步与邪恶的标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严格地“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考察其对人民大众态度如何，是否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 本书出色地运用这一原则，对历史上众多的人物、事件、社会势力、思想流派提出了褒贬分明的评价。书中既态度鲜明地肯定人民大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同时，又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对历史作出的贡献，做到依据这些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分别给予适当的评价。范文澜称汉武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有特殊功勋的伟大人物”[⑩]。书中既严正地批评他“对外连年大用兵，战争使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起来”。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致使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掠夺。同时又认为，“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11]对于诸葛亮，书中认为，按照封建时代的标准来说，他的道德是很高的。他确实做到了一虚心纳谏，二不增殖私产，堪称是正身的模范。“他集中权力在一身，但是汉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朝臣们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国内始终保持着和睦状态。”“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效忠汉国，无异于屈原的效忠楚国。”“他的攻魏计划虽是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12]。又论述唐太宗接受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有善于纳谏的作风，能知人、又能用人，“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许多文武奇才”。他的文治和武功都取得空前的成功，是“中国皇帝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当然他是个封建统治者，由于功业的巨大成就，后期骄矜心和享乐心也逐渐滋长。 对于功绩与罪过集于一身的人物，著者尤能精到而细致地加以剖析，不作笼统的肯定或指责。如对唐玄宗，书中有恰当的分析：“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是励精求治的皇帝。……可是在取得成就以后，便精疲力尽，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开元时期才达到极盛的顶点，也就在这个时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宝时期的乱源。”开元年间，唐玄宗为求国内的安宁，曾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用人和纳谏上。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人，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补救缺政。“唐玄宗懂得纳谏的重大意义，这是取得开元之治的根本原因。可是，他纳谏非常勉强，这些直臣都因忤旨被罢免，不能久居相位。……他在位年久，骄侈心压倒求治心，想要一个顺从意旨的人做宰相，自己可以纵情享乐，老奸李林甫因此被用来代替张九龄。”谏诤的路被李林甫断绝，开元之治转向天宝之乱了。[13]这些论述，是对唐玄宗功过的深刻分析，也是对唐朝由盛到衰这一历史转折的精到概括。书中对于较为次要的历史人物，也能要言不烦地评价他在历史上起到什么作用。如论述五代十国的吴越王钱镠对百姓剥削沉重，赋税苛重，同时肯定钱镠也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14] 以上例证，说明范文澜评价历史人物目光犀利，严格地从历史条件出发，善于透辟地、辩证地分析问题。著者还注重运用比较方法评价人物，如书中对盛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学术思想渊源和风格不同的比较，对韩愈和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风格和地位不同的比较，都极具深度而有说服力。书中这类成功之处甚多，对于治史者更好地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和方法，无疑大有裨益。 四、厚重的历史感和对“文”“史”兼通优良传统的发扬 在众多的史学著作中，《中国通史简编》独具的鲜明风格是：既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而又做到布局严整，叙述贯通，气势畅达，语言生动、隽永，达到二者完美的结合。范著厚重的历史感，来自对史料的广泛掌握和深刻、独到的理解，更来自他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来指导探索中国历史特点的努力。他善于对复杂的历史问题作入情入理的剖析、评说，而使人感到折服。 范文澜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神似”，反对“貌似”。他说，“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成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他又主张学习理论要独立思考，破除迷信。他说：“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的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15]修订本“绪言”中总结汉民族形成的规律，就是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理论的范例。范文澜认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等文中所讲，“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论的几个条件是有普遍意义的；而斯大林所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团结和发展起来”的论断，则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应于中国历史。在中国，“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从那时起汉民族已经形成，以后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在“绪言”中，他论证秦汉时期由皇帝、郡守、县令到乡里，已经形成一整套政治体系；秦汉时期，已具备“书同文”，“行同伦”，而且全国范围内已形成相当密切的经济联系。因此结论应该是：汉民族是“在独特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它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萌芽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现实。它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锤炼，具备着民族条件和民族精神”。“汉民族在资产阶级产生以前，早就是坚强的民族。”范文澜的观点在上世纪50年代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开始时许多人反对，只有少数人赞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学者对此均持赞同态度，因而汉民族在汉代已经基本形成业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民族形成理论”条目中，也采用了范文澜的观点。 对于传统文化，范文澜有极深刻的研究，书中很多地方都有鞭辟入里的分析、概括。如，论述孔子思想是春秋时期“士”阶层的代表，它对宗族制度有一定的反抗性。孔子反对横征暴敛，表现出真诚的爱民思想，主张举贤才，慎刑罚，薄赋敛，重教化，斥责为政者“不教而杀”、暴虐残民的行为。不过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孔子修《春秋》，寄托他的政治思想。凡暴君被杀，称国人弑其君某某，表示国人皆曰可杀，但仍称弑，表示到底是以下犯上。这些都说明孔子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反抗性，但保守性大于进步性。孔子创儒家学说，主要内容是“仁”和“礼”。礼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仁指做人的道理，也就是爱或同情心。礼是外在的，仁是内在的，二者合起来，目的就是服从统治阶级规定的等级制度。孔子讲“中庸”，也是妥协性的表现，“一切都得合于中庸之道，而中道所在，要依据情况随时移动。移动求中道称为权（称锤），权总是偏在尊者贵者亲者一方面。”总之，孔子学说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统治阶级的需求”[16]。这些论述揭示出孔子思想的内在蕴含。书中又从两千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演变的大势，论述儒道两家学说的地位和作用：“儒道两家是封建统治阶级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学说。儒家是一条明流，它拥护贵族尊卑的等级制度，使统治者安富尊荣；道家是一条暗流，它阐明驾驭臣民的法术，使统治者加强权力。秦汉以后历朝君主，凡善于表面用儒，里面用道，所谓杂用王霸之道的国常兴盛，不善用的国常衰亡。儒经和道经也为历朝士人所必读，成为学术思想的主要泉源。孔子与老子两大学派，一显一隐，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17]这些论述都极其深刻中肯，确能道出古代思想的深刻奥蕴。对唐代文学的气象、规模和时代特点，他先区分各个部门作了生动、详尽的论述，然后作精炼的概括，指出唐代文学继承了前代文学中有前途的新生因素，使之达到完成的境界，并得到大发展，又成为此后一千年间各种文学形式新的起点、新的源头。“唐文学比起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太康、齐梁诸时期来，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发皇时期。自建安以来在文学形式上极被重视的声律和对偶化运动，唐朝达到了完成的境界，并且得到大发展。东晋以来对骈文处于劣势地位的散文运动，唐朝也达到了完成的境界而大为发展。近体诗（律诗）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朝文学的主要文体，由此破坏了或者派生了其他若干文体，影响了后代文学至为巨大。”这是作者从深入地分析唐代文学内部诸多方面的演变，归纳出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新旧推移的逻辑发展，并且从俯视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趋势的高度而得出的精到看法，为百花齐放的唐文苑作了准确的历史定位，立论超凡拔俗而又令人信服。 我国古代优秀史家兼通“文”“史”，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从《左传》、《史记》起，就形成了善于用生动优美的文学语言叙述历史的优良传统，写得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许多名篇脍炙人口，千古流传。古人还总结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良史莫不工文”的原则，论述优美的历史表述对于吸引读者、广泛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作用。范文澜发扬了古代优秀史家的好传统，他写的历史著作和评论文章，极富文采，语言优美、洗炼、生动，在当代史家中被公认为最出色的。他强调文字表述的重要：“韩愈所说的文以载道，是经验之谈。一辆破烂车子载着大道理，人家会拒绝它走进自己的眼睛里。”[18]书中的历史叙述引人入胜之处不胜枚举。如，他论述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李贺的作品都意境超拔，想象奇特，但二人风格又迥异。李白的诗“奇思涌溢，想人之所不能想，说人之所不敢说，自有诗人以来，敢于冲破一切拘束，大胆写出自己要说的话，破浪直前，无丝毫畏缩态，李白至少是空前的一人。”[19]李贺则相反，“他负才不遇，非常轻佻傲慢，看在眼中的文人极少，时人也合力排挤他，他愈被压抑，思想愈孤癖，诗意也愈深刻，特别是说到荒墓野鬼这一类极端消极的事物上，诗句也就愈精采。”“他在死的方面运用想像力，犹如李白在神仙方面，同样获得成功，不过长生与死亡意趣大不相同，二人的意境就大异了。”“李贺佳句大抵从实地观察中得来，又加以锤炼功夫，得句往往奇巧。好似高手摄影师选择最适当的地点，摄取全部胜地的精华。”[20]用比较手法讲出他们的不同风格，真切传神。他论述唐晚期及五代文苑一片衰败萧索，但此时却产生了新体的词，“恰似几朵鲜艳的桃李花在秋树枝上开放，使人感到衰秋里还留有一点春艳”[21]。生动贴切，令人赞赏。 精湛的理论分析、丰富的资料和文采斐然的文字，三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使范文澜的论著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他在探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民族化和达到“文”“史”兼通境界方面所创造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①]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中国青年》第3卷第2期，1940年12月。 [②]《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三章第七节“汉国（蜀汉）”。 [③]第二编第五章第一节“五个朝代的更替：陈朝”。 [④]第三编第一章第一节“巩固国家统一的各种措施”。 [⑤]第二编第三章第十节“经学、哲学、科学、宗教”之四“宗教”。 [⑥]第二编第四章第五节“十六国时期的文化”之二“艺术、哲学”。 [⑦]《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1950年第3卷第1期。 [⑧]第二编第三章第五节“汉文化对国外诸族的影响”。 [⑨]第三编第四章“简短的结论”。 [⑩]第二编第二章“简短的结论”。 [11]第二编第二章第一节“西汉政治概况”。 [12]第二编第三章第七节“汉国（蜀汉）”。 [13]第三编第二章第一节“唐前期政治概况”。 [14]第一编第三章第二节“环绕中原地区的十个小国”之五“吴越国”。 [15]《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08页。 [16]第一编第四章“列国兼并时期——东周”第九节“孔子及其所创儒家学说”。 [17]均据第一编第五章第六节“老子与庄周”。 [18]《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17页。 [19]第三编第七章第五节“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之“盛唐诗人”。 [20]第三编第七章第五节“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之“中唐诗人”。 [21]第三编第七章第五节“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