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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由于其研究的对象、观念和视角都十分新颖，到八九十年代，全球史研究借助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学术界的影响大增，并在1995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以“‘全球史’是否可能?”这样一种设问的方式，进入国际史坛的主流。 全球史学者以反对西方中心论为已任，主张要像从月球上观察地球那样，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这种视角符合力图破除西方中心论的中国历史学者的心意。同时，由于全球史研究强调对跨文化互动的研究，这又吻合了我国世界史前辈吴于廑先生在他的世界史体系构想中关于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全球史研究在中国几乎没有经历“是否可能”这类质问，便很快地发展起来。 如果不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文版出版发行算起，而是以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的成立为起点，中国历史学者有计划、系统地引进、学习和研究全球史，至少有了十年以上的时光。全球史在当前的中国史学界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今，中国很多历史学者即使不是专门研究全球史，有时也会用全球的视角审视一下自己的领域。可以说，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全球史学的受益者。 当然，我们目前更应关注全球史在中国的未来发展。笔者认为，全球史研究将来要取得更好的发展，取决于它的本土化程度。具体地说，就是它能在什么程度上做到与中国历史学原有的话语体系之间相互适应，这对于全球史将来在中国的世界史体系中到底是成为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还是仅仅发展为一个专门化的历史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全球史的本土化需要经受学术批评，经历与它走向国际史坛主流时遇到的“是否可能？”相类似的设问。 全球史研究要面对的基本问题，至少包括： 第一，处理好反对西方中心论与“去”资本主义的关系。 全球史学者一反西方长期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来阐述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组织世界历史知识体系的传统，形象地提出要站在月球上来看地球，表明了全球史研究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立场。目前，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便是对近代早期西欧崛起的新认识。根据全球史观，西方的兴起不仅不再像以前所说的那样是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它认为，近代早期的西欧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亚洲，西方人只是用在美洲掠夺的白银才买到了登上亚洲经济发展快车的车票。西方在与东方的竞争中胜出，那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这种解释比过去的西方历史学者处心积虑地从西方内部寻找其崛起的原因，历史视野更加广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西方中心论。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我们注意到全球视野下的历史研究也有走偏的时候，有的学者似乎不愿正视，甚至有意否认西方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力量对西方兴起的重要作用，这就有可能使它失去深刻洞察历史发展内在动力的能力。这明显地表现在一些全球史学者对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对于西方近现代历史的推动作用这个问题上，例如贡德·弗兰克，他几乎否认欧洲历史上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的东西存在，他把“资本主义”看成是西方历史解释中的一个“死结”，要把它抛弃。这种思想在我国学者中也有不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淡化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但是，刻意强调西方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对欧洲发展的意义，而轻描淡写欧洲自身的变化；把近代早期的全球交往与欧洲自身资本主义的发展割裂开来，甚至“去”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脱钩，这种思路与过去西方人专门寻找自身的独特性来解释西方兴起的那种思维方式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西方的兴起当然离不开全球交往，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全球交往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果避谈资本主义，全球史对西方发展的解释就容易流于表面，它无助于说明欧洲人为什么要拿美洲的白银去买亚洲经济快车的车票，更不能解释为什么欧洲竟能爬到亚洲的背上，并最终站到亚洲的肩膀上。 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理解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变的一把钥匙，为了破除西方中心论而扔掉这把钥匙，得不偿失。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它的“初级阶段”。在原始积累时期，欧洲的资本主义是野蛮的、粗鲁的，它在生产能力上甚至还不如当时亚洲早已发展成熟的个体小生产，因而从表象上看，那时的资本主义是贫穷落后的。在历史初期，它需要搭乘亚洲经济的快车不难理解。但是，这是一种正在萌芽和成长中的新的生产方式，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资本主义具有无限的潜力。事实也正是这样，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改变了世界，并且根据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是在它与非西方世界的交往过程中，尤其是在它征服非西方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承认全球交往对西方兴起的作用，这不应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否认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我们就只能看到近代早期发生全球联系的表象，而破除西方中心论也就缺乏事实基础。 第二，在世界历史发展的“纵”、“横”关系结构内，吸收全球史研究成果。 在阐述世界历史时，吴于廑先生专门讲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以及纵横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纵向发展指的是生产方式的交替演进，那么，横向发展主要是世界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纵向发展规定和制约着横向联系，而后者又反过来促进纵向的发展。可见，在吴先生的世界史观里，纵向历史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就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而言，纵向发展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由于全球史研究的重点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这使中国学者从一开始便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史对中国世界史体系建设的意义。例如刘新成先生积极推动中国的全球史研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把全球史当作可以为“横向”研究提供借鉴的“宝贵资源”。 不过，从实践来看，学者们对全球史的认识具有脱离纵横发展框架的倾向，比如，学者们现在多讲全球“互动”这种“横向”的历史联系，而对于资本主义在近代欧洲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则轻描淡写。这种情形可能难以达到借用全球史来充实“横向联系”研究的目的。如前所述，如果淡化欧洲资本主义作为近代早期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忽视资本主义对全球交往的推动作用，那么，这不仅不能充实中国世界史体系“纵横”框架下的“横向”内容，反而可能消解“纵向”发展的意义。而开始时仅仅拿来为我所用的全球史，最终可能拆散原先设计的纵横关系结构，从而陷入理论上的困境。 笔者认为，经过全球史学者多年的努力，我们现在对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内容有了较多和较深入的认识，已经具备了将“横向联系”的历史纳入以纵向发展为主线的世界史体系中去的条件了。 第三，认识全球史的核心概念“互动”的局限性。 在全球史研究中，“互动”是其核心概念，它既是全球史学者研究的视角，也是全球史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内容。作为一种视角，“互动”消除了以往单向的，而且常常表现为西方优势的倾向性。作为全球史关注的主要内容，“互动”还使我们看到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被隐匿的一方参与塑造历史的作用。 但是，“互动”是有条件的，它应该指地位独立、平等的双方或多方，共同参与互惠互利的活动，所以，它也只能适用于历史上那些和平、平等，以及互惠于双方的联系和交往，比如贸易、文化、信息、技术、物种等等的交流。而不对等的，甚至用暴力手段强迫而成的关系，“互动”这个概念是不适用的。然而，全球史学者竟然把军事侵略、殖民征服和统治等这类暴力行为，统统归在“互动”的范畴之内，结果，暴力的负面特征就被隐匿了。所以，用“互动”这个说法来解释不平等的关系，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对于像中国这样有过被殖民、被侵略经历的民族来说，用“互动”来解释那段屈辱的历史，恐怕也是难以接受的。 一位全球史学者曾说，全球一体化进程并非首先是在西方设计好而后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尽管是以不对称、不对等的方式。印度、埃及、阿根廷、中国、波斯，还有非洲，无一例外地成了西方人扩张和对外侵略的牺牲品，但若没有印度人、埃及人、阿根廷人、中国人、波斯人和非洲人的帮助，帝国主义也不会存在。非西方世界的这些人还追求复兴大计，而这同欧洲主导的全球政治体系有吻合之处。他们利用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加强或创立自己的政权，利用自己的地利来讨价还价，利用欧洲人和美国人入侵的契机，来学习借鉴西方的统治方式为地方利益服务。所以，这些非西方国家才是产生全球一体化的力量源泉。在这个历史解释中，笔者强烈地感受到，“互动”成了替西方人的侵略行为、殖民统治开脱罪责的工具。 另一位著名的全球史学者认为，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权力是文化交流进程中的核心因素。但权力不等于暴力，文化知识体系本身就包括了权力。在近代早期，欧洲人的文化知识体系要比其他民族所拥有的更加庞大、丰富，其文化要素包括基督教、现代自然科学和商业惯例，这就保证了西方文化的优势，使得欧洲文化传统拥有异乎寻常的扩张机会。但权力并没有赋予欧洲人把自己的文化选择强加于他人的能力，这主要取决于“输入方”如何选择。在这里，“权力”把“暴力”包装起来，而“文化知识体系”又把“权力”包装起来，经过层层包装之后，暴力就被深藏起来，而欧洲人在其他民族中之所以能够行使“权力”，就成了后者选择的结果。按照这种说法，被侵略、被征服、被殖民和被统治都是自愿的选择，这无异于颠覆了我们整个已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无论如何，“互动”所指本应有其限度，当它包含了西方对非西方的殖民掠夺和暴力征服时，它就成了一个极具欺骗性的概念，挑战着我们已有的历史观和价值判断，不能掉以轻心。 （作者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06） 《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