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黄寺存第五世达赖喇嘛觐见清帝图。资料图片 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入主中原不久，顺治帝就以“敦请”的形式召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进京，并“遣使偕喇嘛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往迎达赖喇嘛”。但是，直到顺治九年（165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才进京朝觐。为什么中间拖延了8年之久？这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刚刚入主中原，政权还不十分巩固。多尔衮和皇太极间存有派系斗争，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势力不容小觑，还有郑成功等反清势力虎视眈眈，加上当时第五世达赖喇嘛还受黄教的支持者厄鲁特蒙古四部的牵制，所以他要静观事态发展， 早在1639年、1640年，清太宗皇太极就曾直接致书西藏。在分别给图白忒汗及喇嘛书的书函中称：“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佛教。”他还为“延请圣僧”向进藏使臣颁发特谕：“宣即前往圣僧喇嘛处，以达延请之意。”皇太极还专派额尔德尼达尔汗喇嘛进藏迎请达赖喇嘛，并敦嘱蒙古图汗们“亦宜遣人同往”。 在得到固始汗、班禅和第巴等上层政教领袖们的支持后，第五世达赖喇嘛遣使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及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即沈阳），此即相当于达赖喇嘛的“遣使通书”。 1644年2月（顺治元年正月），顺治帝遣使臣随同西藏使者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进藏，前往迎接第五世达赖喇嘛，并致书固始汗告知此事。同年3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入紫禁城，明朝覆亡。5月，多尔衮率清军攻入北京城。10月，顺治帝福临从盛京来到紫禁城即位。第五世达赖喇嘛赴盛京之行也就此改为赴北京觐见大清皇帝。 坚持不懈，清政府力邀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 顺治帝登基之后，一面忙于调遣清军镇压抗清势力，一面积极敦促第五世达赖喇嘛早日赴京，因为这对当时安定西北、西南各民族地区至关重要。1648年，顺治帝遣喇嘛席喇布格隆进藏“敦请”第五世达赖喇嘛，并请班禅“俾劝达赖喇嘛来京”。1649年，“达赖喇嘛遣使奉表，言于壬辰年夏月朝见”，文中的“壬辰年”即指顺治九年（1652年）。之后，1651年，顺治帝又两次遣官进藏“往召达赖喇嘛”。1652年2月，“汤古忒部落达赖喇嘛表奏来朝起行日期”。 据藏文史料记载，第五世达赖喇嘛于藏历火龙年三月十五日从哲蚌寺出发，随行人员达3000人。经当雄的扎西塘向青海进发，7月抵达青海恰卜恰（今青海共和县）塔尔寺，第五世达赖喇嘛进驻吉祥新宫（即扎西康萨），继而经窝克昔巴至朵巴容台后，抵达根协之地。几乎同时，顺治帝亦“遣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同户、礼、兵、工四部理事官前往迎汤古忒部落达赖喇嘛”。这时，第五世达赖喇嘛由骑马改乘顺治帝所赐的金顶黄轿，并向顺治帝奏言：“觐见之地，或在归化城，或在代噶，伏惟上裁。”（归化即今呼和浩特，代噶即今凉城附近）据文献记载，当时，顺治帝本来想在长城以北迎接第五世达赖喇嘛，但考虑到达赖之行随从达3000人，在“今年岁收甚歉”的实际情况之下“恐于我无益”等众多因素，决定“遣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同户、礼、兵、工四部理事官往迎汤古忒部落达赖喇嘛”。最初，顺治帝与第五世达赖喇嘛商定在代噶相会，但终因国内的政治、经济等原因而未能前迎。对此，顺治帝特书第五世达赖喇嘛作了说明：“前者朕降谕欲亲往迎迓，近以盗贼间发，羽檄时闻，国家重务难以轻置，是以不能前往。”顺治帝在文中所说的“盗贼间发”即指当时的赵义军、李定国挥师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已攻克16郡、32州县之事。在这种严峻势态之下，洪承畴等大臣建议：“城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涝，岁饥寇警，处处入告，宗社重大，非圣躬远幸之时。”顺治帝采纳了此议，遂“朕行即停止”。最后经研究决定改为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之后在南苑亲迎。 从崇德二年（1637年）拟迎第五世达赖喇嘛至顺治九年第五世达赖喇嘛成行，其间历经16年，清帝一直为实现这一会面而努力着，即使在当时政局还未稳定和经济不振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此计划的实施，足见清政府对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的高度重视。 第五世达赖喇嘛一行随员自内蒙古的代噶出发，直抵北京北郊的清河桥，然后被迎请至南苑。南苑一名始于清代，此地距永定门城南10公里，即今天的大红门以南。清朝时，在南苑“设每户一千六百人，各给地二十四亩，春搜冬狩，以时讲武，恭遇大阅，则肃陈兵旅于此”。在南苑举行大阅兵之典是从顺治朝开始的，之后，康熙、乾隆到南苑狩猎、阅兵甚盛，而且蒙古、新疆等地的民族上层人士亦届时赶来参加观礼，可见其场面之隆重。 南苑相见，第五世达赖喇嘛得到清政府极高礼遇 那么，第五世达赖喇嘛在南苑的什么地方与顺治帝会见的呢？对此，正史并未记载，但《乾隆四十五年御制德寿寺诗》说明了会见之地。诗云：“德寿禅林成世祖，尔时达赖喇嘛朝。何期一百经年久，又见班禅祝嘏遥。适我东归西去便，许其驻锡谒峦翘。翻经揭律寻常谨，可悟钟声披七条。” 诗注说：“五辈达赖喇嘛以顺治九年十二月来京，时我世祖驻跸南苑，即于此相迎谒，赐宴。至今百二十余年，班禅额尔德尼祝厘来觐，又复于此谒见。后先辉映，实为国家盛事。”乾隆在诗注中认为，迎接或谒见第五世达赖喇嘛与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虽有先后，但觐谒地点都是在德寿寺。但经考证，并非如此。 根据现存的德寿寺石碑碑文记载，第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于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来到北京时，确实在德寿寺内住过，但第五世达赖喇嘛却与德寿寺无关。因为德寿寺建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顺治九年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时，德寿寺还没有建造，何能于此谒见呢？ 可是乾隆在诗注中又明确说“即于此相迎谒”，这就给我们一种提示，顺治帝与第五世达赖喇嘛的会见地点，即使不在德寿寺，也必然在其附近。据史书记载，在顺治九年时，在今德寿寺遗址附近有座叫旧宫的建筑，那里至今还叫旧宫村。此旧宫建于明朝，在顺治十五年重加修葺，也被称为旧行宫。此旧行宫虽修葺一新，但仍保持明代的原貌。此行宫不仅成为皇帝南苑狩猎、观灯、阅兵的休息场所，而且还是皇帝及皇子们在此读书、休养之地。可见，此地是德寿寺未建之前唯一的官署殿宇，由此可以推断，此旧行宫即顺治帝与第五世达赖喇嘛的会见之地。其址在今德寿寺遗址西北大约400米处，可惜的是，此建筑在上世纪初军阀混战之时被毁。 因此，顺治帝与第五世达赖喇嘛会见应是在南苑，即如《情实录》所载：“达赖喇嘛至，谒上于南苑。”第五世达赖喇嘛于1653年1月14日（顺治九年十二月癸丑）在南苑谒见顺治帝之后，便被迎往北京城德胜门外的黄寺居住。当时这里有东西两座黄寺，俗称双黄寺。 第五世达赖喇嘛先居住在东黄寺，不久又从东黄寺搬到了西黄寺。西黄寺是特为第五世达赖喇嘛所建的。据《御制重修黄寺碑文》载：“达赖喇嘛在国初异诸藩倾向归命，其功最钜，至顺治九年来朝京师，特颁册印，综理黄教，并肇建斯寺，俾为驻锡之所。” 据《鸿雪因缘图记》载，昔时双黄寺庙墙严整，幡旗飘扬，树木浓郁。寺前尚有河流，设桥可渡，并有僧人驱使大象于河畔，一派“佛土”气氛。 顺治十年（1653年），“以遣达赖喇嘛归，上御太和殿，赐宴”。第五世达赖喇嘛在清河受到饯别礼遇，顺治帝“又命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礼部尚书觉罗朗球饯于清河”。由此可知，第五世达赖喇嘛“辞归”前往代噶的途中并未再到北京南苑，而是从北京北郊径往清河后便直赴代噶了。 第五世达赖喇嘛3月抵达代噶，5月在代噶受清帝“封达赖喇嘛金册、金印”，6月自代噶启程返藏，自此完成了他对我国民族统一大业的最初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