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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主要是以朝贡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东南亚各国派遣使者附载方物来中国进行朝贡，而明政府则以赏赐的方式收买其“贡品”。这种所谓的“朝贡贸易”到郑和下西洋时发展到鼎盛，出现了海外16国、遣使1200多人同时入贡的盛大场面。郑和下西洋不仅加速了中国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发展，而且增进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一) 明太祖刚刚建立明朝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同东南亚各国搞好关系，他于洪武二年(1369)正月、二月连续两次派出使者到占城、爪哇等国，颁赐诸国王以玺书、大统历、织金绮缎、纱罗等物[1]。把安南 、 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刺、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渤泥 等东南亚国家列为“不征诸夷”[2]，并载诸“祖训”，以免“后世 子孙， 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这些友好 措施在东南亚国家中很快就得到反应，洪武二年(1369)六月，安南国王陈日煃率先遣其少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来朝贡方物，因请封爵；九月，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蒲旦麻都等贡方物[3]； 爪哇国王亦“纳元授敕”，承认明朝为“正朔”。 对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明太祖开始是持“怀柔”态度，鼓励他们入明朝贡。洪武三年(1370)十月，朱元璋对中书省臣说：“远夷跋涉万里而来，暂尔鬻货求利，难与商贾同论，听其交易，勿征其税。”[4]翌年，又诏谕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其征，以示怀柔之意。”[5]诏谕户部，由泉州海口入贡的三佛齐，“勿征其货”[6]。可是，随着朝贡次数的增多，矛盾开始出现了：一方面，明政府以“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为宗旨，以高于“贡品”几倍的代价“赏赉”，朝贡的次数越多，财政负担就越大；另方面，东南亚各国“慕利”而来，“朝贡”一次就伴随着进行一次大宗贸易，往往一年数贡，来者不止[7]。面对这种矛盾，明太祖只好采取限制措施，洪武七年(1374)三月，他诏谕中书礼部：“古者中国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 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远国，则无世一朝，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其他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渤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等处，新附国土，入贡既频，劳费太甚，联不欲也。今遵古典而行，不必频烦，其移文使诸国知之。”[8]对于一些不遵限制， 仍旧入贡的东南亚国家，则断然拒绝接受，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四月，安南“不从所谕，又复入贡”，即令礼部遣还，“必三年乃来”[9]。此外，明太祖还向朝贡国家颁赐“勘合”，以辨别真伪，防止假 冒，如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暹罗、占城、真腊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10]。据《明会典》记载，当时获得勘合的东南亚国家有暹罗、占城、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渤泥、苏门答腊、古麻刺等[11]。由于明太祖的严格限制，东南亚各国同明朝的交往大多遭到拒绝，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仅余下真腊、暹罗两国准许入贡[12]。 明成祖继位之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重新对东南亚各国奉行“怀柔”政策。他告诫礼部大臣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自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13]他派出使者遍赐东南亚各国，招徕他们入明朝贡，如永乐元年(1403)八月，派遣行人吕让、丘智使安南；按察副使闻良辅、行人宁善使爪哇、苏门答腊；给事中王哲、行人成务使暹罗；行人蒋宾兴、王枢使占城、真腊。赐诸国王绒、绵、织金文绮、纱罗等[14]。九月，遣中官马彬等使爪哇、苏门答腊诸国，赐之文绮、纱罗[15]；十月，遣中官尹庆等使满刺加诸国，赐其国王罗铂金帐幔、伞，以及金织文绮、綵绢等[16]。为了使东南亚各国贡使附带货物前来交易有专官负责，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命令吏部在浙江、福建、广东设置市舶司；后来因贡使增多，复命令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分别设立来远、安远、怀远等驿，以接待各国贡使，还下令三市舶司，“凡外国朝贡使臣，往来皆宴劳之”[17]，以尽怀柔、绥抚之意。以此同时，明成祖还不惜耗费巨资，派遣郑和“总率巨百艘”，“浮历数万里，往复几三十年”[18]，携带敕书和精致手工业品，遍赐东南亚各国，招徕其遣使随行入明朝贡。 (二) 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前后七下西洋，历时28年，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占城国、灵山、昆仑山、宾童龙国、真腊国、暹罗国、假里马丁、交栏山、爪哇国、旧港、重迦罗、吉里地闷、满剌加国、麻逸冻、彭坑、东西竺、龙牙加、九州山、阿鲁、淡洋、苏门答刺、花面、龙屿、三岛、渤泥国、苏禄国等[19]。郑和船队每到一处，除了宣谕皇帝诏书，向各国国王颁赐银印、冠服、礼品等，鼓励他们遣使入明朝贡外，还同当地居民进行贸易，如《瀛涯胜览》所载：“中国宝船到暹罗，亦用小船去做买卖。”[20]甚至到马来半岛的九州山采香，“得径有八、九尺，长八、九丈者六株，香清味远，黑花细纹，其实罕哉”[21]。满刺加扼东西交通要冲，为当时东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大凡马鲁古的丁香、万丹的肉豆蔻、帝汶的檀香、文莱的樟脑，无不汇集于此[22]郑和一行就在这里设立据点，建造仓库，打整购买到的各种货物，据马欢记载：“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23] 在郑和下西洋的鼓励下，东南亚各国纷纷派遣使者随船入明朝贡，在其附载来进行交易的方物中，以胡椒、苏木等香料为最大量，如洪武十一年(1378)彭亨国王的贡物中，有胡椒2000斤、苏木4000斤，及檀、乳、脑诸香药[24] ； 洪武十五年(1382 )爪哇的贡物中， 有胡椒75000斤[25]；洪武二十年(1387)真腊的贡物中，有香料60000斤；暹罗有胡椒10000斤、苏木100000斤[26]；洪武二十三年(1390 )暹罗又贡苏木、胡椒、降真等171880斤[27]。这些进口香料对于抑制明初的货币贬值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朝自洪武八年(1375)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当时规定每钞一贯折银一两[28]，但不久之后则开始贬值。计太祖时，赐钞千贯则为银千两，金二百五十两，而永乐中，千贯犹作银十二两，金止二两五钱矣[29]，到正统元年(1436)每银一两可当钞千余贯[30]，宝钞已形同废纸。为了抑制宝钞的贬值，明朝政府只好尽量减少以宝钞支付官员的薪俸，而代之以当时大量进口的香料。自永乐二十年(1422)至二十二年(1424)，文武官员的俸钞已俱折支胡椒、苏木，规定“春夏折钞，秋冬则苏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则十之六”[31]；到宣德九年(1434)又具体规定，京师文武官俸米以胡椒、苏木折钞，胡椒每斤准钞100贯，苏木每斤准 钞50贯， 南北二京官各于南北京库发给[32]。正统元年(1436)再 把配给范围由两京文武官员扩大到包括北直隶卫所官军，折俸每岁半支钞，半支胡椒、苏木[33]。这种现象大概维持到成化七年(1471)，因京库椒、 木不足才告停止[34]。 另外，当时东南亚国家朝贡的陶瓷原料对于明初陶瓷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享有盛名的宣德年间青花瓷器，就是使用东南亚国家的苏泥、勃青作为颜料，故花纹深入釉骨，显得色彩清淡，润泽有光；而著名的霁红，则是采用三佛齐的紫和渤泥的紫矿、胭脂石等氧化铁的红色颜料制成，它和青花瓷器一样，在陶瓷史上被称为中国与东南亚物质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35]。 至于明朝赏赐给东南亚各国的物品，瓷器占了相当的一部分。如洪武十六年(1383)八月，明太祖遣使分别赐占城、暹罗、真腊国王各瓷器19000事[36]；洪武十九年(1386)九月，遣行人刘敏、唐敬， 偕内使赐真腊等国瓷器[37]。这些瓷器分布的范围比较广，在整个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文莱、暹罗和菲律宾等国，至今仍有发现明代的青花瓷器[38]。1940年哈佛——燕京研究院曾在菲律宾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他们在皮纳巴塔扬(Pinagpatayan)及其附近的普洛巴克乌岬(Pulong Bacao)和卡托马斯(Kay Tomas)等地， 发现了大量的明初青花瓷器，据鉴定可能是15世纪的[39]。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时在越南东京设立过贸易点，使越南的瓷器贸易得到了较快的发展[40]。 明朝亦赏赐铜钱给各国贡使，这些铜钱在东南亚国家中，诸如爪哇、三佛齐、南渤利等，已普遍得到使用。1515年葡萄牙使者皮来资(T-ome Pires)东来时，在爪蛙、巽他、占城等地仍然可以看到使用中国 的铜钱[41]。暹罗国王还特派使者要求明朝赐给度量衡，以便其国的量衡制度能永遵中国法式[42]。皮来资在《东方诸国志》中就曾提到，暹罗的重量单位同中国一模一样，不多也不少[43]。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在某种程度上是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三) 郑和下西洋还增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发展和友好交往。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满刺加尚未形成国家，属暹罗所辖，每年向暹罗缴纳贡金40两，否则派人征伐之。永乐七年(1409)，郑和带去了明成祖的诏敕，赐其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为满剌加，此后暹罗不敢再来侵扰[44]。因此，满剌加对待中国商人特别友善，到那里贸易的中国商人不必缴付任何关税，只需送去一份礼物， 西姆金(Si-mkin)不禁赞叹：“郑和下西洋的影响是如此之大”[45]。暹罗与中国的贸易也不断发展，每年有6—7艘暹罗船到中国贸易，吉打出产的胡椒就是经由他们载运到中国，然后又把吉打人需要的中国货物载运回去。中国商人在暹罗亦享有特权，仅需缴付2／12的税金， 而其他外商则需缴付2／9，皮来资写道：“尽管暹罗人很狡猾，对到他们国家贸易的外商进行敲诈，但很少对中国人采取这种办法，因为他们同中国皇帝有着友好关系。”[46] 值得一提的是，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东南亚各国国王纷纷亲自率领使团来华朝贡。满刺加国王为感谢明成祖帮其建国之恩，祖孙三代前后4次亲自来华朝贡。永乐九年(1411)七月， 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妃、子、陪臣540余人来朝；永乐十七年(1419)九月， 其子亦思罕答儿沙嗣位后，亦率妻、子来华朝贡；其孙西里麻哈刺者继位后，仍分别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和宣德八年(1433)两次亲自来华朝贡，都得到明朝皇帝的盛情接待和优厚赏赐。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于永乐六年(1408)八月，率其王妃、子女、弟妹、亲戚、陪臣一行150 余人泛海来华朝贡，不幸因病去世，葬于南京安德门外； 永乐十年(1412)，渤泥嗣王遐旺亦亲自偕其母、妻等来朝，在南京祭奠其父坟墓。 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伙同西王、峒王于永乐十五年(1417)率领家属、随从及头目共340余人来华朝贡，返国途中，东王病逝， 葬于山东德州。古麻刺朗(今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国王干刺义亦敦奔于永乐十八年(1420)率其妻、子、陪臣来华朝贡，归国途中，因病在福州去世，葬于闽县。这些国王留在中国各地的坟墓，至今仍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郑和下西洋还开创了华侨开发东南亚的新时期。据记载，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已有不少华侨居住在东南亚各地，如爪哇的杜板，华侨“约千余家……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剏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苏门答腊的旧港，“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47]。至郑和下西洋之后，完全打开了通往东南亚各地的海上交通，树立起中国在海外的威望，为华侨开发东南亚创造了有利条件，吸引了大批华侨移居到东南亚各地。如清人徐继畲曾说过：“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来者益众……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下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48]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由于移居的华侨人数不断增多，在其周围又出现了新的华人社区，如三宝垅一地，郑和下西洋时尚无此地名，在《郑和航海图》上仅有看到吉利闷一名，据向达先生考定为爪哇三宝垅海上的卡里摩爪哇(Karimon Djava)[49]。 可见三宝垅一名是在郑和下西洋后才出现的，且明显是为了纪念郑和而命名的。在三宝垅本地有流传着这样一种关于郑和的传说： “当郑和船队沿着爪哇北岸航行时，郑和的副总兵王景弘忽然染上重病。郑和命令其船队停泊在一个海湾(即现在的三宝垅码头)，然后亲自驾驶小船勘察小加隆河，在离海岸不远的山脚下发现了一个小洞穴，就把它作为暂时的驻地。有些随从为患病的副总兵建了一个小房子，郑和亲自调制了一些药物，而王景弘的病已逐渐好转。可是十天之后，郑和决定继续航行，就将王景弘留了下来，给他一艘船、十个随从和大量粮食。 “王景弘在漫长的康复期中，指示其随从开垦荒地，种上庄稼和建造房屋。到他完全康复后，就没有再返回中国，而是利用那一艘船在爪哇北岸往返贸易，其随从都娶了印尼本地人为妻。这个小小驻地后来变得如此繁荣，以至于不少印尼人被吸引到附近开荒种地，成为这个社区的一部分。 “王景弘和郑和一样，是一位虔诚的回教徒，他花了大部分时间教给印尼人和华人道德戒律、精神信仰和伊斯兰的宗教习俗。此外，他还教导他们珍惜取得的成就和崇敬郑和本人，他在山洞里放了一尊郑和的塑像，他和他的随从定期到那里做礼拜。当王景弘87岁去世时，被埋葬在一个穆斯林墓地，被尊称为Kiai Djuru，Mudi Dampo Awang，意为‘三宝尊贵的航海者’，华人和印尼人都按照爪哇的历法定期到他的墓地做礼拜。同样地，郑和亦被尊称为‘三宝太监’或‘大三宝’，当地人每逢中国阴历初一、十五都到他的塑像前做礼拜。这个定居地虽然不断扩大繁荣，但人们从未减少对郑和及其主要随从的崇敬之心，于是，三宝垅这座城市诞生了，郑和就成了城市的保护神。”[50] 这个传说显然是把郑和的功绩神化了，据说它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如对王景弘的尊称Kiai Djuru Mudi Dampo Awang有多种含义， 既称他为印尼航海者，又称是一位印尼当地的穆斯林教师；另外，现在崇拜的三宝太监山洞是在1704年发掘的，而原先的一个就在其附近，在一次暴雨时被淹没了，当时有一对前来做礼拜的新婚夫妇被埋在里面。尽管如此，但三宝垅的华人仍然坚信，郑和曾经到过那里，就在现在建立三宝庙的山洞附近登陆[51]。 这个传说似乎向人们表明，印尼三宝垅的第一个华人居住区可能形成于郑和下西洋时期，就在现在的三宝垅地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华侨在东南亚与当地居民一道，共同努力，为加速东南亚一带的开发，为促进东南亚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正因为如此，故郑和下西洋的功绩往往被作为神话传颂，郑和的偶像被供在庙里崇拜，可见其事迹感人至深。这充分说明，郑和作为一位友好使者，确实为发展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关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洪武二年正月乙卯；卷三十九 ，洪武二年二月辛未。 [2]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五，〈朝贡一·东南夷上〉。 [3]《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三，洪武二年六月壬午；卷四十五，洪武二年九月丙午。 [4]《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七，洪武三年十月丁已。 [5]同上引书，卷六十七，洪武四年七月乙亥。 [6]同上引书，卷六十八，洪武四年九月丁丑。 [7]张廷玉：《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传·暹罗〉。 [8]《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八，洪武七年三月癸已。 [9]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太祖高皇帝宝训·却贡献〉。 [10]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七，〈礼部五·朝贡〉。 [11]《明会典》卷一○八，〈朝贡四·朝贡通例〉。 [12]《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 [13]《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 [14]同上引书，卷二十二，永乐元年八月癸丑。 [15]同上引书，卷二十三，永乐元年九月庚寅。 [16]同上引书，卷二十四，永乐元年十月丁已。 [17]同上引书，卷五十二，永乐四年三月甲寅。 [18]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自序〉。 [19]陆容：《菽园杂记》卷三。 [20]马欢：《瀛涯胜览》，〈暹罗国〉。 [21]费信：《星槎胜览》，〈九洲山〉。 [22]F.B.Eldridge, The Background of Eastern Sea Power, London,1948, P.118. [23]《瀛涯胜览》、〈满刺加国〉。 [24]《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一，洪武十一年十二月丁未。 [25]同上引书，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正月乙未。 [26]同上引书，卷一八三，洪武二十年七月乙已。 [27]同上引书，卷二○一，洪武二十三年四月甲辰。 [28]顾炎武：《金》，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 [29]傅维麟：《明书》卷八十一，〈钱法〉。 [30]《明英宗实录》卷十五，正统元年三月戊子。 [31]黄瑜：《双槐岁钞》卷九，〈京官折俸〉。 [32]《明宣宗实录》卷一一四，宣德九年十一月丁丑。 [33]《明英宗实录》卷十九，正统元年闰六月戊寅。 [34]《明宪宗实录》卷九十七，成化十年十月丁丑。 [35] 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轻工业出版 社1984年版，第10、16页。 [36]《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六，洪武十六年八月乙未。 [37]同上引书，卷一七九，洪武十九年九月癸未。 [38]C.N.Spinks, Siam and the Pottery Trade of Asia, inthe Journal of the SiamSociety, Vol, XLIV, part2, 1956,P.81. [39]R.T.Jause, Notes on Chinese Influences in thePhiliPPines in Pre-Spanish Times,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Studies,vol. 8, No.I, March1944,PP.37,41. [40]V.R.M.Brown,The Coramic of South-east Asia, Kuala Lun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6. [41]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London,1944,vol.I,PP.114、170、181。 [42]《明太宗实录》卷三十四，永乐二年九月辛亥。 [43]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vol.I,P.104. [44]《瀛涯胜览》，〈满刺加国〉。 [45]C.G.F.Simkin,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166—167. [46]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vol.I,PP.104、106 —108。 [47]《瀛涯胜览》，〈爪哇国〉、〈旧港国〉。 [48]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二，〈南洋各岛〉。 [49]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页。 [50][51]、D.E.WiLLmott, The Chinese of Semarang:A Changing Minority CoMMunity in Indone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0,PP.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