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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要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先锋

http://www.newdu.com 2017-11-03 中国民族报 牟钟鉴 参加讨论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边疆发展日新月异。中央出台的一系列促进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举措,更把边疆与民族地区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对边疆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其中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扶持力度,更是令各族人民鼓舞。
    边疆发展的特殊重要性和急迫性
    边疆发展是全球性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世界命题,其在今日中国又有特殊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第一,它直接关系到民族团结。中国边疆辽阔,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和民族自治主要所在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民族工作要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也是推进民族团结的硬道理。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不能容忍边疆发展长期滞后。第二,它直接关系到国防安全。边疆是国家门户和国防重点。我们不仅要有强大的国防军,还要有繁荣稳定的边疆地区,经济发达,社会公正有序,文教事业兴旺,人心向内,民族团结,军民一家,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第三,它直接关系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因此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东西部发展脱节、边疆与中心失衡的状态,统筹兼顾,加快新农村建设,加大边疆发展的力度,以保证全国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只有农村与城市、边疆与内地同步发展,中国小康社会才能全面建成。第四,它直接关系到国家能源和生态安全。边疆是中国重要能源基地和能源进出口的命脉通道。边疆广大的森林、草原、水源、雪山是全国生态环境的屏障和涵养地。边疆如不能科学发展,就会危及中华民族的长远生存和发展。第五,它直接关系到对外全面开放事业。中国自古以来对外交往都是多渠道的,由边疆通向周边国家和更远的地方,如通过边海走向大洋,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中亚、南亚和欧洲。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边疆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窗口,沿着海疆陆疆向外辐射,繁荣了国家经济文化,也扩大了国家影响力,改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强了与世界人民的友谊。只有边疆民族发展繁荣,才能更好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使周边国家和人民就近感受到中华民族振兴的脚步,从而加强互利合作,打破敌对势力对中国实行的战略包围,赢得更多的朋友。
    边疆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目前中国边疆社会稳定,民族关系和谐,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这些都令国人振奋。但我们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看到潜在的问题和挑战。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处在多事之秋,既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又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中国正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新问题、新矛盾空前增多。我们必须不断研究新动向,提出新的战略思考和应对之策。
    第一,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边疆民族地区仍然是中国最需要发展的地方。这与原有基础不平衡有关,也与内地对之关注度不足、投入力度不够有关。边疆人民尚未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成果,人均收入仍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由贫富差距和权益不平衡造成的心理不平衡容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也有损国家形象。我们要像关注“三农”问题一样来关注边疆发展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本来就是密切关联的。国家一向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东部对西部的支援是巨大的、有效的。但东部人士要有正确心态,支援不是单向的帮助和施予,而是互惠互利的整体协作。其实质是国家和发达地区对边疆人民所做贡献的反哺与回报,是兄弟之情和社会责任。
    第二,民族关系出现新态势、新特点,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突显出来,并交织在一起。苏东解体以后,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和热点,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在国内,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是民族工作黄金时期。以后虽然“左”的思潮流行,但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使民族问题掩没在政治问题之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文革”的十年浩劫,既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也损害了民族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逐步得到恢复。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边疆民族地区的利益主体呈现多样化,边民的权益意识逐渐增强,价值观念亦呈多元,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随之增多。加上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多极化的影响,边疆民族关系内涵更加丰富,层次更为复杂,以前以行政为主的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新的态势,需要适时调整。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就其性质而言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严重暴力犯罪;但从发生的过程而言,则既有民族因素又有宗教因素。一些地区,由于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执行不力而出现民族关系的疏离与摩擦,被“三股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用来作为煽惑民众、挑拔民族关系的口实。我们对此要勇于和善于反思省察,改进自身和内部的工作,杜绝类似奥运期间安保工作中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一些操作。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要深刻总结。
    第三,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发展方式的滞后,影响边疆的健康发展,也妨碍全国的顺利发展。一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尚未有效解决,脆弱的西部生态经受不住东部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折磨,决不能把东部高耗能、重污染的企业转移到西部,否则将导致灾难性后果。二是重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轻高科技与深加工产业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对东部的过度依赖,影响了西部的崛起。三是社会与文化建设严重滞后,尚未引起人们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基础较差、财力不足、教育落后,在社会就业、福利保障、公共服务、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社群工作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少数民族青年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技能培训不足,其就业机会比汉族低,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只有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发展。还有,民族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长期以来被冷落甚至被歧视,有些地区的管理工作部门往往以防范其消极作用为工作重点,看不到它的正面价值和积极作用,因此要更新观念,创新机制。如何建设民族特色文化及其产业,使其在边疆发展中发挥巨大的效能,这是建设人文边疆面临的重大任务。
    边疆发展的几点思考与建议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祥和边疆、富裕边疆、人文边疆、绿色边疆,为振兴中华做贡献。为此,在理念上要有大的提升,在行动上要有大的作为。
    第一,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把保持56个民族的多样性与增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高度统一起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国民族学理论上一大创举,既符合中华民族多元起源,不断向中原地区汇聚,又不断向四周辐射的历史过程,又符合今天在现代化事业中保持中国内部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同时加强中华民族一体性的时代需要。林耀华先生称这一核心概念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理解全局的钥匙。中华民族是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它的强大是各民族繁荣发展的保证。敌视中国的国际势力一直在寻找机会,妄图从边疆民族问题上打开缺口,肢解中国,我们要高度警惕,视民族团结如生命。同时,尊重各个民族发展的独创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包容特色,和而不同,平等合作,互相学习,这是保持中华民族发展活力和增强中华民族内聚引力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是复合型民族,内部有双层结构,它之所以经久而日益强固,在于它有积蕴深厚的共同文化纽带,也在于它有包容多元、尊重差异的非凡气度。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十六字方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字强调民族之间的自爱与互爱,自尊与互尊,自信与互信,体现民族平等的真精神,既适用于国际的民族关系,又适用于国内的民族关系。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民族平等,而民族平等的精义在民族互尊,既尊重自己,同时也尊重他者,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信仰等各个领域实现民族权益的事实上的平等,使各族人民能够切实感受到平等,民族尊严真正得到维护。汉族人口众多,在加强民族团结中,汉族承担着更大的责任。汉族到边疆工作生活者所在多有,大多能够与其他民族融洽共处,但也有些汉族干部不能虚心学习,往往用汉族心理去处理民族事务,造成不良后果,这就要加强培训,严格要求。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相当顽固的旧观念,不容易很快消除。我们必须遵照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既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更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对错误言行不姑息不迁就,这方面的宣传教育要长期坚持,不能放松。
    第二,要使边疆成为全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先锋,并形成创新优势,以此带动中国建设事业迈向一个更高层次,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的宏大格局。国家对边疆的发展,其关注与投入应有若干倍于以前的增长,有不亚于克服世界金融危机的力度。不仅要在资金、技术、人才上大力投入,而且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方式建设边疆,不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要在高起点上推动经济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十六届五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加以并列,足证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边疆要发展低碳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保护土地、森林、水源,治理草原沙漠化,修复生态缺失,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城镇,使边疆成为人们向往的有创意和创业空间、有生活情趣的宜居家园,为东部城市发展注入新理念。边疆建设不能简单套用内地经验,而要创造自己独有的模式,体现环境、社会和文化的特色与优势。例如城镇建设要保持原有文化风貌与内涵,避免向东部趋同,社区建设要照顾民族的习俗与信仰。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少雨缺水,其未来的发展,“水”可能是一个关键性制约因素,护水、蓄水、调水、节水应成为建设的重点。西部三江源生态保护区位于黄河、长江、澜沧江上游,为了保护祖国三大江河的涵养地而禁伐休牧,当地民众做出很大牺牲,应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使上游民众尽快富裕起来,更积极地参与生态建设。我国有南水北调工程,但如何引水改变边疆沙漠地貌,尚需认真调研,科学规划。
    第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边疆稳定发展的政治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其正确性不容置疑。问题在于落实不够且执行不力,使其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近年来国内有人质疑这项制度,认为它强化了民族意识,不如学习美国,不做民族区分,只讲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和责任。公民观念固然要加强,但不应取代民族观念。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历史与国情不同:苏联从未形成牢固的民族共同体,美国则是移民社会,历史暂短。中国既不能像当年苏联那样采用民族自决权的口号,也不能模仿美国,在法律上抹杀民族差异。事实上苏联模式没有成功,美国的民族与种族冲突也未能有效解决。民族区域自治符合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政治管理的历史传统,适应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多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事实证明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西部民族区域与东部汉族聚居区的差异是客观存在,承认差异才有益于协调关系,共同发展。民族意识人皆有之,既无须强化也无法淡化,社会管理之道是在承认的前提下用理性加以引导,勿使走偏。
    民族区域自治法己制定多年,旨在发挥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依法行使自治权,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前提下,把民族地区建设好,以体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民族区域自治法自颁布实施以来成绩是巨大的,在世界各地民族宗教冲突不断的今天,中国民族关系总体上和谐稳定便是证明。但民族区域自治法尚缺少配套的条例和规章,不便于操作和实施;民族自治区自治的程度尚不达标,与其他省市无明显差别;少数民族干部在重要职务上缺位,不能有效发挥自治作用,有些干部脱离民众,代表性不足。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在社会管理权限和经济利益支配上与中央有关部门做出合理的分割,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有较大的自主权,以便体现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国家在开发资源、经济建设中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与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作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的原则。利用当地资源兴办的国有企业不仅要使民族自治地方受益,还要为当地提供较多就业机会。国家管理部门要对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创造能力有充分的信心和信任,该放权的要放权,不要包揽代替。应使民族区域自治法深入人心,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神圣性和严肃性,人人皆当遵之行之。只要上上下下都能严格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办事,中国的民族问题便能得到顺利解决,中国的长治久安便有保证。
    第四,认真保护和大力发展边疆的民族文化,使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近现代文化激进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风行一时,汉族地区的民族文化受到较大冲击,相对而言,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到较多的保存。在人们重视文化软实力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它成为一种资源优势,是值得特别珍贵的。民族宗教文化有丰富的内涵,是全社会的财富,其巨大价值和潜力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和估量。在文化要素越来越受到现代各国强烈关注的时代,在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事业中,边疆民族特色文化以其神圣性、多样性、质朴性、民众性、原生态和特有的地方风韵而为发达地区所缺少,对物质化、文饰化、时尚化过度地区的人们有一种绝大的吸引力,日益为国内外人士所看重,可以成为新文化建设的创新源泉,成为对外友好交流、实行文明对话的重要渠道。我们要推动相关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技艺传承,做好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发展文化产业、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和旅游业,打造边疆文化精品,以文惠民,以文润人,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将边疆特色文化优势转化为社会发展优势,带动边疆地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体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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