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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安全政策的实施，美国在美日同盟框架下进一步介入钓鱼岛争端，使钓鱼岛问题更加复杂。但介入钓鱼岛争端也使美国自身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美国需要履行对日本的盟国保护义务，另一方面美国自身也面临着历史、国际法理等的潜在挑战。 关键词：重返亚洲；中日钓鱼岛争端；安全政策；东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对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有所介入。但是，2010年钓鱼岛事件后，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明显变化，较之以往的模糊政策，更加高调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2011年11月美国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奥巴马总统在会上声称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高调重返亚洲。美国重返亚洲的安全战略核心是：建构新的亚太安全保障体制，加强与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等传统盟友的安全合作关系，确保美国主导东亚安全事务的绝对优势，尤其是在海洋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便进一步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等领土争端，牵制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 一、近年来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介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端日益升级。1996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指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美国这一看似中立的立场，完全否定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否定了《开罗宣言》的精神，实际上是偏袒日本。[1]2002年至2003年初，日本政府以“租用”名义将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及黄尾屿等改由国家负责管理和开发，引发了冷战后的第二次保钓运动。2004年2月2日，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访日期间表示：“施政权所涉及的范围都适用于安保条约，在《美日安全条约》中，日本施政下的领域一旦受到攻击，那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攻击。”[2]他这句话的意思是：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保护日本也包括保护钓鱼岛。 2010年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中国福建籍渔船“闽晋渔5179号”发生碰撞。事件发生后，美国的立场发生了明显变化。9月24日，在日本首相菅直人和外相前原诚司访美时，希拉里公开表示《美日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问题。2010年10月，希拉里与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在夏威夷举行会谈时指出：“我愿明确重申，尖阁列岛(即我国钓鱼岛群岛，下同)属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范围，我们重视保护日本国民的义务。”美国出现了高调介入的倾向，希望以介入钓鱼岛争端为契机，确保在亚太地区海洋安全保障的主导权。 事实上，美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一直在介入钓鱼岛争端。上述美国官员宣称《美日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就是直接干涉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美国还采取了各种间接方式，加大对钓鱼岛争端的干涉力度。例如，美日签订反潜协定，通过立体侦察、信息交换、成果共享等多种方式，监控中国潜艇在东海和黄海活动的状况。此外，美国曾多次打着科学考察的名义，在东海频繁进行钻探和勘测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通过频繁的海上军事演习方式，进行间接的军事威慑。1986年以来，美日军演举行了数十次。随着中日海上争端的凸现，美日军演愈演愈烈，规模不断扩大。其目的之一就是显示美日安保的紧密同盟关系，同时牵制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维持美国保护日本的快速反应机制。从2010年7月开始，美国陆续在东海举行了多次与日本的联合军演，创造了美军近年来在亚太军演次数之最，反映了美国强化介入东亚海上事务的力度。从整体数字来看，美日军演规模超过美韩演习。2010年12月3日日美两国在日本冲绳东部举行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就是日美军演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3]，其规模是美韩黄海军演的六倍。 此外，2010年以来，美国以海洋航行自由为借口，采取东亚海上多边合作机制，以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南海争端为契机，强化了与中国周边邻国的关系，例如强化与菲律宾的安全合作关系，加强与越南的安全交流与合作等等。 为了推进重返亚洲的安全战略，美国试图将东海、钓鱼岛问题与南海问题挂钩，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进程，声明南海问题与日本海洋利益直接相关，要求日本配合美国的东亚海上多边合作机制，试图在南海、黄海、东海、钓鱼岛问题上增加美国的筹码，牵制来自中国的压力。 2011年6月21日，日美举行了时隔四年的由外长和防长共同出席的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2+2”会议)，并发表了联合文件。[4]此次联合文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加了很多关于中国的阐述。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日美双方都对中国舰艇在冲绳近海出没以及在东海发生的领土争端等表示担忧，敦促中国在军事上增加透明度。[5]关于共同战略目标的前提——东亚的安全保障环境，联合文件在序文中指出：“地区形势越来越飘忽不定”，“在太空、公海和网络等领域都面临变幻莫测的威胁”。该文件将挑战国际社会的行为视作威胁，明确指出“在这些领域令他国最受威胁的就是中国”，并宣称中国在其附近海域采取带霸权主义色彩的行动，呼吁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和航行自由。 2011年9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上任后不久，即响应美国的上述战略意图，在海洋问题上频频动作。[6]同年9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期间，与野田佳彦举行首次会晤，两人都强调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针对中国维护在南海海洋权益的举动，双方还确认将努力保障这一海域的航行自由。9月27日，野田首相与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会晤后发表声明，强调确保海上安全是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主张在中国与菲律宾存在领土争议的南海群岛的“航行自由”，并决定提升两国战略对话层次，讨论海洋防务合作问题。[7]尽管该声明本身未明确表示针对中国，但日本以及海外媒体皆指出其实质是“牵制中国的海上发展力量”。2011年11月中旬，在印尼召开的东亚峰会上，日本与东盟签署了《日本东盟共同宣言》，着重强调海上安全问题，倡议东海、南海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共同警戒中国。[8]此外，日本倡议设立东亚峰会下属机构“东亚海洋论坛”，旨在针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钓鱼岛以及南海的领土争端摩擦，牵制中国。[9]2012年1月29日，日本政府内部确定了包括4座钓鱼岛附属岛屿在内的39座无名岛屿的名称。2012年2月10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发表的分析中国海洋活动动向的《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11》指出：“与南海一样，东海也是中国进入海洋的重要通道。未来，中国在东海的军事力量相对提高后，在这一海域也开始采取强硬态度的可能性很高。今后，对不仅是南海，而且还有东海和太平洋等日本近海的中国军队的动向，也需要更进一步加以关注。”[10] 由此可见，解决钓鱼岛问题的难度在于，钓鱼岛问题绝非仅仅涉及中、日、美，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对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产生某种辐射影响，因为其解决方式及产生的后果，将对南海、东北亚安全等问题的解决产生重大的影响。 除了上述政策与作战计划的部署，美国还加强了对中国海洋威胁论的宣传。2011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咨询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保障再评估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称，围绕南海和东海的主权纷争，中国可能在“有事之际”先发制人，发动奇袭削弱美军战斗力，从而取得东海权益的控制权。该报告根据主观臆断认为：中国将抓住美军指挥系统过分依赖电脑网络的弱点发动网络攻击，决定性地“阻碍”美军的部署能力。围绕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争议，中国正在加强自东海到南海的广大海域内的作战准备，将使用反舰导弹和巡航导弹，在连接九州—冲绳—台湾—菲律宾的“第一岛链”内，阻止美国海军的进入，提高“反进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缩略语为A2/AD)战略的实行能力。[11]显而易见，美国对中日海洋争端的干涉力度正在不断加大。 二、美国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原因 美国作为传统的海权国家，其海洋战略是全球性的，触角遍布世界。与中国相关的西太平洋地区，是美国21世纪以来海洋战略的重点区域。近年来，西太平洋方向不断发生危机，如钓鱼岛主权争端、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等等。美日同盟在海洋事务上的强化，使中国在海洋问题上面临日益复杂的局面。 2010年以来，中国和日本的海洋争议问题比较突出。由于日本政府的强硬政策，中国渔船船员在钓鱼岛海域被日方拘留后，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领土的争端日益激烈。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两国都出现了强烈的反应，造成了中日关系“政冷经冷”的局面。从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中国政府保持冷静态度，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但是，在钓鱼岛渔船事件发生后，美国借机强化了与日本的海洋安全合作，声称美日要联防钓鱼岛。 美国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原因很多，大致有以下三点。 (一)美国试图与其盟国联防西太平洋，将中国控制在第一岛链内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美国的《2000年海洋法》明确提出：“新的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应该是协调性和综合性的政策。”依据该法，总统任命组成的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开始对美国海洋政策进行全面评估，并于2004年9月向国会提交了《21世纪海洋蓝图报告》。2004年底，美国政府公布了落实这个报告的《美国海洋行动计划》。此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海洋战略的实施与推进。 从地缘角度看，美国的战略利益线是世界性的，主要集中在海上战略航线，其核心利益是印度洋。为此，从美国西部海岸经夏威夷、关岛、菲律宾至马六甲海峡一线是其在太平洋海区的关键利益线，目的是要保障美国能够进入印度洋以取得中东和非洲的资源。而台湾和东北亚都与美国的这条关键利益线有相当大的距离。美国军方在研究针对马六甲海峡的“地区海上安全方案”时，把监视目标从霍尔木兹海峡扩大到马六甲海峡和曼德海峡，并且在21世纪以来的十年内，美国的海上触角已经扩大到了里海和中亚。[12]此外，西太平洋是美国的另一条战略利益线，这条线与中国的利益直接攸关。美国认为，中国开始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发挥海洋强国的作用[13]，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发展势头不仅对美国后冷战时期的海军优势以及美国应对东亚海上反介入战略带来了挑战，而且影响了美国军事战略转移。[14] 2008年以来，美国对其全球军事进行了重新部署，把海军力量的三分之二部署到太平洋，同时又加强了对中国周边和关岛的军事部署，千方百计将中国限制在第一岛链之内。在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出美国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发展新的作战理论，以应对来自中国等的“反进入/区域拒止”方面的挑战。2011年8月，美国建立了“空海一体战”办公室，以此作为实施“空海一体化”作战理念的联合架构。“空海一体战”同时也是美国协同其亚太地区盟友，尤其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联合作战计划。美军希望借助这种军事同盟，来克服所谓“距离障碍”。2011年11月16日，奥巴马总统在堪培拉宣布了美国在澳大利亚的永久性驻军计划。[15]从2012年年中开始，美军将在达尔文港，在五年内增兵到2500人，以落实“空海一体战”构想，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对抗中国的海上力量发展。 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怀有很深的戒备心理，一直试图将中国封锁在第一岛链内，[16]限制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行动自由，将中国困在近海，防止中国突破第一岛链，从而威胁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上绝对霸权地位。 (二)美国进一步提高对日本海上防卫合作要求 战后，美国一直将日本视为其在东亚的最重要盟友。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日本的防卫合作要求日益提高。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的海洋战略不断推进，美国主导建立了美日海洋国家同盟体制，力图在东亚海洋事务方面推动日本发挥更大的盟国作用，以帮助美国确保在东亚的绝对主导地位。 2005年9月，在第17届国际海权大会[17]上，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马伦提出全球性海洋伙伴关系(GMP)，呼吁通过其他国家的参与合作形成一个非官方的联盟，打击海盗、武器走私、人口贩卖及确保海上通道安全等，建立一套广泛的安全网络。尽管GMP是一个开放性的机制，美国呼吁中、俄等也可以考虑加入，但美国更深的意图则在于强化其传统的盟国间的安全合作。美国要求日本支持其倡导的GMP，与其合作加强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行动。根据GMP的宗旨，两国开始联手合作反对任何一个可能打破海上力量平衡、对地区安全环境造成破坏的国家。美日在情报、侦察和探测方面加强配合应对任何的紧急事态，并通过维持、彰显强大的海军力量作为同盟实力的展示。 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确立了以美日海洋国家同盟为核心的海洋战略，配合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政策措施。2007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强调加强日印伙伴关系并向印度推荐其“亚太自由之弧”计划，呼吁日、美、印三方共同为印度洋、太平洋的安全、和平与繁荣承担责任。同时，日本还响应美国的倡议，呼吁日、美、澳应该联合成为海洋安全的稳定器，成立海洋国家联盟(Union of Seafaring Nations)，日、美在联盟中发挥主轴作用。[18]2008年3月、7月和2009年4月，美、日两国举办了三次由两国政界、学界和产业界代表参加的“美日海洋国家同盟对话”会议。会议的议题涉及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海上恐怖主义对海上运输通道形成的威胁、沿海国对海洋资源提出管辖权要求引发国家间关系的紧张、新兴国家海军力量的增强改变了地区现有的力量格局、确保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及其海洋安全环境的稳定等等。美日双方提出将双边同盟扩展至海洋，要求尽快建立全球性海洋伙伴关系(Global maritime Partnership)来确保海洋安全与发展。此后，2009年4月，美日达成了“美日海洋稳定与繁荣海上力量联盟”的计划。 由此可见，美日海洋国家同盟旨在建立一个以美日同盟为核心、众多伙伴为依托的共同监管全球海洋的新秩序。美国希望扩大美日同盟在海洋领域的合作范围，提高美国主导中日海洋争端的主导优势，为美国构建未来海洋霸权奠定基础。[19]美国试图在美日海洋国家同盟的框架下，与日本等联防西太平洋，借此建立美国介入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主导力量。 (三)美国以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为契机，希望顺利实施美国重返亚洲的安全战略 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是加强对亚太政治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作用[20]，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崛起势头十分强劲，所以美国出现战略重心东移的紧迫感。美国重返亚洲，逐步抛出了三步棋：第一步棋为政治棋，即进一步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第二步棋为经济棋，即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经济上主导亚太。第三步棋为军事棋。2010年以来，美国以钓鱼岛以及南海的领土主权争端为契机，使用海洋安全保障这枚棋子，进一步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如上所述，美国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其三个意图是层层相扣的，既是加强美国主导的美日海洋国家同盟，增强美国干涉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力度，也是以介入钓鱼岛争端为契机，与介入南海争端遥相呼应，形成针对中国的东亚海上安全包围圈。其最终目的是，顺利实施美国重返亚洲的安全战略，将中国控制在第一岛链内，牵制中国的海洋力量的发展，从而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绝对主导地位。 三、美国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已陷入困境 随着美国实行所谓“重返亚洲”的安全政策，特别是不断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政策，中国与美日之间原有的战略不信任加强，美国主导的美日军事演习规模不断升级，中日之间的海上摩擦加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明确提出美日安保范围涵盖钓鱼岛，给钓鱼岛主权争端的解决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另一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实施介入政策的结果，却让美国自身面临两种困境。 (一)历史原因造成的困境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国际法的原始发现、行政管辖、经济活动、自然延伸等原则来看，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是理所当然的。日本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始于1895年，即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割占“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1900年日本根据英国《水陆军志》中“尖礁群岛”的称谓，将钓鱼岛称为“尖阁列岛”。但是，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的规定，钓鱼岛应归还中国。 战后，日本实效控制钓鱼岛的最直接的历史根据，来自于1970年9月17日由琉球政府官方名义发表的《关于尖阁列岛的领土权》声明。1971年日美达成《冲绳归还协定》，美国将占领和托管下的琉球群岛归还日本，并把钓鱼岛划入行政权“归还区域”，连同琉球群岛一起交给日本。美国对钓鱼岛的“托管”并“交还”日本的行为，给中日关系留下了钓鱼岛争端问题。但是，其中存在两个悖论。 1.钓鱼岛不属于琉球列岛，美国将钓鱼岛划入琉球没有国际法效力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和约》签订。和约第三条规定，交由美国托管、处于美国行政权管辖下的琉球群岛及其领海范围是“北纬29度以南之西南诸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孀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及硫磺列岛)，及冲之鸟岛与南鸟岛”[21]。这一条款并未涉及钓鱼岛或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尤其是钓鱼岛与琉球列岛在地理上并不统一。根据香港学者郑海麟的研究，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浅海大陆架上，与琉球列岛相隔一条水深2700米的东海海槽。在历史上，由这一海槽分隔开来的赤尾屿(属于中国)和久米岛(属琉球)成为中国和琉球王国的地方分界标志，旧琉球王国有效管治的36岛中从未包括钓鱼岛。 1953年12月25日，美国陆军少将大卫•奥格登(DavidA.D.Ogden)代表美国琉球民政府发布了“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群岛地理界限”的布告，擅自将钓鱼岛划入美国琉球托管区域。美国强调，“根据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美国政府对作为琉球群岛一部分的尖阁列岛拥有施政权”[22]，并认为虽然条约第三条没有明确提及钓鱼岛等岛屿，但由于这些岛屿均位于北纬29度以南，因此应当被视为包括其中。总之，1953年美国单方面将钓鱼岛划入琉球境内，此后又于1972年将其归还日本，这是私授他国领土的行为，日本缺乏拥有钓鱼岛领土主权的法理依据。 2.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是中日双方的问题，美日之间的任何条约或规定不能视为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 根据国际条约法的规定：“条约不应损害第三方利益。”由于《旧金山和约》排除了领土争端的当事国中国，在没有中国政府参加的情况下对中国固有领土进行处置，损害了中国利益，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犯。 因此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其法律效力，且发表声明宣告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23]，这些条约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现实因素造成的困境 美国于1972年将钓鱼岛归还日本，不仅使其自身陷入历史困境，而且陷入现实困境。 1.美国在归还之际，强调是归还钓鱼岛的行政权，并不涉及钓鱼岛主权 美国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陷入了违反史实以及国际法的逻辑困境。实际上，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美国一直试图模糊概念。1971年9月1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针对钓鱼岛所有权的答辩中指出：“根据《旧金山和约》，美国对西南诸岛拥有施政权。西南诸岛包括‘尖阁列岛’。根据该条约，美国政府认为其对作为琉球群岛一部分的‘尖阁列岛’拥有施政权。由于日本拥有对琉球群岛的潜在主权，美国政府决定于1972年将琉球群岛的主权归还日本。至于‘尖阁列岛’，美国则将其施政权归还给日本，但美国认为，施政权和主权是两回事。如果在主权问题上产生分歧，应由当事者协商解决。”这一讲话的含义是：“对群岛的任何冲突性的要求，需要牵涉此问题的各方谈判共同解决。”[24]至此，美国模糊了钓鱼岛主权问题。到目前为止，美国依然无法明确表明钓鱼岛主权归属，试图站在表面中立的立场，制衡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 2.美国公开宣布美日安保范围涵盖钓鱼岛，意味着美国将所谓日本拥有行政管辖权的钓鱼岛划入了美日安全保障范围，但钓鱼岛问题根本不适用《美日安全条约》 《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规定：“各缔约国宣誓在日本国施政的领域下，如果一方受到武力攻击，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对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美国将提供保护。”但从现实情况分析，美国到目前为止从未公开承认日本拥有钓鱼岛的主权，将没有确定主权的地区说成是某个国家的领土是荒谬的。在一个没有拥有真正领土主权的地区实施安全保障政策也是不合逻辑的。因此，钓鱼岛问题根本不适用《美日安全条约》。 3.在美日安保体制下，对应日本声称拥有海上领土主权的北方四岛与竹岛的政治诉求，如果美国采取同样的介入政策，则美国今后将与俄罗斯以及韩国之间出现微妙的紧张关系 对于日本来说，与周边国家多存在海上岛屿领土争端，除了钓鱼岛，日本与俄罗斯存在的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与韩国存在的竹岛(韩国称独岛)等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基于《美日安全条约》的第五条规定，只要日本没有对北方四岛、竹岛的行政管辖权，美国就没有理由以条约第五条为借口，介入日俄、日韩的领土问题。如果美国采取类似于对待钓鱼岛的保护政策来保护日本主张的在北方四岛与竹岛的领土，则必将陷入与俄罗斯及韩国的安全摩擦之中。 由此可见，介入钓鱼岛争端已使得美国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美国需要履行保护盟国日本的义务;另一方面，美国自身也面临着历史、国际法、现实战略等方面的挑战。 四、美国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前景 由于存在上述双重压力，美国一直保持谨慎避免自身陷入对钓鱼岛主权的争执当中。2009年2月28日，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谢伟森(David Sedney)访问北京时表态说，美国长期以来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采取“不介入”政策，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25]但是，2010年钓鱼岛事件后，美国开始高调介入钓鱼岛争端。2010年底，日美联合举行了假想中方强占钓鱼岛时如何采取措施应对的所谓“夺岛演习”。但自2010年底以来，在中日之间陆续发生海上冲突的过程中，美国的介入政策有所收缩。 从前景来看，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介入政策，使得钓鱼岛问题以及中国周边海洋争端的解决变得日益复杂。但是，美国不会与中国走向全面对立，不会对中日钓鱼岛争端介入过深。因为除了上述历史、国际法理、现实战略等的挑战，在美国的东亚战略棋盘上，美国认为已经建立了日美同盟这一基本框架，没有必要在诸如钓鱼岛等直接牵涉中国的问题上介入过深，从而直接刺激中国。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经济持续衰退，奥巴马面临大选信任危机，再加上欧债危机的蔓延，使得美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美国希望在经济上能够进一步与中国合作，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实际上，为确保国际协调中的海洋安全，美国主张的GMP以及美日海权同盟皆奉行开放性原则，主张成立结构松散且同意海权同盟宗旨的海洋国家联盟。例如，美国邀请西太平洋地区的韩国、澳大利亚参加，与印度保持合作关系，并不排除中、俄参加。尽管美国关注中日之间的海上争端，特别是钓鱼岛问题，但是正如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所说，美国总体战略依然是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这一问题。[26]美国重返亚洲的安全政策，既有牵制中国的意味，也包含着美国寻求解决当前国内危机对策的考虑，并不是完全针对中国。 总之，美国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在亚太地区强力推行海洋安全外交，显示出美国重返东亚的安全战略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美日与中国之间依然缺乏战略互信，同时也凸显了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薄弱。因此，在未来国际海洋秩序塑造中，中国面临着如何协调与美国主导的美日海洋国家同盟之间的关系，妥善解决钓鱼岛争端，将海洋建成和平、合作、繁荣之海，建构起中美日之间的战略互信机制，保障相关国家均能从新的海洋秩序中获利等重大课题。 注释： [1] Unryu Suganuma，“Sovereign Rights and Territorial Space in Sin－Japan Relations：Irredentism and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p.135. [2] 转引自郭永虎：《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的历史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 [3] 沖绳沖で日米演習?、日本经济新闻.2010年12月10日。 [4] 日米安全保障協议委員仝共同発表?より深化し，挢大する日米同盟に向けて：50年間の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基盤の上に?、2011年6月21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pdfs/joint1106_01.pdf。 [5] 日米•中国を名指し警戒?、朝日新闻.2011年6月22日。 [6] 古本陽荘?野田政権外交のパイプ细く…日米同盟傾斜、中けん制、毎日新闻2011年10月31日。 [7] 大貫智子?野田首相：アキノ比大统领と仝谈中国の海洋进出をけん制、毎日新闻?2011年9月27日。 [8] 半沢尚久.ASEAN首脳仝议海洋安全保障で協力强化共同宣言を採択、产经新闻?2011年11月18日。 [9] 半沢尚久.日•ASEAN、海洋安保强化?普天間?进展が鍵、产经新闻?2011年11月19日。 [10] 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201?1、http：//www.nids.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index.html。 [11] 古森義久.観測衛星に攻撃、アジア支配强化中国•米標的に妨害戦略议仝谘問委报告、产经新闻.2011年11月17日。 [12] 参见《美国、石油宪兵》，《世界报》2011年3月12日。 [13] Thomas M.Kane，“Chinese grand strategy and maritime power”，first printed in 2002 in Great Britain by Frank CASS PUBLISHERS，p.108. [14] Peter Howarth，“China’s Rising Sea Power”，first published 2006，Frank CASS，2 PARK SQUARE，Milton Park，Abingdon，Oxon，OX14 4RN，p.97. [15] 大统领が豪访問=海兵隊の驻留方針発表へ—中国にらみインドとの連攉も—、時事通信.2011年11月16日。 [16] James Holmes，Toshi Yoshihara，“Ryukyu Chain in China’s Island Strategy”，China Brief Volume：10 Issue：18，September 10，2010． [17] 国际海权大会(International Seapower Symposium，ISS)，自1969年起，由美国海军学院主办，每两年举行一次，为世界各国海军领导人提供一个平台，讨论共同面临的海洋挑战，加强各国海军间的合作。 [18] Shinzo Abe，“150 Years ago in a Nice Hotel near the White House……”，An Alliance of Maritime Nations：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http：//www.spfusa.org/program/avs/2009/4－17－09abe.pdf. [19] 日本よ中国の世纪に向き合え、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 [20] 佐々木類?南シナ海领有権めぐり首脳仝谈米が主導権、产经新闻?2011年11月20日。 [21] 对日平和平约、毎日新闻.1952年5月。 [22]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答有关钓鱼岛群岛领有权的提问》，载浦野起央等编：《钓鱼岛群岛(尖阁诸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励志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23] 参见《周恩来外长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1951年9月18日)，载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3～104页。 [2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答有关钓鱼岛群岛领有权的提问》，第333页。 [25] 参见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高官称不介入尖阁诸岛主权问题》，共同社北京、台北2009年3月1日电。 [26] James Steinberg，“U.S.Leadership restored in 10 years after 9/11”，September 23，2011，Tweet，By YOICHI KATO/National Security Correspondent，http：//ajw.asahi.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