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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期间，民国政府为了开辟新的国际运输线，决定修筑康印公路。西藏地方政府起初应允勘测和修路，但后来又反悔前诺，阻挠勘测队前行。本文以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蒙藏委员会档案为基础，探讨了这个事件的始末，以及其中反映出的当时英国的阴谋和中英关系。 关键词：抗战时期；康印公路；勘测；中英关系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了开辟新的国际运输线，于1941年2月决定 修筑康印公路，并确定了“一面踏勘，一面交涉”的原则。按理说，康印公路的西端在西康境内，与西 藏地方政府没有关系，但是由于1930年康藏纠纷的后遗症，藏军依照“康藏冈拖和约”得以驻扎西康，因 而阻止康印公路的勘测。并由此可以看出抗战时期乃至战后在西藏问题上反映出的中英关系。 一、兴筑康印公路的由来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借其海空 军优势，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1938年武汉、广州、香港相继落入敌手后，东南国际交通线中断；1940年6月滇越铁路被日军炸断后，中国只剩下滇缅公路和西北公路两条运送外来军用物资的通道；同年7月， 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同意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使中国的国际运输雪上加霜，中国开辟新的国际运输线 变得更加迫切。 1940年7月，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提出“由印转运军 火办法”，蒙藏委员会随即转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8月13日，军事委员会电示，“ 请即遴派熟习印藏地理并曾经亲历该地交通路线人员，携同参考资料暨详细地图，径与本会运输统制局 核议”。10月，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刘赞廷建议开辟通往印度的国际交通线。这条交通线自印度的加 尔各答至大吉岭经不丹、江孜、拉萨、玉树，最后到达陪都重庆。交通部起初不同意，10月23日在回函中提出困难太多，暂缓办理。但是同时又认为，“为将来开发西部交通起见，此线自有研究之价值”。 1941年初，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居里（L. Currie)奉命访华，2月7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冷 遹、江恒源等密陈蒋介石，建议等居里到渝，以（甲）中英美合筑康印铁路；（乙）滇缅公路运输委托美国办理两事提出协商。不过在居里2月7日至3月2日访华期间双方并未论及此事。倒是西祥公路工程局局长杜镇远在此大背景下提出的修筑康印公路的计划得到了重视。 杜镇远所拟的计划书中有两条线，第一线贯通西康中部，由康定西经雅江、理化、义敦、巴安、宁静、盐井、察隅以接印度阿萨密省铁道终点的塞地亚站，全线长约1000公里，此即孙中山实业计划中高原铁路系统的“成都门公线”段，再由此经印度铁路至脑卡里以出海；第二线地跨云南、西康两省，由西昌经盐源入滇境的永宁、中甸、德钦、再入康境以接第一线的盐井，即沿第一线的西段路线入印度与塞地亚铁路衔接，共长约1050公里。第二线从中缅以西又可分为南北两线，北线自中甸向北转西，路程较远；南线自中甸直往西行，径达塞地亚，颇为近捷。行政院为此专门召集交通部、经济部、蒙藏委员会及中央大学等有关部门举行审查会议。经过讨论，审查会议得出结论：第一线康定盐井段，人口稀少，粮食短缺，气候寒冷，运输困难，匪患未靖，工程难于着手；第二线北线虽路程较远，但运输上较第一线及第二线南线安全，所以以采北线为宜。建议政府，（一）应即与英交涉两事：（1）从塞地亚至我国边界的联络公路的兴筑问题；（2）印度将来转运我国物资的优待及便利问题。（二）应即与西藏地方政府接洽，在修筑期间应负地方治安之责，对工程员工充分予以便利。（三）应即与西康、云南两省商定征工征粮征购材料骡马火药等项办法，对于工程的进行，予以充分协助。2月8日，行政院第五Ｏ三次会议决议：“原则决定，一面踏勘，一面交涉”。 国民政府既决定兴筑康印公路，为抓紧时间，就决定“三管齐下”—与英交涉、与西藏地方政府接洽、路线勘探同步进行。 二、西藏阻挠修筑康印公路及中央政府的反应 1941年2月16日，行政院以勇肆字第二五六二号训令，伤交通部派队勘测“自西昌经盐源入滇境永宁、中甸、德钦再经康境之门工、察隅至印度塞地亚一线公路”。3月15日，交通部派叙昆铁路工程局副局长袁梦鸿为队长，组织测勘队进行踏勘，并作沿线经济调查。5月10日，测勘队到达西昌，5月18日继续西行。到达中甸后，测勘队于7月13、14日分南北两队先后向德钦、叶枝两地进发。西藏方面起初应允测修，并承诺命令沿途官员妥为保护，可是7月底突然反悔前诺，竟然破坏河桥，调兵扼守，不准北线勘测队前进。9月25日，噶厦约见孔庆宗，告知“民众大会已决议绝对不赞成测量队入境”，并在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电稿中，借口测量队有主仆13人、军士20人及筑路器具百箱有“惊扰性质”，经民众大会讨论，“绝对不能使入境”，希望速令测量队不入藏。因事关重大，同日孔庆宗即电告吴忠信，认为噶厦借口纯属无稽之谈，“既云测量官有十三人，则随带行李被服帐棚食物及简单测量用具共有百箱，自不为多，至随带兵二十名，当系勤务，且甫抵藏境即被阻拦，安有修路事实？”觉得藏方态度突变，与英有关。西藏地方政府居然翻悔前诺，在国民政府方面引起轩然大波。 10月9日晚，吴忠信召见西藏驻京办事处代理处长伦珠，告诉他以下各点：“（一）中印路之修筑，关系对日抗战，意义极为重大。事先且已商得西藏政府复电允许，始入境测勘。（二）前次本委员长致电西藏政府征询意见，系奉蒋委员长面谕。嗣得西藏复电允许。蒋委员长极为欢慰。（三）测勘队所有人员，多系工程技师，所带物品多系测量仪器及行李帐篷等件，共有百驮左右，亦不算多，当不致惊扰地方。（四）中印路自中甸以西即分为南北两线测勘。南线经缅甸以达印度，北线经藏境以达印度。现南线已测至缅甸之坎底，英国极表欢迎，而西藏对北线之测勘乃表示反对，殊属不解。（五）中央与西藏之关系今年以来极为良好，而中印路之修筑，又系对西藏有百利而无一害。且既已答应于先，忽又拒绝于后，殊属不妥，希望转电西藏政府维持诺言，以增进两方之情感，共谋将来之福利为要”。伦珠答应转告噶厦，可是没能说动噶厦。 从10月至11月间，吴忠信与交通部部长张嘉璈以及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局长何应钦间频繁信件往来。行政院还专门召集相关机关会商应付办法，一致认为此次西藏翻悔前诺，肯定是英国从中作祟，但又不便正式向英提出交涉。讨论来讨论去，提出如下建议：“（一）予西藏以若干利益，如派员会修及将来营业有收益时给西藏若干成等。（二）在甘孜、巴安等处略作军事布置。（三）外交方面再由外交部相机疏解俾促成。至于测勘队可暂回阿墩子候命”。 10月间，蒙藏委员会多次致电孔庆宗，指示其“就近向西藏当局剀切说明，务使顾全大局，信守诺言，允许通过，并予保护”。孔庆宗也多次发回电报，报告其与噶厦面洽的经过。噶厦方面一再以“呈请藏王召开大会商定方可回话”相拖延。11月7日，吴忠信将交涉经过呈报蒋介石，11月12日，蒋介石指示“如其再不允，我可派队护送测量，不必待藏允准也。并以此意警告藏方”。11月15日，孔庆宗奉命将此意面告噶厦，噶厦答称“仍须报告藏王及民众大会，有无回复，不得而知，请候两日”。11月20日，孔庆宗前去催答时，噶厦仍以未开会相搪塞，并暗中派兵赴昌都。孔庆宗揣测其正在与英驻藏官员商量。蒋介石得知后指示外交部“向英方提出质问”。12月10日，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派顾问马佐汉前往拉萨“劝告噶厦勿阻中印公路之测勘，否则青军当听命中央”。噶厦回答“俟开会讨论后回话”，仍一味拖延。随后不久，噶厦答复马步芳“势难从命”，噶厦“将不惜任何牺牲反对测勘此路”。 是否对藏用兵，在中央及地方都引起了争议，赞成用兵的人虽然很多，但持有异议的人也不少。在地方，云南省主席龙云认为藏边地形复杂，环境困难，如仅派武装士兵一连护送，恐不济事，如果多派部队，则给养配备均感困难。西康德格四县土司管家泽祷等认为“青海当局拟出兵进取西藏，如果只限于修路问题，似可不必出兵，仅以中央直接力量修筑，即可无多大阻碍”。一旦青海军队进取西藏，则易牵扯各方种种问题，难免内部将有内乱的可能。因为“青海当局对于果洛及邓曲二十五族地方人民任意剥削，致使人民十室九空，倘若青军仍以中央命令出兵，则康北人民不但遭遇兵燹，且康北各地寺庙，均有毁灭之虞，进而使人民颠沛流离，无人担负差摇”。 在中央，吴忠信、张嘉璈、军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贺耀组以及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许永昌都持反对意见。吴忠信对武力护勘甚为担优，在12月1日致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的密电中写道：“中印路之测勘，现总裁谕以派队护测，殊为无办法中之最后办法，惟此事关重要，甚有引起对藏冲突之可能，必须在青藏、康藏边区各重要据点妥迅布置，俾可一举成功，而免多生枝节，请向敬之（何应钦）、公权（张嘉璈）诸兄一言为幸。”12月23日，吴忠信、张嘉璈联名上折呈给蒋介石，反对武力护勘。许永昌和贺耀组也认为“当此全面抗战期间似不宜对内用兵”，而应“由蒙藏委员会对已来渝之藏方代表罗桑札喜等晓以大义，力促藏方觉悟”。 12月26日，蒋介石召见罗桑札喜，晓以大义，予以劝勉，希望其转达西藏地方政府深明大义，不再阻止公路勘测。1942年1月4日，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美联合抗日大好形势的鼓舞，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蒙藏委员会：“中印公路在军事上有重大价值，应排除万难，赶速勘测。英印政府过去从中挑拨，使藏方阻挠或属不免，近以中英联合制日，似不再出此，希向拉萨方面剀切晓谕，不得阻挠”。1月12日，蒋介石再次快邮代电蒙藏委员会：“关于中印公路案希即再电拉萨遵办”。 尽管中央和驻藏办事处一再努力，而且英国也改变态度劝说藏方，噶厦仍于1942年1月13日复电，以卜卦神示不准为由，请中央收回修路成命。同年2月3日及3月间，噶厦又两次来电拒绝。其间，噶厦致函昌都朗琼噶伦（一作南雄噶伦），“中央势必派队护测，该队入境时，藏方不可先惊慌乱动，中央当不致于测路外有何动作”。命令朗琼噶伦妥筹对策。朗琼见英国人不肯援手，对汉人不敢再采取示威行动，曾派颇本堪穹向昌都调查员左仁极示意说，“中央如决心兴修杂榆线，南雄拟呈请拉萨将杂榆门空两区割与中央，请中央将囊谦割与藏方以为交换”。左仁极在发回的报告中认为，“囊谦千户为玉树二十五族各百户之长，如割囊谦，势必牵动整个青海南部，恐受藏人策动，且囊谦地处昌都与类乌齐之间，东距昌都不过百里，青省屯军囊谦，随时可以截断昌拉间之交通，为藏军莫大之威胁，若轻与藏人，不但有碍行政系统，而且在军事上亦为莫大之损失”。左仁极的看法及其在昌都的表现得到政府的首肯，蒙藏委员会2月11日嘉奖左仁极道：“该员意志坚定，临事不苟，殊堪嘉尚”。 面对西藏阻筑康印公路的现实，国民政府内关于南北线之争再起。 中印公路自西昌至中甸以后，可分为两线：北线由中甸折北经德钦、盐井、门工、察隅以达印度塞地亚；南线由中甸稍南转西经缅甸北部坎底之比较线，以达印度之多列。数位政府要员力主采北线，包括吴忠信在内。吴忠信认为，“就国防而言，北线所经地区多系我国领土，在将来经边固圉之作用上，价值极大。且英人注意我西南边区（滇康藏），为时己久，若我兴修经过缅甸之南线，则不啻增强英人对我康藏之包围圈，殊堪顾虑。故为国家百年大计计，似以修筑北线为宜。即在此抗战期中，北线距滇缅路较远，不易受敌机威胁，亦为其优点之一”。1942年1月16日，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函呈行政院兼院长蒋介石，认为康印公路宜采南线：“盖自工程上言，南线较易，似无疑义，采北线之理由，为可附带解决西藏问题，但即采北线，亦不过经西藏东南之一隅，并不足以解决藏事，而旷日持久，军事外交上费时必多，加以工程方面多费时间，似非所以应抗战需要。溯自中印路倡议修筑以来，瞬经一载，苟再迁延时日，不难再虚度一年之光阴。为今之计，似宜即时决定改采南线，即日确定预算，全线分六段同时兴工，以期两年完成。至北线之勘测，似不妨坚持办完，以全中央之威信。关于工程方面之意见，杜镇远、袁梦鸿、陈思诚（勘测队副队长，已亲自勘过南线，日内即来渝）诸君意见，亦完全一致，均主张采南线，事关抗战急需，不敢缄默，谨以报告，敬祈垂察”。函中除申明南线宜行外，并称“南线虽尚有划界问题，但据外交部意见并不困难，在此并肩作战时期，似不难依双方让步而解决”。1月24日，蒋介石批示：“可照此意见决先筑南线，但北线似应继续测完，亦准备修成”。康印公路原以北线为主的主张虽未放弃，但因西藏的阻止，为顾及事实需要，只有决定先筑南线。因南线大部分在滇境，而且3月8日英军放弃仰光，缅甸战况告急，再加上龙云曾有在1937年动员民工在一年内修竣滇缅路的良好表现，所以蒋介石于4月21日致电龙云：“中印公路之能否如期赶成，乃为我国对国际地位与精神优劣之试金石，此事全赖吾兄负责主持，成败荣辱亦在吾兄一人之身，务希鼎力促成”。对龙云寄予厚望。然而缅北战事迅速逆转，4月29日蜡戍沦陷，5月9日八莫、密支那相继失守，史迪威擅自退往印度，缅甸失陷，滇缅公路断绝，康印公路未成，在雷多公路（即史迪威公路）开通以前，来自国外的物资援助，便只有依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了，康印公路南线直到1949年抗战结束也未打通。 三、中英围绕兴筑康印公路案的交涉 早在行政院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杜镇远计划时，就提出了与英交涉的原则，因为康印公路部分路段通过藏军驻守地区，而西藏地方政局颇受英国的影响，为使修路案顺利进行，国民政府必须事先与英国沟通意见。1941年4月10日，中国驻美特使宋子文奉命就康印公路事与英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E. F. L.W. Halifax)详谈。宋子文说，国际战事变幻莫测，我两国存亡相关，必须开辟不能被敌截断的路线。哈利法克斯非常赞同，答应立即电告英外交部。5月17日，哈、宋再次面谈。宋建议英政府指派驻缅大员，协助我方，专责办理三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康印公路之测量及建设”。哈应允电达英国政府，并请直接向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 C. Kerr）作同样的建议。中国外交部随即与卡尔商洽，卡尔答应电询本国政府并转询印度方面意见；中国外交部部长郭泰祺在伦敦时也曾与英国外交大臣及殖民地大臣商洽，他们均赞成公路经由西藏以通塞地亚。郭泰祺回国途经缅甸时，缅甸总督表示欢迎路线经由缅甸北部以接通印度的多列。郭泰祺过美时，与宋子文一起向哈利法克斯探询意见，哈表示赞同，并表示愿意协助中国向美方接洽修路器材。 但到了7月，英国大使馆的复文却发生变化，在复文中称：“英印政府在原则上欢迎中国筹筑此路。只是因为此路通过西藏，所以必须征求西藏的意见，同时由于地形困难，主张先办航空测量，并希望同时测量另一经过缅甸北部坎底的比较线（即所谓‘南线’）”。英国大使又口头表示：该路自金沙江以西至边界，因康藏界务，似宜取得西藏方面同意合作，方能顺利进行。外交部、交通部会商后答复英国大使，“鉴于非先用人工初步踏勘，无法航空测量，请英国政府再行转商印度方面，对于我方勘测工作，充分予以合作”。为了谋求英国的合作，国民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努力。7月13日，交通部长张嘉璈面访卡尔，商谈扩充密支那飞机及踏勘康印公路事，请其转告印度政府不必坚持航空测量，因为“如非实地踏勘，无法得知实际地形”。8月12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等与英国使馆陆军武官丹尼斯少将等举行中英联合军事行动谈话，商震谈到，西藏地方政府已准测量康印公路，希望英国切实襄助此举，丹则表示当再请示。18日，军事委员会参谋唐保黄将中英联合军事行动四次谈话的结论报告蒋介石，其中尚待决定事项之一，即为“请英印政府同意协助华方修筑中印公路”。9月13日，蒋介石接见卡尔，讨论康印公路的测量等问题，蒋介石讲，“从印度通至西康之公路，望促其早日着手测量”。卡尔回答说：“钧座适言印度西康公路之测量问题，想即指萨迪夏（又可译为塞地亚）至西康之公路，本人当尽力加以敦促。闻过去中国测路队欲着手测量在西藏境内之路线，为西藏当局所拒，后印度政府通知中国当局，如该测量队欲由印度或缅甸入藏，印缅政府固所欢迎，任何危险，则由该队自身负责。惟该队入藏既遭遇如此困难，而藏境地形又复岗峦起伏，测量非易，我方因此正在考量空中测量手续，本人深愿不久即可得解决办法”。蒋介石听后，用国语告诉郭泰祺，该地带多险峻之处，空中测量恐难奏效。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报告，西藏已允许中国测量队前往工作，如果英国当局愿意给予协助，西藏方面不至于会再有任何反对。卡尔继续说：“本人当向印度政府谈判此事，尽力助成之”。在归途车中，卡尔向董显光表示，希望吴委员长的报告，确系西藏负责方面的意旨，他当尽力助成此事。 9月25日，英国驻藏官员饶伊巴多（A. Noble）致函郭泰祺：“英国政府前经通知西藏政府谓英国政府业对中国政府说明，就英国所知，西藏政府所允许者仅为航空测量，但中国政府则已决定派遣一陆上踏勘队，英方对该踏勘队自不负任何责任。然英国政府亦表示希望西藏政府能伤属对该踏勘队予以保护。查英国政府如此通知西藏政府之理由，实因英方曾向西藏政府保证，在未得西藏当局允诺之先，英方决无意采取以促成在藏筑路计划为目的之任何行动。兹恐西藏当局或将认为此次踏勘队之入藏英方负有责任，且既未经征求西藏政府同意或更以为英方自食其言等由”。中国外交部回复英国大使馆：“该踏勘队派出之先，中国政府曾自与西藏当局接洽，结果西藏当局当即伤令边区官员对该踏勘队予以便利，并加保护。是英方对此事之全无责任甚为显然”。 同是9月25日，一边是噶厦约见孔庆宗嘱其转呈致吴忠信函，正式拒绝测勘康印公路；一边是英国驻藏官员饶伊巴多致函郭泰祺，正式提出所谓的航空测量，反对陆上踏勘。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遥相呼应，向国民政府滋事，企图压迫国民政府就范。印度政府和缅甸政府也不失时机地“殷勤”地向我外交部表示：“允准中国陆上踏勘队之南队及北队于返国路中自由通过印度及缅甸”。据孔庆宗汇报，饶伊巴多多次与藏方接洽，9月24日晚更是密谈了2个小时。针对这种情况，国民政府一边如上所述地通过各种渠道劝噶厦信守前诺，一边与英交涉。蒋介石曾气愤地命令外交部向英质询，并不惜用武力护勘，以维护国家的尊严。 英国长期以来凯觎西藏，这次也不例外，妄想利用修筑康印公路问题机会排挤中央势力出西藏，扩大英国在藏势力及影响力。国民政府拟筑康印公路的最初目标在于打通国际交通路线，从印度输入美援以增强对抗日本侵略的战斗力。不过康印公路的最大功用还在于建立并强化康藏边疆的国防。因为此路西端自印度的塞地亚经西康南部的察隅取道昌都等地入藏，是一条深入康藏腹地的捷径。同样地也因为这条路的战略地位，英国早就想打通，以便染指康藏。国民政府1941年初与英国商议修筑康印公路时，英国慨然应允。只是国民政府没有像英国所希望的那样带上英国一起踏勘时，英国便扮演起不光彩的角色，示意西藏地方政府翻悔前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英成为盟友后，中英在康印公路问题上确曾一度合作。饶伊巴多和英驻锡金官员在藏做工作，可噶厦不听，认为英国出尔反尔，使西藏陷入了被动境地。但是即使在中英合作蜜月期中，英国仍然不与中国商量就擅自向西藏提出筹办驿运事宜，以扩大英国在西藏的势力及影响力。而且英国在战时继续推行重金运动，贿赂西藏上层官吏。目的也是为了借国民政府修路事宜，分化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感情，以收修路乃至于修路以外的利益。1943年年底，英国2名军官、率领印度兵30名及当地夫役40名，以勘测公路线为名，由塞地亚进至察隅，并派人由托洛岭修简单道路到距察隅约4日路程的桑丁。1946年2月，更有英印官吏4人率军越过察隅，进至科麦，树立界碑，以瓦隆为根据地，沿途建筑兵营，各处兵营容量约为300余人。中国政府于1946年7月2日、9月11日、11月9日和1947年1月28日先后4次照会英国驻华大使馆，禁止此项入侵行动，并于1947年2月5日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作同样抗议，英印都借口搪塞，故意拖延。藏方也曾反对英人修筑塞察公路延入藏境，但英国以禁止藏商由塞地亚贩运军火、毛呢、棉纱、药品入藏相要挟。后经双方交涉，英国承诺，允许藏商每年由塞地亚贩运毛呢3000码、布匹500驮，并特许限量出口枪弹、棉纱、药品及日用物品至西藏，作为修路的交换条件。同时，英国在拉萨方面积极宣传说，“中方在青海南部与西康、金沙江一带驻军，对昌都威胁太大，若一旦有军事行动，拉萨距离遥远，增援不易。如许英国由塞地亚修筑公路至察隅，然后再经桑丁（察隅东北部）北至昌都，则必要时可由印缅迅速接济藏方军火及物资，此公路由印缅直达藏境，不经云南，地域异常偏僻，不许汉商通过，即不易为中国政府获悉，如藏方允许此项条件，则英国将来在国际会议上，设法帮助西藏独立”。 不仅如此，战后英国更是加紧其分离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关系的工作，明目张胆地向西藏地方政府表示，“英国向以谋求西藏之自由与独立为目的，并援助西藏以大量军火及金钱。现国际战事已息，各民族皆得有平等独立之权，西藏可向中国要求与外蒙同样之独立，英国愿意出面提出邀请西藏参加国际会议、国际联合会”。英国的这些说项，正好抓住了西藏少数上层亲英分子妄图搞西藏独立的心理，这恐怕就是藏方阻挠中央测勘队入境勘测于前，却未能拒英方借口勘测公路入侵察隅于后的原因。 中国政府在交涉过程中，对英国所采用的向藏直接交涉而置中国主权于不顾的做法深恶痛绝，希望借助中英联盟抗日之机，促使英放弃其过去不合理的态度。而且明白“西藏系属我国领土，此事不可完全尽与英方交涉，以增加西藏被英人控制之形势”，但是忌于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力，又不得不与英国商量，而且未能成功地促使英国放弃其一贯做法。 四、综述 西藏地方政府虽保持有传统的政教制度，然而始终是中国的地方政府而非独立的国家。清朝时由于清廷处理失当，西藏开始大受英人影响，民国初年政局动荡，西藏与中央关系更是疏远。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藏内派别分歧，意见极不一致，但对中央颇具好感，尤其是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后，西藏与中央联系加强，两者关系相处和谐。但是1941年热振呼图克图去位后，西藏少数上层亲英分子妄图搞西藏独立，害怕中央势力深入西藏，受英国怂恿，铤而走险地阻止中央政府修路。同样，因为西藏少数上层亲英分子妄图寻求英国帮助以谋取西藏独立，虽成功地拒绝中央政府在藏（辖）境修路，却无力拒绝英国在藏境修路。 英国为了图谋西藏，花了大量精力，可谓绞尽脑汁，一刻也不放松分离西藏与国民政府关系的工作。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与中央的关系改善，多年悬案可望解决，英人惟恐将失去对藏的操纵能力，就展开重金运动，希图破坏。1934年英印政府赠送西藏地方当局金条50伸，值20余万。抗战时期，英人继续不断地贿赂西藏上层官吏，孔庆宗在报告中多次提及。英人无论是否与中国在合作蜜月期，都希望通过国民政府修筑康印公路事宜，达到修路乃至于修路以外的可以染指西藏的目的。而中国政府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交涉修筑康印公路一事英国不应插手，对英国所采用的向西藏直接交涉而置中国主权于不顾的做法深恶痛绝，但是忌于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力，又不得不与英国商量，希望借助中英联盟抗日之机，相机促使英放弃其过去不合理的态度。与此同时，英国凯觎分裂西藏的种种企图，也终因中国中央政府的干预而不得不有所收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