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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于7月30日在北京举办了“邓小平与西藏”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央统战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以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和部分老同志出席了讨论会。 与会同志满怀深情地回顾了邓小平同志对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大家主要围绕邓小平的民族工作思想以及在西藏的成功实践、邓小平关于西藏革命和建设的论述、邓小平对西藏建立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贡献、邓小平的西藏发展观、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邓小平与西藏的改革开放，以及邓小平与中国藏学研究等专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专家学者们在发言中指出，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为西藏和平解放的决策和实施以及西藏自治区的建立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西藏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进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发表的《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的讲话，确立了新时期治藏工作的指导方针，为西藏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邓小平理论及其民族工作思想在西藏的成功实践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话题之一。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同志曾在西藏先后工作生活了20多个春秋，他在书面发言《政治戎马生涯中的精彩一页——邓小平与西藏的解放和发展》中说，“邓小平是一位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具体解决西藏问题的典范。他紧密联系西藏实际，从理论到工作指导，通过决策与实践，形成了一整套方针政策，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展现出了一个军事家的杰出才能，更展现出一位政治家的卓越的领导艺术”。十八军老战士、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贵在题为《邓小平的卓越领导是西藏工作胜利的重要原因》的发言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在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研究确定部署、进行政治领导和决定方针政策等重要方面”；“西藏工作50多年来各个时期的胜利发展，都和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分不开。今天新西藏的一切，都是与邓小平的名字紧紧关联着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副总编辑张小平也在发言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对西藏的关注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他的思想不仅指导着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叛乱的平息、民主改革的实施和后来的改革开放，他的思想仍将继续指导着西藏在21世纪的更大进步”。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尧先生在发言中以邓小平同志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路和政策为参照系，认为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西藏问题上不仅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原则性立场，而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政策。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胡岩博士在《邓小平同志与中共的西藏政策》的发言中也指出，我们要“学习小平同志注重政策，制定切合实际、讲究实效的政策”，“根据今天的情况，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像邓小平同志那样，进行调查，进行思考，根据我们的基本理论、大政方针、基本原则，制定出切合今天实际的西藏政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研究员周炜则总结了邓小平同志正确处理“慢”、“稳”、“宽”关系对西藏工作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周炜博士认为，“慢”是着眼长远，把握大局，争千秋不争一时；“稳”是为了慎重，以稳为进，稳中求快；“宽”则是从大处着眼，举重若轻，不断发展和壮大西藏的爱国统一战线。（《邓小平“慢”、“稳”、“宽”策略在西藏工作中的科学实践》） 邓小平的西藏发展观也是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月红说，邓小平的西藏发展观“具体反映在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关于西藏发展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且包括在这些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指导下的西藏发展的策略、步骤和方法。”“是邓小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与西藏民族地区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成果”，“它与毛泽东思想关于西藏工作的基本理论与政策一脉相承，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继承和发展”，为西藏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着强大的精神动力。（《邓小平的西藏发展观》） 与会专家还指出，邓小平与中国藏学研究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源在发言中认为老一辈藏学家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由十八军成立的以藏学家为主的政策研究室，在成立后的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写出了《西藏各阶层对我们进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争取的准备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之趋向和我们之政策》、《西南财经问题研究提纲》、《进军守则》、《藏人的风俗和禁忌》等，成绩显著，硕果累累。西南局的《四条意见》和《十大政策》便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择善而从，进行决策的。它给我们两个启示：1、“从毛泽东主席到邓小平同志，中央领导同志贯彻实事求是的路线，对西藏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十分特殊的地区，从解放西藏到经营西藏，都采取十分慎重的方针，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包括对藏学家研究成果的尊重”；2、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有所启示。“十八军政策研究室与李安宅、于式玉夫妇为代表的藏学家的结合是中国现代藏学的开篇之作，是藏学史上的华彩乐章，是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应用对策研究紧密结合的光辉典范。”（《邓小平与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杜永彬博士则专门以《邓小平理论与中国藏学的命运》为题作了发言。他认为，中国藏学的发展历程证明，邓小平理论不仅是中国藏学兴盛的根本保证，而且是中国藏学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深化藏学研究领域、完善和创新藏学理论体系、确立现代藏学方法论、造就现代化的藏学人才、加强藏学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增强藏学的学术交流、建立现代藏学管理机制、实现藏学文献和信息的现代化等，都离不开邓小平理论的指导”。 主持会议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于事毕华同志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今天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而召开座谈会，今后我们还要不断在工作实践中深入学习小平同志的理论，以小平同志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藏学研究。特别是要更进一步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用于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