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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近代到冷战时期，海权问题一直是重大战略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在反对美国海洋霸权、维护我国海洋安全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冷战后，美国的太平洋海权战略安排具有遏制中国作为潜在对手挑战美国太平洋霸权的图谋，并集中体现在美日军事同盟、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具体领域对中国的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形成沉重的压力与挑战，对此中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关键词：海权问题；中美关系；美日军事同盟；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近现代；霸权；安全 一、研究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自马汉最早提出“海权”概念，海权概念就没有明确的定义，尤其在中文语境中，“海洋权力”和“海洋权利”都可以约化为“海权”，更造成了对“海权”理解的差异。对于中文中“海权”这一术语的理解，笔者比较认同张文木先生的观点，即需要对“海洋权利”(sea right)、“海上权力(力量)”(sea power)、“海洋霸权”(sea hegemony)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加以使用。“海洋权利”即“国家主权”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即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享有海上权利；“海上力量”是一个中性概念，即一个国家在海洋上的综合力量；“海洋霸权”则是在国际关系中运用“海上权力”操纵和控制别国的行为。在三者的关系中，国家“海上力量”概念是“海洋权利”向“海洋霸权”转化的重要介质。[1]本文中“海权”概念主要在作为中性概念的“海上力量”这一层次上使用，它既可以指用来捍卫国际法赋予的海洋权益的力量，也可以指用来进行地区和全球扩张的霸权力量。中美双方作为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并没有直接的海洋领土争端，但海权问题何以产生并影响中美关系，从美国方面看，其根源在于美国霸权型的太平洋海权战略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演进中不断侵蚀和威胁了中国海权，在当今美国仍然将中国视为其太平洋战略的潜在或直接的敌手而不断加强其在西太平洋的海权力量存在，并以“岛链战略”，尤其是环绕西太平洋“边缘地带”的军事同盟体系及其不断调整对中国进行抑制；从中国方面说则表现为先是由于近代海权的极度缺失使海洋权益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为收回海洋权益而抗争，而后是在独立后则面对美国的海洋封锁和遏制而承受沉重的海洋安全压力，在当今则尤其表现为在海洋战略空间以及涉及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受到美国因素的严重制约。因此，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在本质上是中国海洋主权追求与美国海洋霸权诉求的矛盾。当然，应该看到的是，美国并非一个恒定的、纯粹的不利于中国海洋主权实现的因素，其对中国海洋权益影响的消极与积极因素是同时存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态势，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友好就曾为改善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发挥过重要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正确的态度是在客观上要正确面对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并加以应对，在主观上则应谋求使中美关系向有利于中国海洋安全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是一个在理论上需要系统梳理、在现实上需要理性选择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将在对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历史进行简要回溯的基础上，对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进行分析。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对此进行应对，这本应是文章的一部分，但考虑到篇幅所限，对此另文(参见拙作《海权问题与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矛盾的认知与艰难的选择》，《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作专门探讨。 二、近现代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 美国与中国海权矛盾的产生则是伴随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后推行的太平洋扩张战略而逐步形成的，即通过太平洋扩张而寻求美国在中国的巨大利益成为美国海洋扩张的重要动力。在19世纪中叶美国的太平洋扩张中，参议员威廉·西沃德主张美国应该为成为太平洋“最大的海洋帝国而奋斗”，并将“太平洋及其岛屿和周边的大陆”作为美国海洋帝国的关键地区。[2]对于西沃德的太平洋帝国构想，海军军官佩里是一位积极的实践者，他提出美国应开辟从美国东海岸到中国上海的航线，主张美国应该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岛屿上建立海军基地，并特别强调台湾岛的重要性。[3]在上述思想的支配下，美国开始介入侵蚀中国海洋主权的活动: 1843年，美国军舰到达澳门，并进到黄浦江鸣炮恫吓清政府，[4]其结果是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海权，美国兵舰获得到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的特权，美国军舰得以在中国领海自由游弋；[5]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美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 1859年美国舰队协助英法舰队炮轰大沽口；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美国与中国的通商口岸扩大到沿海、沿江的16个港口； 1868年美国公使蒲安臣使华，其结果是《中美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继续扩大美国在华利益。[6]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太平洋扩张进一步指向中国。马汉在《亚洲的问题》一书中指出，东亚政治主要表现为英国和俄国之间即海权和陆权的对抗，并特别指出，强大海权对于谋求在中国优势的重要性，为“中国的优势地位而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以广泛意义上的海权为后盾。”马汉十分看重控制长江流域的重要性:“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7]，“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为保证门户开放目标的实现，需要显示我们的力量，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海上交通线上”，“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有效的海军力量”，他甚至设计出美国通往中国的海上交通线及其需要控制的重点海区。[7]在马汉看来，对于对菲律宾和加勒比海的控制权，其根本目标亦在于中国，“菲律宾是我们到中国的踏脚石”，“菲律宾乃是供给我们发展对华贸易的基地”，“巴拿马运河、夏威夷和菲律宾的重要性在于成为进入中国及其长江流域的重要通道，成为我们在中国采取行动取得成功的领土的支撑点。”[8]面对中国势力范围被西方瓜分完毕和长江流域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曾根据马汉的建议向清政府提出租借福建三沙湾作为美国海军基地的要求，但因为触犯日本的势力范围未果；[9]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也一再建议美国占领中国的一个港口，并将烟台、舟山群岛、台州、登州庙岛作为选择地点。[6]由于美国当时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与英国海军抗衡，“门户开放”政策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与此同时，美国也加紧了通过海军势力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步伐。1900年美国海军巡洋舰“新方舟”号进入天津大沽口，加入英国海军攻占天津的行列；[9]美国亚洲舰队的多艘巡洋舰陆续从菲律宾开往大沽和烟台，其真正的目的是使美国亚洲舰队与其他大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相称，以便使美国朝着运动海上大国的方向发展；[10]1904年中国上海等地发生由于反对美国《排华法》的抵制美货运动，美国亚洲舰队集结广州水面，并部署1. 5万士兵组成的海陆联合远征军威胁进攻广州。[6]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美国的目标是希望俄日相互牵制，彼此削弱”，这进一步体现了马汉的思想:“应使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的太平洋国家———也是仅有的两个濒临太平洋的海军强国———来体现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局面。”[7]但日俄战争后东北亚的局势出现了不利于美国的发展，尤其是1905年的英日同盟的缔结排斥了美国的远东利益，日美关系在日俄战争后急转直下。一战后，美国认为要确立美国的世界盟主地位，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就必须冲破“英日同盟”和西方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并“限制军备竞赛”，限制作为国家重要实力代表的海军舰只吨位的比例。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通过《四国条约》，使日本得到了对库页岛、台湾、澎湖列岛的委任统治权，而美国拆散了英日同盟，孤立了日本；通过《五国海军协定》束缚了日本军备竞赛的手脚；通过《九国公约》压迫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使各国确认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排斥了日本对中国的独占行动。对于美日等国对太平洋的争夺，孙中山曾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欧战告终，太平洋及远东为世界视线之焦点”。“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11]孙中山认为，日美两国构成了中国海洋权益的最直接的威胁:“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洋东岸，最强的是美国。”[12] 华盛顿会议以美国胜利而告终，并加剧了美日争夺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矛盾，二战中美日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出于太平洋战场的需要以及中国的长期斗争，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收回海洋权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美国的影响下，美国、英国与中国于1943年分别签署了《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美英两国正式废除包括沿海内河航行权在内的部分特权。[6]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与蒋介石达成台湾、澎湖列岛在战后归还中国的共识，但其代价是海洋权益的进一步受损，罗斯福表示“美国应在太平洋各基地保持足够的军队，以便有效分担防止侵略的责任。”蒋介石表示同意，并表示中国准备将旅顺军港供中美两国共同使用，欢迎美国军舰进入中国港口。[6]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将秘密协定强加于中国，前苏联不仅实现对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合法占领，同时美苏强迫大连军港国际化，并恢复租借旅顺港为前苏联海军基地，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1946年11月《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签订，构成了美国侵犯中国领海、领水主权的登峰造极之作。条约规定，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沿海内河自由航行、停泊，从而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水主权。也正是籍此条约，美国军舰驶进青岛、塘沽、上海港口，并把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部设在青岛，直至1949年5月。在国民党大势已去后，美国纵容并参与国民党政府对东南沿海实行封锁，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对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城市有所准备，并在军事上采取了先东南沿海，后西南西北内地，抢占沿海地区，封锁主要港口的战略，取得了对美蒋斗争的胜利。[6] 三、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 二战结束之际，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派克曼认为，居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的“边缘地带”“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的冲突中，起着一个广大缓冲地带的作用”[12]。斯派克曼的观点为美国的地缘扩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为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美国政府开始提出太平洋海岛防御圈的构想，并通过美日、美韩、美菲、美台以及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构筑太平洋海岛防御圈，力图掌控东亚大陆的外边缘地带。针对美国对太平洋的军事控制， 194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13]。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美国凭借强大的海陆力量，一方面在东南沿海对中国保持压力，另一方面从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两个方向，由东亚大陆的外新月型地带不断向内新月型地带发动武装侵略。在冷战时期，美国主要以岛屿为依托对抗大陆型力量为主的对手。这种地缘战略环境决定了美国海上力量在其亚太战略中处于中心位置。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无疑构成了中美在海权问题上交锋的焦点所在，且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在西方地缘政治学者看来，“1950年至1953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在地理政治上可看作是一场典型的陆权与海权之间的斗争。”[14]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中国正在进行作为解放台湾之前哨战的解放东南沿海各岛的战斗，对朝鲜战争的介入，使得中国被迫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不仅无限期地推迟了解放台湾的时间，而且将东南沿海地区以进攻为主的解放战略调整为以防御为主的防卫战略。这不仅使新中国当时无法集中必要的物质力量和技术手段以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也使得东南沿海我军即使在转入防卫态势、建立防卫体系之后，仍然面临着许多因技术力量和物质手段不足而产生的困难。[15]由此可见，中国尽管取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但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及美国对台政策的明朗，无疑使中国丧失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机会，并使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 伴随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于1951年分别与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并在朝鲜战争后同南朝鲜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开始通过海权力量对边缘地带的控制建立海上挤压和封锁中国的弧形包围圈。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台湾海峡危机构成了中美关系的矛盾焦点。第一次台海危机导致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规定了在西太平洋区域内美国与台湾的共同防御等条款，中国大陆则在此过程中以解放一江山岛对美蒋缔约做出回应。在1958年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针对美国“划峡而治”的“两个中国”的企图[16]和美国确定的第七舰队的使命[17]美国政府对第七舰队的指示为: 1.在公海即3海里(当时国际社会的领海宽度)之外，为国民党护航； 2.驻台美空军力量防卫台湾、澎湖，使国民党空军力量可以集中防卫沿海岛屿； 3.一旦中共空军袭击金门、马祖，美国可考虑对中共投入战斗的空军基地进行袭击；如果国民党提出要求，第七舰队可以从美国两栖作战力量中继续向国民党提供登陆艇。)以及当年召开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中国于1958年9月4日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18]该声明的通过既是对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反应，也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为反对美国的海洋霸权提供了依据。1958年10月，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主张。[13]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主席长浅沼稻次郎的谈话中，再次表明了反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扩张的主张，并提出了“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国家自己来管”的论断。[13]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北部边疆压力再度凸显，受此制约“中美之间的地缘较量线维持在中国近岸一带，沿海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西沙等外岛更无力收复。为避免美蒋的海空袭扰，工业布局被迫向交通运输相对不便的内陆倾斜，原来工业技术基础较好、海运方便的沿海地区却不能放手建设，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国家发展。”[19]自70年代始，美国为遏制前苏联在西太平洋的扩张，逐渐开始和中国发展战略合作，两国关系从解冻走向正常化，中国海上安全环境有所改善，为中国解决近海安全问题提供了战略机遇。70年代中期，美国自越南撤军，前苏联海上力量尚未大举南下，中国海军趁势收复了西沙群岛。中美关系的改善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但是依靠太平洋军事同盟体系和台湾问题制衡中国并挤压中国的海洋战略空间，仍然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 80年代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以及中苏关系的缓和，还是使中国的海上安全环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从而为以沿海地区为先导推行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沿海地区的经济崛起又使中国在战略高度上更加重视海上安全问题，近海防御遂成为中国海军的战略目标。 四、海权问题与冷战后的中美关系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与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调整有密切关系。总体看来，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是:凭借超强实力特别是优势军事力量获取对亚太的领导权；确保并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以威慑、遏制甚至必要的先发制人打击等手段挫败挑战美战略利益的地区力量；塑造、构建并主导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海权安排再度凸显长期奉行的“边缘地带”理论，力图构建北起日韩、中经台湾海峡、南中国海、菲律宾和新加坡，南至澳大利亚，针对中国的具有略威慑作用的“岛屿锁链”。作为美国全球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亚战略，其目标是以修订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核心，以韩国和菲律宾及其他东南亚盟友为侧翼，形成事实上包括中国台海地区和南海在内的东亚地区安全联盟，维护美国的优势地位，并遏制地区大国的挑战。由于近年来中国国力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与美日两国的复杂关系和台海两岸的分裂状态以及南海问题日趋国际化的趋势和美日联手向南海地区的渗透，美国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图谋始终存在。2000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2015年全球趋势》，报告指出伴随中国日益强大及其调整亚太地区权力安排的诉求，可能会同邻国和该地区以外的某些势力发生冲突。作为一支正在崛起的力量，中国将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不会考虑到美国的利益。”[20]甚至有人认为“今天中美关系的紧张展现了海权与陆权之间关系历史性竞争的最近一轮的循环。”[21]2004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主任波拉克博士指出:“美国海上战略的目标，坦率的说，就是通过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为美国权力开辟更多空间。长远的一个趋势是美国必须能够将军力重点从一地换到另一地，来应对在东南亚、南亚和东亚可能发生的主要危机。”针对美国对关岛海军基地的加强，波拉克说:“对于中国来讲，关岛在太平洋取得更重要的地位，意味着美国军队对大陆本土更接近了，”“这反映了美国对中国长期来讲的战略焦虑。”[22]具体来说，美国太平洋海权战略安排对中国的压力主要体现在: (一)美日两国呈现出联手控制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对中国海上安全压力增大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日安保条约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都明显折射出两国联手控制西太平洋、压制中国的战略企图。对此，有学者指出:“在日美推动下，带有明显军事色彩、海洋色彩的东亚地缘政治较量正在升温，这将增强对中国海上安全的压力，特别是台湾问题已经成为美日对中国实施地缘压制的杠杆，能否顺利解决将关系到中国海洋地缘政治斗争的全局，关系到海上安全的大局。”[19]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加大了对驻日美军调整的步伐。2004年8月1 6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将在10年内完成对海外20万驻军和700个军事基地的重新调整，这次调整针对亚太地区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太平洋作为未来美军重大军事行动战区，日本和关岛作为“军事力量投送中心”；二是新基地网分布与美提出的所谓“不稳定弧”完全吻合，即美军基地撒播在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中东弧形地带。[23]考虑到目前日本已经明确将台湾海峡纳入到美日防务的“周边事态”以及日本在教科书、海洋领土争端[包括日俄北方四岛、日韩独岛(竹岛)、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的前所未有的右翼激进主张，不难发现其行为变化与美日军事同盟体系加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我国的安全环境来看，美日同盟加强了对我解决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的制约，同时也将使中国海权的战略环境面临更大的压力。 (二)美国的台湾政策尤其是对台出售军事武器和美台军事合作的不断升级，将极大加大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海权成本 美国对台的一贯政策是要使台湾利益要服从于美国整个亚太战略的要求。冷战后美国不断加强与台湾的军事联系和实质性的外交关系。小布什当政后，美台实质关系的发展更加密切，美台军事关系也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2003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组织44位美国专家组成了“中国军力项目小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完成撰写《中国军力报告》，其中以大篇幅探讨台湾海峡的安全情势及两岸的军事对峙。报告特别强调中国军费的大幅增长和对台湾持续的武力威胁，而且假设未来台海发生冲突时，美国必定会被牵扯其中而与中国开战。兰德公司甚至制定出可供美国选择的战争选择方案，并特别强调关岛作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主要军事基地的重要性，指出增强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力量，将有助于增强美国从美国西部海岸至印度洋(包括太平洋、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和印度)的快速反应机动能力以及美国应付职能区域冲突的能力。关岛将变成美国海军的一个主要战略行动中枢，而其目标就是对付中国大陆。针对2004年美国对海外驻军的调整，美国防部负责政策问题的副部长道·费思在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作报告时指出，“美军将靠前部署，以便迅速赶到潜在危机发生地。”在美看来，朝鲜半岛是“不稳定弧”的起始段，台湾海峡是其防范中国的第一岛链的中心，两者都是美太平洋防区的重点目标，任何一处危机的失控都将严重影响美对整个亚太地区的霸权。美加强对关岛基地和日本基地的军事部署，无疑是要牢牢掌控对东北亚和台海局势的主导权。[24] 美国与台湾长期存在且不断升级的军事关系造成了台湾问题的复杂化，并将极大地增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海权成本:首先，美台军事关系的存在是台湾当局从“反攻大陆”发展为“以武拒统”的重要后盾；其次，美台军事关系的存在纵容了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发展和“台独”意识的膨胀；再次，美台军事关系的存在支持了台湾当局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和“亚太化”的企图；最为重要的是，美台军事关系的存在提升了台湾海空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增强了台湾当局的军事实力。从我对台方针看，在发生3种情况时(即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外国侵占台湾、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我只能被迫对台湾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有专家预测，美国一旦进行军事干预，采取的主要方式可能有: 1.对我进行军事威慑:主要以派遣航母战斗群等方式，对我进行军事威慑； 2.为台湾守军护航和运送物资，增强台湾的持续作战能力； 3.为台军提供情报和电子战支援，协助台军对我进行战役层次或战略层次的电子战； 4.协助台军实行本(外)岛防御作战； 5.协助台军对我东南沿海地区实施海空袭扰，并对我发出将冲突升级的威慑。[25] 总之，中国一旦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就会与美国亚太地区军事基地网(由美国驻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军事基地组成)、美国航母舰队、日本海上自卫队、东南亚其他国家军事力量和台湾地区的军事力量组成的军事集团，形成对峙局面。事实上，台湾问题的长期存在构成了中国海权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之一，而这种战略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台军事关系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升级，而中国海权的有限发展反过来又被美国视为其东亚利益的威胁而加以遏制，导致中美战略关系的紧张。因此，美台军事关系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升级以及美国存在于整个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乃至印度洋的海上军事同盟网，将极大地增加我国解决台湾问题和维护海洋权益的海权成本。 (三)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渗透和影响增加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争端解决的难度 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的下降以及美国谋求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的全球战略，使得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一改其过去奉行的“中立”立场，转而采取“积极”介入的政策。1995年“美济礁事件”后，美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对南中国海的政策:在有争议的领土主权要求的问题上不表示任何立场；应当和平解决斯普拉特利(南沙)问题；美国反对用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应影响在整个南中国海海上的航行自由。美国政府确立了较为明确的南中国海政策，结束了过去长期奉行的“不介入、不表态”立场。甚至有人指出:“在米斯奇夫礁事件中，看来中国是在试探菲律宾最亲密的友邦———它的缔约盟友美国和它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的邻国———会不会作出反应。……表明了中国决心把它的力量延伸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中国海的纵深地带。”[26]1997年，美国和平研究所起草了一份关于“开展预防性外交防止南海争端升级的特别报告”，强调美国在南海地区有其利益存在。1998年，在东盟地区论坛高官会议上，美国首次改变“消极中立”的立场，转而采取积极的插手政策，开始深层次介入南海事务。[27] 纵观美国对南中国海政策的变化及趋向可归纳如下: 1.对付中国，防范、制约和孤立中国的迹象更加明显，警告中国改变现状的代价。2.从暗中偏袒到公开支持有争议的其他各方，利用和拉拢东盟国家，名义上标榜“中立”，实际上倾向于维持不利于中国的南沙被分割现状。3.由“不承担义务”态度开始转为要“提供帮助”，并出现了美与东盟在南沙问题上进行军事合作的苗头。4.将南沙问题“炒热”，不断使之“国际化”，并纳入美亚太整体战略中，牢牢掌握主动权，使之朝有利于美方面发展。[28]在现实层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借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争端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畏惧心理，开始向南海地区进行军事渗透。在具体的做法上，美国同东南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双边军事协定，定期进行军事演习。近年来，美国海军还先后和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澳大利亚达成协议，使美军舰机可以进入上述国家的基地和港口进行维修、补给，从而逐步完善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体系。 总之，美国南海政策对中国安全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首先，美国的军事存在增加了南中国海问题的复杂性及解决争端的难度。如果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对此进行干预，将对中国维护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带来巨大威胁，并进一步增大中国在解决南海争端上的难度。其次，美国对菲越等南海周边国家的偏袒大大加强了地区均势格局的不平衡性，使我方在地区角逐中处于明显的守势。再次，美国的干预导致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加快，不符合中国双边和谈、独立解决南海争端的原则，使中国将来和平解决南海问题难上加难。美国的介入也恶化了我国周边环境，阻遏了我走向海洋的步伐。最后，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由于美在亚太安全战略中将会越来越关注南中国海因素的影响，南中国海的区域安全必将在美亚太安全乃至世界安全战略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事态的发展，南中国海完全可能成为象台湾因素那样掣肘中美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支点。 参考文献: [1]张文木.论中国海权[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 (1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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