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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左宗棠收复新疆事关西北边疆大计，军情十分紧急。按照定制，清廷与左宗棠前线采用了以400、500、600里加急并廷寄的方式进行军情传递。这种落后的通讯方式、迟缓的通讯效率直接影响了清廷、左宗棠对战争的指挥方式，确定了前方将领在西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交通运输在整个收复新疆过程中的关键地位，也产生了各军自主灵活性较强，而总体协调性较弱等作战特点。 关键词：左宗棠；收复新疆；军情传递 新疆地处边地，为了保证与内地特别是京师的有效联系，清政府历来对传递新疆公文非常重视，并有严格的制度规定，这成为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军情传递方式的制度基础。 一、对军情传递的制度性规定 在现存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有具体的规定“：台站官员接递新疆等处公文册籍，未能包（保）护如法，以致破损者，将原递站弁及专管各官均罚俸六月。”[1]715按照清朝定制，寻常奏摺由驿接递，不得辄限四、五百里“，应由驿站驰递公文不得由台站驰递。”[1]715寻常的谕旨也一般经由驿站传递。 为了保证朝廷对军国大事的驾驭，清朝制定了极为完备的廷寄制度。当时，寻常封寄事件，由军机处固封，钤盖印信，再令兵部加封飞递。若系奉旨密交各省督抚事件，即用匣颁发，令于覆奏时恭缴，并且预先发给这些大员钥匙一副，以备稽考[2]537。这些谕旨、奏报均由军机处交兵部加封发递。 对于“马上飞递”也做了严格规定，要求“各省移行公文，应用马递三百里至六百里者必皆关系紧要，要先用紧纸包裹，钉封钤印，再行装入封筒。”[2]539具体说来“，以六百里由驿驰奏者，准填用火牌，昼夜限行六百里，不得将寻常雨水、米价等摺，累牍附入。至谕旨限行六百里发往之事，该督抚、提镇接到后，酌量现办情形，分别缓急，亦不必概用六百里覆奏。其余一应奏摺，或遣标弁，或遣家人，自雇脚力赍进；倘以寻常之事及并未奉有谕旨，擅由驿驰奏，甚至限行六百里者，由部察参，从重议处。”[3]674除事关军需紧要文报仍由军台按限加紧递送外“，其稍涉军需、无关紧急公文及寻常摺奏，概令由驿接递，不得遽限四、五、六百里，由军台驰送。”[3]674即使是以三百里加急速度的公文也不可滥用。一般而言，由“军机处交出公文，签发马上飞递者，定限日行三百里”[4]，有紧要事件，也可分别以四、五、六百里加急传递。 那么，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之中，军情是如何传递的？ 二、清廷与左宗棠前线的军情传递 由于西北战争的紧急和清政府对西征的格外关切，清廷与左宗棠大军的联系大都使用了将发布的上谕通过最绝密手段——廷寄的方式来传递，也运用了马上飞递的方式。笔者对《左宗棠全集》中清廷谕旨传递方式、传递速度进行了分类统计（见表1）。 表 1 清廷谕旨传递方式、传递速度一览表  注“：未提”之外皆为军机处廷寄。 从表1中可以发现： 其一，随着收复新疆战争激烈程度的递增，朝廷谕旨的数量也呈递增态势。 其二，传递速度也基本上随着激烈程度而递增。新疆战局最为艰险的光绪元年、光绪二年，以六百里加急传递的谕旨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比例上均达到了顶峰。并且，在各自当年的通讯手段中占到了一半以上的比例。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清廷对西北军情传递的重视。这种情况到了光绪三年发生了变化，随着战争节节胜利，一般性传递的谕旨（以“未提”方式为标志）占据了主要地位。此时，以六百里加急方式传递的谕旨不论从数量还是所占当年比例都明显减少。原因是紧急战况、有关军需运输状况的谕旨随着战局已定而呈明显下降态势，而有关战后奖恤等一般性事件的谕旨明显增多。 通过上表所示，清廷发给左宗棠大本营的谕令主要就是通过四百里至六百里谕的方式传递的，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谕旨结尾部分加上“将此由六百（四、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的语句，那么，这到底意味着怎样的传递速度？ 从光绪元年三月七日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中有如下记载“：窃臣于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光绪元年二月初三日钦奉•••••• ”[5]卷46,32当时左宗棠尚未出关，驻扎在兰州，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北京到达兰州，用“六百里谕”方式传递了九天时间。 在左宗棠的《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筹划情形摺》（光绪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由肃州发往北京）中也有类似记载“：窃臣于四月初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5]卷46,50此时左宗棠大营已移驻肃州，并在城东南设置了行辕，从中可见：由北京抵肃州用“六百里谕”方式用了十天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以最快速度来往一次也得二十天左右时间。而实际上九、十天内能够到达是非常少见的，一般都得十五日左右。如光绪二年四月十三日左宗棠所发《恩谕拟缓借洋款摺》中记载“：窃臣于三月十三日驰递肃州后十六日准兵部递到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年三月初一日•••••• ”[5]卷48,53该廷寄用了十五日之久。就算左宗棠立刻回复，往返也在一月以上。此外，如果清廷与左宗棠大营交流前敌军情，还应包括由前敌到达大营的时间。所以，由四百里至六百里谕“马上飞递”尽管已是当时中国最为快捷的通讯方式，仍不能做到军情信息的及时传递。 这个速度，已大大落后于当时的世界。自从电报研制成功之后，1871年4月18日，欧亚海底电线远东港沪线业已接通“，于是上海与伦敦间电讯即可直达。”[6]可惜，清政府并未将当时先进的通讯手段迅速引进而适用于西征的文报传递，远远地落在了时代的后面，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耗。 这种通讯方式决定了清廷对战局的指挥只能是间接性的、宏观性的。诚如在给左宗棠的一份谕旨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关内关外各事宜，左宗棠业已统筹全局，布置妥协•••••• 该督抵肃州后应如何次第进兵之处，均著随时相机筹办，朝廷不为遥制。”[7]卷298,5从现有的谕旨内容中，我们也的确看出，几乎没有对战争的直接指挥，大量的是督促各省加紧筹措饷需，做好后勤保障。 三、西北前线的军情传递 那么，在西北沙场上，军情传递又如何呢？往往是采用“飞章入告”的方式。如《湘军刘总统禀收复库车，进抵拜城、阿克苏由》和《湘军刘总统禀速复阿克苏、乌什两城由》等重要军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由前敌通告左宗棠的。其实“，飞章入告”是在关内外旧有塘驿大多废驰而又未全面恢复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在军费紧张，又无以筹措资金的情况下，左宗棠“不得已，权商金顺张曜于巴、哈、古城一带各饬所部分段安设马拨驰递文报，照章给以犒费，俟塘站次第兴复再议停止。”[5]卷48,5余虎恩、黄万鹏于光绪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夜克复喀什噶尔的消息就是这样于十九日送达左宗棠的。刘锦棠于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克复叶尔羌城的军情也是采取同样方式于当月十九日送达左宗棠的。其间，分别用了六天和两天。就当时交通状况看，已是尽了最大努力；但就军情传递的实际效果看，依然大大落后于战局的需要。难怪，时任陕西巡抚的谭钟麟会发出“后路防军百数十营，远者相距三千余里，公牍往来动需两月，仓卒有事，无所禀承”[7]卷297,2的慨叹。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重要军报在传递途中由于种种缘由而丢失。如吐鲁番克复的情形是于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据张曜转录孙金彪和徐占彪所上捷报才送达左宗棠的，而刘锦棠本人的军情奏报却“无一字见及”。此时，已距收复之日（光绪三年三月十三日）十六天之久了[8]402。 如果说捷报丢失似还无关紧要的话，那么遇到军情紧急之时就会严重影响决策。光绪三年三月初七日，当大军会攻达阪之时“，本拟达阪不克，谭提督、罗道无率军会攻吐鲁番之理，然终以未接该总统禀报，不能措词”，以至于“日盼该总统达阪捷报迄不见到。”[8]402而且，这份战报始终未能收到。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光绪二年十二月发递乌桓的军情也终未传到，显然是途中遇敌劫持而遗失了。如此重大军报的丢失对于战机的把握，进军策略、战术的运用，各军的协同配合均造成重大的消极影响。 正是基于以上缘由，左宗棠对于前敌的指挥也是间接的“，他曾下令其前路进止机宜已面授总理行营营务处西宁道刘锦棠，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7]卷298,4这样，战争的直接指挥权掌握于以刘锦棠为代表的前敌将领手中，各军的自主灵活性得以体现，而总体协调性则有所降低；左宗棠坐镇大营的主要职责乃是统一筹措、分配、运送军粮和其他军需品，并对战局给予总体的谋划。 四、结 论 可见，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尚未采用当时世界先进的通讯手段，而是沿用清朝定制，这种落后的通讯方式、迟缓的通讯效率直接影响了清廷、左宗棠对战争的指挥方式。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交通运输在整个收复新疆过程中的关键地位，也产生了各军自主灵活性较强，而总体协调性较弱等作战特点。 参考文献： [1] 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26[M].续修四库全书807册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 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84[M].续修四库全书808册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 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96[M].续修四库全书808册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 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00[M].续修四库全书808册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720. [5]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M].上海:上海书店,1986. [6] 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M]//聂宝璋.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635. [7] 奕.钦定平定七省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M].北京:中国书店,1985. [8]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M].长沙:岳麓书社,19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