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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匈奴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术大课题。尤其我国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几乎无一不同匈奴有过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在研究和探讨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乃至政治、经济、民族起源、民俗等诸多问题时，又都无一不同匈奴间题相涉。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匈奴问题研究的深人程度，直接影响着北方各民族许多问题的研究进程。可以这样说，虽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外学界，方家在匈奴研究领域付出了艰巨的努力，从而也获得了大量成果，有些甚至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和具有相当大的科学价值，但，概而言之，整个匈奴问题的研究，仍然处于未知数大于已知数的状态之中。所遗留的问题，远非个别人在短时间内所能解决。笔者撰写此拙文，既无意、又无力解决悬留的崔何问题仅就学习过程中的一些休会，提出一些疑问，在年别地方，亦不揣冒昧表露个人陋见点滴，祈学界赐教。由于不是系统地专论某一个问题，难免杂乱，亦望读者谅解。 一、有关匈奴语言研究的问题 匈奴的语言系属迄无定论。有人倾向于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也有人主张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奴语进行深人研究，本来难度就很大，再加上匈奴人没有用自己的文字给我们留下任何可资借鉴的资料，汉文史籍也只记录并传流一下来极少数的匈奴语词，所有这些都更增添了匈奴语研究的难度。所以，时至今日，学界对仅有的数个匈奴语词也是众说纷云，使人莫衷一是。但是，在对匈奴语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本身，也还存在着值得推敲和反思的问题。 有的学者，把本不属匈奴语的语词，当成匈奴语词进行研究和考证，这当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和答案例如“祁连山”一词中的‘祁连’，就不是匈奴语词如众所知，在匈奴人到达祁连山地区之前，“祁连山”这个地名就早已存在了而那个地区在匈奴占据之前，是由乌孙和月支居住的匈奴人打败月支和乌孙以后，进驻到河西走廓，其中也包括祁连山区在内那么，我们仅根据这一点，就有充分的理由说，祁连山这个自然地理实体的称谓不是由匈奴人命名的，而是先于匈奴居住在那里的居民，也许就是乌孙为其命名的匈奴人只是接受并继续沿用了“祁连山”这个现成的地名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很难想象，在匈奴人尚未进驻某个地方之前，就先为那个地方用自己的语言命名如果情况被我们说中，人们便没有任何理由说“祁连”是匈奴语“天”的意思我们认为，即使祁连一语最终被考证为“天”的意思，那也不是匈奴语，而是最初为祁连山命名的那个民族的语言再如，“燕支山”一词中的“燕支”一语，也不是匈奴语其情况大致同前述之“祁连”一语相仿至于“匈奴乃歌日亡我祁连山……，失我燕支山……”并不意味着丢失了“用自己的语言命名的地方”，而只是泛指“失去了我匈奴人占据着的祁连山和燕支山地区”。 还有人把汉语词当成匈奴语词去研究，去考证例如“潼酪”一词，这本来是地道的汉语词，只不过是一个合成的双音节词而已方壮献先生将其考释为“乳”[1]这就不合适了因为这个词不用考释，它本来就是“乳”的意思如‘滋乳汁《列子•力命》乳撞有余” [2]。酪是“用牛、羊、马等乳炼制成的食品。” [3]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把“潼酪”这个合成词折开来，适是原料一一乳酪是制成品合起来就是‘用奶制成的食品”，简言之就是“奶制品”或“奶和奶制品”所以，象这样的词语，根本用不着再费气力去考释。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对汉文原文没有深刻地理解的情况下，对匈奴语词进行阐释这样势必出现越解释离原义越远的情况例如，近几年对匈奴语词‘阮脱”的考释，情况就是如此。原文“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欧脱”其实，在对这段话加注标点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疏漏文中的“间、中”是不能分开的，在古汉语中，“间中”就是“中间”，分开来标在两个分句中是不妥当的。另外，“莫居千余里”之间鼻好不加标点，“各居其边为既脱” [4]倒是真正应该分开加标点的笔者以为，应该将句子标点如下“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 [5]这样一来，在理解上就不会发生任何歧义如果象原标点那样，就会使人理解为“与匈奴间，中有什么，边上还有什么”这就会导致混乱这个问题，在《汉书》上已经得到解决，只是我们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就是了《汉书》是这样写的“与匈奴中间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欧脱”无论是《史记》或者是《汉书》中的“为既脱”都应该断开，因为它是对前面各句的总括如果我们用句子分析法来讨论的话，首先要肯定这是一个判断句，句中的“为”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是”将其紧缩起来，整个句型便是“地为匝脱’即“弃地是贩脱’而我们的一些研究者，为了说明“贩脱”就是“上室”、“哨所”，使硬把句中的“为”解释成“修建”。众所周知，当时的匈奴人是“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的一种状况，也可以说，这就是他们的作战原则怎么能期望执行这样一种作战原则的人，会在边界上“修建”于一么作战设施必须明确的指出，匈奴同东胡之间绝对没有“固定的边界”。那么，它们的“土室”。哨所”之类修到什么地方呢我国北方以游牧为生的各兄弟民族，直到全国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普遍都没有修建固定居室的传统和习惯。在相当长的年代里，草原上的各民族之间，民族纠纷时有发生，有时一些纠纷甚至上升到了械斗的程度，而且规模也是很大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械斗不管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大休上仍然保持着“利则进，不利则退”那样一种古老的作战方式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民族在白己占据的什么地方修过什么“土室”、“哨所’之类的东西也有的人为了证明汉、匈之间也有贩脱，便把原文“阮脱捕得云中生口”，解释成“从这个生是在云中捕得一语看来，可知这里所指的阮脱是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汉云中郡治一带。’这种理解和解释，同原文所指的意思，相去实在太远了把原文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则是“在欧脱抓到云中的俘虏”怎么会变成“这个俘虏是在云中抓到的”。退后一步讲，汉朝对自己的领土也是看重得象命根子一样，怎么能允许匈奴人在自己的云中郡一带“挖土穴”、“修土室”、“建哨所”呢这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笔者认为，汉匈之间是没有欧脱的。 在匈奴语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音译汉字的读音问题。以匈奴官职“谷蠢王’为例其中的“谷”字，何以见得就读“鹿”呢这个头开始于服虔他在为《史记》注解时说，“谷音鹿”从此，这个字一到了“谷忿王”的时候，便很白然地成了“鹿忿王”那么，这个宇到底读不读“鹿”呢我们生活在两千年以后的人，只好跟着前人说，“读鹿”。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比服虔早近二百年的司马迁生活的那个时候，就没有一个字能够正确表示出“鹿”的读音吗那个时候“鹿”字不存在吗作为治学态度非常严谨的司马迁，自己不知道“谷”、“鹿”二字在读音上相去甚远吗那么，他为什么要在一个必须读“鹿”的地方，写一个“谷”字呢我们再看看比服虔早数十年的著名音韵学家许慎是怎样为“谷”字读音的。他在举世闻名的音韵学巨著《说文解字》中写到“谷其虐切”难道许慎不知道这个字还要读成“鹿夕吗难道他没有读过《史记》这样的巨著，并发现其中旬谷蠢王”的提法他为什么不将这个字同时又训成“鹿”呢可见，在许慎之前，这个“谷”字只有一个读音，即“其虐切”亦即“部”、“缺”。如果说它又读作“鹿”的话，也只能说可能是在后来，至少是在许慎以后发生的音变。它已经同司马迁在《史记》上的“谷部摇王”毫无关系了。正象这个字在唐代以后，被写在“吐谷浑”上时，读峪的情况一样也同《史一记》中“谷援王”中的“谷”不是一回事倘若这一情况又被我们说中，那么，“谷援王”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一些了。 在现代操突厥语的各民族语言中，都保留着一个非常古老的词，即这个词的词义为“手、手臂”。自古以来，突厥人的皇帝或可汗就把自己最信任、最贴近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大臣喻为‘左右手”，在称呼上也是“左手大臣’、‘右手大臣’等这种习俗在汉族中也常常听到，如“义是的左右手”。所以，我们说匈奴的“左谷蚕王”就是“左手大巨”，其中的“谷蠢”正好就是的译音。同时其义也正好就是“手”由于汉语的语音无法百分之百地转译这个音节，所以，司马迁便选用了同其“最相接近”的“谷邵”来表示。至于比司马迁晚后五、六百年的颜师古，尽管他是一位学识非常渊博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音韵学家但，他必竟距离司马迁的那个时代太远了一些，因此，对于他为《汉书》所作的一些注解，在引用的时候，应该慎重地衡权其可信程度，切勿人云亦云，唯古人是从。否则，科研事业还谈得上什么发展。 再如，对一撑犁孤垫与单于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单于一词最早见之于《史记》，《汉书》因之在匈奴存在的数百年历史中，至少立过数十个单于史册上单于这个词出现的次数当以千百计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同“撑犁孤堡”是什么关系从现象上看，似乎撑犁孤垫是对单于的注解。原文如次‘单于姓挛鞍氏，其国称之日‘撑犁孤堡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途’。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夭单于电。”如果按上而解释来理解的话，“冒顿单于”不成了‘冒顿广大之貌”史册上的“单于既立”也就变成了“广大之貌既立几岂倘若再把“撑犁孤堡”同“单于”合在一起，则“立为单于”就变成了“立、为天子广大之貌”这种语言结构及其含义，实在令人费解。 笔者以为，“撑犁孤堡”在读间或词义上就是“单于”的读音或词义把两个相同读音和相同语义的词合在一起实属蛇足。“撑犁孤堡”译成汉语是“天子”实际上并不是“天之子”，而是天赐之福，‘单于’译成汉语也是“天子”。只不过“单于”是“撑犁孤酬的速读。而且将二者合在一起，只见之于各种注释中，邻不见之于《史记》原文。何以见得这两个词，在匈奴语中是一回事呢“士安读《汉书》，不详此言，有胡奴在侧言之曰此胡所谓天子，与古书所说符合也”这段话对我们解决“撑犁孤璧’和“单于”两语的关系至为重要。其一，他是在读到首次出现“单于”的那个地方时，就发生了“不详”此时，他是没有读到“撑犁孤堡”那个地方，所以，士安不一洋的只能是“单于”一语。其二，他身旁的胡奴对他解释的，恰恰也就是“单于”是“胡所谓天子”这就明白告诉人们，“单于”就是撑犁孤重”。其次，在汉朝那个时候，只有皇帝也就是天子的印章才称“玺”而匈奴同汉朝亲善之后，汉皇帝给匈奴单于缓了“匈奴单于玺’到了王莽时，又将其改成“匈奴单印”。不管是“匈奴单于玺”或是“匈奴单于印”，其中的“单于”一词必相当于“皇帝”，“天子”无疑。再次，既然古人把西域之译为于田，足见在当时“单于”一语中的“于”的声母当是，也就是说，‘单于”中的“于”正是“撑犁孤垫”中的“孤堡”。其中的“单”正是“撑犁”的速读古籍上不是记载着匈奴的“单于”又称“当于”或“当户”吗如果把“当于”、“当户”译成汉字，那就晚加接近‘撑犁孤堡”了。 在对匈奴进行研究时，接触最多的恐怕要算人名或官职。而且往往是两者交织在一起纵观此前的众多考释，笔者以为，一部分考释者对那些交织在一起的人名和官职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以致所得结沦不能令人心悦诚服方壮酞认为“冒顿”一语相当于秦始皇的“始”稽粥一语相当于秦二止的“二”句黎胡则同蒙古语之“七”相对应岑仲勉先生指出，在他们各自被立为单于之前，就已经叫那个名字了，怎见得当初起名时就予料到要立为第几位单于何星亮也说稽粥不应该是“二”，如果有“二”的意思，那也只能是“老上”一语但是何星亮在反对以人名混为官号的同时，却又说“冒顿”一语为“始”，岂不自相矛盾。 二、到底有几个天山 从现有材料看，似乎至少有三个天山一个是被普遍认为天山的祁连山这个说法见之《西河旧事》“按……祁连一名天山，亦日白山也。”这种说法一直延续至今第二个天山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天山至于它的命名始于何时，笔者未作过考证，无法回答但在《史记》的注释中也是写得很明确的徐广日“出敦煌至天山”晋灼云“在西域，近蒲类海”《括地志》云“祁连山在甘州张掖县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罗漫山，在伊吾县北百二十里•⋯⋯”《西河归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谓之天山也。”这几处注释都是极明白的“出敦煌至天山”，当然不是祁连山，而是指今新疆境内的那个天山，因为祁连山不出敦煌“近蒲类海”就是靠近今巴里坤湖，这显然也不是祁连山，而是“在西域”的那个山，即今新疆境内的天山，因为祁连山不近蒲类海“在伊吾县北百二十里”这就更加明确的界定了它的地理位置，显然不是河西走廓的祁连山，而是今新疆境内的天山匈奴人正是把这座当时被汉族人称为白山的山体称作天山。所有这些，都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天山不是祁连山即使是《括地志》，也是把祁连山和天山分别叙述，径渭分明不知什么原因，竟把相距近两千里路的两码事扯到一起，搞成一回事，实在是说不通的第三个天山，见之于黄文弼先生年的一篇论文《两汉匈奴单于庭变迁考》文中称“天山疑即今之巴音察干山。”笔者不清楚在黄先生撰写论文的年那个时候，文中所指的巴音察干山是现今的什么山但从“巴音察干”这个蒙古语词来判断，它既不是祁连山，又不是新疆的天山它的地理位置当在蒙古人居住的区域内面对三座天山，人们到底应该怎样决择前文已说过，“祁连山不是天山”那么，巴音察干山是不是天山呢若仅从汉字“天山”二字考察，笔者可以判言，巴音察干山同“天山”毫无关系，两者绝对不是一回事。可是巴音察干山的蒙古语义恰好是“富饶的白山”这就同前而提到的“天山又名白山”琢及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先分析一卜“巴音察干山”的语言结构山是通名，是汉语，察干是专名，义为白色，是蒙古语，将其合拢，就是“察干山”，即白山前面的巴音一语是对“察干山’的修饰，而不是对“察干”的修饰因为如果“巴音”只修饰“察干”，译出来就变成了“富饶的白色”，这是不通的。由此，我们认为黄先生所说的巴音察干山，也不是被称为白山的天山因为“又名白山”的天山前而没有“富饶的’这个修饰语，而黄先生所说的“白山”前而有“富饶的”修饰语实际土带有修饰语的地名同不带修饰语的地名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黄先生之所以说巴音察二一川是天，可能就是仅仅考虑到该词后半部分“白山”正好同天山又称白山的“白山’发生了巧合所致。笔者曾在新疆工作达二十年之久，从未听说过有人把天山称作巴音察干山一可见黄先生所说的巴音察干山，必然不是新疆境内的天山无疑笔者以为，通过上述论证，已经说明祁连山不是天山，巴音察干山也不是实际的天山，那么天山就只有一个，即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天山。此陋见不知学界以为然否 三、匈奴人的文字问题 近读吐尔洪•阿理玛斯的著作《匈奴简史》，书中斩钉截铁地说匈奴有文字书称“根垠近年来发掘到的文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匈奴早在纪元前五世纪就使用了叶尼塞鄂尔浑文字。”从这里，我们看到吐尔洪先生明确主张匈奴有文字，另一方面吐氏还明确地指出匈奴的文字是叶尼塞鄂尔浑文这可说是迄今在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上最为新颖的观点该书还从五个侧面对匈奴人有文字的问题进行论证诸如“匈奴早在纪元前数百年就进人了封建社会”，并依据社会发展规律推断，既然进人了封建社会，当然就应该有文字还有匈奴单于曾多次同汉朝皇帝有过书信往来匈奴人绘制并使用过有文字说明的地图等等首先要说明的是，就现有的历史文献或匈奴当时的实际状况而言，匈奴并没有在公元前数一百年就进人封建社会，恐怕一直到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也没有走到封建社会的边缘人们知道，衡量社会形态的最重要标志是生产资料所有形式和生产方式匈奴人在他们活动在历史舞台的数百年过程中，一直是比较原始的游牧落部生活，没有出现过土地的地主阶级占有制，生产力也没有发展到少数封建地主剥削大多数农民农奴剩余劳动的水平。因此，说匈奴人在公元前多少世纪就进人了封建社会，甚至说匈奴人曾经历过多么长一段时间的封建社会，恐怕都是没有根据的其次再说匈奴单于曾同汉皇帝有过书信往来的问题一般说来，“用文字书写了什么’同“有自己的文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我们现卖的生活中，不是经常碰到回族人“用文字写了什么，的情况吗但是，回族人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这种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因此，不能认为“用文字写了东西”便“有自己的文字几绘制和使用地图的情况亦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吐尔洪氏的五点论据之中，有一点说，“三国时使柬埔寨按应为扶南，下同。笔者的康泰回国后说，“柬埔寨的文字同匈奴文字是一样的”史载，朱应和康泰是由吴大将军吕岱于黄武五年公元年派遣出访东南亚的。康泰曾著有《外国传》唐以后亡佚我们且不去考证康泰是否说过上面的话，先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康泰是吴国人，吴在当时所据地盘主要是长江以南两湖，江浙、阂赣等长江中卜游地区，在江北它几乎没有什么势力。而在那个时期，关国基本上没有同匈奴打过什么交道同匈奴接触最多的是曹魏作为吴国人的康泰，是不是真的见过匈奴人的文字如果匈奴有文字的话，实在令人怀疑倘若连吴国人都见过匈奴文字，那么长江以北广大地区见过匈奴文字的人一定为数甚众可是我们的史学前人包括注释家，为什么单单没有把这个情况记载下来所以，康泰所言‘柬埔寨文字和匈奴文字一样”，其可信程度是相当低的在没有确切证实某件文物上的文字“就是匈奴文字”之前，作出“匈奴有白己的文字”的结论为时尚嫌过早。 四、冒顿单于是乌古孜可汗吗 在学习吐尔洪•阿理玛斯的著作《匈奴简史》时，笔者发现，吐氏在叙述匈奴历代单于寸，特意在冒顿单于后加了一个括号，括号内写着“乌古孜可汗”这就是说，在吐氏看来，匈奴的冒顿单于就是维吾尔族传说中的“乌古孜可汗”。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科学是要靠事实来说话，历史科学尤其如此任何假想或虚构都不能代替事实，众所周知，维吾尔古典文学作品《乌古孜可汗的传说》，是一部非常著名的文学作品它在维吾尔族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几乎是家喻户晓尽管它“是研究古代维吾尔族历史、文学、语言等方而的珍贵文献。”但它必竟不是历史著作，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它是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是经过加工的文学作品。正如同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等同起来一样，也绝不能把文学作品，特别是把传说故事当成确凿史料去对待。值得一提的是，《乌古孜可汗的传说》一方面具有史诗的珍贵价值，另一方面又兼有着神话的浓厚色彩。象这样的文献，在引用到历史研究中去的时候，尤其要特别慎重此其一。单于和可汗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可汗的出现要晚于单于数百年之后，我们在既承认匈奴的单于称号，又承认突厥的可汗称号的同时，是没有理由说某一个可汗就是某一个单于的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如果我们硬要把不同时代的两者拉到一起等同起来，势必把本来眉目清晰的历史，人为地搞混乱了仅举一例就可说明，传说中的乌古孜可汗有三个儿子，他们分别叫日、月、星如果冒顿就是乌古孜汗，那么稽粥岂不正是日、月、星中之一吗可是实际情况恰恰并不是如此此其二再说，《乌古孜可汗的传说》，原文明白地写着“这之后，乌古孜可汗向四方发出了救令书写了诏书派使臣们送去诏书上写着“吾乃回鹤可汗⋯⋯。”这就清楚地说明，乌古孜可汗和冒顿单于不是同一个寸代的人。冒顿在纪元前年就当了单于，乌古孜可汗就算是回鹊的第一个可汗，那已经是公元年的事了。把两个相距近年的人物，合拢成一个人，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此其三。还有，乌古斯可汗的征战活动这是他最显赫的时期，一直“到了慕士塔格山下”而冒顿单于的战功也是极为显赫的，他南征北战，扩大了不少地盘，但是史籍上从来也没有过关于冒顿单于到过慕士塔格匀下的记载也许匈奴最后西迁的时候曾到过慕士塔格山下，那己经是很晚的事情，同冒顿单于是无涉的。此其四根据以上诸点，笔者以为，维吾尔古典文学名著中的鸟古孜可汗，或者民间传说中的乌古孜可汗，都不是匈奴的冒顿单于，如果强行把他们说成是一个人，恐怕不会为学界所接受。 总之，笔者在学习有关匈奴问题的文献过程中，一方面获益匪浅，另一方面也感触很多。在匈奴研究领域竟会有这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所谈，仅是一些心得或体会，还有不少问题，由于一时也无所适从，留待以后再讨论以上赘言，算作结束语。 又:吐尔洪•阿理玛斯在谈到康泰所言时，曾有一个注，注称:见陈寿《三国志》柬埔寨条，又见《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汉文本第37页。经查，《三国志》无柬埔寨条:所言之《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系按年分期辑录的，因原注朱指明午份及期号，亦未能查得，谨此说明。 参考文献： [1]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第535页 [2]《辞海》缩印本第977页。 [3]《辞海》缩印本第1959页。 [4]《史记•匈奴列传》中华点校2889页。 [5]《汉书•匈奴传》中华点校本第3750页 [6]《史记•匈奴列传》，中华点校本第2879页。 [7]林斡《匈奴通史》，第161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史记•匈奴列传》，中华点校本第2891页。 [9]《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50页。 [10]《史记》，中华点校本288页 [11]《史记》，中华点校本第2888页。 [12]《史记•匈奴列传》，第2909页。 [13]《史记•匈奴列传》，第2909页。 [14]《史记•匈奴列传》，中华点校本，第2878页。 [15]《史记•匈奴列传》中华点校本，第2878页 [16]《史记•匈奴传列传》，中华点校木，第2878页。 [17]《匈奴史论文选集》，第542页。 [18]吐尔洪•阿理玛斯《匈奴简史》，维吾尔文本，第231页。 [19]吐尔洪•阿理玛斯关于匈奴人文字问题的论述，均见《匈奴简史》维吾尔文木230—236页，文本详摘。（本文作者）。 [20]吐尔洪•阿理玛斯《匈奴简史》，维吾尔木，第234页。 [21]范文斓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214页。 [22]《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作品选》，第55页。 [23]《维吾尔古典文学作品选编》，第6页。 [24]同上，第6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