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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题史、区域史和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历来是中国通史和断代历史研究的一个薄弱而难度较大，尤应加强拓展的综合领域。新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之一，约18万字)一书，正是几十年来，填补上述空白领域。著者致力于中亚近代史和清代新疆史的研究历10年，新见迭出，研究领域渐有拓深，先后发表《1759--1820年清与浩罕关系》(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张格尔入侵前后的清与浩罕之关系》(载《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从大黄、茶叶贸易看15世纪后的中亚交通》(载《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中亚浩罕明格朝前史初探》(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关于乌兹别克九十二部名》(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6期)、《1832年清与浩罕议和考》(载日本《内陆尸ジ言语の研究》，1989年)、《和卓崇拜的兴衰》(载《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长龄、那彦成与南疆之乱》(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等数十篇研究论文。作者的这些研究已经引起国内甚至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美国学者罗沙比(M·Rossabi)教授在看到《1832年清与浩罕议和考》一文纠正了《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有关缺失时，给作者来函中称道该文"非常精采"、"颇为欣赏"。日本学者滨田正美教授认为《清季布鲁特(柯尔克孜)诸部分布》一文“非常出色”，是有关学者"应该参阅的重要论文"。而问世的这部专著正是建立在不懈研讨的基础之上。其论述力求严谨，史论结合，多发前人所未发，功夫扎实，自成一家之说，令人信服，为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谓浩罕国鲜为一般人所知。它创建于18世纪初，与布哈拉、希瓦共称中亚乌兹别克三汗国。在18至19世纪的一百多年间它活跃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畔。浩罕国最强盛时，其统治地域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诸共和国的一部分或大部。现在研究这个早已覆亡并为大多数人所遗忘了的中亚汗国，其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究竟何在呢?我认为有以下三点比较重要。 (一)有关浩罕国的历史一直处于浓厚的迷雾之中。一般说来，愈是接近近代的事情我们愈是知道得多一些，但也有例外。瓦姆别里(T·BamOepn)在一百年前就写道：“我们关于一百年来亚洲其它国家的前景的情况愈来愈详细可靠，而外乌许水地区却完全相反。我们愈是接近近代，掩盖当地凄凉景象的烟雾也就愈浓……这些浓雾首先淹没了阿施塔尔哈尼朝(Astarkhanid,1959--1753)最终崩溃和芒吉特朝(Mangit,1753--1920)兴起的那个时代的细节”［瓦姆别里：《布哈拉或外乌许水地区历史》(圣彼得堡，1873年)，第二卷，页115～页116。］。本世纪初一位俄国学者济明也指出：“18到19世纪布哈拉、浩罕和希瓦这些中亚汗国的历史是东方历史研究程度最肤浅的部分”［济明：《“胜利之镜”及其在浩罕汗国史上的意义》，载Π3CTKΠA，年度17，1913年，页31。］。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今天，前苏联学者罗莫金在1975年写道：现在"对18世纪明格王朝一百年浩罕领地历史的研究仍很肤浅，迄今甚至还没有建立起18世纪浩罕统治者的年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和尔吉斯历史资料》(莫斯科，1975年)，第一卷，页224～页225。］。因此，关于浩罕国的历史基本上还是一个待开发的处女地，颇有拓深研究的余地和前景，也是摆在中亚史学者面前的富有科学价值的课题。 (二)中俄在新疆西部本不接壤。1860年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还规定中俄边界“南到浩罕边界为界”。直到1876年沙俄并吞了浩罕后方将其殖民统治推进到新疆西南边界附近。如果不健忘的话，前些年中苏边界发生纠纷时，有一批前苏联学者曾反反复复地宣扬过所谓的“浩罕遗产”论。那末，“浩罕界”在哪里，“浩罕遗产”论误谬之何在，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该正视而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三)自1759年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新疆政局一直相当稳定。但是自嘉庆末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南疆喀什噶尔地区不断发生新疆伊斯兰宗教贵族和卓集团勾结浩罕封建主的骚乱，浩罕封建主甚至还多次武装入侵南疆，特别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霸占南疆达11年之久。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自敌对势力的某些人十分热衷于伪造这段历史，毫无根据地把浩罕入侵者装扮成维吾尔族的"民族英雄"，把浩罕入侵活动硬说成是“反汉起义”，以达到挑拨民族关系，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险目的。显然，从理论和事实上反驳这些胡编乱造是我们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重任。 该书的著者正是在把握上述重任和时代发展脉膊的前提下，充分占有了确凿的有关汉文史料，特别是鲜为人知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广泛搜集了西方包括俄国的有关史料，对丰富多彩的中亚当地文字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复辨证，在综合上述三方面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潜心钻研，孜孜以求，终于初步揭开中亚浩罕国及其与清代新疆关系的历史迷雾，这既表现了著者的严谨的科学治学态度，又体现了一个历史工作者把自己的研究工作紧密地贴近现实的务实求真的精神。 二 总括评价这部专著，我们认为它在如下方面取得较大突破，为前人所鲜有论及。 (一)浩罕国的早期历史既不见于汉文史料，又不见于西方史料，一直是中亚史研究中的难题。这部书透过中亚当地文字的模糊不清的传说材料，逐一排比，条分细缕，审慎地考察了浩罕城的起源、创建浩罕国的乌兹别克明格部的渊源、明格政权的创建和早期浩罕统治者的活动等颇为棘手的问题。认为明格统治者定都浩罕是在阿卜都尔噶里木统治时期，也就是该政权创建大约30年后的事，即1740年前后；明格部出自拔都的钦察部，原在里海附近活动，后为"游牧月即别"的一支，16世纪随昔班尼汗来到中亚并遍及中亚各地；本是游牧部落的明格人在相当长时期里保持着逐水草而迁徙的习性，这大概是明格人遍布中亚的主要原因，但在绿洲生活的长期熏陶下走向定居，则是势所必然。沙鲁赫便是定居费尔干纳一地的明格人酋长，而浩罕绿洲王朝的诞生正在此时。从而为从前勾勒出浩罕国的早期历史图画，初步还原了“庐山”的本来面目。 (二)和卓问题一直是困扰清朝统治新疆的一大问题。近年有关这方面研究已有很大进展，但主要还仅限于新疆境内的和卓活动的研究。这部书把新疆的和卓和中亚的和卓联系起来讨论，寻求其内在的必然联系与特点，把和卓问题放在大中亚的范围系统考察，不但拓宽了研究的视野，而且将浩罕与清代关系中的宗教背景阐释清晰，深化了中亚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如著者在论述和卓问题时说：在相当于我国明清时期，中亚和新疆政治生活中最瞩目的是，伊斯兰苏菲思想的广泛传播和伊斯兰和卓集团的空前活跃。浩罕明格政权的创建，浩罕和清代新疆的关系都与和卓集团和苏菲派活动有密切联系。自布哈拉的玛哈图木·阿杂木之后，和卓们在中亚各地仍拥有很大权势，有的攫取过世俗权力，但那多半是在布哈拉世俗权力薄弱的外省、塔什干、巴达克山、巴力黑等地。和卓们为争夺教权及教权带来的政治、经济权益展开激烈斗争，玛哈图木·阿杂木家族内部斗争亦十分激烈，这一斗争在南疆地区则表现为白山宗和卓与黑山宗和卓的斗争。这一思路对目前研究多国跨境民族的宗教信仰、民族关系与民族现代化问题不无启迪与参考价值。 (三)浩罕在清代历史上究竟属于中国还是属于外国，这是浩罕与清朝关系的关键问题，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是阿古柏问题是中国内乱还是外患问题，以往学术界一直有不同认识，而敌对势力也往往因此混淆是非。这部书系统考察了浩罕与清朝的百年关系史(1759年～1876年)，认为1820年浩罕封建主唆使、支持张格尔骚扰、窜犯新疆南部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浩罕与清代新疆百年关系的历史便由此划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759年至1820年，浩罕为清附属国。这又可分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前期前段(1759年至1799年)和前期后段(1800年至1820年)。后期1820年至1876年浩罕为清帝国的邻国，有时甚至是敌对的邻国。其转折点为1820年张格尔骚乱。后期亦可分为三段：1820年至1830年为后期前段，1830年至1840年为后期中段，1840年至1876年为后期后段。总之，清与浩罕的关系可分成前后两期，共五个发展阶段，这与浩罕与清代中国历史进程也不是没有联系的。这部书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经济角度详细探讨了这一演变的历史过程。言之有物，论之成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四)清朝对浩罕采取的政策是清朝西北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书系统地、动态地、全面地考察了清政府对浩罕政策上的失误及其严重后果，特别是关于1830年前后那彦成、长龄等疆吏的政治活动的分析，给人以较为深刻的印象。 (五)除了集中主要精力论证所拟定的主题外，这部书还以较扎实的考辨解决了一些具体的难题，如对清朝在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等地所设卡伦位置问题逐一进行了考证，清代柯尔克孜诸部落分布问题，也有详论，并附有嘉庆年间的分布示意图，从而使文字描述更加生动形象。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为这部书增添了色彩，也为新疆历史地理、民族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引用的崭新成果。 (六)历史研究者除了对所述历史问题提出明确的时间概念外，还必须要对所论的地理环境做到心中有数，绝不能闭门造车，只限于纸上谈兵。据笔者所悉，本书著者为了深入这方面的研究，不辞劳苦，曾冒生命危险前往南疆西部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论证。其为科学研究事业勇于探究奉献的精神是可敬可贺的。该书的著者所绘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所属卡伦示意图、1817年至1830年对浩罕禁绝贸易的形势图、长龄筹议西四城防御体系图、1871年新疆形势图、沙俄进军浩罕图等八幅历史地图，便将所论述的地理环境形象化，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有关内容，同时也提高了书的科学实用价值，其意义非同小可。 (七)本书还附有浩罕汗谱系表、大事记、参考书目(分汉文、俄文、西文、日文、中亚当地文字等)和人名、地名索引，这不仅符合国际学术著作出版的标准，而且这些附录完全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非画蛇添足。如汗罕汗谱系表是迄目前为止，考审最详、最完备的系表，解决了爱玛尔汗继位等百余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难题，颇有科学实用价值；大事记是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式的浩罕与清代新疆百年关系史的浓缩；文献参考目录的列出，既显示了著者较广的知识面，掌握资料的丰富，也为他人从事这方面的研讨提供了诸多便利；人名、地名索引的编制，既有利于阅读本书，又益于翻检、核查有关事实与人名、地名，同时还便于国际间学术图书的交流，为其它同类学术著作的版式设计提供了较好的范本。 总之，以上这些方面的成功，显示了著者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底。当然著者所作出的种种解释和结论，尚有待于时间的考验。但正如郭平梁先生为这部书撰写的序言中强调的，这些论证都是“以史料为依据的”和“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究成果。 最后要提及的是，该书虽系专门的学术研究著作，但行文简洁流畅，材料取舍剪裁、整体布局结构较为得当，论述考订较为严密审慎，不愧为近年来清代边疆史和中亚史研究的一部颇有特色的上乘之作。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本书主编在选题以及研究边疆史方面所具有的深厚功底和远见卓识。中亚史新疆区域史的研究正如郭平梁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提到的，要在经济与经济关系、文化与文化关系、民族与民族关系、宗教及其影响等四个方面狠下功夫。我们看到这部书着墨于政治与军事问题，写得有声有色，占有相当份量，颇有深度、力度，但在有些方面相对单薄。比如著者在有关经济和经济关系问题上也是尽了力的，但仅仅是个开端，这方面的研究亟待深入下去。至于文化与文化联系则几乎没有涉及，如何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写出一本更加完美上乘的类此著作，是读者寄厚望于著者及有志于中亚史研究的同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