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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巡私记》是现在仅存的系统记载北元初期历史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窥见宣光、天元两朝政局的重要线索。北元上都、应昌小朝廷里存在着一个与苟且偷安派相抗衡的振兴派。其政治纲领是任用扩廓帖木儿，迁幸和林，团结西北诸藩共图恢复；主要代表人物是哈剌章、扩廓帖木儿。昭宗宣光朝乃至脱古思帖木儿的天元朝振兴派总揽朝纲。以扩廓帖木儿为首的元地方实力派，以哈剌章、蛮子为首的中央直属武装力量和以扩阔帖木儿为首的岭北诸藩势力，团结一致，诱敌深入，英勇奋战，击溃了洪武五年北征的明军，使北元——蒙古的统治得以稳定下来。 关键词：北巡私记；北元；政局 公元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夏历闰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元惠宗妥欢帖木儿仓皇北奔上都，八月初二日明军克大都，大一统的元王朝终结。在大漠南北维持自己统治的蒙古黄金家族政权，仍以“大元”为国号，史称北元。1388年脱古思帖木儿被也速迭儿所杀，大约就在此时“大元”国号废除，仍称大蒙古。 北元前后维持20年，蒙汉文史料均极贫乏。《北巡私记》[1]是现存仅有的一部系统记载北元初期历史的著作。作者刘佶，身世不详。据本书透露，此人随惠宗北奔上都，时为“枢密属官”，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正月初九“拜监察御史”正七品，是一位低级文职官员。三十年（1370年）正月十一从观音奴赍诏赴陕西征扩廓帖木儿入卫。《私记》结尾处，作者云： 自二十八年闰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之事，佶所知者撮其大要者载之，以备异日掌故。至密勿大政及军旅之计，非小臣所得知者，姑缺之云。 《私记》日记体，篇幅极短，不过二三千字。但北元最初的17个月里，刘佶毕竟是生活在朝廷驻地上都和应昌，毕竟是统治集团中人，在他的笔下，准确记录了当时的朝廷大政，透露出弥漫朝野的腐败阴暗气氛，并为我们提供了窥见日后宣光、天元两朝政局的重要线索，极为珍贵。 （一） 在刘佶笔下，上都、应昌时期的北元朝廷，挣扎在断垣残壁之间，昨天的辉煌威仪顿成昔日黄花。《私记》载：惠宗离开大都， 二十九日，车驾至居庸关。时经红贼之乱，道路萧条，关无一兵。车驾至，亦无供张。帝太息曰：“朕不出京师，安知外事如此！” （八月）十五日，车驾至上都。上都经红贼焚掠，公私埽地，宫殿官署皆焚毁，民居间有存者。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公献币二万匹、粮五千石至，始有自存之势矣。 境遇狼狈不堪。亡国之征频频出现，又从心灵上吞噬着北元君臣。闰七月二十八日离大都，三十日驻鸡鸣山。 是夜鸡鸣山西北峰崩，声如巨雷，御营中人马皆惊。 至正二十九年正月初九日， 有狐数头入行殿，直至御座下。御史大夫阿剌不沙见上，极言亡国之兆。上曰：“天意如此，朕将奈何！” 然而，即使面临如此险恶的生死存亡关头，元末朝廷的腐败之风，却并未有丝毫敛戢。八月初七日，尚在赴上都途中，惠宗任命纳哈出为辽阳行省右丞相。 纳公（哈出）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知兵善战，辽东贼皆为所殄。皇后欲寻仇于高丽，语皇太子：曷使纳哈出问高丽之罪！ 次年二月初一，以撒里蛮为中书平章政事。撒里公嗜酒，不欲问时事，疏辞，不允。 时哈剌章指责执政说： 尤以撒里平章为不称职。倍问：瞥何不与上言之？”哈刺不答，意其有内援也。 后台就是奇皇后。上年十二月十三日监察御史徐敬熙条陈十事，其第二条便是“勿令宫掖干预政事”，而撒里蛮之任命是在徐敬熙上条陈一个月以后。国难当头，皇后奇氏弄权如故。 朝内朋党之争也并不因为国家危亡而消弥。八月十七日，即小朝廷北迁上都以后的第三天，刘佶慨叹说： 当时颇有议省行与枢臣龃龉者。时事至此，犹有朋党之见存，唏矣！ 徐敬熙条陈十事之四，为“宰相非人，请择贤者、能者。”上面提到的那位以奇氏为内援的撒里蛮平章，就是备受舆论訾议的执政者之一。 至于苟且偷安、侈糜沉沦之风，依然弥漫朝廷，一仍其旧。九月初， 从臣闻贼出居庸关，意颇惶惶……既而闻贼兵不出，事乃已。 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刘佶又记： 贼兵久不出边，从官渐为家室之计。 二月二十二日，刘佶再记： 哈剌公言执政竟市高丽婢，若忘社稷之为墟者，尤以撒里平章为不称职。 徐敬熙所陈第一条“戒酒”，最能反映当时朝廷上下绝望而又不思振足，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的氛围。 地方上的情况，《私记》亦有不见于他书的记录。据明朝方面的资料，徐达克大都，曾遣薛显、傅友德、曹良臣、顾时等分巡古北口等关隘。《私记》云：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贼将薛显出古北口，古北口守将佥知枢密院事张益奔行在。 前此朱元璋已经吩咐徐达：元帝“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明军并未出古北口，张益便望风溃遁。 至正二十九年二月，北元丞相也速进攻通州。明朝方面记载，也速万骑，明守将曹良臣仅千人，乃沿河列帜十余里，“也速望之惊骇，遂引兵遁去”。（洪武二年二月庚属）《私记》则云： （二月）十五日，也速丞相率精骑四万抵通州，贼固守不下。诏也速公勿深入，恐贼乘虚内犯。 也速遁还，不是因为他本人胆怯，是成了惊弓之鸟的惠宗下令撤回的。明守备空虚，双方力量悬殊，倘无北元朝廷掣肘，也速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至正二十八年五月，明冯宗（按即冯胜）异军抵潼关，李思齐拥众十万奔凤翔。此后明以潼关以东悉平，遂进军大都，经营山西。李思齐则拥兵不动，并与朱元璋书信往还。《私记》云： （十一月）二十一日，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脱因帖木儿入觐。上问陕西之事，始悟李思齐、张宗道有贰志。 从《私记》看，差可使人欣慰的是，辽东稳定，军、粮时至；扩廓帖木儿则率众与明军苦战；北方诸藩勤王之师亦有至者。 （二十九年九月）初七日，郡王阿怜歹入觐。诏郡王统五投下之众屯于会州。 据萧启庆考订，此阿怜歹是木华黎弟带孙之后，此时仍统五投下。[2](pl61) 清初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曾比较客观地分析过明初的形势。他说： 若夫高皇之定天下也，与汉、唐异。汉、唐之主所称胜国之孽者，悉中原之人耳。乾符一御，醜类尽歼，宝籙攸归，余胤革面。然而汉围白登，唐苦突厥，内地既辑，边患乘之，强弩之末，殊未可以易视也。又况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于是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峪，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一军驻西凉，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蹛林祭纛，大举报仇，田单一鼓而下齐，申胥七日而救楚，岂得云惰归之气，没世不复欤！[3]（卷十《故元遗兵》） 这个方析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然而结果却出乎常理。谷应泰接着说：“厥后应昌之捷，买的就俘，武平之战，惠储归命，于是犁幕南而无庭，过阴山而恸哭，元氏旧墟，几乎尽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答案是明朝军队的进攻。倘谷氏对刘佶《私记》作过仔细研究的话，他大概会有另外一种写法。大都失落以后不到两年，漠南亦无立足之地，最根本的原因是北元统治集团的腐败。 （二） 然而《北巡私记》也透露，面临国破家亡、土崩瓦解之势，北元小朝廷里，并非所有的官僚都甘心于苟且偷安、醉生梦死。 至正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据《私记》载： 监察御史徐敬熙条陈十事：一戒酒；一勿令宫掖干预政事；一选将；一宰相非人，请择贤者、能者；一明赏罚；一严军律；一汰军中老弱；一征兵西北诸藩；一征饷于高丽；一开言路。其言殊切直，上不罪之也。 徐敬熙条陈之十事，涉及北元上都小朝廷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弊端，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刘佶说，徐氏条陈“殊切直”，看来反映了比较清醒正直、忠于朝廷的官僚们的政见。我们不妨将这一部分官僚称之为救亡振兴派，以别于当时充斥朝廷内外的苟且偷安派。 哈剌章是刘佶着墨最多的一位振兴派高级官员。此人北奔上都时任知枢密院事，刘佶的上司，二人私交亦颇厚，因而在刘佶笔下，这位知院的形象真实生动，呼之欲出。《私记》开篇即云： 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八日，惠宗皇帝御清宁殿，召见群臣，谕以巡幸上都，皆屏息无一言。独知枢密院事哈剌章公力言不可，大意谓贼已陷通州，若车驾一出，都城立不可保，金宣宗南奔之事可为殷鉴，请死守以待援兵。上曰：也速已败，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何兵之可待也。”遂退朝。佶侍罪□□□□枢密属官，知院出，佶遇于中书省，问曰：“大计如何？”知院惟痛哭而己。 按《元史》卷47《顺帝纪十》载，惠宗御清宁殿会议避兵北行，“夫烈门及知枢密院事黑厮、宦者赵伯颜不花等陈，以为不可行。不听。”未知孰是。离开大都的第四天，八月初一日， 知枢密院事哈剌章请速召扩廓帖木儿入援。从之。 提出了第一个应付危急的对策。八月十七日，刘佶记： 上自至上都，昼夜焦劳，召见省臣或至夜分。佶问哈剌知院国事如何，哈剌公曰：“无可为也”。 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私记》又曰： 哈剌公尝太息谓予曰：“亡国之臣岂可与图恢复！吾当与西北诸藩共图此事耳。”佶问何不早为此计，哈剌公曰：“予独不见阿鲁辉王之事乎？”遂唏嘘而起。 刘估所述，皆哈剌章私下言行。放弃大都“惟痛哭而已”，言及时事则“唏嘘而起”，忠愤之情发自内心，溢于言表。但作为杰出的资深政治家，哈剌章对时局有着比徐敬熙更深刻的考虑。在他看来，徐敬熙条陈有许多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朝廷的执政者已经无可救药，这一帮“亡国之臣岂可与图恢复”！既然朝臣已“无可为”，那么出路何在？这在他似乎胸有成竹，筹划已熟，他要倚靠扩廓帖木儿，团结西北诸王，迁都和林，共图恢复。然而他也深知政治斗争的复杂，他需要等待时机，逐步付诸行动。 召扩廓帖木儿入朝，最早八月初一日由哈剌章首先提出，立即得到惠宗批准，举朝上下无异议。此后， 十月二十五日，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赐金印。 （十二月）初十日，遣使征扩廓帖木儿赴行在。 （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拜扩廓帖木儿中书右丞相，欲以内事委之也。扩廓公遣使至行在，始知西北消息。 （同年六月）十八日，召扩廓帖木儿入援。 （同年八月）初十日，（脱力伯、孔兴攻大同）败书闻，省臣请征扩廓帖木儿王入援，遣御史中丞黑的赍手诏以往。 （同年）九月二日，复遣侍御史双双征扩廓帖木儿王入援。 （三十年正月）初九日，诏观音奴公赍手诏赐扩廓帖木儿王，征其入卫。 刘佶即于此时随观音奴离行在赴陕西。以上足可见扩廓帖木儿在北元朝廷众望所归，被倚为救亡复兴的柱石。 然而在对待西北诸藩，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迁幸和林问题上，振兴派与惠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成为当时政坛的斗争焦点。从《私记》看，哈剌章早已下决心“当与西北诸藩共图”复兴，但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洞悉惠宗的心理，不敢轻举。最早提出“征兵西北诸藩”的徐敬熙，七品御史，即便触龙颜亦无大碍。试探结果，“上不罪之”，大大鼓舞了振兴派诸大臣。 （二十九年正月）初六日，平章政事李百家奴上疏陈恢复大计，以兵力太弱，请征西北诸藩兵入援。疏入，寝不报。 （同年四月）初五日，……侍御史任忠敏疏请速幸和林，召集东西部诸藩为恢复之计。 但亦无下文。在这个问题上，哈剌章久已参透宸衷，“阿鲁辉王之事”的阴影太浓，只要有一线生机，惠宗不想作任何妥协。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帝屡诏宗王，以北兵南讨”，[4]（卷206《叛臣阿鲁辉帖木儿传》）希望借西北诸藩的兵力扑灭反抗的火焰，曾引发窝阔台第七子灭里大王后裔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叛乱事件。《元史》卷206《叛臣阿鲁辉帖木儿传》载： 阿鲁辉帖木儿知国事已不可为，乃乘间拥众数万，屯于木儿古兀彻之地，而胁宗王以叛。且遣使来言于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盍以国玺授我，我当自为之。” 惠宗命将讨之。至正二十二年，阿鲁辉帖木儿被擒斩。军事叛乱平息了，但惠宗心里也留下了一片挥之不去的阴云。从阿里不哥到阿鲁辉帖木儿，旧恨新仇，他再也不能相信西北宗王们的忠诚。现在元朝面临崩溃，西北诸藩虽冷眼旁观，没有再发生趁火打劫的叛乱却是事实。看来他们还是以大局为重。所以能否团结他们展开恢复活动，关键在于惠宗的态度。惠宗对于徐敬熙、李百家奴的上疏，虽不罪之，却亦“寝不报”，他在尽量克制自己，但没有作任何让步。 与对待西北诸藩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朝廷迁幸和林。大都失守，明朝步步进逼，漠南岌岌可危，所以每逢明军有所动作，幸和林便成为北元朝廷讨论的热点。 （二十八年）九月初六，哈剌公过予，言从臣闻贼出居庸关，意颇惶惶，有劝上幸和林者，上迟疑不决。既而闻贼兵不出，事乃已。 二十九年四月初五日，常遇春北征的消息传来， 侍御史任忠敏疏请速幸和林，召集东西部诸藩为恢复之计。 第一次将迁幸和林与倚任岭北诸藩直接联系起来。但仍没有下文。六月，也速丞相在全宁为常遇春所败。初七日，败书闻，急召群臣议幸和林。然而惠宗还是下不了决心。十三日“车驾幸应昌”。朱元璋说：“元主迟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军犯我兰州，其志欲侥倖尺寸之利”。[1]《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其实惠宗哪有欲侥悻尺寸之利”的想法，他是唯恐受藩王们的挟持。二十日抵应昌即病倒。 二十六日，帝疾瘳，始议幸和林之计。观音奴公建议令西边诸将攻大同，贼顾后路，可以纾难。从之。 迁和林之议再告平息。只要漠南还有弹丸苟安之地，惠宗是不会去和林的。 如果以对待西北诸藩和迁幸和林这两个焦点问题的态度来划分政治派别，那么平章政事李百家奴、侍御史任忠敏、监察御史徐敬熙以及《私记》的作者刘佶，均应视为振兴派；在外将领则包括也速丞相等人。而扩廓帖木儿则是振兴派的旗帜。 大都失陷以后扩廓帖木儿的抗明斗争，明朝方面有详细记录。据《私记》，保安之役以后，上都朝廷一时“不知扩廓公存没”，直到次年正月二十一日“扩廓公遣使至行在，始知西北消息”。尽管失去联系，扩廓帖木儿仍然忠心耿耿，率孤军为支撑摇摇欲坠的北元王朝而奋战。同年六月十七日上都亦被明军攻取。 十一月十八日，陕西行省左丞王公克勤至应昌。王公至扩廓营中，扩廓附奏：请车驾速幸和林，勿以应昌为可恃之地。 此足证，作为振兴派的最主要的将领，尽管扩廓帖木儿远在陕西，他在迁幸和林、团结西北诸藩共图恢复这两个焦点问题上所持态度，与朝内哈剌章等人不谋而合。 对于振兴派来说，苟且偷安派官僚并不是他们的对手。后者醉生梦死，从《私记》看不出有什么大动作。振兴派要实现自己的恢复鸿图，最大障碍是皇帝惠宗本人。刚放弃大都，惠宗也曾经想振作起来。据《私记》载，八月十五日至上都，十七日……上自至上都，昼夜焦劳，召见省臣或至夜分。 但这种热忱像晚霞一样迅即消逝。徐敬熙条陈十事，虽“不罪之”，亦毫无整饬措施。启用西北诸藩的动议，在他那里搁浅；迁幸和林的讨论，再二再三不了了之。束手无策，苟延残喘。 然而明太祖朱元璋却是铭心刻骨，必“肃清沙漠”而后已。继洪武元年（1368）取大都、定山西以后，洪武二年即至正二十九年，又以更凌厉的攻势，东西两道分取上都和陕西。六月初六日，也速丞相与贼兵战于全宁，贼首为常遇春，骁健有名，率步骑十万入寇。也速公战不利，退至大帽山”。两天以后败书闻，“上急召群臣议幸和林”。惠宗终于明白，苟安漠南之梦该要做到头了。《私记》接着说： 初九日，平章政事李百家奴卒。哈剌公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徐国公。 哈剌章原任枢密知院，从一品。现在拜国公，爵正二品；加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第一阶，正一品。哈剌章的地位突然升迁。李百家奴以中书平章政事的身分，在今年正月初六日上疏“请征西北诸藩兵入援”，公然击中惠宗的痛处，是朝中振兴派的头面人物。在李百家奴去世的同一天，惠宗给另一位振兴派中坚哈剌章加正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封徐国公。此时明军已近在咫尺，势如破竹，四天后朝廷将放弃上部，播迁应昌。这一切绝非巧合。和林之迁势在必行，惠宗重用振兴派人物，透露他的政治态度发生明显的改变，他要为自己铺垫退路了。 迁居应昌，“六军莅至，粮储先罄”，这里更不是久居之地。惠宗于是再次擢升哈剌章。 （九月）初六日，哈剌章拜太保之命。公固辞，不许。 太保，三公之一，正一品。《元史》卷85《百官志一》云其执掌“以道燮阴阳，经邦国。有元袭其名号，特示尊崇”。哈剌章的地位日益显赫，政局出现了转机。不过惠宗还在幻想中度日，非不得已不会北行，所以哈剌章的擢升并不能给小朝廷带来新的气象。三十年正月刘佶随观音奴入陕，《私记》终结，应昌的政局隐入茫茫的历史尘埃之中。 （三） 《北巡私记》终结了，然而它关于上都和应昌初期的记事，还为我们探讨昭宗宣光朝，甚至脱古思帖木儿的天元朝的政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私记》结束记事3个多月以后，惠宗去世，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是为北元昭宗。昭宗生于至元五年（1339年），是一位复杂多面的历史人物。他通晓儒典，有政治抱负，在元末污浊的政治环境里，却沉湎于大喜乐，置身于统治集团混斗的旋涡中心。即位以后，又一改旧貌，取杜甫“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句，表示了追慕周宣光、汉光武，兴复大元王朝的决心。然而现存史料又极少有关于他的消息。蒙文史料关于这位乌哈噶图汗之子必里克图汗，只留下祭“扎答”，降风雪，冻死汉军士马，这样一段荒诞不经的传说，使这位对北元---蒙古历史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与众多的昏君、庸材为伍，隐没在历史的荒烟之中，达数百年之久。明朝方面也很少有正面记载，除了朱元璋的几道劝降诏书，从侧面透露他是一位令明太祖寝食不安的人物以外，也难得其详。拙著《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将他放在明初的历史背景面前，着重讨论了洪武五年明军三道北征的惨败过程及其影响，提出：“北元政权，只是在这一仗获胜以后，才初步稳定下来。”[5](p15)使这位为黄金家族的北元---蒙古政权延祚二百余年的、明代蒙古史上的第一流君主，从荒烟中走出来，恢复了应有的历史地位。不过当初所据主要是明朝和朝鲜方面的记载，是从作为官方政策注解的片言只语中，获取折射后的信息，其粗略可知。《北巡私记》作为出自北元廷臣手笔的第一手史料，其价值在于，它不仅有关于这位太子的直接描述，还有使我们可以窥见昭宗及其执政集团内部世界的线索。 据《私记》载：至正二十九年八月初七，皇后欲寻仇于高丽，语皇太子：易使纳哈出问高丽之罪。皇太子不可。 前此，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对他母亲皇后奇氏，差不多是言必从。太子“谋内禅”，始作俑者是他的母后；奇氏要太子妆何不为我复仇耶！”于是母子干预高丽内政，丧师万人。但这一次爱酞识理达腊拒绝了母亲的要求。国难当头，年届而立，他清醒了，也成熟了。同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皇太子出屯红罗山。 （二十九日）三月二日……皇太子请率精骑直搏大都。 离开醉生梦死的上都出屯红罗山，进而请率精骑直搏大都，凡此皆透露爱酞识理达腊不甘沉沦，追求兴复大元的政治抱负。 三十年正月初二日，帝不豫。诏皇太子总军国诸事。 上都、应昌时期的政坛风云，置身其间的皇太子应该是了如指掌的；再迁应昌前后惠宗的政治方向，他也一清二楚。三十年正月受命“总军国诸事”，四月即位，成为一代皇帝。当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吟咏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洲。”②一旦乾纲独运，月圆光清，自会努力有所作为。现存昭宗一朝史料极有限，而《私记》所述却赋予这有限史料以全新的境界。 北元宣光二年，即明洪武五年（1372年）的岭北之役，据明朝方面记载，中路徐达军先锋蓝玉败扩廓于土刺河。扩廓遁，与贺宗哲合，而拒我师于岭北”,[6]（卷19《中山王世家》）明军失利，死者万余人。东路李文忠军则遭遇雳将蛮子、哈剌章”亦受重创。[1]（洪武五年六月甲辰）此役北元方面以扩廓帖木儿、贺宗哲为一路，蛮子、哈剌章为另一路，两路大军通力合作，夺取了自农民大起义爆发以来，元军的唯一一次大胜利。 宣光三年（1373)，朝鲜方面记载，北元遣波都帖木儿及放山不花来诏曰：顷因兵乱，播迁砖北。今以扩廓帖木儿为相，几於中兴。”，[7]（恭愍二十二年二月乙亥）当时扩廓帖木少匕的头衔是“都总兵、河南王、中书右压相”。[7]（辛隅世家二年十月） 宣光七年（1377)，高丽遣使至北元谢册命，赠大小臣僚纷麻布有差。其谢表点名提到三位最高官员是冲书省太师阔阔帖木儿、太保哈剌章、太尉蛮子”。[7]（辛隅世家三花月） 宣光八年（1378）四月昭宗去世，明太祖朱元璋为干预北元新君人选，于当年十二月昭谕故元压相哈剌章、蛮子、驴儿、纳哈出等”。[3] 以上是我们今天所能够寻觅到的昭宗朝主要股肱的名单。大致说来，宣光元年至五年扩廓帖木儿去世为第一期，主政者为扩廓帖木儿、阔阔帖木儿、哈剌章、蛮子。宣光五年以后是阔阔帖木儿、哈剌章、蛮子、驴儿等。刘估《私记》，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些执政者的政治态度提供了重要信息。 扩廓帖木儿，明朝方面习惯于称他王保保，此人对北元竭尽孤忠，在明朝一方备受推崇。朋史》卷124《扩廓帖木儿传》云： 及扩廓视师河南，太祖乃复遣使通好，扩廓辄留使者不遣。凡七致书，皆不答。既出塞，复遣使人招谕，亦不应。最后使李思齐往。始至，则待以礼。寻使骑士送归，至塞下，辞曰：全帅有命，请公留一物为别。”思齐曰：臀远来无所贵。”骑士曰：愿得公一臂。”思齐知不免，遂断与之。还，未几死。太祖以是心敬扩廓。一日大会诸将。问曰：沃下奇男子谁也？”皆对曰：常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汰祖笑曰：遇春当人杰，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 其实不仅明朝方面如此，上引《私记》反映，在北元上都、应昌朝廷，扩廓帖木儿亦被公认是大元复兴的希望，是振兴派的旗帜。昭宗与扩廓之间久有恩怨。至正二十四、五年间，皇太子爱酞识理达腊曾以扩廓帖木儿为外援，与学罗帖木儿等较量。失利后逃至太原，依托扩廓的军事力量，调遣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各地的军队，共讨孛罗帖木儿。不久，惠宗亲自策划政变，杀孛罗帖木儿，诏太子还京。太子在太原时即企图仿唐肃宗灵武称帝的故事即位，扩廓不从。奇后令扩廓以重兵拥太子入京，胁迫惠宗禅位，又不从。双方感情破裂，成为敌人。至正二十七年（1367）皇太子主抚军院，总制天下兵马，专防扩廓，引发新一轮军阀混战。扩廓势大，惠宗不得已，罢抚军院，杀太子心腹帖林沙、伯颜帖木儿等人，复扩廓原职。这已是元朝灭亡前夕的事情。二人结怨之深可见。现在国难当头，君臣尽弃前嫌，昭宗以扩廓为中书右丞相，付以朝政；扩廓则尽忠供职，第二年便取得了岭北大捷。君臣团结，稳定了摇摇欲坠的北元，况於中兴”。扩廓部下有一批惯于沙场的猛将，如贺宗哲等人。他们统领从中原撤回漠北的元朝地方武装，是昭宗朝的主要支柱之一。 哈剌章，据宣光七年高丽谢表，其官衔是“太保”。《北巡私记》载，至正二十九年九月初六，哈剌章拜太保”。所以，昭宗朝的重臣哈剌章，无疑就是《私记》里的那位知枢密院事哈剌章。④刘估简要而生动地记述，使这位北元重臣，从茫茫的历史烟尘中显露出来，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此人有抱负，也有能力，忠君忧国，以兴复大元为己任。他以枢密知院的高位，提出诏扩廓帖木儿入朝，主张团结西北诸藩共谋恢复，但又老谋深算，善事猜主。因此当明军步步进逼，小朝廷无法继续苟安漠南之际，他迅速被惠宗耀升，委以重任。他是上都、应昌时期振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同在朝廷，昭宗完全了解哈剌章的政见和能力，也清楚惠宗末年对他的重视，因此在自子的执政集团里，给他安排了极重要的位置。宣光二年岭北之役，哈剌章和蛮子独当一面，负责抗御李文忠的东路军。扩廓帖木儿去世以后，他仅次于阔阔帖木儿，成为朝廷第二号人物。昭宗去世，他是诸多丛相中的首位，从朱元璋洪武十年（1377年）诏谕看，似乎还是昭宗遗诏第一顾命大臣。直到天元十年，即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捕鱼儿海之役，哈剌章仍率重兵，成椅角，驻屯于离皇帝大帐略远的地方。⑤宣光、天元两朝始终与哈剌章同时见于明朝方面记载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蛮子。元末有多位蛮子，殊难确指谁是这位北元重臣。洪武三年，李文忠攻应昌，据《明太祖实录》，生副将军李文忠、左承赵庸败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刺等于白海子之骆驼山。”[1]（洪武三年五月丁酉）此蛮子与宣光七年高丽谢表所提到的蛮子同是“太尉”，因而可以确认是同一个人。《私记》没有关于蛮子的记事，这是因为他统重兵驻屯于上都西南前线。哈剌章与蛮子都是从上都、应昌朝廷里涌现出来的坚定的振兴派。他们所统当为朝廷直属军队，包括禁卫军，构成昭宗所倚靠的另一股重要力量。 阔阔帖木儿，当他首次出现于史册时，就是宣光朝的第一重臣。宣光七年高丽谢册表，他名列三巨头之首，官衔是中书省太师。关于此人，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位如此重要的人物，竟然不见于《元史》，不见于北元初年明朝方面的记载，也不见于《北巡私记》，应该是远居于岭北的大员。第二，十多年以后，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为蓝玉所败，欲归和林，西行至土剌河，遭也速迭儿袭击，据《明实录》云：“又以阔阔帖木儿人马众多，欲往依之。”[1]（洪武十一年十月丙午）这两个阔阔帖木儿，和田清认为是同一个人。从他们地位、实力相当，皆忠于朝廷，驻牧地又都在漠北看，和田的推测是合乎情理的。⑥阔阔帖木儿拥重兵，驻漠北，忠于大元，宣光二年岭北之役，扩廓帖木儿和哈剌章分别迎战徐达和李文忠军，我们怀疑，当时负责守和林、保卫朝廷的，很可能就是这位阔阔帖木儿。此人应该是岭北草原贵族的代表人物。他在扩廓帖木儿死后，出任中书省太师，透露岭北实力派是昭宗倚靠的第三支力量。 由于《北巡私记》的启示，我们得以揭示昭宗朝，乃至天元朝振兴派总揽朝纲的事实。昭宗倚靠振兴派，建立了由中原撤回岭北的地方武装，元中央直属军队和岭北实力派，三股力量构筑起来的政权。⑦这的确是一个努力振兴大元的工作班子。宣光二年岭北大捷，就是这个颇具生命活力的执政集团团结奋战的胜利。 注释： ①《北巡私记》，罗振玉《云窗丛刻》据莫友芝抄本首次刊布。近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之《朋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据《云窗丛刻》本标点付排，流传渐广。本文所据为《汇编》本。 ②叶子奇《草木子》卷4之上《谈薮篇》“圣上有佳句云：‘鸟啼红树里，人在翠微中’。深得诗趣。皇太子作《新月诗》云：‘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洲。’”（中华书局标点本）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史乘考误一》引此，并谓野史附之，谓为太祖及豁文不享国之证。《草木子》乃元遗民国初所著书，谓‘上’者，顺帝也；皇太子者，爱猷识里达腊也。盖以其不获有天下，而在东宫颇擅权，故记之耳。高帝集无此二句。”中华书局点校本） ③《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又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二《谕元巫相哈剌章等诏》。 ④萧启庆先生说，至正二十八年任知院并随顺帝北遁的哈剌章，是“右丞相脱脱之子”(《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第178页注。南京大学出版社）达力扎布先生亦云此人是“元丞相脱脱之子”同上书，第372页）。按《元史》卷138脱脱传》：至正十五年脱脱被谪，长子哈剌章，肃州安置”，二十二年诏复脱脱官爵，召哈剌章还朝，授哈剌章中书平章政事，封申国公，分省大同。”而昭宗重臣哈剌章，据《北巡私记》，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是知枢密院事，二十九年六月初九“加开府仪同三司、徐国公”。这两个哈剌章官职、爵位完全不同，且前后相差数年，倘无其他有力的证据，不能邃以为同一个人。 ⑤《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参见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潘世宪译，上册，第31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下同。 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潘世宪译，下册，第670页。但和田认为，此阔阔帖木儿是洪武四年由东胜州降明的故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的父亲（下册第672页，上册第156---157页），则不确。这一点达力扎布先生在《北元初期的疆域和汗斡耳朵地望》一文中所作的批驳是对的。 ⑦达力扎布先生说：“爱猷识里达腊北走后，以扩廓帖木儿为相，笼络一部分汉族地主武装头目和知识分子试图东山再起。”(《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3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作这样的判断。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Z]．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萧启庆．元代史新探[M]．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宋镰．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创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3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 [5]王世贞．凳州史料前集[2]．万历刊本．们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Z]．北京：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