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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山北麓为主要游牧地的西蒙古各部，在明、清时期分别建立过瓦剌、准噶尔等强大的政权，后者曾占领天山南北，势力强大，其各部间既有分合，又有离徙。郭平梁与纪大椿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12辑（新疆民族研究所，1978）、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新疆人民，1982）、《〈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新疆人民，1987），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关西蒙古各部的研究，成果很多，形成专书的就有新疆民族研究所《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新疆人民，1980）、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论文集》（新疆人民，1981）、马汝珩与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青海人民，1 984）、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略》（人民，1985）、杜荣坤与白翠琴《西蒙古史研究》（新疆人民，1985）、王辅仁与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1985）、马汝珩与马大正《漂落异域的民族》 （中国社会科学，1991）、白翠琴《瓦剌史》（吉林教育，1 991）等等，代表了明清时期西域史的研究成果。 在准噶尔兴起以前，南疆地区分裂的察合台后裔，渐渐被白山派和黑山派和卓控制。准部兴起后，白山派勾结准部进入南疆，成为准噶尔汗国的附庸。关于和卓家族，马汝珩《略论新疆和卓家族势力的兴衰》（《宁夏社会科学》1984∶2—3）、刘正寅《和卓家族在西域的兴起》（《新疆大学学报》1991：2）、《喀什噶尔和卓家族世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2—13，1989），对其来历和世系做了整理研究。清乾隆时，灭准噶尔汗国，大小和卓起兵抵抗，被清朝平定。程溯洛《论大小和卓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1）， 对此有所论述。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这里设官立职，并广泛推行屯田制度，以期牢固控制。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1990），分兵屯、旗屯、犯屯、民屯、回屯、牧厂几类，叙述了清朝在新疆等西北地区的屯田及其作用。另外，华立《道光年间天山南路兵屯的演变》（《新疆社会科学》1988：2）、 齐清顺《试论清代新疆兵屯的发展和演变》（《新疆大学学报》1986：4），也研究探讨了兵屯问题。 中亚浩罕汗国对清朝新疆的侵扰，是19世纪中叶西域史的重要篇章。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中国社会科学，1991），对浩罕汗国做了全面的探讨。而平定浩罕入侵势力的清朝名将左宗棠，则是杜经国《左宗棠与新疆》（新疆人民，1983）一书的主题。此外，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人民，1979）、郭绳武编《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197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第3卷（人民，1981）等， 也有相当篇幅叙述沙俄蚕食西域领土的过程。 与专题研究相比，通史的编纂相对薄弱。新疆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1册（新疆人民，1980）为古代部分，篇幅不长。 王治来的《中亚史》只出版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1980）， 内容从原始文化到阿拉伯入侵，较前者为详，但未能继续下去。他后来改写《中亚史纲》（湖南教育，1986）和《中亚近代史（16—19世纪）》（兰州大学，1989），仍是纲要性通史，较《简史》略详。项英杰《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浙江人民，1993），侧重中亚游牧民族文化的叙述。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1996），是目前集体撰作的较详通史。他还编有《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1995），可视作前书的姊妹篇。 翻译西方和日本学者的西域史研究著作，在此期间也取得相当多的成果，特别是附有译注的一些蒙元外文史籍的翻译，对西域史研究起了推动作用。有耿世民译巴尔托里德《中亚简史》（新疆人民，1980）、又译羽田亨《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1981）、何高济译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1981）、耿升译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1982）、吕浦译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1983）、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1—2编（新疆人民，1983）、凌颂纯译佐口透《新疆社会史研究》（新疆人民，1983）、余大钧与周建奇译拉施特《史集》1—3 卷（商务， 1983 —1986 ）、 罗致平译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1984）、耿升与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1985）、宋肃瀛等译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的研究》（新疆人民，1985）、耿升译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1987）、陈俊谋译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1987）、耿升译费郎《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1989）、 龚钺译格鲁塞《蒙古帝国史》（商务，1989）、 钟美珠译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1990）、李佩娟译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黑龙江教育，1991）、魏英邦译格鲁塞《草原帝国》（青海人民，1991）、宋岘译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中华，1991）、章莹译佐口透《新疆民族史研究》（新疆人民，1993）、耿升译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中华，1993）吴玉贵译汉布里《中亚史纲要》（商务，1994）、赵崇民译克林凯特《丝绸古道上的文化》（新疆美术摄影，1994）、耿升译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中华，1994）、又译玛雅尔《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1995）等。 西域史作为一门具有国际性的学科，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西方学术书刊上发表，是成果表现的一种重要形式。据笔者管见所及，有耿世民 "L, inscription ouigoure de la Stele Commemorative des Iduq qut de Qoco",(with J. Hamilton, Turcica, XIII, 1981)、 "Manis Wettkampf mit dem Prinz en. Ein neues manich ische- türkisches Fragment aus Turfan"(with H. -J.Klimkeit and J. P.Laut ZDMG, 137. 1, 1987)、 "Die Geschichte der drei Prinzen.Weitere neue manichische-tüarkische Fragmente aus Turfan"(with H. -J. Klimkeit and J. P. Laut, ZDMG, 139. 2, 1989) 、"Notes on an Ancient Uighur oFFicial Decree ISSued to a Manichaean Monastery"(Central Asiatic Journel, 35, 3—4,1991)、张文达与荣新江"L, es noms du royaume de Khotan, les noms d'ere et la lignee royale de la fin des Tang au debut deSSong"(Contributions aux etudes de Touen-houang, 3, Paris 1984)、"Notes à propos d'un manuscrit chinois decouvert à Cira deKhotan"(Cahiers d'Extreme-Asie, 3, 1987)、马雍 "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Sino-Kharosthi Bilingual Coins of Khotan"(Journal of Central Asia, Ⅷ.1,1985) 、 "The Chinese Inscription of the Da wei Envoy of the Sacred Rock of Hunza"(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Reports and Studies,1,Mainz 1989)、刘迎胜"Zur Urheimat und Umsiedlung der Toba" (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3. 1—2, 1989)、"Chinese Iranian Relations in the Mongolian Period"( With P. Jackson, Encyclopaedia Iranica,1991)、林海村 "A New Kharosthi WOOden Tablet from China"(BSOAS, LIII. 2, 1990)、荣新江"mThong-Khyab or Tongjia:A Tribe in the Sino- Tibetan Frontiers in the Seventh to Tenth Centureis "(Monumenta Serica,39, 1990 — 91) 、 林悟殊 "A DicuSSion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eaven-God in the Qo o kingdom and the High Deity of Zoroastrianism"(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23,1992—93) 、 华涛 "Central and Western Tianshan on the Eve of Islamization"(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7.2,1993)、牛汝极 "Deux insoriptions fun éraires TuRQues Nestoriennes de la chine orientale"( with J. Hamilton, journal Asiatique, 282.1,1994) 、 徐文堪 "The Discovery of Xinjiang Mummies and Studies of the Origin of the Tocharians"(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23, 3—4, 1995)、晁华山"New Evidence of manichaeism in Asia: A description of some recently discovered Manichaean temples in Turfan",(Monumenta Serica,44,1996).此外， 已出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前3卷，有我国学者吕遵锷、安志敏、马雍、王炳华、孙毓棠、张广达、穆舜英、王尧等撰写的章节，张广达还是第3卷主编之一。 以上所列或有遗漏，但已反映了国际同行对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给予的关注。 总之，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我国的西域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范围全面展开、在某些课题上较此前的研究深入一步，如西域古人种、高昌国史、西域的粟特聚落、安西四镇、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等。而且，开始了一些新课题的系统研究，如考古所见的塞种和吐火罗人、哒等等。考古新发现和相关学科如敦煌学的进步，推动了西域史的研究。而国际交往的扩大，也极大地加快了吸收国外同行成果的速度。 我国的西域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狭义的西域范围，这既是我们的长处，又是我们的短处。长处在于汉文史料对这一地区记载较多，而在此范围内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可以较快地为我国学者运用到研究中去。短处在于我们对狭义的西域以外的地区，研究十分薄弱，如在中亚史上影响深远的贵霜王朝，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研究成果，不能与西方学者的成果同日而语，甚至我们还没有全面地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对汉文史料的熟悉和运用，是我们研究某些西域史课题之所以能够做出成就的原因所在，特别是目前西方和日本年轻一代西域史研究者大多不具备伯希和那样的汉文水平，更是我们应当发挥所长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知道，非汉语的资料在西域史的许多领域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而我国治西域史的学者虽然大多通晓一两门现代外语，但却没有像陈寅恪那样的能运用多种胡语材料的史学家。当然，随着每一种语言资料的不断增加，目前已经不可能再产生像伯希和陈寅恪那样的通才了，但与欧美日本相比，目前我国西域史研究队伍中，能较好地掌握和运用某种民族语言材料者还是太少了些。 国际学术交往的频繁，便于我国西域史研究者获取国外同行的成果，并使得一些人有机会到国外的学术研究中心，与同行切磋讨论，这当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西域史研究的进步。但我国西域史研究者的数量过于庞大，一些不具备研究条件的人也掺杂其中，不时有抄袭国内外同行成果的事情发生。甚至一些颇富成果的研究者，由于不注意严格的学术规范，或因为某些编辑擅自删改，也使得作者陷入抄袭的指责中。学术规范的严格建立，是健全发展西域史研究，扩大国际学术交流的一项重要任务。 不断出土的考古新资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西域史研究的进展；加之汉文史料对新疆伊斯兰化以前的记载比较明确，使得研究伊斯兰化以前的人较多，成果也相对多一些。这就造成我国西域史研究越来越形成一种重古轻近的倾向。虽然这一现象近年有所改观，但不论是从史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着眼，还是从史学应当为国家现实经济建设服务来看，我们都需要更多一些研究伊斯兰化以后的西域史的专家，来填补西域史上的许多空白。 翻译国外同行的优秀西域史研究论著，是促进我们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我国西域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有的优良学术传统，应当继续发扬。但西域史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的外文转译，需要在精通外语的同时，掌握一些专业知识。近年来的一些译著，往往附有出自专业人员之手的校注或补注，使得译著在某些方面较原作更胜一筹，这是值得称赞的。但同时也应指出，仍有不少西方、日本的西域史名著没有译出，如伯希和与穆尔合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和伯希和的《注释》，因而使一些国内研究者仍在使用冯承钧或张星烺的旧译本。有些优秀著作已经译出，但西域史著作因大量涉及各种类型的外文，排版不易，迄未出版，如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相对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最难译的应属原始文献，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成果陆续出版。 以上概述，或有遗漏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