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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仅有檀越关系说”是“西藏独立”论的核心论点之一。本文依据新近首次刊布的五世达赖喇嘛给康熙皇帝跪叩称臣的奏章原文和七至十三世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跪拜稽首的历史史实，对此谬说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用达赖喇嘛自己的言行，确证达赖与清朝皇帝之间是臣与君的关系，即政治上的属领关系，从而彻底揭穿了贝尔和夏格巴之流编造的政治谎言，证明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20世纪中叶，原在英国海外殖民地——英属印度政府中长期从事锡金、不丹和我国西藏地方的政治、商务工作的大英帝国“边境官员”查尔斯•贝尔和黎吉生（又译理查逊），以所谓西方“西藏学家”的身份著书立说，首先从政治角度提出所谓西藏从来是不属于中国的政治实体的谬论，并通过学术论坛一再为“西藏独立”论寻找并制造所谓的历史根据。西藏亲英分子、叛国外逃的原噶厦政府官员夏格巴•汪秋德丹则与之遥相呼应，也以所谓“藏族藏学家”的身份，承袭贝尔和黎吉生的观点，编写《西藏政治史》，积极鼓吹“西藏独立”。由于贝尔和黎吉生是西方人眼中的“西藏通”和藏学权威，夏格巴又是西藏原噶厦政府的官员，再加上贝尔的《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和黎吉生的《西藏简史》以及夏格巴用英文在美国耶鲁大学印刷的《西藏政治史》都以学术专著的面目出现在西方人面前，很容易混淆视听，致使西方国家许多不了解西藏历史真相的人轻信他们炮制的“西藏独立”论，这给我国藏学家向世界人民实事求是地说明西藏历史地位的真相生造了多重雾障。尤其是他们编造的“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仅有檀越关系说”故意夸大达赖和皇帝之间在宗教层面存在的供施关系，刻意抹杀二者之间在政治层面存在的属领关系，诱导世人只看树木不见森林，钻入他们布就的迷雾阵中，最具欺骗性。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有多位藏学专家撰文著书，对此说进行了有力批驳，但当时有关档案史料尚未整理刊布，一些有力证据没能够充分利用。目前，该谬说仍在西方藏学界乃至西方社会广泛传播，继续迷惑世人，对我国西藏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构成危害。因此，我国的藏学研究工作者，必须找到最能说明问题的档案史料，彻底驳倒这一谬说，决不能让它再谬种流传，蛊惑人心。 一 怎样才能把“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仅有檀越关系说”彻底驳倒呢？我国已故著名藏学家、原西藏大学教授东嘎•洛桑赤烈活佛生前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指出：弄清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的关键，是探明达赖喇嘛是否给清朝皇帝磕头及磕头的理由。因为普天之下，只有俗人给高僧叩头，没有高僧给俗人下跪之理。皇帝作为宗教信徒给高僧大德叩头，表明二者之间是宗教上的师徒关系。而活佛法王给皇帝俗人下跪，则说明二者之间是臣与君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的国君、天子、皇帝，在君临天下“南面为王”时，所有的大臣、诸侯、属国藩王，都必须向其跪拜，以行“君臣”大礼表示二者之间的政治属领关系。对这一点，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先生颇有研究，他在一篇关于我国清代行政管理制度的论文中说：“所有人……都要向天子叩首”，“如果没有这一仪式则无以区划高低尊贵”，“就磕头的一方而言，它表明在宇宙等级秩序中磕头者处于一种较为低下的地位”。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跪叩，只能说他们之间是臣与君的关系，别无他解。因为在藏传佛教中，达赖喇嘛被看做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其宗教地位至高无上，绝无给俗人跪叩之理。达赖喇嘛之所以给清朝皇帝俯伏屈膝，是因为中国从来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上君权始终高于神权。在某些朝代，中央王朝为了便于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准允个别地方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让当地宗教首领管理当地的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受封领旨的宗教首领就成为隶属中央政府管辖的属藩地方的少数民族王公，在政治上与皇帝结成臣与君的关系。是臣子就得给皇帝跪叩，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理。因而，只要找到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跪叩称臣的史料，就可彻底驳倒“仅有檀越关系说”这一谬论。 正因为如此，西方那些企图把西藏说成是不属于中国的“独立国”的所谓“藏学家”们，都在五世达赖进京朝见顺治皇帝时行没行跪拜礼上大做文章，并且依据片段史料，就妄下结论说：五世达赖朝觐时未给顺治皇帝叩头跪拜，双方就只存在宗教上的“檀越关系”，而不存在政治上的属领关系。原英印政府驻锡金行政官查尔斯•贝尔在其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说：原美国驻中国公使洛克希尔（又译柔克义）研究了五世达赖谒见顺治皇帝时，皇帝离开金銮宝座往前走出十步相迎没让五世达赖行跪拜礼后说：“五世达赖”1665年访问北京，是作为一位既不受制于中国又非属任何其它国家控制之下的一个独立国的君主到那里去的”。他依此大肆宣扬：五世达赖和清朝皇帝之间只是“僧俗互助”的供施关系，“在此种关系中无从属关系可言”。荷兰人范普拉赫在其用“仅有檀越关系说”做基本论点编写的《西藏的地位》一书中讲：“皇帝走出北京城外去迎接达赖喇嘛，在第一次会见时他走下宝座，前行二十码向客人问候，两个君主同时入坐并一同饮茶，这一非同寻常的姿态表明了当时满藏关系的状况”。他不但援引洛克希尔“（达赖喇嘛受到了用来接待任何独立国君主的所有礼遇，而且在汉文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把他看做别的人物的材料”的话证明五世达赖是“西藏国的君主”，而且在该条引文的注释中把黎吉生、贝尔、霍夫曼的相关谬论都罗列出来并依此下结论说：“根据这些记载，五世达赖喇嘛和顺治皇帝实际上都把对方当作对各自的领土和臣民享有主权的君主”。不仅如此，范普拉赫还借阿赫迈德等人的话说：五世达赖把皇帝视为“不过是西藏、蒙古和满洲的许多统治者之一，西藏人、蒙古人和满洲人都是他（达赖喇嘛）的崇拜者、施主和保护者”。并由此断言：“西藏和满清皇帝之间的唯一关系，是达赖喇嘛和皇帝之间的供施关系”，“从此，这种供施关系便成为西藏与1644年开始统治全中国的满洲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形式”，“这种关系不含有任何从属意义”。夏格巴•汪秋德丹在其《西藏政治史》中也说：五世达赖喇嘛和顺治皇帝“会晤和欢迎的规格，都是相互以独立国家对待的最高规格”，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是僧人与施主的关系”，因而，“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于这些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谎言，我国藏学界当然不会坐视不理。贝尔和范普拉赫的书出版后不久，我国就有多位藏学专家撰文予以批驳。四川藏学研究所还把批驳范普拉赫谬说的《西藏历史地位辨》列为重点科研课题。这本学术专著以大量历史事实系统、全面批驳了“西藏独立”论，荣获了国家级的图书大奖。由于五世达赖给康熙皇帝述说他进北京是前去朝觐顺治皇帝的奏章史料当时还未刊布，这部力作在驳斥范普拉赫上述谬说时未及引用，因而虽然指出了“范普拉赫先生的书中根本不提皇帝授予五世达赖喇嘛金册、金印、五世达赖的遗嘱以及布达拉宫东面德央厦上方墙壁上所写皇帝封号教语等对于确定问题性质具有关键作用的极重要的历史情节，却在皇帝出城迎接、会晤达赖喇嘛时走下宝座前行二十码等一些非关键性的、次要的礼仪问题上做文章”，但尚未击中其谬说的要害，给以致命的打击。我国留美博士、原中华民国外交官李铁铮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时，看到查尔斯•贝尔在《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宣扬“藏非我有”论时，十分气愤。为了澄清历史的真相和维护国家权益，他在博士论文《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一书中，用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屈膝伏拜的史实作证据驳斥了贝尔的上述谬说。他写道：“单凭达赖喇嘛所受的接待是并不能充分证明他已被当作独立的君主的。毫无疑问，礼节是非常隆重的，但在中国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什么能说明喇嘛被认为是‘当时既不在中国之下也不在其他国家之下的独立君主。’从太宗给达赖喇嘛信的措辞来看，特别是世祖授予喇嘛新封号时颁布的引（册）文中，我们却发现一些相反的含意……再则，从礼节的本身也不能充分证明他被看做独立的君主，在皇帝接见时赐座前，喇嘛是跪着的……我们知道还没有一个独立的君主在见另一国君主时被要求以右膝碰地的，特别是当后者并不以同样的方式还礼的情况下。” 这番话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本可以给贝尔谬说以致命打击，但由于李铁铮先生只列举了十三世达赖而没有列举五世达赖给皇帝跪叩称臣的史实，因而遭到贝尔的同伙（贝尔此时已去世）、原英属印度政府驻拉萨的代表黎吉生的反噬。黎吉生在《西藏简史》一书中指名道姓地诬蔑李铁铮先生是为了维护祖国主权而有意“夸大”和“虚构”史实。他说：“近来中国学者们说，达赖喇嘛是以臣属地位入觐的。西方学者，甚至在清朝覆亡以前就说他是以独立统治者的身份去的。毫无疑问，他受到非常隆重的接待。甚至李铁铮，一位维护中国主权的急先锋，尽量夸大每一个小的证据，也只能说：‘仪式并不能完全证明达赖喇嘛是以独立的统治者受到接待的’。李所拿出的证明达赖是臣属的唯一证据，是达赖在皇帝接见时屈膝了。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怀疑中国报导的可靠性……关于达赖五世的事，不应忘记皇帝不仅是从粗犷的和不拘礼节的满洲皇廷来的新人，刚刚接触了中国皇廷的古老仪式和弄虚作假；而且他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并且传说他放弃了帝位去当了和尚。很可能他对达赖喇嘛的接待是热情洋溢的，但中国史官着眼于严格的和人为的传统，被迫增加了一些有利的和虚构的事实。”黎吉生猛烈攻击李铁铮先生的正论，大肆宣扬贝尔的谬说。由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掀起“反华大合唱”，黎吉生此书在当时被誉为“最权威的西藏通史”，因而，贝尔和黎吉生炮制的“西藏独立”论一时蒙骗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二 然而，谎言不能持久，事实胜于雄辩，就在200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编印的 《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一书刊布的五世达赖喇嘛跪拜清朝皇帝的档案文件，彻底揭穿了贝尔、黎吉生、夏格巴还有范普拉赫编造的政治谎言。 我国清朝初年的蒙文老档和满文档案以及清朝内阁起居注等珍稀档案文件中，有很多关于五世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屈膝跪拜的史料。受封领旨的历辈达赖喇嘛的传记和《达察活佛传》等藏文史料中，也有大量关于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的记录。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达赖喇嘛给皇帝跪拜的方式有两种：（1）在给皇帝奏事请安的书表中，用文字——“跪接谕旨”、“合掌跪奏”、“伏乞皇上圣鉴”、“伏乞明览。请旨”、“伏祈圣上时赐纶音”、“叩谢”等词语表明臣属关系；（2）面向圣旨、万岁牌、皇帝画像、皇宫所在地及皇帝本人，用行为——“俯伏”、“三跪九叩”、“稽首”、“叩拜”、“跪接跪送”等动作表达臣属关系。跪拜的方法有三类：（1）大礼三跪九叩；（2）便礼一跪三叩；（3）特殊场合行屈膝礼，只跪不叩。特定环境下觐见皇帝时，虽然免跪免叩，但达赖喇嘛的座位必须低于皇帝的宝座，以示尊卑属领之别。 在新刊布的五世达赖和皇帝特使给康熙皇帝进呈的奏书中，人们可以看到五世达赖喇嘛用“言”、“行”两种方式向清朝皇帝跪叩称臣的确证。形成于1678年11月的蒙文老档《达赖喇嘛为申辩未允与吴三桂同叛朝廷奏书》证明，五世达赖以文字形式明白无误地“跪拜”过康熙皇帝。 奉天承运转轮王天地之主宰文殊皇帝陛下明鉴： 小僧跪接谕旨，恭悉纶音。前吴三桂为探小僧之意，曾遣人前来……说明其举事之因。小僧言，为臣仆者与主人破裂，差矣……如反叛朝廷，我等僧俗愧对圣上，即愧对世人，故未应允。 奏书中的 “小僧跪接谕旨”，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绝非“中国史官着眼于严格的和人为的传统被迫增加和虚构”。这一点，丹珠昂奔先生主编的《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的有关史料，还可进一步予以确证。如： 铁狗年（1670年，康熙九年）54岁 （9月）16日（五世达赖喇嘛）向皇帝的使者和客人们传授……随许法，并给他们赠礼送行。派……使者前往北京向皇帝进呈奏表和礼品。以前给皇帝的表章中用zhabs-drung-du-zhu-ba（圣驾脚前奏请），这次使者带来的敕书中皇帝附带提到可不用此词语，以为不好推辞皇帝的美意，因此这次在奏表中写为drung-du-gsol-ba（驾前祈请），以略表恭敬之意。 这段藏文史料告诉世人，在康熙九年9月16日之前，五世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进呈奏书表章时，一直使用“圣驾脚前奏请”这一专用词语来表明他与皇帝之间的臣君关系。康熙皇帝为示优礼，在颁敕书时附带告诉他，以后上奏书时可以不用此词语，五世达赖喇嘛不便推辞“皇帝美意”，在当日遣使进呈的奏书中才改用“驾前祈请”一词，以示恭敬和遵从。藏语中的“圣驾脚前奏请”在汉语中的对应词语是哪个呢？人们可以从五世达赖选定的、并声明其所做与他自己所为毫无区别的桑结嘉措给康熙皇帝的奏书中找到答案。在《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一书第277、144、183、166号藏文和满文档案文件中，桑结嘉措使用“皇帝金莲尊前合掌谨奏” “跪地合掌谨奏” 、“合掌跪奏”等词语表达他对康熙皇帝的臣服和恭敬。需要指出的是，第277号档案文件是藏译汉，藏文原件至今仍保存在西藏历史档案馆。这份弥足珍贵的藏文奏书稿，照惯例使用“圣驾脚前奏请”这一表示君臣关系的词语。“圣驾脚前奏请”即 “皇帝金莲尊前谨奏”，它与“圣驾面前奏请”的区别在于前者必须下跪，后者则可以站立。“圣驾脚前奏请”其实与“合掌跪奏”同义。因而，它的汉语对应词当是“合掌跪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汉文部分）一书插页上的《达赖喇嘛谢恩奏书》（汉文档案文件）彩照亦可以确证此事，因为其中明白无误地使用“合掌跪奏”和“叩谢”词语。此外，在《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一书第136、138、143号档案文件中，人们还能看到五世达赖喇嘛在奏书中使用 “伏乞皇上圣鉴”、“伏祈圣上时赐纶音”、“伏乞明览。请旨” 等词语表达作为臣属的他对皇帝的恭敬之意。这一臣子向皇帝表明属领关系的专用词语，在固始汗、五世班禅和桑结嘉措给皇帝的奏书中也出现过多次，可见也不会是译师的笔误。 上述蒙文老档中的“跪接谕旨”、藏文史料中的“圣驾脚前奏请”、藏文档案中的“皇帝金莲尊前合掌跪奏”、满文档案中的“跪地合掌谨奏”、汉文档案中的“合掌跪奏”以及各档案文件中的“伏乞”、“伏祈”、“叩谢”，无可置疑地说明五世达赖喇嘛以文字形式多次叩拜过清朝皇帝。不仅如此，康熙皇帝差往达赖喇嘛处的理藩院员外郎拉笃祜 （又译喇都虎）给皇帝进呈的奏书也证明五世达赖喇嘛有过跪拜清朝皇帝的“行为”。该奏书云：康熙十三年（1674年），“（皇帝特使拉笃祜）至达赖喇玛（嘛）处，达赖喇玛（嘛）俯伏接旨”。受封领旨的达赖喇嘛要在接领清朝皇帝圣旨时“俯伏”跪叩，此后形成历史定制。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记中就有“按例规……将诏书迎至日光寝殿，达赖喇嘛、摄政及大小呼图克图俱无比恭敬地跪听宣读皇帝诏书”的语句。在这些确凿的史料证据面前，黎吉生之流编造的种种谎言都不攻自破。 三 为了炮制“西藏独立”论，贝尔之流不仅在五世达赖朝觐顺治皇帝之事上大做文章，而且也在十三世达赖给光绪皇帝屈膝伏拜一事上编造谎言。黎吉生在《西藏简史》中就对世人讲：此事值得怀疑，不可相信！范普拉赫在《西藏的地位》中虽未敢公开予以否认，但极力强调此事是被迫所为。贝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也说，达赖喇嘛给光绪皇帝未行全礼，经过“斗争”，获准只跪右膝，亦即行了一个打折扣的礼，至今仍有人误信其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直到2002年，《历史研究》第3期刊登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索文清先生的力作《一九0八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觐考》，公布了他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发现的珍贵资料《内厅侦察达赖报告》，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弥补这一缺憾。 从对《内厅侦察达赖报告》等稀有档案文件的考释中可以得知，十三世达赖进京后的当天，为领皇赏事即给光绪皇帝磕了头。光绪三十四年9月5日，理藩部尚书寿耆书写《代达赖喇嘛受赏谢恩折》向皇上奏报了此事，奏折云： 窃据达赖喇嘛声称，达赖喇嘛蒙恩饬令来京，不胜感激之至。今甫到京都，仰蒙天恩，颁赏马……等银、绸各赏，跪领之下，感荷尤深……谨率同扎萨克喇嘛等叩谢天恩，恳乞代奏。 这份档案文件清楚写明，十三世达赖在给光绪皇帝当面屈膝伏拜前，已向圣旨皇赏磕头跪领。而黎吉生在其欺世盗名的《西藏简史》中却对此一句不提，只能是欲盖弥彰。不仅如此，在奉旨前往库伦宣慰十三世达赖的科尔沁辅国公、御前大臣博迪苏撰写的《朔漠纪程》中关于十三世达赖在库伦接受皇帝圣旨和赏赐的史料，更进一步确证了此事。 （光绪三十二年）闰4月26日午后，（博迪苏）往见达赖。达赖遣徒众持执幡幢、鸣鼓乐来迎，入该寺后，跪接圣旨，送黄哈达二分，恭请圣安。当即颁发皇太后、皇上所赏物件。达赖行三跪九叩礼恭谢天恩。 这段记述不仅可以证明，十三世达赖在朝见皇帝之前已向圣旨跪叩过，而且还能证明他行的是全礼，即屈了三次膝，叩了九次首，贝尔之流的谬说可以休矣。倘若有人对汉文史料还有所疑虑，那么，请看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珍宝串》中的藏文史料： 佛龄29岁 藏历木龙年 公元1904年 11月2日 皇帝闻讯达赖喇嘛的功业声誉而极受感动，专派一位钦差大臣，带着赐给达赖喇嘛的织有九幅彩云盘龙图案的名贵黄缎僧衣和各种礼品以及颂扬册封敕文来看望达赖喇嘛。在甘丹大乘寺的日光殿，达赖喇嘛接受皇帝赏赐后，面朝北京方向行九叩礼。 上述三次跪叩皆是在十三世达赖北上期间所为。那么，他是否因落难不得已而为之呢？《年谱》中的另一段史料可以解除这一疑虑。 佛龄2岁 藏历火牛年 公元1877年 11月14日 按照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以来形成的惯例，在蔡公堂极乐净土寺日光殿举行了转世灵童拜接皇上批准他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圣旨的仪式，驻藏大臣和帮办大臣立于正面宣读圣旨，转世灵童面向驻藏大臣手擎的圣旨跪于拜垫，摄政王、经师、僧俗官员等于灵童身后席地而跪，听宣圣旨。宣读完毕，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为表谢皇恩，向东方行三跪九叩礼…… 这段藏文史料明白告诉世人，十三世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屈膝伏拜是遵从历史定制。范普拉赫的说法纯属别有用心的编造。只要是尊重历史事实，人们就能在《年谱》中找到更多关于达赖跪拜皇帝的史料。 这些白纸黑字证明，十三世达赖不仅在接领圣旨皇赏时多次向皇帝的宫阙行过三跪九叩礼，而且在进入布达拉宫坐床时、新年第一天、皇帝寿诞日等重要日子，都按传统向供奉在布达拉宫中心圣堂的皇帝画像和万岁牌 “稽首” 、“叩拜” 过。 毋庸讳言，十三世达赖最初对清廷采纳张荫棠的建议安排的觐见礼节的确不太满意，但是，决不像贝尔胡诌的达赖喇嘛此刻“开始了他和中国政府之间的现实斗争”，也不像夏格巴所说的“达赖喇嘛听说见皇帝时要磕头，他就拒绝到宫廷去”，亦不是荣赫鹏所云“达赖只愿屈膝，不甘叩首”，言外之意是不愿行“藩臣”须行的“三跪九叩首礼”。如若十三世达赖是想否认他是清朝皇帝的“藩臣”、表明他是“独立国的君主”的话，他为什么还愿“屈膝”呢？贝尔为什么又说达赖喇嘛认为只跪右膝是“比较合情合理”呢？可见只跪不叩也是礼。范普拉赫在《西藏的地位》一书的注释里就无意中披露了柔克义承认只跪不叩是“屈膝礼”一事。他虽然挖空心思地歪曲费正清先生关于在正当场合才三跪九叩，其他场合只需一跪三拜的话，企图否认十三世达赖给皇帝磕过头。但面对铁的事实，最终不得不说，“尽管（清廷）在接见礼仪方面做了让步，给了达赖喇嘛很高的荣誉，但清廷还是像对待藩属一样接待了他。” 那么，这不等于范先生也承认只跪不叩同样是“藩臣”行的一种礼节了么？清代典章制度中，真有这样的礼节。据档案文件 《五世达赖六世班禅入京师及迎送接待赏赐情况》记载，乾隆四十五年班禅赴京朝觐，乾隆皇帝“以班禅有高行，惟跽不拜。至是，班禅固请拜，上嘉其诚，从之。”“跽”，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双膝着地，上身挺直”。可见，只跪不叩的确是清朝皇帝为“优礼”达赖、班禅极少数“有高行”的宗教首领而规定的一种觐见礼节。那么，荣赫鹏所言“达赖只愿屈膝，不甘叩首”只能说是十三世达赖不愿按照蒙古王公的觐见礼节去三跪九叩，他要求按照“惟跽不拜”的礼节觐见光绪帝而已，别无他解。众所周知，达赖与班禅都是“有高行”的藏传佛教领袖，达赖的世俗地位还高于班禅，他要求按此旧制觐见皇帝，的确“比较合情合理”。可见，十三世达赖作为臣属，并不是不愿向光绪皇帝跪叩，而是想享受高于蒙古王公的“特殊待遇”。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上旬，清廷经与十三世达赖磋商，在觐见礼节上达成一致，遂定下陛见日期。清廷和十三世达赖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陛见都十分重视，陛见前在黄寺和紫光阁演礼两次。仁寿殿觐见慈禧太后时，十三世达赖“敬谨跪递佛一尊，哈达一方，御前大臣接受”后，“跪请皇太后圣安，叩谢恩赏，跪听皇太后宣谕”。同样，觐见光绪皇帝时亦跪递佛像、跪请圣安、跪听宣谕，并在皇帝赏茶后“行叩首礼”。紫光阁第二次觐见光绪皇帝时，十三世达赖率随同堪布16人赴宴。宴毕，与驻京蒙古王公等人同行三跪九叩礼谢恩。皇上颁赏后，又跪领谢恩。慈禧太后祝寿之日，十三世达赖“至纳陛上皇太后御座前跪”，“恭捧瓷盘，内盛黄缎包净水瓶、长寿瓶、长寿丹衬黄哈达。唪经，敬谨跪递”，皇太后面赏珍珠念珠等物，“达赖喇嘛跪领，行三跪九叩首礼谢恩”，皇太后赏茶，“乾清门侍卫转授，达赖喇嘛行一叩首礼”。从这些实录史料中可以看出，十三世达赖给皇太后和皇帝屈膝跪拜了许多次，不仅行了“惟跽不拜”礼，也行了“一叩首礼”，还行了“三跪九叩首礼”。特别是在皇帝母子驾崩后，十三世达赖亲率堪布喇嘛多人“进内廷叩谒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梓宫唪经超度亡灵”，直至别京返藏前还在保定车站香案前，向大清皇帝“叩恩谢辞”。 四 不光档案史料证明五世达赖和十三世达赖给皇帝跪叩过，布达拉宫中供奉的皇帝万岁牌和画像也证明七至十二世达赖给圣上叩拜过。 康熙时期，皇帝赐给七世达赖一块以藏、汉、满、蒙文书写“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七世达赖把它供奉在布达拉宫的殊胜三地殿正中。每年藏历正月初一，都率僧俗官员向此牌叩拜。其后的历世达赖均保持了这一礼仪。乾隆年间，皇帝又赐肖像给八世达赖，供“汉藏众生依例敬拜”，八世达赖也在殊胜三地殿修“精舍”供奉。诸多藏文史料表明，八至十三世达赖曾多次向此牌此像叩拜过。如：第十三饶迥土羊年（公元1799年），乾隆帝驾崩，八世达赖“莅临肖像前叩拜”。十世达赖进入布达拉宫坐床时，径直“到萨松南杰寝殿的文殊大皇帝的画像前行礼”，尔后才登法座。道光三十年（1850年）皇太后逝世，2月1日，十一世达赖“前往南杰扎仓，朝拜……皇帝画像，敬献供品和哈达”。3月20日，皇帝驾崩，十一世达赖又“朝拜……皇帝画像，在各殿三佛田尊前敬献五色哈达”。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9月18日，十二世达赖 “前往布达拉宫在皇帝牌位前行跪拜礼，并献哈达”。同治四年（1865年）2月22日，皇帝寿诞，十二世达赖“亲往布达拉宫，在皇帝画像前呈供品、叩头并献哈达”。光绪五年（1879年）613日，十三世达赖进入布达拉宫坐床时，首先“叩拜皇帝画像和观音佛像，献哈达”。藏历铁龙年（1880年）6月，皇帝寿诞，十三世达赖“向皇帝画像跪拜、献哈达”。八至十三世达赖喇嘛供奉跪拜清朝皇帝画像和万岁牌这一铁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达赖喇嘛是清朝皇帝的“臣属”，清朝皇帝是达赖喇嘛的“君主”，夏格巴所谓“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是喇嘛与施主的关系说”纯系一派胡言。 藏族学者和高僧编著的历辈达赖喇嘛传记还说明，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在接领皇上批准他为达赖喇嘛圣旨的仪式及坐床大典上亦要向皇帝屈膝跪拜。藏历第十四饶迥土龙年（1808年）二月初三日，八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在蔡公堂寺举行接领皇帝圣旨仪式时，“面朝东方”，“恭礼大皇帝”。水马年（1822年）4月间，九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在聂塘德哇坚寺“面向东方磕头跪拜”，圣旨宣读完毕，“对大皇帝行三跪九拜大礼谢恩”。同年8月8日，十世达赖坐床典礼时，按照惯例“在坐垫上面向东方下跪”，聆听宣旨。宣诏完毕，“依制行三跪九拜大礼”。水虎年（1842年）4月15日，十一世达赖在司喜平措殿举行坐床仪式时，“面向东方下跪，行礼接受皇帝所赐礼品并聆听宣读诏书”，然后“登上黄金宝座”。土马年（1858年）4月15日，十一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在伦珠噶蔡寝殿，“面朝东方跪下”拜接诏书，宣诏完毕，“行三跪九叩礼”。铁猴年（1860年）7月3日，十二世达赖坐床时，在司喜平措大殿“面朝东方下跪”，聆听圣旨，“宣诏完毕，达赖喇嘛和摄政呼图克图等人都行三跪九叩礼”。这些史实进一步说明，达赖喇嘛和清朝皇帝之间不只存在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还存在着政治上的属领关系。 此外，始于五世达赖、形成定制于乾隆时期的达赖班禅给清朝皇帝递 “丹书克”（藏文请安书表）制度，规定“朝廷遇有喜庆典礼”，达赖班禅须遣使“进京呈丹书克”表其忠诚。如皇帝继位，达赖班禅“遣使来贺登极”；皇帝寿诞，派堪布以喜庆之礼“为祝圣上万寿庆典递丹书克”。西藏有典礼亦向皇帝递丹书克。如：历世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坐床后，都要派堪布进京恭请圣安，递丹书克物件，叩谢天恩。《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中就收有（藏文）意为达赖坐床事特遣巴雅尔堪布成勒仁钦叩谢天恩，敬献丹书克）的奏书。达赖喇嘛呈递“丹书克”抬头用语须显其“诚敬之心”，书写“扶持佛法引导众生之达赖喇嘛合掌顿首谨奏天命至圣文殊师利大皇帝膝下”或“文殊师利圣主敕封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达赖喇嘛望阙谨跪奏”。递丹书克的贡使堪布捧敕谕返藏后，达赖喇嘛要“合掌跪聆”敕谕，“敬谨跪领”御赐，“向阙九叩，恭谢天恩”。这样的史实在达赖喇嘛的传记中不胜枚举。这一呈递丹书克制度的施行直至清王朝为民国取代。由此可见，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的臣君关系一贯到底，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属领关系始终如一。 另外，五世达赖奏书中的话还说明，1652年他进北京是 “为满足圣主之意”、“赴朝廷朝觐”的，而非贝尔之流杜撰的出国“访问”。五世达赖自传中所说他“亲谒皇宫，瞻仰圣颜”时，坐于“略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茶来时，“皇上命我先饮，我答不敢”和“皇帝赐我封号与职位”的话，证明顺治皇帝为优礼达赖喇嘛虽然破格免去跪叩礼节，但君臣关系仍有鲜明的显示，并非如范普拉赫所曲解的“五世达赖喇嘛和顺治皇帝实际上都把对方当作对各自的领土和臣民享有主权的君主”看待。显而见之，贝尔、黎吉生、夏格巴和范普拉赫所言不实。 综上所述，只能得出如下结论：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跪叩称臣是不容歪曲的历史事实，也是确认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属领关系的铁证之一，贝尔之流所谓达赖没有、不愿给皇帝磕头的说法不能成立。本文对受封领旨的五至十三世达赖喇嘛以“言”、“行”两种方式向清朝皇帝跪叩的大量史实之阐释，进一步确证了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不只存在宗教上的供施关系，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政治上一以贯之的属领关系。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客观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