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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过去中外学术界发表的论著颇多。本文依据清代及民国的档案和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以及中外有关论著，分别从国民政府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缘起，办理经印度入藏签证，访晤青海灵童及申报、批准免于掣签，是否主持坐床典礼等几个问题出发，澄清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及国外藏族作者歪曲事实的论述，还历史真实面目。 关键词：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吴忠信 一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西藏地方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权力之争。次年1月，西藏地方政府及三大寺代表大会决定：在达赖喇嘛未转世、执政前，设立摄政，代理达赖喇嘛掌管西藏政教事务。最后，在三名摄政候选人中，选定第五世热振活佛土丹江白益西坚赞出任摄政，司伦郎堆•贡嘎旺秋为助理摄政。同时，西藏地方政府通知驻南京办事处将热振摄政事“循例呈报”国民政府。①同年1月3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复电核准”，并具文复西藏驻南京办事处转司伦、噶厦等。②5月29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册封热振活佛为“辅国普化禅师”名号。③ 热振活佛摄政后，按旧例积极主持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1938年9月，西藏驻南京办事处向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转呈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寻找达赖转世灵童及请速送青海灵童入藏电(漾电)，内云： 本月养日奉西藏政府结造、④司伦、噶夏等联合来电略开，关于达赖佛转世一事，经僧民代表在各地详细访寻之结果，在西藏内部所寻选者有灵异幼童二人，在西宁塔尔寺方面所寻选者有灵异幼童一人。依照西藏宗教仪式，所寻选之幼童应聚集西藏，降鸾掣签，认定真正达赖之转世，既多灵异后，复经庄严之金本巴瓶内典礼拈定。现典礼期将近，关于西宁塔尔寺地方各寻选者，请中央政府俯允该主持人员，迅将寻选幼童送至西藏参加典礼，并垦发给执照以利行程。如何之处，希速转呈中央请示电复。等情。据此，相应电陈钧座鉴核示遵。 西藏代表阿旺桑丹、格敦恪典、图丹结桑。漾。印⑤ 在接到此电之前，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对达赖转世一事就十分关切，多次去电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了解寻访灵童事。同年10月8日，蒙藏委员会针对西藏驻南京办事处漾电，向行政院提出三种办法请示：“(一)国民政府特派大员前往拉萨，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掣签事宜；(二)国民政府特派大员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掣签事宜，并得由该员指派代表就近办理之；(三)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掣签事宜，并得由该委员长指派代表就近办理之。”⑥10月20日行政院复函，请蒙藏委员会将所拟三种办法与藏方洽商；⑦西藏地方政府最初通过驻南京办事处转呈电报，同意按第三种办法，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指派代表(即驻拉萨的张威白咨议)就近办理。⑧ 然而，达赖喇嘛转世是关系中国主权的大事，国民政府参政会及社会上人士多主张由政府派大员速前往处理，以示中央重视达赖转世盛典之意。因此，1938年10月25日，蒙藏委员会正式呈请国民政府明令特派吴忠信会同热振主持十四世达赖转世事。⑨12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此令。”⑩1939年1月5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致电热振活佛，通知国民政府特派吴忠信会同热振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11)1月27日，热振活佛回电(巧电)：“业经与司伦、噶厦商定，敬谨接受。前据驻京代表电称，委员长并得派代表在拉萨就近参加；复称委员长有派驻藏咨议参加之意，即请明令张咨议代表参加为祷。特此奉复，敬候示遵”。(12)巧电虽明言对吴忠信入藏主持转世事宜“敬谨接受”，但又坚持张威白咨议就近参加，最后表示“敬候示遵”。 此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通过西藏驻南京办事处与西藏地方政府多次交涉。到1939年4月23日，蒙藏委员会接到西藏驻南京办事处转来噶厦电，内称：“……现吴委员长既拟亲莅拉萨，藏方因中藏情感日益融洽起见，极表欢迎。祈速转请吴委员长由海道入藏。但在未动身之前，务恳中央电知西宁纪仓佛等速送灵儿起程入藏，并请吴委员长决定首途日期，先为电告。”(13)4月29日，热振活佛又致电蒙藏委员会，希望吴忠信先到青海，与达赖转世灵童同行入藏。后因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来电云灵童正备装待发，(14)此事作罢，吴忠信仍拟由海路入藏。 以上所引档案资料证明，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是与西藏摄政热振共同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作为西藏地方政府派驻南京的办事处人员是没有权力和胆量私自删改以上所引用的电文(档案)；而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主要是蒙藏委员会)，如果看到西藏地方政府来电中有损中国对西藏主权的词句，也是决不会接受并且要提出抗议的。在西藏地方政府及摄政热振活佛的电文中，一直提请中央国民政府催促在青海塔尔寺附近祁家川寻到的灵童拉木顿珠(又译作拉木登珠、拉没旦柱等)迅速入藏的情况，这表明西藏地方政府及热振正是冀求中央尽快护送青海灵童进藏。如果国民政府采取相反的措施，则达赖喇嘛转世就成了问题。加之热振活佛摄政后，一直是维护和依靠中央国民政府的。因此，上述往来电文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但是，一些鼓吹“西藏独立”的学者和政客们却千方百计地歪曲这一事实。如逃亡到国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仔本)夏格巴•旺曲德典，在1976年于印度新德里出版了一部名为《显明雪域藏地政教兼备之大国政治王统》(藏文，下简称《藏区政治史》，即作者在1967年出版英文本《西藏政治史》的增订藏文版)的书，说什么“中国政府派吴忠信一行前来庆贺达赖喇嘛坐床”。(15)是“庆贺”还是“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如果仔细研读上引电文，是一目了然的。 二 1939年7月，在国民政府的催促下，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派人护送青海灵童拉木顿珠等从西宁启程入藏。以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孔庆宗为首的一行也于7月由重庆取道西康入藏。而吴忠信本人则拟定于9月初由重庆经香港、缅甸、印度至拉萨。然而，在办理赴印度签证时，英国政府却有意刁难。据1939年5月15日中国驻英使馆报告称：“吴委员长忠信假道印度入藏事，顷据英国外部复称，为方便起见，可先由我方将入藏日期与藏方定妥后，再由藏方经行通知印度政府洽办。”(16)即是说，英国坚持要由中国国民政府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再由西藏地方政府咨呈英国政府，方可放行。这一做法，正如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所说，英持此态度，“自隐含有使我承认西藏半独立之意义，先例一开，后患堪虞，允宜加意审慎”。(17)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也因此事复行政院：“英外交部复称可先由我方将入藏日期与藏方定妥后，再由藏方通知印度政府洽办。其意欲我承认西藏有外交自主权，我以主权有关，当然不能照办。”(18)经国民政府外交部与英国政府多方交涉，仍无结果。 当时，国民政府甚至有“如海道不可能，则改派人员由陆路入藏”之议。对此，吴忠信在日记中写道：“大员入藏问题，因与英人交涉小有波折，又想取消前议，真无异视国事如儿戏也”。(19)其实，国民政府也希望通过将吴忠信入藏日期及人员经西藏驻京办事处转告西藏地方政府的办法，让西藏地方政府自动通知英印政府放行。此事就这样搁置起来，直到同年9月1日吴忠信接到热振活佛电报，内称：“敬悉委员长随率职员仆役十九人取道印度入藏，本人已同噶厦电告英属印度沿途妥为关照矣，请毋须操心。”(20)至此，英国政府签发了吴忠信一行假道印度之签证。 然而，就在这一看来细小的问题上，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和学者也不放过。曾任英印政府和独立后印度政府驻锡金长官的黎吉生(H.E.Richardson，又译作理查逊)在其所著《西藏简史》一书中写道：“1940年2月古德和吴忠信等参加了坐床典礼。安排吴忠信取道印度等全部手续，是西藏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申请，批准后才得以成行的。但是李铁铮却说准许吴取道印度是英国外事机关批准的，这不是事实”。(21)李铁铮所说的如果不是事实，难道西藏地方政府能够签发经印度的签证？当时国民政府正是避免了英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向西藏地方政府去申请过境签证的政治陷阱，坚持要西藏地方政府“自动”通知英印政府；对国民政府来讲，此签证不是向英国外交部申请并由其签发的吗？在上引夏格巴的书中，更有离奇的、毫无根据的说法：“中国政府并要求印度政府发放签证准许吴等一行从印度通过。印度就发放签证是否妥当一事征询西藏政府。西藏政府最初说，‘中国政府代表不必前来’。故未发签证。其后，又回答说，‘除祝贺坐床，敬献礼物之外，别无它事，发给签证也无妨’”。(22)对照上引热振活佛电文及签办经过，夏格巴上述编造的谎言不攻自破。 事实上，英国政府对于十三世达赖圆寂和转世期间中央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是不甘心的，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和破坏。1939年9月，时任英印政府驻锡金行政长官的古德(B.Gould)就急忙向英国政府建议，派其到拉萨，以抵消中国势力在西藏的增长。(23)同年12月9日，英国政府正式指示古德出席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在同一天，西藏噶厦问在拉萨的英印政府代表诺布顿珠(NorbhuDondup)，谁还在拉萨可以通知印度政府即将举行的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但是噶厦没有明确邀请英国代表出席典礼。然而，古德却决定把此当作事实上的邀请。(24)上述夏格巴之流力图将中央国民政府派至西藏主持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的吴忠信一行与英国古德代表团都说成是“庆贺”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别有用心地歪曲事实，在下面笔者还将谈到这一问题。 三 1939年10月22日，吴忠信一行乘飞机由重庆至香港，然后经缅甸仰光，分乘飞机、轮船至印度加尔各达，后取道噶伦堡，经亚东、江孜，于1940年1月15日抵达拉萨，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僧俗大众的隆重欢迎。关于此，吴忠信在其日记中写道：“……旋到哲蚌寺附近之藏政府欢迎帐棚，热振代表暨噶伦丹巴嘉祥、彭休、彭康，以及藏中高级僧俗官吏七十余人，均献哈达致敬……其驻在拉萨藏军七百余人，全体出城，列队迎候于别蚌寺前之道傍。午后四时入城，鸣礼炮二十七响致敬，循曩例也。”(25)无怪乎英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在致英印政府的报告中说，据他的观察和了解，普通的拉萨人将吴忠信视为新的“驻藏大臣”。(26)这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吴忠信此次入藏负有与摄政热振活佛共同主持达赖喇嘛转世事宜之重责。 吴忠信到拉萨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布施寺庙，会见西藏上层贵族、僧官，分赠礼品，并且颁给热振活佛“辅国普化禅师”册印，(27)以及授四噶伦勋章等。但是，关于为所选三灵童掣签一事却发生了变化。在1939年9月17日吴忠信未启程离渝时，曾接到热振活佛来电，内除了感谢蒙藏委员会“屡饬催促青海省政府，此恩此德，始由青海派官兵护送，将灵儿并佛眷父母及纪仓佛人等护送前来”外，还郑重表示：“至于灵儿入藏后所有一切应行征认、剃发、坐床等大小典礼，均俟中央代表吴委员长到拉萨时，应如何办理，再当次第呈报。”(28)可是，当青海灵童一行脱离青海控制，即将抵达西藏那曲(黑河)时，西藏噶厦和民众大会(春都)于8月23日突然宣布青海灵童拉木顿珠为转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按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规格迎请拉木顿珠至拉萨。 接着，在藏历十月十三日(公历11月23日)又按例为拉木顿珠剃发、赠号、受戒，号曰：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甲错师松汪觉聪巴密伯德青布(意译为“文殊尊者语自在睿智良慧持法海总摄三界无敌军具足吉祥贤德尊”，简称“丹增嘉错——持法海”)。热振活佛、噶厦分别于11月21日、12月8日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委员长，呈报灵童拉木顿珠剃发、赠号、受戒事，并择定于次年正月十四日(藏历，公历1940年2月22日)吉日举行坐床典礼。(29)而此时，吴忠信还在赴藏途中。(30) 以热振为首的西藏地方当局为何急忙摒弃其他两名寻访到的灵童，不按热振活佛9月17日电报所说，待吴忠信到藏后举行掣签、剃发等仪式？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显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前往拉萨参加坐床典礼的国民政府官员入藏之后要求必须参与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31)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从摄政热振活佛方面来看，青海灵童的选定主要是他的功绩，因此他希望青海灵童选为转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而作为助理摄政的郎堆对此表示异议，积极支持另一名灵童，即他的亲戚尧西颇本之子。(32)这自然使原来事事要与郎堆商议的热振与郎堆的矛盾激化。因此，在1939年4月，热振活佛提出要辞去摄政职务，而民众大会(春都)为挽留热振，决定让郎堆辞去助理摄政之职，从此热振就独揽西藏地方大权。为了显示和保住自己在寻访青海灵童的功绩，不为掣签所改变，热振采取了上述措施，急于宣布拉木顿珠为转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吴忠信一行抵拉萨后，就面临着西藏地方政府已确定青海灵童拉木顿珠为转世的十四达赖喇嘛的局面。1940年1月26日，热振活佛向吴忠信正式呈递了关于访得拉木顿珠灵异情形并请中央政府免予掣签的报告。这份报告原件为藏文，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蒙藏委员会档案内。报告详细列举了青海灵童拉木顿珠各种灵异情形及“西藏僧俗大众、贵贱大小皆衷心诚信，认为(其是)十三辈转世之真身”；最后提出：“因群众情投意合，不须掣瓶，(33)照例剃发受戒，业已呈报中央在案。兹遵乃冲大神所示，庚辰年(即1940年)坐床为吉，谨诹定正月十四日举行坐床典礼。其应如何转中央之处，即请代达为荷。特此，尚希鉴核。”(34) 又据吴忠信日记载，自其入藏得知西藏地方政府已确定拉木顿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后，“即派张咨议威白与热振佛接洽，一方面勉循其既成事实，一方面仍望其具备应有程式”。而当热振活佛遣人送来请求中央免于掣签之公文，“函中无头无尾，形式弗具。余阅之大诧，当严词告来使云，似此毫无诚意，显系侮辱本人，余可袱被即行，万难迁就。复由张咨议携去补具公函首尾，并钤盖热振佛印章，不一小时送还”。吴忠信之所以这样做，正如其在日记中所说：“余此行重在完成手续，且为安定西藏人心，扶持热振地位，亦以早日确定此案为宜也。”(35) 吴忠信随后于1月28日致电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拟请转呈国府颁布命令，准以该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辈达赖”，并赠给法币四十万元。(36)但是，为了维护中央主权，吴忠信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要按旧例亲晤青海灵童，(37)再转呈中央核准。在会晤场所的问题上，西藏地方政府先是坚持在殿中会见(即“殿见”)，吴忠信依照旧例，认为“钦差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本属平行，况其(灵童)为未登座之灵儿乎？”(38)因此，坚持在殿外会晤。最后，摄政热振活佛同意在罗布林卡殿外荷亭内，由吴忠信访晤灵童。 同年1月31日午前11时，吴忠信等人至罗布林卡，到大殿前下舆，由顾加总堪布等引导至花亭(荷亭)。吴忠信在1月31日日记中对会晤情况有如实的叙述： 时灵儿已先至就主位坐，右手上座置绣花坐褥，盖为余特设。余先以哈达送之，灵儿起立接受，并另以哈达答余。随员旋各以哈达致送，退出。斯时亭中仅余余及灵儿、顾加总堪布、苏本堪布等七人。余数以语试灵儿，均能含笑作答，如有领会。又握其手，亦毫无畏缩。谈约十数分钟。余招摄影师为之摄照，灵儿颔其首，乃就亭前共摄影。又致送灵儿福州漆佛一尊，藏银五千两，黄缎一匹，座表一只，复一一为之说明用途。其后复与随员及各堪布、赖兴巴等合摄一照。灵儿现仅四龄有余，其举止行动均极沉着安闲，洵为殊异。尤难者，能通汉语，故对汉人倍加亲切。(39) 会晤灵童后，吴忠信即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内称：“……忠信复查所述灵异各节，均属确实，拟请转呈国民政府颁布明令，特准以该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并发给坐床大典经费四十万元，以示优异。”(40)2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发命令(府字第898号)： 民国政府令 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予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此令。 拉木登珠业经明令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其坐床大典所需经费，着由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拨发四十万元，以示优异。此令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五日(41) 这是中国中央政府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免予抽签和正式批准青海灵童拉木顿珠为转世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铁证。 然而，上述的夏格巴在其书中却说：“……既然已经决定了(指西藏地方政府为拉木顿珠剃发、赠号等)，吴(忠信)还要煞有介事地说，再次考察后由中国政府认可。这些说法全都只能看成疯话，根本没有真实根据。明眼人看了只会发笑，别无其它”。(42)在这里，夏格巴之流是不知清代以来西藏的历史，或是有意歪曲历史。如果是“忘记”了，那么我们不妨再向他们讲一讲：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朝中央政府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蒙古、西藏转世大活佛有转世灵童时，“依照西藏旧俗，常问卜于四大护法神，因依口传认定，未必准确，兹大皇帝为弘扬黄教，特颁金瓶。嗣后认定转世灵童，先邀集四大护法神初选灵幼童若干名，而后将灵童名字、出生年月书于签牌，置于金瓶之内，由具大德之活佛讽经祈祷七日后，再由各呼图克图暨驻藏大臣于大昭寺释迦佛尊前共同掣签认定”。(43)这就是“金本巴制”。此后历代达赖、班禅喇嘛等转世均经过金瓶掣签后，由清朝皇帝批准。如果西藏地方僧俗人等均认为只有一个灵童为真正转世之达赖喇嘛，则要向清廷提出免予掣签的请求，得到清朝皇帝批准后，方可免予掣签。历史上第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错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错均是西藏地方政府向清朝中央申报免予掣签的。(44) 虽然，摄政热振活佛等迫于西藏噶厦内一些热衷于“独立”的官员的压力和内部权力斗争的形势，在中央国民政府所派大员吴忠信来到拉萨之前，确定了青海灵童拉木顿珠为转世之十四世达赖喇嘛，并私自剃发、赠号等，但是如果没有当时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批准，其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等正是基于此，才呈请吴忠信并转呈中央政府，请求拉木顿珠免于掣签，经过查看灵童，再由中央政府下令批准。上述热振活佛的呈文及电文，以及从清代以来关于西藏地方达赖喇嘛等转世制度，难道真如夏格巴之流所说是“疯话”，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吗？事实上，夏格巴之流正是从他们否认自元代以来历代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主权的谬论(45)出发，否认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对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的一切维护主权的活动。说歪曲事实“疯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夏格巴自己。 四 因为中央国民政府已批准青海灵童拉木顿珠免予掣签，因此藏历正月十四日拉木顿珠的坐床典礼就成为吴忠信入藏后最重要的活动，也是最能体现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主权的大事。而吴忠信参加坐床典礼的礼仪问题又成了关键。据吴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喇嘛坐床典礼报告》记：“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定于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五时(半)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其于中央主权最有关系者，则为座位问题。在初，西藏政府拟以忠信与司伦或热振相向对坐，忠信均未接受，乃照驻藏大臣旧例，请忠信与达赖面南而坐。”(46)几经交涉，至2月20日午后，西藏布达拉大喇嘛贡觉仲尼见吴忠信，“据称本日三噶伦及布达拉总堪布、大卓尼等会商结果”，对于吴忠信之坐位“决定照旧例办理”。(47) 由此可见，关于坐床典礼上吴忠信的座位问题关系甚大。查清朝以来惯例，乾隆五十八年(1793)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嗣后驻藏大臣除前往布达拉宫瞻礼外，有商议问题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共同进行。”(48)而具体的仪礼及座位，时任驻藏大臣的和琳于嘉庆十九年(1814)一份奏折中有详细记载： 奴才伏查唐古特(西藏)俗，平等相见，彼此手持哈达，互相问慰。……自乾隆五十八年钦奉上谕：钦差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系属平等，不必瞻礼，以宾主礼相接。钦此。奴才即于是年终钦派驻藏办事，大学士松筠亦于五十九年冬到任，奴才等因公赴布达拉与达赖喇嘛相见时，达赖喇嘛下座迎至楼门内，彼此以哈达相授，达赖喇嘛仍上高座。至奴才等坐位，设在达赖喇嘛高座之西，俱一字平例南向。……查全藏事务俱听驻藏大臣督办，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实属平等。奴才于嘉庆六年离任时，曾将藏内一切应办事宜纂成则例，作为交代，并未闻后任更改坐次。(49) 吴忠信系中国中央国民政府所派主持坐床大典的大员，相当于清朝驻藏大臣，其座位按旧例排定，即含有主持、照料、监督坐床之含义。 关于坐床典礼的全过程，吴忠信在当日日记中有详细记述，为了澄清事实，有必要全文引录如下： 二月二十二日 晴 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定于今晨举行。……余及全体职员亦于五时许相继到达。坐定约半时，达赖入殿就位，典礼开始。坐(座)高约五尺，四周围以木槛，正面及左右均有木梯，可资上下，余坐达赖左方，地位面南，与之平行，适如旧制，坐垫高约三尺。热振坐达赖右方面西。司伦与热振平坐，惟垫较低。司伦以下为各寺著名活佛，约十余人。行辕人员共分三排，地位在余左前方，前排垫高与噶伦等，系以两厚布垫及一薄丝垫叠成三层，二排二层，三排一层，以简任阶级为等次。噶伦及札萨、台基(吉)等坐殿之南部面北。四品以下藏官僧官坐活佛背后；俗官坐噶伦背后。尼泊尔代表坐行辕职员之下，亦面西，垫仅一层。总堪布及各堪布分立达赖身傍外，并有辩经师二，左右各一，分坐殿中两木柱旁。坐定后，热振起立向灵儿行三叩首礼，三噶伦继之。热振立殿之中央，对达赖诵经，并宣读疏文约十余分钟始毕。即有堪布一人持锦制丁钢多尔济一副挂达赖坐上，寓长寿不变之意。另一堪布以尖顶帽加其顶上，加时达赖频蹙其额。嗣热振率各活佛向达赖献哈达、五供。次由余率全体随员向达赖献哈达。再次司伦及噶伦等献哈达、五供。再次四品以下僧侣官员献哈达、五供。因人数众多，约一小时始毕。辩经师于噶伦献哈达后，即开辩经，至哈达献毕辩经停止。中有小孩二十名，著红绿衣服，戴小圆帽，手持月(钺)斧，在殿中跳舞，步伐颇整齐，其动止颇似内地祀孔之乐舞生。跳毕，堪布向达赖献茶，并依次向余及自热振以下官员献茶，茶毕，布达拉宫执事僧人演剧及跳舞者，先后献哈达。继有戴面具者五六人，呜号入殿跳舞。舞毕，进第二道茶。茶毕，小孩又作第三次舞。旋进米饭，余及达赖、热振、司伦面前各一碗。另由一喇嘛持大盒以铁杓盛饭分献。其余坐客大众，皆各取数粒向空撒之。饭后，进茶点，斯时殿中陈设果供及牛羊肉、面饼高如山埠(阜)，尤以面饼为多。当有仆役、平民数十人入殿争抢，东西攒动，有如豕突，各大堪布则持木棍乱击，抢众忍痛，初不退缩，直至各物抢尽，始仓皇散去。此种仪节，闻藏中相沿已久，并以抢众热烈表示一吉祥象征。但随意鞭笞，为状至劣，似非人道所宜也。礼成，达赖下殿先退，余等继退。前后计费四小时。迨返抵寓时，已过九时半矣。(50) 又在吴忠信呈国民政府的报告中，也有上述坐床典礼简约的记述。(51)吴忠信的座位及致贺献哈达的次序等情况，也得到虽然没有参加2月22日坐床典礼的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致印度政府的报告所证实。(52)尽管古德对这些礼仪的重要意义认识不清，或有意贬低，然而自称作为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亲自参加了坐床典礼的夏格巴，在其所撰著作中对坐床典礼是这样记述的： 铁龙年(1940年)正月十三日，按照隆重的出行传统，达赖喇嘛从罗布林卡起驾到布达拉宫。正月十四日(公元1940年2月22日)是达赖喇嘛坐床的日子。佛王达赖喇嘛就座于斯细彭错大厅由八只无畏雄狮高擎的高高金座上。同时，郎述扎仓的侍读们首先念诵吉祥祝福辞，根据献词仪轨的词句内容敬献珠宝饰件的人们次第献八瑞相、八瑞物和七宝政(即轮王七宝：金轮宝、神珠宝、玉女宝、主藏臣宝、白象宝、绀马宝和将军宝)，诵经祝寿，念真言。怙主摄政热振活佛解说曼扎，奉献西藏政府的即位献礼的各种礼品。其后，摄政、司伦、经师、呼图克图、噶厦、近侍基巧堪布、寺院喇嘛、活佛、政府官员等拜见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庆祝贺坐床献礼的代表吴忠信、周昆田、孔庆宗、张威白等人献了中国政府的礼品。随即按旧例进行席间交谈、讨论、祈祷、酬补、布施和歌舞、盛宴等活动。(53) 文中所说坐床庆典大致与吴忠信日记所记相同，但只字未提吴忠信的座位在何处，而且有意歪曲事实，将吴忠信等国民政府官员等献哈达、礼品置于一般活佛和政府官员之后。这是自称在场的夏格巴视而不见，或是有意歪曲，不是一目了然的吗。坐床典礼是藏传佛教的一种宗教仪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政府所派大员的座位及礼仪问题，显示出中央政府对坐床仪式的监督、主持、照料的作用。因此，庆典中吴忠信的座位问题就成为表示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的重大问题。 正因为如此，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就成为历来对西藏怀有侵略野心的英国及其支持下少数鼓吹西藏“独立”的僧俗贵族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们千方百计歪曲历史，企图贬低或抹杀吴忠信代表中国中央国民政府主持坐床典礼的事实。据我所知，最早公开歪曲此事的是，原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所谓的“西藏通”贝尔(C.A.Bell)。此人是积极支持和实施英国侵略西藏政策的急先锋。他在1946年出版了一部名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画像》(Portrait of the DalaiLama,London,1946)的书，内写道：“1940年2月，藏历新年那天，在布达拉宫举行了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西藏政府允许中国特使吴忠信来拉萨参加庆典。英国代表也来了。中国报刊上刊载的报导说，吴先生陪伴达赖喇嘛登上了宝座，并宣布他坐床。报导还说，达赖喇嘛作了答谢，并亲自磕长头以表示感谢。中国人的这些说法都是假的。吴先生只是一个受人左右的旁观者罢了。除了像包括英国代表在内的其他人一样，献上一条哈达之外，他什么也没干。但中国人有‘世界的耳朵’(指报纸——译者注)，他们以后可以参考他们报纸的记载，对一些历史事件，作出全然虚假的描述。西藏却既没有英文报纸，也没有藏文报纸，因此无法揭穿这些谎言。……坐床典礼反复进行了数次……”(54) 首先，贝尔对中国报纸关于坐床典礼的报导进行歪曲，据当时中国《蒙藏委员会为庆祝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请发行特刊致各报社笺函并拟送特刊文稿》等，对2月22日坐床大典宣传要点仅是：“由吴委员长照料坐床，同时呈报中央将呼毕勒罕字样裁撤，而继任西藏之法统。”(55)而上引吴忠信日记、报告记述坐床大典中，也无什么“吴先生陪伴达赖喇嘛登上了宝座，并宣布他坐床”、“达赖喇嘛为了答谢，并亲自磕长头以表示感谢”之类的记述。其次，贝尔有意把水搅混，把吴忠信与英国代表并列，说吴“除了像包括英国代表在内的其他人一样，献上一条哈达之外”，什么也没干。似乎英国代表古德与吴忠信一样，均参加了2月22日的坐床大典，都献了哈达，都是旁观者。事实上，古德代表团员1940年1月赶到拉萨，但根本没有参加2月22日的坐床大典，其原因主要是西藏地方政府有意把英国代表排斥在外。(56)这一点连古德自己也是承认的，为此他做了一番苍白无力的解释：“西藏政府建议英国代表团携带礼物在第二天(即2月23日)参加，并且询问我们是否希望在第一天呈献礼物。他们小心地指出：不存在不欢迎我们参加第一天庆典的问题，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参加第一天庆典就没有呈献礼品的机会，就会贬低第二天更官方正式的、更亲密的效果。在庆典事上，听从西藏政府安排通常是可靠的。所以我们决定随同我们的好朋友札什伦布寺的代表和锡金代表一同出席第二天的典礼。”(57)而事后不久，英印政府问古德：“在你看来，你曾期望过被邀请参加2月22日的庆典吗？你把这种排斥归咎于宗教偏见，或归咎于摄政期望通过这种强调中国对西藏之特殊地位的方式，来抚慰中国人吗？”(58) 为了掩盖古德未参加2月22日坐床大典的事实，贝尔在书中还说什么“坐床典礼反复进行了数次”。谁都知道，只有2月22日的庆典才是真正的坐床典礼，这在上引西藏地方政府和国民政府往来电文及夏格巴本人都是明确的。正如英国学者兰姆所说：“中国当时的新闻说，1940年2月22日才是达赖喇嘛进行坐床的真正典礼仪式，在这个认识上，不仅是从中国人李(李铁铮)的观点看是如此，而且反映西藏人的视角的夏格巴也持相同的观点。很难摆脱这样的结论：吴忠信参加了关键的坐床仪式，而古德并没有。”(59) 贝尔上述歪曲事实的言论，却一再为以后其他别有用心的人所引用，以为依据。如上述的黎吉生，在其所著的《西藏简史》中说：“吴(忠信)还说，他主持了达赖的坐床典礼，为了表示感谢，达赖喇嘛向着北京方向恭恭敬敬磕头云云。关于这段历史，对照锡金总督古德叙述的情况看，贝尔认为它根本不是实事。那时，在典礼现场的西藏政府官员们也不承认吴的这种说法。”(60)在这里，中国报纸的说法又变成吴忠信的说法。请问：吴忠信在何处说典礼上达赖喇嘛向北京方向恭恭敬敬磕头？ 而上述夏格巴的书中，对英国代表团古德等未参加2月22日坐床大典的事实不得不承认，但仍沿袭贝尔歪曲事实的说法，说什么“不但如此，还说吴主持(原文意为‘领导’)坐床典礼，吴本人让达赖喇嘛坐上金座。为了表示感谢，达赖喇嘛向着北京方向恭恭敬敬地磕了头。这些也纯粹是谎话，根本不真实。那时我本人虽不在政府上层任职，但以孜巴名义，担任敬献饰件人中的持香人，从布达拉宫的内寝过道间开始，一直在达赖喇嘛的前面端香炉，一起去到正大厅的宝座附近的前面，看完了整个典礼过程”。(61)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自称参加了坐床典礼整个过程的夏格巴：当时中国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坐在那里？是视而不见，还是有意隐瞒；典礼上“吴本人让达赖喇嘛坐上金座”，达赖向北京方向磕头，是吴忠信说的，还是中国当时正式报刊说的？有何根据？其实，贝尔、黎吉生、夏格巴之流正是利用当时英国或印度报刊进行歪曲事实的报导，(62)然后再批驳、否定这些流言，其伎俩何等拙劣。而其结果也适得其反，正好暴露了他们歪曲事实，以达到否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鼓吹“西藏独立”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被西方捧为集西方藏学研究大成、研究西藏近现代史的权威著作，即美国学者M.C.戈尔斯坦(M.C.Goldstein)著《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其中对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记述，基本上较为客观。但是，该书作者在最后的结论中说：“从当时的汉藏关系来看，吴忠信关于中国在坐床典礼上的作用的说法是难以置信的。噶厦政府希望向国民政府表示尊重和礼貌，可是似乎很难想像他们会请求中华民国‘允许’免除中央王朝制定的、实际上在十三世达赖喇嘛遴选中就已被忽视了的‘金瓶掣签’制度。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青海灵童还未到拉萨，噶厦政府便正式确认其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其主要原因正是为了避免以后汉人宣称他们参与了转世灵童的认定。”(63)正如前述，我们对戈尔斯坦没有掌握或仔细研究西藏噶厦特别是热振活佛多次致国民政府关于主持坐床及免于掣签的电文，表示遗憾。同时，他沿袭夏格巴的说法，强调在吴忠信到达拉萨之前，噶厦等已宣布确定青海灵童为转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而忽视中央国民政府免于掣签和主持坐床典礼的重大意义。这又暴露了戈尔斯坦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历史的无知和受所谓“西藏独立”谬论影响之深。 其实，英国学者兰姆(A.Lamb)的看法比上述戈尔斯坦的见解无疑要客观、公正得多。兰姆早在1986年于哈福郡出版的《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一书中说：“自从清朝驻藏大臣时代以来，吴忠信是抵达拉萨最高级别的中国政府官员。他在国民政府里是高级的元老大臣。他的任务，如果与原来的清朝驻藏大臣一样，是不容置疑地证明中国政府在达赖喇嘛的遴选上握有主要权力。通过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吴忠信尽力表明汉人在拉萨的地位是不同于其他政权的，他取得多大成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也许他让西藏人对古德等英国人在西藏事务上，无法取代中国人地位的确信程度更深了一层。吴忠信使团在到达拉萨的时候，受到了西藏噶厦的三位噶伦与其他高级官员的隆重欢迎。在坐床典礼上，中国人要求获得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座位位置。”(64) 以上通过对中国国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和英国政府档案及其它历史文献的分析、研究，充分证明了1939—1940年国民政府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与摄政热振活佛共同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在吴忠信入藏的名义、任务，办理经印度签证，访晤青海灵童及申报、批准免予掣签，坐床典礼等各个环结上，吴忠信均坚持、维护了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在吴忠信是“主持”、“照料”或是“庆贺”、“旁观”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的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坐床典礼后，即1940年3月7日西藏摄政热振活佛致国民政府的电报，内称： 国历二月二十二日，即藏历正月十四日，遵令举行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地址在布达拉大殿。是日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忠信率属亲临主持，甚称吉庆，藏中僧侣官民一致欢腾。又于国历二十六日吴委员长代表中央致送达赖喇嘛珍贵礼品多件，隆仪稠叠，尤纫德意。谨电呈谢，敬祈睿鉴。 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叩。阳。印(65) 而十四世达赖喇嘛在1940年11月12日为感谢中央特派专使主持转世坐床事致国民政府林森电中，又明确地指出：“……仰蒙林主席鸿恩，特派吴专使驾临拉萨，参加主持达赖坐床大典礼。”(66) 英国贝尔、黎吉生等执行英国侵藏方针的官员们，以及西藏地方政府中大搞“西藏独立”的一部分官员们，他们一直企图否认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大肆宣扬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西藏已事实上“独立”的谬论，因此自然对这一时期中国中央国民政府派吴忠信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特别是坐床典礼，竭力加以歪曲和否定。上述铁的事实证明：真正歪曲事实(特别是坐床典礼事实)，否认中国中央国民政府吴忠信主持坐床典礼的，正是以上这些别有用心、鼓吹“西藏独立”的人。 注释：①参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5页。 ②参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第2696页。 ③参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第2696—2697页。 ④结造，藏文音译，俗称代理藏王，指摄政。 ⑤《吴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以下简称《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又见于《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757页。 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7—2759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编：《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144—148页。 ⑦参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760页。 ⑧⑨参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160—161页。 ⑩《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166页。 (11)参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168—169页。 (12)《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763页。 (13)《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188页；《元以前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764—2765页。 (14)参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189、191页。 (15)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册，第367页，中国藏学出版社内部发行，汉译本第207页。 (16)(17)《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765—2766页。 (18)《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录吴忠信日记，第211页。 (19)《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录吴忠信日记，第211—212页。 (20)《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238页。 (21)Richardson. H. E,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1962, p. 154. (22)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册，第367页，汉译本第207页。 (23)参见IOR. L/P&S/12/4178，1939年9月15日古德致印度政府，转引自Lamb. A, Tibet, China and India, 1914—1950, Hertfordshire, 1986, p. 297。以下使用该书汉译名：“兰姆：《西藏、中国和印度(1914—1950)》”。 (24)IOR. L/P&S/12/4178，1939年9月15日古德致印度政府，转引自兰姆：《西藏、中国和印度(1914—1950)》，第284—285页。 (25)《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243页。又可参见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接待吴忠信的官员夏札•甘登班久撰《忆吴忠信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片断》，《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4年；朱少逸《拉萨见闻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3—44页。 (26)参见IOR. L/P&S/12/4197，P. Z. 7766/1939，1939年11月14日锡金政治官员古德致印度政府。 (27)按，热振受封于1935年11月，册印本交由护送班禅喇嘛回藏专使赍往，后因班禅回藏未成，册印暂存蒙藏委员会，此次正式颁给。 (28)《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242—243页。 (29)参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779—2780页。 (30)按，热振早已有确立青海灵童为转世之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免于掣签之意，时在拉萨的张威白于8月多次电告国民政府，并提出掣签与放弃掣签之损益问题及如免于掣签，必须由中央核准的建议(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231、238页等)。又此时热振及民众大会已确定青海灵童为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故不再提“掣签”，而云“征认”。因此，国民政府及吴忠信对上述西藏地方的做法已有所估计和考虑应对之策。 (31)[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32)参见[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337—338页。 (33)原文当译为“不经拈取卜丸”。 (34)《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282—287页；《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782—2786页。 (35)《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录吴忠信日记，第247页。 (36)参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287—288页；《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786—2787页。 (37)所谓“按旧例”，是指在清代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免于掣签前，西藏地方政府所上《公禀》中提出的办法，即由驻藏大臣和摄政等“看验”灵童后，免于掣签。《公禀》见上引《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5册，第1853页。 (38)《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248页；交涉经过可参见朱少逸《拉萨见闻记》，第60—62页。 (39)《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250页。 (40)《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289页。 (41)《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290—291页；《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789页。 (42)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册，第372页，汉译本第210页。 (43)原件为藏文，现藏西藏档案馆，此转引自《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册，第825—836页。 (44)参见第一档案馆藏清军机处录副奏折：《七世班禅等请将春科土司丹怎吹忠之子作为九世达赖喇嘛灵童免于掣签奏书》(1808年)；《清仁宗实录》卷192，嘉庆十三年(1808年)二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九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著准免予掣签》。以上转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6—1739页；又见1877年《阖藏大众请认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免予金瓶掣签事公禀》及光绪三年(1877)五月十一日驻藏大臣《松溎奏据情代陈十三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免予掣签折》、同年八月二十九日《松溎等为传谕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免予掣签事致摄政札》，以上均转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5册，第1850—1854页。 (45)即所谓元代以来历届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只有“供施关系”(或名“檀越关系”、“施主与福田”的关系)而无主权关系的说法。 (46)《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49页。 (47)《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录吴忠信日记，第267页。 (48)《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册，第829页。 (49)《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5册，第2216页。又可参见同书第2217—2222页有关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相见仪注的奏折。 (50)《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267—268页。 (51)参见《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49—151页，内有座床典礼坐次图。 (52)参见IOR. L/P&S/12/4266，Ext. 2633/1941，1941年印度出版的锡金政治官员古德著《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寻访、认定与坐床的报告》，第17—20页。 (53)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册，第367页，汉译本第207—208页。 (54)[英]贝尔著、冯其友等译：《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编印本，第401页。 (55)《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299—309页。 (56)据吴忠信的报告，2月22日坐床大典，“古德因座位问题未出席”，见上引《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45页。 (57)B. J. Gould, The Jewel in the Lotus. Recollections of an Indian Political, London, 1957。转引自兰姆：《西藏、中国和印度(1914—1950)》，第297页，注619。 (58)同上。又据西藏僧人撰写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登极》一文所记，英国古德的随员斯丹顿(Staunton)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坐床典礼，但并不代表英国官方(见IOR. Ext. 4296/1940, 14th Dalai Lama Enthroned, Translation from the" Yong Pao" of 29th March 1940 Tientsin)。 (59)IOR. L/P&S/12/4194，1940年3月29日的天津《永报》(Yung Pao)描述1940年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的文章的译文。转引自兰姆：《西藏、中国和印度(1914—1950)》，第297页，注619。 (60)转引自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册，第370页，汉译本第209页。 (61)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册，第372页，汉译本第210页。 (62)兰姆《西藏、中国和印度(1914—1950)》一书引1940年10月30日古德致印度政府的报告L/P&S/12/4194：印度加尔各答《政治家报》报导说：“据详细但不十分确切的报导，吴先生(忠信)已经把达赖喇嘛送上了宝座，并宣读了一份声明，而达赖喇嘛已向北京方向磕头”(第286页)。此“不十分确切”的流言，可能即是贝尔之流的“依据”。 (63)[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334页。 (64)[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第285页。 (65)《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320页。 (66)《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第35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