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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6月至12月，本人受教育部“重点高校系主任和研究所骨干出国研修项目(社会科学类)”资助，赴英国牛津大学访学。作为欧洲研究汉学的中心之一，牛津大学在英国最早设置了汉学教授， 1875年李雅阁(James Legge)出任牛津大学第一位中文科教授，当时牛津还没有汉学系，现在牛津研究中国问题最重要的学术机构是杜德桥(Glen Dudbridge)教授领导的“中国学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牛津大学波德兰图书馆(Bodlein Library of Oxford)是英国最著名的图书馆之一，其中文藏书始于1604年，主要是收购荷兰以及欧洲各地散落的汉籍，同时利用在华传教士征集了大量明末至清初的图书，以后接受过多次捐赠。目前，该图书馆拥有中文图书13.8万册，定期和不定期的中文刊物1100种。其中中文善本书及古代版本书约5000册以上，旧抄本357部，永乐大典19本。另外该校“中国学术研究所”图书馆还收藏有从事汉学课程所需的中文图书15000多册，也有一些重要的研究资料。在英国同行、研究清代中国民族与边疆问题劳拉.纽伯(Laura Newby)博士的帮助下，本人查阅了馆藏关于清代新疆的抄本，有几种抄本是国内常见的，例如，椿园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和苏尔德的《回疆志》，比较特别的是十余份清代回疆署衙的官方档案。本文将这些流散在海外的档案文献的情况简单作一介绍。 这批档案收藏在牛津大学波德兰图书馆东方部(Oriental Reading Room)，分装在三个纸盒中，牛津大学波德兰图书馆抄本编号I351 Ms.chin.d 69，每种文献再细编为a， b， c， d， e， f， h， i。 收藏卡中英文标注为： India Institute，Oxford Shaw Collection Presented by gen younghusband Dec，1880 Shaw，其全名是ShawRobert Borkley，通常译为沙敖。此人在印度康格拉经营茶园，多次进入我国新疆， 1868年阿古柏窃据南疆时期，他在南疆地区活动频繁，劝诱阿古柏与英国订立通商条约。沙敖在南疆活动时，利用各种手段，搜集回疆情报，包括一些文献资料。1875年，沙敖离开新疆时，带走了一批察合台文和波斯文的文献，其中著名的有《和卓传》等。牛津的这批汉文档案文献应该也是他同期带往西方的。沙敖之后，杨哈斯班将其捐赠牛津大学，收藏在牛津大学的印度研究所。下文按照抄本的编号简单加以介绍。 1.《库车沙雅尔二城回众历年应纳粮石铜觔硝石火药等项赋役暨大小伯克品级衔任承办事件应得烟齐各项目细册》 同名抄本文书共四本，依次编号为Ms.chin.d 69-a， Ms.chin.d 69-b， Ms.chin.d 69-c， Ms.chin.d 69-d。 Ms.chin.d 69-a，封面一叶，正文40叶。 文书开篇说，道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库车收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转来理藩院的文件，文件称回疆驻扎大臣送到理藩院各印册，没有按照规定，按款递年，分晰明确上报，要求回疆各城署衙于次年开始，彻底详细，递年分晰，登明造册，然后呈报。于是库车署衙按照要求，将库车及沙雅尔两城，从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疆以来管理粮赋及伯克情况，整理上报，上报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每年额纳正项粮石并豁免粮石情况；两城回众历年应纳铜觔硝石火药等项情况；两城大小伯克品级衔任、承办事件及应得“烟齐”数目。文书本身没有抄写年月，但是文书中明确提到道光十一年故事，因而文献材料的下限至少是道光十一年。 Ms.chin.d 69-b，封面一叶，正文45叶。 文书末叶注明了抄写日期是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乾隆二十四年以来情况，与Ms.chin.d 69-a大体一致，系转抄而来，但是抄本第20叶开始，在每年额纳正项粮石并豁免粮石情况里，补入了道光十三年以来的赋役变动的情况。 Ms.chin.d 69-c，正文45叶，封底一叶。 文书末叶注明的抄写时间是咸丰三年二月。与Ms.chin.d 69-b相比，在每年额纳正项粮石并豁免粮石情况里，增加了道光二十七年以来的变动情况。 Ms.chin.d 69-d.正文44叶，无封面。 文书缺首页，也没有注明抄写的时间。主要内容与Ms.chin.d 69-c同，但是与Ms.chin.d 69-c本相比，在每年额纳正项粮石并豁免粮石情况里，记载了道光二十七年的事例，但没有c本中提到的道光二十九年的事例。 据此，我们推定，四个抄本的顺序依次是Ms.chin.d 69-a， Ms.chin.d 69-b， Ms.chin.d 69-d， Ms.chin.d 69-c，它们完整地反映了清代自乾隆二十四年到咸丰三年天山南路库车办事大臣所属库车和沙雅尔两城赋役等变化的情况。其下限实际上距离1864年农民起义的时间已经很近了。 2.《阿克苏造报道光叁拾年分阿克苏赛里木拜城回子额交粮石并折收铅磺布匹以及回户数目册》 编号：I351e Ms.chin d.69-e，封面一叶，正文36叶，封底一叶。 抄本注明抄写时间是道光三十年二月。抄本开篇说，阿克苏办理粮饷事务章京庆成遵阿克苏办事大臣舒(应该是舒精阿)之令，将阿克苏及所属赛里木、拜等处回子额交粮石并折收铅磺布匹以及回户等项，分门别类，造册上报。上报材料包括正赋的粮石、折收的铅磺布匹、所属回户数目。 3.《阿克苏造报咸丰伍年分阿克苏赛拜城回子额交粮石并折收铅磺布匹以及回户数目册》编号： I351fMs.chin d.69-f，封面一叶，正文40叶。 抄本注明的抄写时间是咸丰五年二月。文书开篇说，阿克苏办理粮饷钱局事务章京雅尔佳纳遵阿克苏办事大臣谦(应该是谦亨)之令，将阿克苏及所属赛里木、拜等处回子额交粮石并折收铅磺布匹以及回户等项，分门别类，造册上报。同道光三十年的文书相比，内容因袭，但是在Ms.chin d.69-e第20叶记载阿克苏等地回户以硫磺折交粮石之后，删去道光二十八年的事例，增补咸丰元年以后事例约5叶内容，之后又接Ms.chin d.69-e本。 4.《叶尔羌军需报销第十八册》 编号I351gMs.chin d.69-g，无封面、封底，正文71叶。 文书没有封面和标题，故本标题为笔者自拟。文书开篇叙述说，本籍册是为支发叶尔羌驻防班满撤回以防改征之陕甘各营兵丁车价银两而呈报给陕甘总督及中央的报销清册，是军需报销清册中的第十八册。文书开列道光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两年中支付给叶尔羌驻防班满撤回以防改征之陕甘各营额外马步守兵车价银两详细情况，按营开列出一千六百零七名兵丁的姓名及身份。 5.《叶尔羌军需报销第三十三册》 编号I351hMs.chin d.69-h，封面一叶，正文64叶。 文书没有封面和标题，故本标题为笔者自拟。文书开篇叙述说，本籍册是为支发巴尔楚克截留防堵官兵盐粮等项银两而呈报给陕甘总督及中央的报销清册，是军需报销清册中的第三十三册。文书开列自道光二十七年兴兵以来，供支巴尔楚克截留防堵叶尔羌等处换防官兵盐粮等项银两详细情况，按营开列出一千二百八十名官兵的姓名及身份，解说文字则说明了各级官兵的待遇。 6.《叶尔羌道光廿六年分供支军台马牛料石数目造册清销》(外两种) 编号I351i Ms.chin d.69-i。 本函文献文本零乱，装订有误。实际上是三份文档，其一是道光廿六年分叶尔羌供支军台马牛料石数目造册清单；同治年间回疆驻防满营、绿营、屯田兵丁的津贴、月饷、盐菜开支情况；叶尔羌参赞大臣奏请将巴尔楚克屯田子募补为换防兵丁相关事宜的材料。 其中，道光廿六年分叶尔羌供支军台马牛料石数目造册清单内容较为完整，共21叶。文书记载以叶尔羌为中心向东至阿克苏十二个军台，向西至喀什噶尔两个军台，包括叶尔羌底台共十五个军台一年当中，马匹牛只食料开支情况、倒毙和拨补情况。 据笔者初步研读的结果，这批文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关于清代西域的文献资料有两个时段比较集中，一是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乾隆嘉庆时代，《西域图志》、《回疆通志》、《西域闻见录》、《新疆识略》等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二是1884年新疆建省之后到清末。道光、咸丰、同治朝，同类资料缺乏。牛津所藏的这些文献恰恰完成于道光至咸丰朝，可以补阙。以库车、沙雅尔的资料为例，四个抄本连起来，完整地记载了从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平定回疆到咸丰三年近百年间两地赋役征收的历史演变过程。 关于库车的抄本，其封面加盖着“办理库车等处事务图记”的朱色印章，印章有汉文篆字、回文、满文三体文字；关于阿克苏的抄本，其封面加盖“驻防阿克苏办事大臣之印”朱色印章，也是汉文篆字、回文、满文三种文字。因此，这批文书的性质是官方正式的档案，是清朝回疆地方呈报给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材料，涉及诸多统计数字及重大事件的年代、缘起、经过等，具有准确性、真实性和权威性。 这批文献对于研究清代回疆政治、经济等方面问题，可以提供新的材料。 库车和沙雅尔的材料，完整地记载了清朝平定回疆之后到咸丰年间，库车、沙雅尔两地赋税制度的历史沿革，除详细记载了赋役征收制度的诸多细节外，还涉及土地制度、屯田、移民、安集延侨民问题多方面的问题。关于伯克职掌的记载，也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1858年曾到南疆旅行的瓦里汗诺夫说：“新疆官吏众多，官级纷杂，然而没有确定的职务，他们是否参与政务，要视他们同清朝官吏和当权者的态度及关系而定。”日本学者佐口透也说：“(伯克)官职是不是真的有着它们的职名所显示的那样的机能，还不能立即作出结论，此外，也缺乏有关他们的实际职掌的记载。”笔者在做博士论文时，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从文献中发掘了一些例证加以说明(见拙作《清代回疆司法制度研究》，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4期)，但确如佐口透所说资料缺乏，而牛津所藏的库车档案关于伯克职掌的记载内容虽不多，但却提供了例证。例如，库车五品噶杂纳齐伯克和商伯克，称谓不同，但职掌却是一致的“管理回子种田交粮事务”，同样是都管伯克，一个职能是“管理回子文眷事务”，另一个则是“分管派差事务”。 库车和沙雅尔的档案于中涉及到的库车办事大臣的资料，可以补史书之缺。例如： (1)根据《清史稿》卷二百六，表四十六，疆臣年表十，“各边将军都统大臣”记载，库车第五位办事大臣鄂宝的去职时间是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下任办事大臣弘晌的任职时间是三十一年三月，两者是衔接的，但是库车和沙雅尔的这份档案中提到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初七日，身为库车办事大臣的鄂宝仍上奏言事，因此《清史稿》中鄂宝的去职时间和弘晌的任职时间存在问题。(2)《清史稿》上，库车第六位办事大臣弘晌的去职时间是乾隆三十五年一月，接续他的达色的任职时间是乾隆三十六年一月，中间有一年是空缺的。但是在库车和沙雅尔的这份档案中提到， (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初七日，库车办事大臣明福曾经上奏言事。又记载说，三十六年三月初一日担任库车办事大臣的图桑阿上奏言事，因此这中间遗漏的办事大臣至少有明福和图桑阿。《清史稿》上说达色的任职时间乾隆三十六年一月，而根据档案，此时图桑阿尚在任上，显然《清史稿》记载有误。(3)据《清史稿》，实麟之后是常喜，前者去职的时间是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常喜接任的时间是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两者相吻合，但是根据库车和沙雅尔的这份档案，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内，担任库车办事大臣的是申保，可见实麟和常喜之间还应该有申保担任过库车的办事大臣，同时实麟的去职时间和常喜的接任的时间尽管相吻合，但却可能是错误的。 阿克苏的两份材料除研究回疆赋税制度的价值外，记载的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数字也有重要意义。叶尔羌的两份报销案册，可以用来研究清代兵制、军务管理、马政中的营马制度等相关问题。叶尔羌军台马匹牛只食料报销的文档，完整地记载各个台站马匹牛只的配置、饲养管理、倒毙与拨补的情况，对于我们研究清代边疆承担着交通、运输、信息网络等多项职能的军台，提供了准确的材料。残缺不全的同治年间回疆驻防满营、绿营、屯田兵丁的津贴、月饷、盐菜开支情况文档，也透露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