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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蒙古境内汉人的数量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一方面蒙古骑兵南下掳掠了大量人口；另一方面许多汉人为避祸或谋生也迁徙到塞北。一些有才智的汉人得到蒙古诸部贵族的任用，成为蒙古诸部对明朝战争的重要参与者。正是由于大量汉人的参与，蒙古诸部对明朝军事进攻的盲目性大为减少，进军线路增多，攻城能力增强，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明朝；蒙古诸部；汉人；谋划；向导 明朝时期，蒙古诸部频频南下，掳掠人口、粮食、牲畜及财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境内逐渐聚集了大量的汉人，他们大多沦为蒙古贵族的奴隶，放牧牛羊，或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但也有一部分人得到蒙古贵族的赏识和任用，被授予官职，参与其军事活动。这些被蒙古贵族任用的汉人虽数量不多，但在蒙古对明朝战争中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明代蒙古境内汉人的主要来源 自古以来，蒙古地区就是北方各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他们在高原上生产、生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而世居中原、以农耕为主的汉人除了因战争俘掠而被迫至此，也不乏主动迁徙者。明代蒙古诸部中的汉人也是如此，除了被掳掠俘获者，还有出逃及迁徙而来者。 (一)被掳掠的汉人 明朝前期，蒙古贵族势力南下主要是为了争夺粮食、牲畜及各种财物，掳掠人口并不是主要目的，加上明王朝边防比较严密，蒙古诸部入境的机会并不很多，所以俘获人口以妇女儿童为主，数量也相对比较有限。“虏逢汉男子，老与壮皆杀之，少者与妇人皆携去为奴婢，绝不贵重”。[1]对所掳掠人口也并不看重，甚至以之为交换物，与明廷交换粮食，“时北虏以剽掠男妇易米”。[2] 明朝中期以后，蒙古贵族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做法，开始有目的地掳掠人口。由于明王朝边防日渐不力，蒙古诸部又十分强盛，所以被俘获汉人逐渐增多。“访得丑虏近年掠我丁口，日繁月滋。”[3]“岁掠华人以千万计，分部筑室于丰州之川，名曰板升。”[4]所掳掠人口不仅有青壮年，而且还有大量妇女儿童。弘治十八年从虏中逃回的贾羊羔儿，“七八岁时，被小王子达贼头儿白罕抢去虏中，牧放牛羊一十三年。”[5]同时还有意识地掳掠各类手工业者。“今乃妇女老丑者亦掳，丁壮有艺能者亦掠。”[6]嘉靖时，“虏师五十骑到堡，索我木工、画工、铁工，往丰州盖城”。[7]卷八《俺答列传》上 (二)出逃塞外的汉人 所谓出逃汉人，是指因政治原因无法在明王朝立足而远逃塞外者。主要有两类：一是白莲教等因反抗明王朝统治遭到失败而被迫出逃者。嘉靖三十年(1551)，山西、大同吕鹤等组织白莲教起事，不久失败，教众多逃到俺答汗统治的地区。“先是，吕老祖与其党李自馨、刘四等归俺答。而赵全又率渫恶民、赵宗山、穆教清、张永宝、孙天福及张从库、王道貌等二十八人，悉往从之。互相延引，党众至数千，虏割板升地家焉。自是之后，亡命者窟板升，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驱华人，耕田输粟，反资虏用。”[8]卷八《俺答列传》下丰州“崇山环合，水草丰美”，逐渐成为归附蒙古诸部的汉人的聚居区，号为“板升”。“板升者，华言城也。”[9]“大小板升汉人可五万余人，其间白莲教可一万人。”[10]卷六十二二是因不满将官欺凌盘剥哗变后出逃的边军。如嘉靖时期，大同曾发生三次军士哗变，被镇压后，有相当数量的士兵为避祸出逃塞外。“初大同之变，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11]卷六十老营堡戍卒刘四“与其徒三百人戕其主帅而叛”，[12]“自癸巳大同叛卒出走虏，寻遣大臣抚之，益北走几千人。”[13] (三)因生活困顿而移居塞外的汉人 明朝中期，赋役沉重，土地兼并加剧，许多农民不堪官府和地主的剥削，逃离家乡，成为流民。北部沿边地区的百姓，为求生路，一部分人就冒险前往塞外蒙古地区。“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网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14] 各时期蒙古诸部中有多少汉人，因缺少相关资料，难以确定，但其呈不断上升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到嘉万时期，蒙古诸部中汉人的数量达到顶峰。“虏盘居河套以来，每一大举入寇。中国之人被掠者不可胜数……归人供说虏中中国之人居半。”[15]隆庆时，仅板升一带汉人即有数万之多。“边民之陷没敌营因而为用，即在板升一处且三万人，东自辽蓟，西至陕西，又不知其几矣。”[16]卷五 蒙古地区的汉人大多是因被掳掠而至其地，多有回归家乡之心，但蒙古贵族防范比较严密，脱身不易，即使侥幸逃回，又多被明朝边军捕杀邀功，所以真正回归者十分有限。“我民被虏，幸而得归，要功之徒，诬执以为奸细。从贼而去，尚可得生，恋家而归，顾不脱死，是坚其外叛之志，而阻之使不敢归也。”[17]“先是归正人至境上，墩军以为奇货，往往执杀伪首功，遂有南望号泣不敢近塞，及乘间窃入被执，抵为虏谍者。”[18]蒙古贵族甚至以明军的滥杀来恐吓境内汉人，“近虏知其然，常以墩军杀降恐汉人。汉人知其然，亦多不来降。”[19]可见，明朝招抚不力也是大量汉人长期滞留塞外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蒙古贵族对归顺汉人的任用 明朝前期，蒙古诸部贵族一般是将掳掠来的汉人作为战利品奖赏给其下属的大小头领。这些汉人成为蒙古贵族及大小头领的奴隶，为他们放牧牛羊，从事畜牧业活动。“其始获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谋归正。”[20]《虏情》即使是主动投奔的汉人，处置方式也基本一样。“囊有潜投彼中者，皆散其党为奴。”[21]这种措置方式不仅使许多汉人不甘心久居其地，时有逃归者，对蒙古诸部来说，也是受益有限。从正统末年瓦剌部的也先开始，蒙古贵族开始任用归顺汉人参与其军事活动。 太监喜宁“土木之变”时随侍明英宗，被瓦剌俘获，投降瓦剌，成为瓦剌入侵的策划者，给当时明王朝的北部边防造成很大的威胁。“其诱也先肆虏掠者皆喜宁及小田儿。”[22]卷一八八喜宁还派间谍潜入京城刺探军情。“喜宁与也先议，遣至京师觇城中军马多少，大明皇帝立未立者，无能人有能人，期今年五月送太上皇回，谋夺京师。”[23]卷一八八正是由于喜宁对明王朝构成巨大威胁，所以明廷才悬重赏奖励杀之者，“太监喜宁数诱敌入寇，中朝患之，购擒斩宁者赏黄金千两，白金二万两，爵封侯。”[24]卷173《杨俊传》。 然而，相当长时间里，蒙古贵族更多的是让汉人充当向导和间谍。如正统十四年，“官军获虏谍者三人”[25]卷一八五，其中有两人是太监喜宁家奴。景泰元年，大同总兵官郭登“逻得虏谍者，械至京。其一太监郭敬家人把伯，其一义州军王文，皆也先所亲信。”[26]卷一八八同年，“居庸关擒得虏觇者刘玉，乃镇守独石官韩政家人，云也先令玉来窥觇中国军马多少，石亨、杨洪有无。”[27]卷一八九天顺、成化时期，鞑靼部进入河套，多以汉人为向导。“边民亡命者时导虏入掠，边事日亟。”[28]“我汉人被虏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为之向导。”[29]“天顺中，阿罗出掠我边人以为向导，遂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机变，不时出没。”[30]以归顺汉人为向导、间谍，虽使蒙古军队掌握了明军的虚实，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其军事目标，但由于缺少归顺汉人的谋划，其军事行动仍表现出很明显的短视和盲目。如天顺、成化时鞑靼诸部虽进入河套，却未以之为长久居住之地。蒙古贵族真正重用归顺汉人是正德、嘉靖以后。 正德年间，曾为明朝边军指挥的猴儿李被俘后投降蒙古，得到重用，授以官职，参与决策。“猴儿李者，即李怀，以指挥战败降于虏。……每获谍者，皆曰猴儿李在虏营称为平章，诸部落听其号令”。[31]卷一百四十这表明，以猴儿李为代表的部分汉人开始进入蒙古贵族的核心决策层。由于猴儿李了解明朝边防虚实，所以屡屡引诸部入寇，给明朝北部边防造成很大破坏。明廷悬赏捉拿，“募边士有能用间擒致猴儿李者，首从皆授指挥使，世袭，赏银二千两，仍以其家产给之”。[32]卷一百四十 到嘉靖时期，蒙古贵族对汉人的重用达到了高峰。其时蒙古分为吉囊、俺答、小王子三部，均重用汉人，而尤以俺答为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让部分汉人参与军事决策。俺答最信任丘富、赵全二人。“富最用事，日夜教虏治攻具，垦田积粟，收智略士，与谋我。边民黠知书者踵归虏，俺答令富试之，能者统众骑。”[33]“文学张蕙自虏回，言虏待富甚备，亲为扫除。”[34]得到俺答信任的丘富也是尽力报效。“俺酋匪茹，其谋皆出丘富、周原”。[35]“嘉靖辛丑以后，叛人邱阜(丘富)、崔芹等引俺答西窥关陇，南围太原，东掠蓟辽，绎骚畿甸，蹂践云谷三十余年，官军撄之辄败，而边人肝脑涂地。”[36]丘富死后，赵全成为俺答军事上的主要谋划者。“始，全与丘富俱附虏，富死，全益重。……俺答每欲盗边，先置酒全家，计定乃行。”[37]嘉靖四十二年，赵全等引导俺答等十万余骑，“由墙子岭进入口抢掠，深入通州、顺义、平谷等县，抢杀牛羊骡马衣粮不计其数，以致畿辅震惊”。[38]嘉靖四十年，赵全曾为俺答规划与明朝南北对峙的军事方略：“自此塞雁门，据云中，侵上谷，逼居庸，朵颜居云中而全据太原，效石晋故事，则南北之势成矣。”[39]隆庆元年，赵全又为俺答献策，主张弃蓟镇，侵山西。赵全认为：“蓟门台垣甚固，所征卒常选，攻之猝未易入。而晋中兵弱，亭障希，石、隰间多肥羊、良铁，可致也。彼藉宣、云为救，而宣、云卒来千里，人马俱罢，我以全制其敝，必多所欲矣。”结果，俺答率六万骑兵，“四道并入”，攻陷多座城堡，“边军遇之无不披靡”，“内地计损人畜数十万”。[40] 其次是选拔汉人中有才干又甘心归顺者为头目，统领、管理其他汉人。“今乃拔尽力者，授之部曲、使将，是渐知用其长也”。[41]《虏情》“其雄桀者即为头领以统之，而总隶于虏。”[42]“先是有华人萧芹、王得道、乔源、丘富者，持白莲教出入虏地为奸，俺答以为小酋。”[43]“其有才智者李天章、高怀智等，皆署为长。”[44]卷六十赵全、李自馨、张彦文等也都被授予官职，让他们统领一定数量的汉人。“赵全有众三万，马五万，牛三万，谷二万余斛。李自馨有众六千，周元有众三千，马牛羊称是。余各千人。”[45] 第三是有目的地招徕有才智的汉人。丘富曾向俺答建议“大收知略士”。俺答接受了丘富的建议，让人在帐篷外大字书写：“举人诸生幸临者，我厚遇之，与富等。”很快就有读书人来投奔，“于是边民黠知书者，诈称举人诸生，日诣虏帐，趾相错”。俺答让丘富面试，“能者使统众骑，否则给瓯脱地，令事锄耨。”[46]此外，还以丰厚待遇招募可以为向导、间谍的汉人。“今虏人往往得吾中国人之死力。间谍，吾中国人也；向导，吾中国人也。……吾中国之人往至其地皆有牛羊妻孥之奉，其为所用者，即与统部人马，而无赖穷民安得不弃此网罗故作彼耳目?”[47]卷七十七 第四是让汉人承担各种军事任务。一是为向导。“我汉人被虏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为之乡导，遂攻堡围墩，深入内郡，杀掠人畜。”[48]嘉靖前期大同叛卒王三，“犯罪逃虏中，以中国虚实告虏，且教之深入，数为虏乡导，连岁犯太原平阳，及声言入寇真定、临清，皆其谋也”。[49]“叛卒王三，指挥王铎子，吉囊妻以部女，频年为虏导，悍甚”。[50]卷三二是为间谍。“后虏中择便捷辈多与牛羊、帐幕，令为僧道丐乞入调我边，西至甘凉，东出辽东，或至京师，凡地理险易，兵马强弱，抚镇将领勇怯利害，尽走告虏吉囊、俺答。”[51]嘉靖二十三年，就曾经有蒙古间谍至京城，混入兵仗局学习佛郎机技术，“时虏酋遣我叛人至京师入兵仗局习伏郎机铳，获诛之”[52]“俺答择其黠桀者，多与牛羊帐幕，令为僧道丐，侦诸边，或入京师，凡中国虚实，尽走告俺答。”[53]卷六十三是随从蒙古军队出征。嘉靖二十二年，“时俺答清台及叛人高怀智、李天章各拥万众越太原，列营汾河东西，散掠上党、平阳、下邑”。[54] 第五，让汉人担任出使明朝的使者，利用他们对明朝统治者的了解，争取外交上的获利。正统十四年，“辽东百户施带儿见获于虏，泄我虚实，且数为虏使，张其声势。”[55]卷一百八十六嘉靖年间的汉人石天爵多次为使，出使明朝。如嘉靖二十年，“吉囊遣我叛人石天爵来求入贡”。[56]卷三嘉靖二十六年，俺答阿不孩又“遣所虏汉人石天爵与虏使一人至大同”[57]，要求通贡，被明廷拒绝。不久，石天爵也被大同墩卒诱擒斩杀。 为了使归顺汉人能够甘心为其所用，蒙古贵族不吝财物，常厚加奖赏。“诸遣谍得实者大之则使统部人马，次之亦不失有妻孥牛羊之奉，使贫民无赖安得不弃此而就彼为之耳目以求利益哉?”[58]卷七十七许多汉人在蒙古“配有妻室，积有财物”。[59] 三、归顺汉人对蒙古军事的影响 明朝前期，蒙古贵族势力对明王朝的威胁一直比较有限，其军事进攻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一是不敢深入内地，多是边境一带扰掠；二是进攻线路缺少变化，多在固定区域出现。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蒙古贵族势力对明朝军事部署、防御特点以及山川地形等了解不够，军事行动的盲目性较大。这也正说明当时蒙古贵族势力对归顺汉人的任用比较有限。而到了明朝中期尤其是正德、嘉靖以后，情况大为不同，蒙古诸部对明朝的进攻态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有归顺汉人为其谋划，为其做向导、间谍。对此，明人曾进行分析： 近日敌之入寇，奸谋诡计与昔不同。向也无甲胄，今则明盔明甲，势甚剽疾矣；向也短于马下，不敢攻挖城堡，今则整备锹，攻挖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虚实夷险，虽或深入，不敢久留，今则从容久操按辔而归矣；向也群聚而入，群聚而出，忽若飘风，今则大举决于一处，分掠各边，使不暇应援矣；向也兵无纪律，乌合而来，星散而去，今则部伍严整，旗帜号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庐舍，今则放火焚烧矣。其故何哉?有中国之人为之谋画，有中国之人为之向导，有中国之人为之尖细，有中国之人遗与之以铁器，况事变之时投入敌中者，又皆惯战有勇之人也。”[60]卷二十三 在明朝人眼中，归降汉人是蒙古诸部获取军事胜利的关键因素。这一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归顺汉人的确使蒙古军事进攻能力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首先，随着归顺汉人被广泛任用，蒙古诸部对明王朝进攻的盲目性大为减少，其进攻点往往是明朝边防的薄弱环节，其进军路线往往考虑充分，兼顾了进攻、掳掠、撤退等各环节。“虏得吾人即用之，知吾虚实，而入犯每得利。”[61]汉人向导、间谍使蒙古军队对明朝边防了如指掌，所以进攻时如入无人之境，撤退时安全、可靠，无后顾之忧，同时又保证掳掠效果。“时时为虏向导，虏长驱无忌，以全众熟知险隘厄塞，又华人得先驱谍视，边将不为之防故也。”[62] 其次，随着归顺汉人参与军事，蒙古诸部对明朝战争时的谋略性越来越强。蒙古诸部对明朝的攻击线路非常多，隐蔽性极强，使明军防不胜防。在归顺汉人的策划下，蒙古军队充分利用骑兵行动迅捷的特点，声东击西，虚虚实实，使明军草木皆兵，顾此失彼。“避实攻虚，声西击东，而诸镇疲于奔命矣。”[63]蒙古诸部经常采取的策略有：小股人马诱敌，大队人马设伏；以少量人马牵制明军主力，大队人马绕行攻入内地；声言将犯甲地，通过逃回汉人及明军间谍将信息传递给明军，在明军征调军队部署时，突然进攻乙地，使明军措手不及，等等。 第三，蒙古诸部南下多以掳掠为目的，攻城既耗时费力，又非常不易，所以嘉靖之前，蒙古诸部内犯较少攻城。“虏初入塞，止盗村落，不敢入城堡。”[64]“虏好野掠，不攻城。间攻堡寨，人果死守，则亦弃去。”[65]嘉靖时，汉人丘富、赵全等教蒙古诸部制造云梯、冲竿等攻城器具。“往年，彼无他志，惟遣间入边境窥探，积聚小村疃掩取之，遇大城堡皆远引，不敢辄近。自全等教以攻取之术，多诱华人为彼工作，利兵坚甲，云梯冲竿，尽其机巧，而沿边无坚城矣。避实攻虚，而诸镇疲于奔命矣。”[66]“丘富日夜导虏为钩梯攻城，造舟渡河。”[67]这一变化致使明朝北部边防陷入更大的危机。 参考文献：[1][19][21][65]岷峨山人.译语[G]//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藉史料汇编：第一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2)：230.23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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