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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2——1919年间，由于英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西藏，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危机加深，滇藏、边(康)藏、川藏关系成为影响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决策时的重要因素，并对以后的西藏治理和西南边疆的稳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英帝国主义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通过划分所谓的“内藏”、“外藏”，把西藏及其邻近的云南、川边、四川、青海、新疆等纳入它划分的范围，以达到侵吞中国领土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全国各界人民奋起抵抗，尤其是云南、川边、四川地区的地方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和努力，促使中央政府下定决心抵抗外来侵略、维护领土完整。同时，由于地方利益、集团利益的冲突，云南、四川和川边地方当局的某些措施、行动又对民国初年乃至以后的西藏治理和边疆稳固产生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民国初年；云南；四川；西藏；西藏治理 民国初年，英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中央政权更替之机，加紧侵略中国的西南边疆，云南、川边和西藏同时出现危机。如何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西南边疆，成为1912年以后西南地区和全国各界持续关注的焦点，而西藏的治理又是其中的重要问题，西藏与包括云南、四川、川边等在内的周边省份关系成为影响这一问题的重要方面。学术界对此问题已有所关注，但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①因此，本文拟以档案、文献为基础，以西藏治理和西南边疆的稳固问题为中心，对于1912——1919年间的云南、川边(后称西康)、四川与西藏的关系进行论述、分析，恳请方家指正。 一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陕西、江西等省和上海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临时政府迁都北京，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中央政权更替之时，英、俄、日等帝国主义乘机侵略，我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危机，西南边疆地区则突出地表现为西藏、川边地区的变乱。 1911年夏，四川保路运动发展为反清革命，荣县成立了革命政府，后来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成都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10月，同盟会联合新军在云南发动起义，组建了云南军政府，蔡锷为都督。内地发生革命的消息传到西藏后，驻藏新军官兵立即分化为主张共和与拥戴帝制两派。1911年11月，一部分拉萨驻军以索要积欠军饷为名首先起事，把联豫拘禁在军营中，另推首领，响应革命。新军内部派系林立，导致相互仇杀，还有一些士兵借机大肆抢掠，围攻色拉寺，遭到该寺僧众的还击。随后，日喀则、江孜、亚东的清朝驻军也先后哗变，局势混乱。在此情况下，一些西藏贵族官员组织起武装，有组织地与清朝驻军进行对抗。英帝国主义认为分裂中国的机会已到，极力挑拨汉藏关系，使西藏地区的局势更加混乱。这使各地人民痛苦不堪，据记载当时拉萨“最惨者为百姓与守分之文武官员”，“汉番百姓之在围中者”，每天到联豫、钟颖“两处痛哭，祈早议和”。1912年7月，经尼泊尔驻拉萨代表调解，西藏地方代表与联豫、钟颖达成协议，除联豫及少数官员仍留西藏并保留少量武器外，其余驻藏川军交出枪支弹药后经印度回国，其枪弹暂时在西藏封存。1912年底，驻藏官员、清军全部被迫离藏。② 川、藏等地的政局变动，迅速波及清末刚刚形成的川滇边务大臣辖区。作为改土归流时在四川、云南、西藏之间形成的一个新的准省级政区，川边建省的工作尚未最后完成。在四川发生保路运动和武装起义后，赵尔丰、傅崇炑先后率军返回四川镇压革命，被废除的土司、头人和寺院喇嘛乘机驱逐汉军汉官，藏军利用这一形势在英国支持下向这一地区发动了进攻，先后攻占定乡、理塘、河口、盐井等地，并包围巴塘、昌都，到1912年7月川边地区除泸定、甘孜、巴安、德格等11县外，其他20个县都不在原川边军队手中了。[1][p.25] 正是利用中国中央政权更替、各地政局不稳的机会，英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西南边疆，一方面继续侵占云南的片马地区，又派出远征队侵入西藏东南的瓦旺、达旺等地，另一方面利用西藏、川边的变乱，干涉中国内政。英国的侵略加深了西南边疆地区的危机，使西藏、川边的变乱加剧，并危及四川、云南的安全。因此，全国爱国人民纷纷要求北京民国政府出兵西藏，稳定西南局势。云南、四川两省对此更为关切，地方政府和民间各界都强烈呼吁武力征讨西藏，稳定西藏局势，保卫西南边疆。1912年4、5月间，云南都督蔡锷致电大总统袁世凯，蜀军“驻重庆总司令”熊克武、江西都督李烈钧和四川正、副都督尹昌衡、张培爵等纷纷致电中央，陈述西藏危急，指出“西藏为我国雄藩，外人垂涎已久，非亟早经营，则藏卫终非我有，西防一撤，后患无穷”；强调西藏与川边如有闪失，“内何以辑抚他族，外何以应付列强”，呼吁中央早定“筹边良策”，主张由川、滇两省派军勘定变乱，稳定西南边陲为此呼吁中央“早为规划，以固边圉，而毖后患”。[2][p.1-9] 鉴于西藏、川边局势的混乱，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川、鄂、滇、贵各省爱国力量的压力下， 5月18日国务院即致电云南，指出四川方面已准备“派军西进”，命令蔡锷“迅拔劲旅，会同蜀军协力进行，奠安藏境”。[2][p.11]6月14日，中央政府正式命令尹昌衡率军西征，以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川、滇军队同时出兵，进展顺利:尹昌衡率川军迅速西进，控制了里塘、巴塘、昌都、德格等地，进抵通往拉萨的战略要地太昭(今西藏江达)，并平定了定乡之乱；蔡锷所派出的滇军一部也控制了盐井，从而稳定了原川边地区的局势。9月，北京民国政府命令西征部队停止进军，国务院决定改前清的“川滇边务大臣”为“川边镇抚使”，管理原川边地区，并任命尹昌衡兼任川边镇抚使。[2][p.75] 西征在进军顺利的情况下停止，使民国时期丧失了一次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机会，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的干涉造成的，也与北京民国政府希望通过和平商谈恢复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有关。③另一方面，这与进军西藏的过程中川、滇两省的进藏部队交恶、贻误战机有关，西藏地方则利用川军、滇军的矛盾与云南交好，又指责川军有一定关系，从而致使“兄弟阋墙”、难以形成合力的局面。川、滇两军的矛盾产生于滇军改道，在接到进军西藏的命令后蔡锷经过调查，并与四川都督尹昌衡协商，6月派军从维西向西，准备进军察瑜、珞瑜，控制西藏东南地区，进而直逼拉萨，把巴塘、里塘、前藏都纳入掌控范围。7月，因巴塘告急，川军又暂时未能到达，滇军奉中央命令向北进驻盐井，本来意在先平定川之乱，可是却产生两个消极结果:一是尹昌衡认为滇军进入了川边地盘，多次向中央指责滇军，双方产生矛盾；二是滇军无法按原来计划和速度西进，为继续执行这一计划，蔡锷要求继续进军察隅、珞瑜一带，也被中央政府否决。国务院强调这些地区属于川边辖区，由尹昌衡“自任专办，筹兵筹款，皆由该督经营，滇自不必与争”；蔡锷所提出的西进援藏一事，因“饷款难筹，英人干涉，民国初年，岂容轻启外衅?”[2][p.65-66]；[3]而后，由于天气转冷、大雪封山，英国又进一步施加压力，滇军根本无法继续西进，川军又无意进军西藏东南部，双方也不可能再合力进逼拉萨、控制西藏，致使中国中央政府在当时难以震慑西藏上层的分裂势力。 在川、滇双方争论过程中，西藏地方似乎发现了川、滇两省的矛盾，川藏、滇藏关系出现了明显变化。西征尚未结束之时，9月12日茶瓦龙扎夷寺、毕土寺大喇嘛奉十三世达赖之命，面见滇军西征司令殷承瓛，表示“自古藏与云南和协无嫌”，听说“云南兵攻藏，难免骚扰百姓，此面愿意共和，速赐一音，以便转禀达赖，愿了此事”。殷承瓛让他们转告达赖，中华民国“本系五族共和，因西藏僧俗自相杀害，大总统不忍坐视。令滇军进平藏乱，非滇藏有嫌隙”，希望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拥护中央，“同享共和幸福”。而后，滇军派往江卡、昌都的侦探又报告说，藏军“噶伦夏旦统大军驻嘉玉桥”，声称“世与川军不共复载”，而“达赖转来，藏民甚愿结好滇军，同享共和”。[2][p.56-63] 西征结束后，中央政府在1912年10月恢复了达赖的名号。达赖此后多次呈文袁世凯，控告川军军纪松散，要求中央撤退驻川边驻军，恢复西藏地方对江卡、察木多(今昌都)的管辖。如1913年5月28日，达赖就致电袁世凯，指出彭日升等川边军队在江卡、察木多等地“用兵扰害，现尚未止。至今汉番违背，皆由汉军所致”，要求中央政府“速令撤退该处官兵”。袁世凯很快回复达赖，表示中央已经严令江卡、察木多等地的川边军队，“保护庙宇及僧俗人等，毋致损害，并勿过江达以西”，还命令他们“恪守现驻地点，加意折射率循番民”。至于察木多等地的归属问题，“民国承受前清领土，不能变更”，现在保护这些地方人民的财产，“振兴黄教，绥靖地方”，保持和平，以后川、藏军队都“应恪守现驻地点，静候解决，以免嫌疑”。6月10日，针对达赖所指责的“川军不法，扰害各处”，袁世凯再次致电达赖，表示已经查明川军进军过程中“招抚僧俗，保存财物”，“获俘不戮一人”，对乡城杀死“安抚员王廷珠，剥而悬尸”的当地头目也“法外施仁”。袁氏还强调清雍正年间和清末已形成西藏、云南、四川及川边辖区界线，“民国承受前清领土，不能改更”。[4][p.2376-2378] 尽管如此，西藏方面与川边敌对、与云南和好的关系没有大的变化。不仅如此，由于云南方面靠近印度，而腾越的邮电便于使用，当时在印度的华侨陆兴祺奉中央命令联络达赖，后来被任命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他所发的“电报多由腾越转发”。[4][p.2364-2366]于是，在西藏与川边、四川形成对立的时期，腾越一度成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电文转发的中间站，为恢复中央与西藏关系、中央治理西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二 北京民国政府在恢复达赖名号前后，多次与西藏地方协商，希望通过直接商谈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但是，由于英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威胁，袁世凯又急于获得英国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以集中精力镇压革命运动，所以步步妥协，最终同意派出代表参加在英属印度举行的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议”。这次会议再次涉及西藏与云南、川边、四川以及甘肃、青海、新疆等邻近地区的关系问题，并对后来西藏与邻近地区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3年10月30日，“三方会议”在西姆拉召开，整个会议始终在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操纵之下，他们一边指使西藏地方代表向中国代表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一边又以中间人的身份进行所谓的“调解”，压迫中国代表让步。会议一开始，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是伦青(首席噶伦)夏札就在英国代表支持下提出包括“西藏独立”在内的要求，所谓 “西藏疆域包括青海、里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这一要求的目的就是把西藏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居住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自然遭到了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等的拒绝和严厉驳斥。麦克马洪见此情况，就以“调停人”的身份，于1913年11月提议变更会议程序，要求讨论所谓西藏与中国的“边界问题”。1914年2月，他又提出了内、外藏的划界线，3月11日抛出了《调停约稿》。对于内、外藏的划分和《调停约稿》，中国政府代表坚决反对，麦克马洪为此做出小的让步，引诱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就范。1914年4月27日，在麦克马洪威胁、引诱下，陈贻范在《英、中、藏条约草案》上“画行”，并事先特别声明“画行与签押当分为两事。画行乃专员一时权宜之举，但政府若不批准，即不能发生效力，签押非则非得奉政府训令不可”。[4][p.2408-2418] 这次谈判与陈贻范“画行”的“约稿”对于西藏与邻近地区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在印度的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就不禁“惊悉印政府外交手段之老到不可企及，其内容之酷烈直据西藏为己有”，不仅“剥尽我国主权”，而且以“争界”为重要手段。因此，他建议请中央政府“召集会议，筹谋挽救”，并令我国驻英公使向英国政府“据理力争，以期公允”，并强调“事关领土主权，岂可因受人所逼而拱手退让?”5月10日，他又看到了“会议所定界图”，认为这与1906年新学会社“所绘之图相较，不但蚀青海全部，且侵入中国本部甚多”。11日，他为此再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和外交部，指出这个“界图”对于中国领土的划法，一是“侵入新疆，查和阗南界在纬线三十五度以下，今所划乃由纬线三十六度起，不异割和阗之半”；二是“侵入甘肃，查安西州南至纬线三十九度下，今乃划出三十九度，与蒙古仅隔一甘州”；三是“侵入云南，查丽江府北界至纬线二十九度，东界逾经线一百一度强”，该“界图”所划“东至经线一百二度，南至纬线二十八度，不但占丽江府北部，且括西川宁远府西北部”。他强调，如果按照这“界图”划定西藏与邻近省份辖区界线，真让人“神悚胆寒”；现在“逼我按照彼图划押，异日按图索地”，势必造成犬牙交错，贻害无穷。他最后还提醒中央政府，锡金、尼泊尔、不丹等“既折入英手”，现在应“将印藏详细界线急行划清，以免侵占”。[5][p.34-39] 陆兴祺的报告的确让北京民国政府极为震惊，4月28日北京民国政府立即电告陈贻范，命令他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对其所签的草约“不能承认，立即声明取消”。随后，外交部一方面在5月1日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声明此次约稿，界务一端，绝不承认，其余待商之点亦甚多”，陈贻范的草签“并未奉有政府训令”，已经“电令取消”；一面让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通知英国外交部，明确地表示中国政府不能承认陈贻范所签草约，要求“将会议移至伦敦或北京续议”，英国表示反对。5月17日，外交部又回复陆氏，表示他“所呈各节甚为有见”，对于英国代表的“内外藏之说，我并未承认；此项界图，我万无作为定本之理”，至于“界图关涉金川、和阗、丽江、宁远、松潘各地”，外交部再加审核。此后，英国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但民国政府在爱国人民的支持下仍坚持原来立场。7月3日，英国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陈贻范奉命拒绝签字，并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这一条约未得到中国同意，不能承认。中国驻英公使也向英国政府做出同样声明。[4][p.2419-2423]；[5][p.34-39] 西姆拉会议暴露了英帝国主义引诱西藏“独立”、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尤其是通过所谓的“内藏”、“外藏”划界，把滇、青、川、新和川边等的藏族居住区纳入其中，侵吞中国领土的野心，更让中国各界爱国人士颇为忧虑。因此，这次会议前后，不少人主张从巩固西藏邻近的川边、云南等地区入手，巩固西南边疆。当时，有人就强调“治藏先治川(边)”，认为巩固川边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基础。陆兴祺就曾向中央政府呈文，“请巩固川边以维系西藏”，认为“藏局未定，所有关系筹办藏中各事宜无从措手，不得不暂置缓议”，而当务之急“惟有以巩固川边为维系西藏之根本”。④而且，一些曾经到川边调查或者关注川边的人士发表论著，如高劳的《西康建省谈》、杨光锡的《分川改省问题》和李明榘《筹藏政策》等，都希望在川边建立行省，作为稳固西藏的后方基地。其中，高劳1913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西康建省谈》介绍了川边地区的历史、地理和土司的情况，回顾了清末改土归流、设立州、府、县的简要经过，从政策、“规制”、地理、时势、现状、军事等方面强调了“西康宜建立行省之理由”。他认为，川藏距离较远，“藏人如有不庭，川省鞭长莫及，易误机宜”，倘若西康设省就“应付较易，且有重兵，足资镇压”，因此西康建省可以达到一举三得的效果，即“守康地，扞川圉，援西藏”。[6] 上述建议并未得到落实，有人在1914年在川边调查时就发现，边军的吏治腐败、军纪败坏，作为地方官的一些县知事“或出于某营官之录事，或缘于某私人之私人，其学问、经验全然没有”，而“军士日诈金钱夜事奸淫，逼成藏人反叛之心”，亟须肃清吏治、“正重官人”、严正军纪、免轻差役、严禁豪赌等。[7]为此，民国政府在1915年1月指出川边地方“知事多出营官录事，及私人差役繁重派及女子，驻兵则日诈金钱夜事奸淫激成乡城之乱，知事则好赌成习威逼边民”，以及官吏苛刑滥罚、敲诈商民等情况，为此要求川边镇守使张毅切实整顿“慎选知事，严约军队，其有贪酷营私、敲诈商民、贻害地方者，应即行严行参办，万勿稍有瞻徇，致误边局!”张毅为此不得不表示要“饬营、县加意抚绥汉夷，体恤民艰，力除苛扰”。[8]但是，此后状况变化不大，特别是1916年以后中国境内军阀混战，西南地区也战乱不止，川边处于川军、边军和滇军几派力量的争夺之下，刘锐恒、殷承瓛、陈遐龄先后出任镇守使，他们时常卷入川、滇地方军阀的混战。[9][p.36-38]因此，川边军队士气更为低落，边藏战争后就失去大片辖地，使西藏与川边、四川、云南的关系进一步紧张。 边藏战争是因川边军队擒杀越界割草的藏军士兵引起的，藏军借此向边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边军已经衰败、无力对抗，陈遐龄又卷入川、滇军阀的混战，不愿出兵援救。到1918年8月，边军节节败退，藏军占领了原属边军驻防的昌都、同普、江卡、德格、武成等十二县，双方对峙于雅砻江。此时，英国副领事台克满跳出来“调停”，“主持”由边军分统刘赞廷、西藏噶伦降巴邓打参加的“三方谈判”，拟定了《停战合同十三款》，声称川藏冲突后“各守现在驻札[扎]地点，而大英政府亦愿从中调和”，其主要内容是承认藏军已控制类乌齐、恩达、昌都、白玉等县的事实，规定这些地方“与该处迄西之地方，归藏官管辖”，肯定了藏军继续控制这些地区的合法性，还提出“云南、青海仍以旧界，现在不改”。该“合同”又摆出了西姆拉会议上英国“调停”中、藏冲突的架式，又规定以后再有冲突也要由英国“调停”。对此，陈遐龄因失地太多予以否认，中国中央政府也未予承认。10月，陈遐龄所派代表又与西藏噶伦所派代表重新订立《停战退兵条件四条》，规定该《条件》仅认定“英国副领事台克满为证人”；“汉军退甘孜，藏军退德格县所管之境内”，10月17日至31日间各自退兵，“停战一年，听候大总统与达赖喇嘛允否昌都交涉”。[4][p.2440-2443]此后，边、藏军队停战，双方辖境也发生重大变化，昌都、德格等地不再是川边的辖地，西藏地方政府设立昌都噶厦，长期管理这些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提出重开所谓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又把西藏与邻近的云南、川边、四川、青海等地区的划界问题列入其中。1919年8月13日，朱尔典就提出过两个方案，让中国政府选择:一是将“内、外藏”名称取消，康定、巴塘、里塘、道孚、炉霍、瞻对、冈拖等处划归内地，德格及以西地方划归西藏；二是仍沿用“内、外藏”名称，康定、巴塘、里塘、瞻对、冈拖等处划归内藏，“中国不设官驻兵，德格划归外藏”。外交部认为“以上办法，虽然与我国希望尚属相去悬殊”，但英国公使已比较让步，“不能谓无解决诚意”。同时，外交部认为德格“仍应力争收归内属”，又感到昌都等处“属藏一节”必会遭到国会和各方面的反对，因而也顾虑重重。[4][p.2444-2449]随后，朱尔典又一再催促，北京民国政府召开政府国务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大多数人主张“延期谈判，暂不开议”，并由外交部通知朱尔典。朱尔典对此极其不满，8月29日访问代总理龚心湛，9月4日晋见大总统徐世昌，强硬地要求“即开藏案会议，从速解决西藏问题之悬案”。[10][p.73] 朱尔典的两个方案尽管存在着是否取消内、外藏提法之别，但又都是非法的《西姆拉条约》的翻版，都把“西藏”视为与中国对等的国家，又拿着中国的领土做交易，即以“西藏国”保护人的身份向中国中央政府索要领土，以达到分裂中国、变西藏为其附庸的目的。 此时，“五•四”运动已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虽然民国政府比较倾向于第一方案，但对爱国人民的反对不得不有所顾虑，川、滇、新、青等地方当局的态度也要认真考虑。而且，外蒙古即将取消“自治”，边疆形势已稍好于民国初年。对于朱尔典的催逼，民国政府的反应是9月5日由外交部通电全国，把1914年以来中英藏事交涉，特别是1919年前后的情况通告全国，全国人民至此才知真相，一时间舆论哗然，各地各界纷纷谴责英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坚决要求民国政府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由于所议界限直接影响川、滇、青等的辖地进退，四川省议会、四川督军熊克武、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云南督军唐继尧、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麟纷纷致电中央，反对向英帝国主义妥协。其中，唐继尧强调的四点就很有代表性:(一)川边特别行政区“早经改土归流，且地属西康，不得认为藏地”，近期被藏军占据各县“应派兵一律收复”；(二)西藏为中国领土，“能否许与自治，中国自有主权，毋庸他人代为要求”，尤其“不得以川边、青海、甘肃、新疆各省区边地划入自治区域”；(三)1915年袁世凯“因急图帝制，结欢外人”，把昌都“划归外藏”，现在不能作为依据；(四)1918年陈遐龄“出于一时权宜”，与西藏地方代表商议停战，所定条件中央政府并未认为有效，“其暂时划界办法，尤可置之不议”。[11][p.93-100] 社会各界先后通电表态。川滇黔陕四省协会就通电全国，指出“西藏交涉之为英人播弄，骎骎乎成藩属关系”，我国政府“对藏向主羁縻，藏人良否，一切听任自为”。“英人窥其隐奥”，极力拉拢分裂势力，而“藏民无知，遂受笼络”，在西姆拉会议上的“提案可见一斑，一则曰中国当承认西藏有完全自主自治权，一切内政外交不受中国政府之掣肘；再则曰中国不得驻兵于西藏，凡其商业交易及将开采等事，自由与英国交涉，其内政则由印度政府监督云云”。该协会强调在藏事危急、千钧一发之际，希望各界爱国人士“联络一致，急起直追，严密监视政府对藏之行动，勿许断送”，同时“直接间接，用种种良法鼓动民气，誓死力争，以国民外交，作政务后援，务期博得最后之胜利而后已!”[12]留日学生总会则致电大总统，指出西藏是“中国之版图，领土主权，自始属我”，而“英使所提之划界办法，将云南、四川、新疆各边界万余里土地，要求划归西藏范围，完全撤销西藏屏障，此事关系我国存亡，万不可轻为让步，以造将来无穷之巨祸”，并强调“欲保全西藏，拥护国政，则对英交涉，不宜稍让。对于边藏，速取决然之处置，切不可敷衍迁延，致蹈外蒙以往之复辙”。[13] 面对全国爱国力量的压力，尤其是西南各省地方当局和人民的反对，北京民国政府便以全国人民反对在西藏交涉上让步为由，拒绝了英国的提议，英国利用重开“三方会议”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再次破产。 三 综上所述，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七、八年间，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固，云南、川边、四川则深受其害，因此滇藏、川藏、边(康)藏关系成为影响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决策时的重要因素，并对以后的西藏治理和西南边疆的稳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由于英帝国主义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不顾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无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西藏及邻近地区行政辖区状况，企图通过划分所谓的“内藏”、“外藏”，把西藏及其邻近的云南、川边、四川、青海、新疆等纳入它划分的范围。这样，英帝国主义者就利用中国领土，与西藏的亲英分裂分子进行买空卖空的“交易”，它以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实施“西藏独立”和获取更大的辖区为筹码，划出了一条非法的“印藏边界线”，即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以达到侵吞中国领土的目的。由于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中国历届中央政府也从未承认这一条约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这一阴谋早已破产，但至今仍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有某些消极影响。 第二，全国各界人民深知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野心，并在民国初年奋起抵抗，西藏邻近的地区直接感受了列强蚕食侵吞的威胁，尤其是云南、川边、四川地区的地方当局、各派军阀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中央政府抗击侵略、维护主权，并自发地投入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去。无论是1912年川、滇军队的西征，还是西姆拉会议前后反对妥协、抵制英国侵略、巩固西南边疆的各种呼声，都促使中央政府认真考虑西南地方当局和爱国人民的意愿，对其下定决心抵制外来侵略、维护领土完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在维护国家主权、稳固西南边疆的斗争中，西藏邻近的云南、川边、四川等地的各界爱国力量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地方利益、集团利益的冲突，云南、四川和川边地方当局的某些措施、行动又对民国初年乃至以后的西藏治理和边疆稳固产生了消极影响，特别是1912年四川都督尹昌衡忙于与云南的内讧，贻误战机，影响了西征军乘胜前进；1914年后，川边军队日渐衰败，镇守使陈遐龄又卷入军阀混战、无心守土，致使边藏战争中失去大片辖地，形成川边、西藏军队的长期对峙，成为1930——1933年间西藏与西康、青海战争的导火索，从而消耗中国总体的国防力量，英帝国主义得以在“二战”以后乘机侵吞中国西藏东南地区领土，严重地影响了西南边疆的稳固，加剧了西南边疆的危机。 注释：①据笔者所见,对民国初年四川、云南、川边与西藏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西藏治理的影响,较少论著有所论述,有的也主要是简要论述1912年川、滇军队西征问题,如秦和平《1912年民国政府筹治西藏措施述评》(《中国藏学》1993年第4期),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著《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by Melvyn C. Goldstein,California, London, 1989；又有杜永彬译中文本,时事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伍昆明主编《西藏近三百政治史》(鹭江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许多论著则因主旨、体例所限未加论述,如祝启源、喜饶尼玛著《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等均如此。 ②吴丰培辑:《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1911年前后西藏情况,可参见丁善文《试论辛亥西藏起义》,《藏学研究论丛》第1辑；喜饶尼玛《民国初年拉萨动乱及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③有关英国压迫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民国政府停止西征和民国初年中央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论述,参见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孙宏年:《20世纪初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与西藏建省问题研究》(《西藏研究》2004年第3期),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等论著。 ④《呈大总统请巩固川边以维系西藏文》,陆兴祺编《西藏交涉纪要》(下编),1931年8月刊本,第143-147页。按:查此文中有中英藏三方的“会议已开,藏事似可解决”,又有“川边经略使似以移驻察木多为宜”,而1913年6月13日民国政府改川边镇抚使为川边经略使,1914年1月13日下令裁撤川边经略使,改为川边镇守使,由此可见此文应是西姆拉会议召开会不久和1914年1月13日之前呈递的。 参考文献：[1] 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司编.藏案纪略[M].1919年铅印本. [2] 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3] 秦和平.1912年民国政府筹治西藏措施述评[J].中国藏学,1993,(4). [4]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5] 陆兴祺.西藏交涉纪要(下)[M].1931年刊印本. [6] 高劳.西康建省谈[J].东方杂志,1913年第9卷第11.12号. [7] 李明榘.筹藏政策[M].北京:北京正蒙书局,1915. [8] 政府公报[N].民国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第978号). [9] 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下)[M].雅安建康日报社,1942. [10] 谢彬.西藏交涉略史[M].上海:中华书局,1933. [11] 胡吉庐.西康疆域溯古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12] 上海日报[N].1919-10-09. [13] 民国时报(上海)[N].19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