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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辛亥起义后满族亲贵被迫同意清帝退位，而蒙古王公担心语言风俗不同，难以见容于汉族，仍然态度强硬地尊戴清室，反对共和。由于革命党人不断地阐述其民族平等思想，宣传“五族共和”，蒙古王公对“五族共和”的态度终由抵制转为认同。辛亥武昌起义后，中国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南京临时政府。随后，南北双方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议和谈判。其中，清帝退位成为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满清朝廷开始当然不甘心退位，但在内外压力的影响下，满族亲贵们纷纷考虑一己之私，最终还是转变了态度，相继同意清帝退位，默认了共和。奇怪的是，如此情势下蒙古王公们却仍然态度强硬，表示仍尊戴清室，反对共和。而在一个月后，蒙古王公们又赞成了共和，顺应了历史潮流。本文拟从民族认同的角度来说明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正确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效果。 关键词：蒙古王公；五族共和；政策；民族 一 清朝在蒙古实行年班制，即让蒙古王公每年分批入京，觐见皇帝。部分王公还可以常年驻京，在朝廷当差。虽然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并无实权，但品级较高，地位显赫，这也是清统治者羁縻蒙古的手段之一。武昌起义后，清朝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使得蒙古贵族，特别是蒙古驻京的王公们惊恐万分，他们对于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毫无把握，也不愿失去现有的特权。因此，他们开始为挽救清朝藉以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奔走。 他们在武昌起义后，于1911年12月24日成立了在京蒙古王公联合会。12月26日，联合会即以喀尔喀亲王那彦图、郡王多尔济帕拉穆、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等领衔，联合内外蒙古部分蒙旗代表致函袁世凯，认为“近以江南各省纷倡独立，全蒙几见噬于强邻，库伦几偏于异类”，表示“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曜亡灵，于大皇帝无贰心，于强邻无异志”[1](P300)。与此同时，驻京蒙古王公还以内外蒙古十盟一百三十五旗的名义，致电南北议和的南方总代表伍廷芳，表示反对共和，声称:“只知有君主，不知何所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如诸君子固持己见，鹜虚名、速实祸，以促全国之亡，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2](P904)。 另外，他们还组织了勤王队，于1912年1月15日入京，分驻各处，并向理藩部呈递了勤王书，表示勤王队伍愿归军咨府调遣，而且军队粮饷不要朝廷接济，由各蒙旗自己筹集。他们还联合各蒙旗及甘肃、陕西、青海、绥远等处反对共和势力，发表通电称:“如朝廷允认共和，即行宣告独立，与中国断绝关系，以为君主立宪之援助。”[3]他们竟以断绝关系相威胁，表示了对共和的深恶痛绝及对君主的忠贞不二。而且，当他们看到部分满族亲贵赞成共和时，非常愤怒，立即致函各亲贵，大肆痛骂满族亲贵“卖官鬻爵，不以宗社为忧，畏死贪生，竟以亡国为乐。”[4]对于蒙古王公的这些行为，连当时的舆论都觉得奇怪:“不意一二百年无声无臭之蒙古，有此斩钉截铁之手段。”[5] 在清朝统治下，蒙古王公们虽属特权阶层，但对于皇帝而言，他们依然是臣子，对于满族而言，他们依然属被统治民族。蒙古王公们的态度一开始非常强硬，但一个月后，他们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在南北和谈后期，当清室决定接受议和条件后，蒙古王公又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6](P907)可见，他们虽不太情愿，但反对共和的态度已有所缓和。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的态度有了转变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应指出，这一个多月正是革命党人大力宣传其“五族共和”政策的时期。如武汉光复次日，起义领导人议定:“改政体为五族共和”，“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7](P37)。孙中山在其就职宣言书中也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8](P48)蒙古王公态度的转变与这项政策及其宣传不无关系。 二 后来已赞成共和的蒙古联合会回复伍廷芳的电文中，讲了当初反对共和的理由:“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向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处强邻，一有变动，危险实多。而自民军起事以来，南北阻绝，谣诼繁兴，传闻各异。处此惊疑之地，自难免误会之端。”[9]在这里，他们列了三条理由:一为风俗文化与内地不同；二为担心俄国干涉；三为受到谣言的影响。不否认这三点确实对蒙古王公们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细究之后，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更深层的原因。 蒙古王公认为蒙古的制度风俗与内地不同，害怕受到汉文化的排斥，他们所指的“谣诼繁兴”，无非是一些人散播的有关民族仇杀之类的谣言，这样的担心不奇怪，毕竟当时革命党人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还没有被广泛接受。蒙古王公所持的还是一种狭隘的种族观，因此对“五族共和”的大中华民族意识还缺乏认同。这种认同的缺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文化上的认同；一是缺乏政治上的认同。 从上文通电中，很容易看出蒙古王公们在文化认同上的犹豫。他们认为，语言风俗不同，就难以见容于汉族。一旦汉族建立国家，就会从文化上鄙视蒙古，从而在政治上压迫蒙古。他们以文化的差异来看待民族问题，觉得自己的民族文化、信仰将受到挑战，因而在心理上产生自卑感和恐惧感。为了清除蒙古王公的顾虑，伍廷芳在回电中称:“……所有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向与内地不同，此非独蒙古为然。即内地各省风气亦有参差。将来实行共和，互为扶持，自然融合无间，前此南北隔膜，谣诼繁兴，今兹开心见诚，同努力于共和政体之成立，则前此危疑，正以促今日之相亲相爱也。”[10] 至于政治上认同感的缺乏，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来，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权力得失，但这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国家突然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对于长期处于君主制下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在君主制下享受特权的阶层来说，是暂时难以接受的。 首先，是对政治体制的认同。他们不了解民主共和制，对于自己在民主共和制下所处的地位和将拥有的权力一无所知，而他们在清朝统治下，虽然是被满洲贵族利用，但仍享有一定的特权。如清政府对归顺于它的蒙古各部上层人物，按部的大小、人口多少和势力强弱，一一封赐爵位，授予官职，而且蒙古族的官吏在清朝统治集团中拥有很高的地位。清政府还采取联姻政策，来笼络蒙古贵族。清皇室经常娶蒙古王公之女为后妃，或把公主及宗室之女嫁给蒙古王公贵族，这样一种联姻关系，把清皇室与蒙古王公的利害关系连在了一起。同时，清朝还利用宗教影响，维护满蒙关系。蒙古各部信奉黄教，于是清朝便大力推崇黄教，给予上层喇嘛以很大的宗教特权和很高的政治待遇。因此，革命的巨大声势，使蒙古王公们觉得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受到威胁，更不用说享受特权了。于是，他们宁愿一搏，保住清朝君主，以维持原状。 其次，是对民族身份的认同障碍。这种障碍很大一部分来自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的影响。虽然革命党人的宣传主要是为“排满”，但有些言论明显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其他少数民族，这种宣传，不仅把满族排除在中国之外，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其他民族的被排斥感。荣祥在回忆当时蒙古土默特旗王公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时说:“他们对这句口号的反感很强烈。他们虽然明白这一口号的矛头是指向清朝统治的，但‘鞑虏’二字有牵连到蒙古的意味……在这种感情支配下，他们不能迅速赞助革命是毫不足奇的。”[11](P247) 这种情况对于新生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对于正在建构中的中华民国来说，民族认同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民族国家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当一部分人对“民族”认同了，才能对国家认同，可以说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情感基础。因此，革命党人制定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正是在为国家认同奠定情感基础。 在南北议和过程中，面对蒙古王公的反对，革命党人不断地阐述他们的民族平等思想。伍廷芳在第一次复蒙古各王公电中说:“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自私自利起见，乃欲与汉满蒙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不偏畸……”[12](p441)在这里，伍廷芳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阐述了中华民国的民族政策将给蒙古族带来的实际利益，尤其让蒙古王公们看到在新生的国家政权下，他们虽然不再享受特权，但至少享受着平等。 至于蒙古王公们担心的俄国干涉问题，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蒙古地区遭受沙俄的侵略由来已久，而当辛亥革命发生后，沙俄的军政头目，纷纷主张乘中国政权交替之际完全吞并蒙古。他们先是策动外蒙古“独立”，然后又指使内蒙的少数王公，调集了各旗蒙兵一千余人，以反对共和为名，组成“大清帝国义军”，占领了呼伦贝尔城，宣告独立，隶属于“大蒙古帝国”。沙俄的侵略行径，使得部分蒙古王公们在承认民主共和这一点上，不得不有所犹豫。他们怕承认共和会给沙俄以侵略口实，而蒙古弱小的实力根本无法与之对抗。针对蒙古的这种忧虑，革命党人极力强调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会和蒙古人民一起抵御外侮。在伍廷芳第二次复蒙古王公电中就提到“至于迫处强邻，凡我同胞咸感深忧患。倘能同心同力，内治既理，外侮自可无虞”[12](p472)。孙中山也在电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夙仰贵王公等关怀时局，眷恋桑梓，际兹国势阽危，浮言四煽，西北秩序端赖维持……戮力同心，共图大计，务坚忍以底成，勿误会而偾事……。”[8](P48) 除了数次电文保证外，革命党人还给了蒙古王公们一颗定心丸，那就是制定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首先在考虑皇室的优待条件时，革命党人就意识到要顾及蒙古族的感受。伍廷芳后来指出:“满蒙王公所注目者，不仅在本族之位置。尤在清帝辞位后待遇之厚薄。果使清帝辞位，得蒙优待，则皆以为清帝且如此，满蒙诸族，更无可虑。设其不然，则皆以为清帝犹不免如此，满蒙诸族，更无待言。”[13]可见，新政权在民族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其后在清帝退位优待条件中，制定了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有七项:(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原有之私产；(三)王公世爵暂仍其旧；(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待筹生计；(五)兼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与居住等限制，一切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宗教，听其自由信仰。这就以南北双方一致同意的正式公文的形式保证了满蒙回藏等族的平等地位及宗教和信仰的自由。 另外，这一时期北方发生的一些暗杀事件也促使蒙古王公们不得不考虑试着接受“五族共和”。如袁世凯丁字街被炸伤事件、反对共和最力的宗社党首领良弼被炸死以及当时有关暗杀的种种谣言，都加速了他们态度的转变。在这样的形势下，蒙古王公们都开始担心自己的性命和财产安全。于是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考虑到革命党的优待，觉得赞成共和，好歹能保住性命、爵位和财产。因此，当袁世凯将清帝退位的条款通告驻京蒙古王公时，“兹闻该王公等对于所拟均极赞成，并无反对之意”[14]。 在蒙古王公联合会给伍廷芳的电文中，他们也表现出了一种姿态:“……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使全国人民得享自由幸福，规划之宏，震烁今古。……今幸承谅察不惮，详悉指陈，恳挚之意，溢于言表，感荷。现由吾蒙古王公组成旅京蒙古联合会以为议事之地，并立蒙古公部以为执行之机关”[10]。当清帝宣布正式退位后，科尔沁扎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发出了对建立共和的贺电，联合会对临时政府推荐袁世凯为大总统也表示了拥护。 三 革命党人并没有食言，即使是孙中山在解职时，也在解职令中希望“吾五大民族人民亲爱团结，日益巩固，奋发有为，宣扬国光，俾吾艰难缔造之民国，与天壤共立于不敝”[8](P302)。最终，革命党人还将“五族共和”写入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 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15](P106)。从而体现了革命党人民族思想的根本精神———实现民族统一、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在这种政策下，内蒙古各盟旗王公联合反对库伦“独立”，他们多次召开王公会，通电声称:“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16](P334)。 蒙古王公态度的转变也许还有其它原因，但“五族共和”政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革命党人的这种努力，就是想使各族都看到，中华民国是由中华民族所构成的，此时的民族主义即为国族主义，国家与民族合为一体，民族的问题就是国家的问题。因此，蒙古王公们最后能转变态度，除了利益问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虽然在语言、血统、习俗等方面不同于中原，但他们开始尝试着去认同这个以国家形式组成的大民族，希望国家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民族地位，一个平等的民族地位，支持本民族抵抗外来侵略。我们必须看到，这一国家形式又是根据三民主义理论构建起来的，所以认同这一国家形式，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了革命党人三民主义的要义，从而有了超越语言、血统、习俗的认同，并产生了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即意识形态的认同。虽然，蒙古族在当时还不可能一下子达到这么高的认同层次，但革命党人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因为这是一个必须设法解决的问题，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它肯定存在着政治上的统一性与民族文化上的多元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也许在一个短时期内很难彻底解决，但良好的民族政策可以大大降低民族矛盾的发生率，只有引导各少数民族逐步从思想上认同平族平等，逐步强化大中华民族意识，才能真正消弥民族隔阂，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政策应该说是一次有效的尝试。 参考文献：[1]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七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2]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M].台北:台湾文海书社，1969. [3]蒙藩反对共和之举动[N].大公报，1912-1-22 (2). [4]蒙古王公痛骂亲贵[N].大公报，1912-1-20 (2). [5]闲评[N].大公报，1912-1-21 (1). [6]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M].台北:台湾文海书社，1969. [7]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8]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北京蒙古联合会复伍代表电[N].申报，1912-2-5 (3). [10]伍代表再复蒙古联合会电[N].申报，1912-2-5 (3). [11]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卷[Z].北京:中华书局，1963. [12]丁俊贤，喻作凤.伍廷芳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伍代表解释优待清帝条件[J].东方杂志，1911(8). [14]蒙古王公与虚君共和[N].大公报，1912-2-8 (1). [15]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册[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16]蒙古族简史编写组.蒙古族简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