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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民初西藏地方之动乱最先在拉萨爆发，且此后该地一直为主要战场，故而这场以拉萨为主要战场的整个西藏地方的动乱局势被通称为“拉萨动乱”。该乱事虽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但其性质不同于内地各省响应革命的行为，难以归于“革命”范畴，更不属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一部分。所谓辛亥“汉藏冲突”这一定性并不妥当，称其为清驻藏陆军与藏族民军间的混战更符合历史事实。 关键词：民国政府；拉萨动乱；驻藏陆军；十三世达赖喇嘛；钟颖 清末民初西藏地方的“拉萨动乱”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的一个拐点，也是近代以来所谓“西藏独立论”的导火索。因此，正确地理解和认识这一事件无疑对评价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地位问题具有较大的意义。 但目前有关拉萨动乱整个过程尚无专题研究，多是在著作中有所述及。主要原因就是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载太过纷繁杂乱，时人出于不同的立场，在同一问题的叙述或记载上多有不一。如此，有关拉萨动乱不论从过程还是诸多细节上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这一阶段驻藏陆军内部变乱的性质，后人研究得出的是两个不同的结论，一是视其为革命(武装起义)，且为整个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二是称其为动乱(哗变或兵变)，以抢资掠财为真实目的，而致败坏藏局的最终结果，罪大恶极。 其中持革命一派的观点也有分歧，除《西藏通史》有不同看法外，余者均认为动乱自发起时即为革命；而《西藏通史》则认为发起时所树旗帜为“勤王”，待后藏、江孜、波密、江达等地驻军纷纷前往拉萨时，始树“大汉革命”旗帜。 此外，关于主导力量或领导者的描述，“革命”和“动乱”两派中均存在较大分歧。持革命一派的学者认为哥老会是主要革命力量，也有认为驻藏清军为主要革命力量，还有学者认为是驻藏清军中的革命派联合哥老会发动，更有笼统的以整个军队称呼不分驻藏清军和哥老会。持动乱一派的学者，有的认为是哥老会(袍哥)，也有的认为是驻藏清军中的中坚和新军中的哥老会头目⑦，还有的认为是川军中的革命派和哥老会组织，也有的以整个军队统称。 一、发起阶段的性质 l、以“勤王”口号发动变乱 “勤王”即拥护清朝皇帝，反对革命起义。但这一时期西藏地方发出“勤王”口号者并非如此。 据载，变乱以“勤王”为口号发起。当时，袍哥势力“遂隐相号召在藏各路军队，谓川乱不得回家，若能劫钦差，取库饷，以勤王为号，不但无罪，而且有功”，⑩蓄意挑唆各路军队。此外，联豫也曾提到“初言起勤王军’’，钟颖亦言“声言起勤王军”。于是，乱军在“勤王”名下，于“九月二十三四日连劫兵备处及使署所储枪械子弹粮米，并库存饷银十八万余两，薄据表式，均一律焚毁。……二十五日夜劫臣入札什城营次，初言勤王……”。 由此可见，他们确实是以“勤王”为口号而发起劫军械库饷乃至劫钦差的行动的。但是，持“革命”论者，视“勤王”口号不见，将劫库饷、军械尤其是劫钦差的行为视作“革命”行动。 “勤王”口号下何以有“劫钦差”之事，需要分析。若确为“勤王”，钦差作为其所“勤”之王派驻西藏地方的代表，该是被拥护的对象，无论如何也不应沦为阶下囚。口号与行为背离，以致持这场变乱为“革命”观点的研究者，竞将“劫钦差”视为革命的重要因素，如此截然相反的认定，可以使我们意识到“劫钦差”绝不是“勤王”应有的举动。 此外，主导者的身份也可作为旁证，证明乱军最初的举动既非所谓“革命”行为，也非“勤王”举动。 2、主导者及其身份 主导者中既有哥老会首领也有驻藏官员，而且驻藏官员占的比例更大。一般认为哥老会乃同盟会的外围组织①，与革命党人素有联系②，可以称其为革命人士。但是作为驻藏官员的主导者，不可能瞬间变成革命人士，进而参与发起所谓的“革命”。不论是他们劫库饷军械的行为，还是劫钦差的举动，都难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为“革命”举动，当然也更不能认为系“勤王”之举。下级官员劫持钦差，还打着“勤王”旗号，让人难以理解。 我们看到，这场变乱在发起时就不仅仅只有哥老会起主导作用，清朝驻藏官员和哥老会是混在一起的，故认为整个过程起主导作用的是清朝驻藏官员和哥老会两者之一的观点都是不确切的。 事实上，随着变乱的发展，发起者叶纶三、范金、李维新3人在动乱开始即被杀，而严步云、何光燮、郭元珍等因是钦差参赞近人未被处置。何光燮、郭元珍作为之后更大动乱的主导者，一个是钦差秘书，一个是钦差卫队长，具有很明显的驻藏官员身份，其中掌管卫队的郭元珍还是哥老会首领，而何光燮自始至终没有记载谓其为哥老会成员，我们很难简单界定主导者的身份不是驻藏官员就是哥老会首领，同样这次变乱的领导也不能定性成就是驻藏官员或哥老会某一方。 有资料表明，钦差被劫后，“右参赞钱锡宝钱自称代理，在署中搜印，数次未获”，“兵变起时，共举钱锡宝为钦差，钱以代理名义出示安民”。而英国档案中更有钱锡宝以代理钦差名义张贴安民布告的记载，该布告乃是由西藏民众大会送交英驻锡金长官，布告所署日期为“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即联豫被劫第二天。但是，布告并未提及一天前乱军拘禁联豫之事。布告前一部分为联豫自称要率军“返”(此字有误，前后对照，此处表达之意应是离开)拉萨，责成钱参赞行使在藏的全部职责；后部分为钱参赞称已接到此令，表示将服从并履行此职务，申明军队军纪严明、作风优良、绝不会伤害汉藏商民，希勿惧怕、逃亡，要安居乐业，勿信谣言。此外，西藏民众大会给英人信息中言及起义时间为“二十五日夜”且“钱锡宝已被任命为代理安班，并已掌印”。同时提到“中国军队”“将大臣联豫推倒，并劫掠他所有财物，嗣后拥戴钱锡宝作他们的领袖”。根据安民布告的内容可知，钱锡宝代理钦差是因为联豫要率军离开拉萨，故而责成其代理钦差之职，但事实上却是联豫被劫持了。联豫作为钦差被劫，钱锡宝不仅不救援，反而撒谎称联豫要亲自率军离开拉萨，让人难以理解；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乱军竟没有反对钱锡宝代理钦差之职。如果乱军发起的是“革命”，乱军不会先劫持革命的对象——作为钦差的联豫，尔后又允许右参赞钱锡宝代理钦差。档案和后人的论述中都没有关于清朝驻藏左参赞钱锡宝是哥老会成员或革命人士的记载。所以，钱锡宝在联豫被劫后还能代理钦差之职的事实，再一次印证了变乱举动不是所谓的“革命”。 关于钱锡宝在作为钦差的联豫被劫后何以能代理钦差之职，有以下两点需要解释：一是钱锡宝在联豫被劫后，何以谎称联豫是率军出拉萨不予营救，反而还代理钦差之职；二是乱军为何允许他代理钦差职位。 有记载谓：“钱锡宝先得内地消息，于九月二十三日即上钦署，勒令联大臣率兵勤王，伊代钦差，限午时决断。联豫答以事体重大，须三日乃决。钱大愤恨而出，至二十五日而乱作矣。”可见，变乱尚未发生，钱锡宝就有意让联豫率兵出藏勤王，而由他留在藏地代钦差之职，未料联豫念及事关重大难以决断，故使钱锡宝心生愤恨。 与此同时，拉萨驻军闹饷情绪高涨，部分驻藏官员及哥老会首领亦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备方势力不谋而合，以“勤王”为口号，劫库饷枪械，幽禁反对“勤王”的联豫，乱遂成。有人曾言“乱起先劫联署者，即严步云其人”。严步云乃钱锡宝之卫队长，他于动乱时率先劫联豫，而后推钱锡宝为代理钦差。 如此，钱锡宝既有乱前自代钦差之心，又有其卫队长参与劫联豫和其于乱后代理钦差的事实，前因后果一脉相承，他显然参与策划了动乱，而且占据重要位置，不然乱军岂敢在“勤王”的口号下还“劫钦差”，也不会在乱后任由其自代钦差掌握大权。而且，钱锡宝还做出“申明军队军纪严明、作风优良、绝不会伤害任何汉藏商民，希勿惧怕、逃亡，要安居乐业，勿信谣言”的举动，军队劫库饷军械、劫钦差的举动已是明显乱纪造反行为，何以能称之为“军纪严明、作风优良”，如此明显的包庇举动也昭示了钱锡宝与乱军问的密切关系。 综上可见，钱锡宝参与策划变乱并居要位当无疑问。 于是，待联豫回署后钱便“因赴江孜办理夷务，关防交靖西马同知，竞行出关”。此举显露唯恐事情败露而乘机逃跑之嫌，有载“钱锡宝藉故潜逃，惟以严步云护之以出”。而且，钱若非心虚惟恐为乱事迹为联豫察觉，断不至于在联豫回署后立即仓皇出走。这样也就能解释其电文中关于动乱缘起为何只有“忽起变动”这一极为简单模糊的描述，他担心被人供出，故而慎言以明哲保身；还可解释钱在驻军的闹饷因联豫令钟颖允以立即发放而平息后，反而劝说联豫出尔反尔不予发饷，致使驻军“遂复哗变”的行为。 倘若乱军劫钦差真为革命，他们就不可能会同意钱锡宝白代钦差，劫钦差后再举一位钦差，这与“革命”宗旨实在相差甚远。至于“勤王’’口号，亦无法让人认同。他们所谓“勤王”是在劫持不同意率兵勤王的钦差大臣联豫、让钱锡宝名不正言不顺以谎话安抚藏民而自代钦差之职的基础上展开的。既然联豫出于种种考虑不同意率兵勤王，那么作为下属臣子也应当听从指挥，而不是形同反叛的将其劫持，借以行所谓的“勤王”之举。此外，若真为“勤王”，他们亦无须在认同钱锡宝代理钦差的同时，还要劫库饷军械，完全可以听从有意“勤王”劫持钦差而自带的钱锡宝的指挥，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真正的勤王举动。由此可见，变乱势力旨在“勤王’’的口号下行动就需要借助钱锡宝的身份进行掩护，夺军饷夺枪械，而钱锡宝要自代钦差也需要他们的支持、赞同和配合。于是，这些势力出于不同的目的共同主导了这次变乱。 综上，乱军是以“勤王”为号发起的，但是“勤王’’只是幌子，其所作所为实质上就是夺权夺饷夺枪械的变乱。 二、发起之后其他阶段的性质 发起阶段后的变乱行动被视为“革命’’这一观点的主要根据是所谓：“是时何光燮与郭元珍汪文铭结为死党。因何前次来藏时，郭为其随丁也。因藉设公议局以夺钦差办之权，并以马队管带汪文铭为议长，以资拥护。并通知驻江孜后藏军队，各树大革命旗帜，且促其来拉萨杀联钟。” 而后藏江孜驻军返藏在十月初一、波密等驻军至藏则在十一月十五日左右(史料中称“十一月望问”)。公议局成立的时间明显晚于各地驻军返藏，故记载中谓何、郭等设公议局后联络后藏各地驻军树大汉革命旗帜要取联、钟首级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段记载明显不具备可信度。 撇开时间矛盾外，何、郭等起事时口号乃是“勤王”，何以此时成立的所谓公议局是革命政权，而且还指导后藏江孜备军以“大汉革命”旗帜返藏?有记载谓“腊月问，闻内地共和告成，遂于藏中设立公议局一所”。如此，即使公议局以革命政权性质自居，那也是在内地共和性质告成之际，何、郭等人见风使舵，改“勤王”口号为“革命”口号后设立的。在主导者没有丝毫变动的情况下，行动的口号却如此轻易地由“勤王”变更成性质截然相反的“革命”，逻辑上难以成立。 退而言之，江孜、波密等地驻军打着“大汉革命”旗帜，欲回藏取联、钟首级这一行动的结果则是经钟颖招抚承诺发饷后平息的。显然，名为“革命”实为“闹饷”。 更何况，公议局成立后，乱军的所作所为也根本无法与革命性质沾边。其间，“兵丁结党呼群，征歌酒食狂嫖浪赌，无所不为。甚至图财害命，寻仇报复，几无日无之”，最过分的就是他们为夺取更多的财物做出影响全局的举动——攻击色拉寺，引起大规模冲突，造成严重后果。 综上可知，在内地共和已成之际，何、郭等人见风使舵变“勤王”口号为“革命”旗帜，成立所谓公议局意图夺取原驻藏机关的权力，其后的所作所为均系无法无纪的变乱行为。显而易见，所谓“革命”的旗帜只是幌子。 (一)中央驻藏陆军与藏军之开战 两军开战，始于民国元年二月初五(1912年3月23日)公议局攻打色拉寺，结束于1913年4月民国政府西藏办事长官钟颖出藏。 驻藏陆军与藏军间的战事最先爆发于亚东、江孜、日喀则等地，但因兵权落入乱人之手，军队缺乏明确领导和统一指挥，在藏军围攻、封锁及英人的刻意调停下，纷纷以枪械子弹换取钱财转回内地，故而战事很快以驻藏军队擅离职守、相继出藏而平息，总体规模并不大。这一时期，整个西藏地方，两军斗争最激烈、战事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场则在拉萨。 1、起因 拉萨战事的起因，即如前文所述，是公议局指导下的乱军见财起掠夺之心而攻打色拉寺的缘故。乱军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藏族僧俗民众的愤慨，进而遭致反攻。如前所述，乱军攻打色拉寺的主要托辞是民国元年正月二十二日(1912年3月10日)江孜传来求援警报，乱军以支援江孜为借口要求色拉寺支应乌拉，在遭到色拉寺拒绝后，遂于二月初五(3月23日)强攻色拉寺，进而开拉萨战事之衅端，以致自身难保，更毋庸说及时援助江孜。肇事者见成大乱“均藏匿无踪”，而公议局亦因失算，“反招番边围攻”而遭群咎，至最后“每日无一人到局”，而“联、钟之势为之一振”。 这期间，身居印度的达赖喇嘛通过噶厦“通告全藏之营官喇嘛攻击各地汉军”。因为乱军此前的自相残杀和扰民行为，达赖喇嘛的通告极大地挑起了藏族僧俗民众的反抗心理。西藏地方即以“川军杀戮过甚，招募士兵万余，以谢国梁为统领，日与钟颖酣战。”而达赖喇嘛派回的亲信达桑占东更是迅速组织起万余民军，以卫藏民军总司令的身份，指挥民军攻击驻藏陆军。即如前文所述，江孜、日喀则等地的驻藏陆军在达桑占东的围攻和英人别有居心的调停下纷纷“将枪支卖于番官，逃亡印度”。 拉萨地区大部分附乱士兵此时虽重回联、钟掌握之下。怎奈衅端已开，无法停止，且达赖喇嘛在英人的唆使和帮助下，展开了驱逐中央政府驻藏军队的大规模行动，战事已不可逆转。 战事虽因乱军的违规乱纪、夺财扰民行为而起，但形势发展至达赖喇嘛通告驱逐川军之时，性质已变，与此前西藏地方军民出于自卫的正当反抗性质己截然不同，达赖喇嘛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制止乱军的夺财扰民行为，乃是借机将中央政府驻藏陆军悉数驱逐出藏。 2、战况及钟颖之坚守 “三月癸卯，番兵数万人，进围拉萨”，此时拉萨主事者为钟颖，面临紧迫局势，他不得不率军迎战。当时驻藏陆军占据地的范围“西至第穆寺，东至工布塘，南至藏河崇寿寺，北至巡警总局”，钟颖“居中调度”，成“四路策应”之势。无奈，手中兵力非常有限，惟“手下马牟二十余人。郭建勋马队百余，赵本立兵百余，张文华之士兵数十”。另有“均极奋勇”之“清真寺百姓”，但他们却没有枪支只有“刀矛”；其余如“第穆寺僧众，刘荣武、张子青、张鸿升、王久敬、甘秉臣”，但他们平时“均赋闲”，危急“始出一战”。 此外，在交战的危急时刻，郭元珍公口之管事谢天喜却“组织敢死队”，以“保护何、郭为目的”，不听从钟颖调度，“毫无布置”。这些敢死队此时还以保护何、郭为使命，由此可见何、郭在变乱之初未被钟颖处置，概因这部分至死追随何、郭力量的存在。 “开战之先，汉人毫无准备，以为有钱可恃”，岂料被围后，藏方断绝粮食供应，致使清军一方“食物无出”、“粮无购处”。所幸“南岸庙中有粮甚多，夜间偷渡攻取”，故尚不至“食人食犬”。但被困百姓，却因只能夜间挖取南岸野菜，而“或为飞弹所中，或食之中毒，死者日有所闻”。“与拉萨交通为番兵阻隔，子弹时虞缺乏”，“几无以应敌”。面临此种腹背受敌、饥寒交迫的艰难战局，钟颖极力坚守，因其深知西藏地方为西南屏障更为国家之领土，必须“誓死戍守”，@故战时“其精神人所不及，应付各处粮弹，分拨战守，日夜报告或百起。盖自二月初五至七月和局成，固未能一夕安枕”。 但是被困日久、粮弹俱缺，况且“汉番百姓之在围中者，日往联、钟两处痛哭，祈早议和”，与此同时，钟颖得袁世凯政府于阳历7月3日发出之电文，谓“钟长官颖可劝达赖就范……可极力扶绥，不可一味杀戮，玉石同焚”。联豫、钟颖等遂于7月26日致电十三世达赖喇嘛“力主和平，顾全大局”，并特别提到“现在川、滇、甘肃三路进兵，锐不可当”。而“番边亦困疲”，故交战双方，于六月十九日(8月1日)在驻藏廓官的调停下，初次议和。怎奈“番官谓非收枪及汉人出藏，和局无从议起”。 收枪和川军出藏是西藏地方当局的最终目的，而这一目的此前已在江孜、日喀则等地实现，在拉萨他们也希望通过同样的方式轻松达到。但是，拉萨非同于江孜、日喀则。在拉萨，钟颖、联豫等驻藏高级官员清楚地知道没有中央政府命令，万死不敢轻易离藏。鉴于此，针对藏方所提议和要求，在“屡行辩论”、“迄无寸效”情况下“遂复开战”，⑩初次议和即告失败。 双方议和不成，再次开战，至阴历七月和局始成。钟颖和联豫行权宜之计，由廓尔喀驻藏官员再次调停缔结和约四款：l、川军枪弹交廓人手，封藏藏中，后无汉廓藏三面到齐，不得擅取；2、陆军全行退伍，由印度回国，其钦差、粮台、夷情备官，仍照旧驻藏；3、钦差准留枪30支，统领准留枪60支；4、汉兵出关后，所有前次兵变失损财产房屋，须照实议赔。 议和成后，出现一小插曲即“迨和局成而各处交来子弹，乃达万数颗”，这些子弹“均为备有钱人深匿，不战之兵所储积，以备守卫其财贿”，如此自私自利、不顾大局的行为实在让人心寒。有钱的百姓藏匿子弹无话可说，但那些不参战的士兵藏匿子弹实在匪夷所思，其无军纪、无营规由此可见。 从和约第二条内容可见，达赖喇嘛的主要目的是驱逐驻藏陆军。他的态度从最初反对川军入藏即见端倪，何况川军入拉萨当天还发生流血事件迫使其不得不逃往印度，不论流血事件是不是入藏川军所为但终归是由其引起，其对川军的抵触之心只会有增无减。 此外，他同意“钦差、粮台、夷情各官，仍照旧驻藏”，表明此时的他对中央政府对藏主权照旧承认，尚无叛国谋求自立的企图。 不料和局成后，再生变故。9月3日(七月二十二日)钟颖得知其已于5月9日被民国政府任命为西藏办事长官，于是以等同于前清驻藏大臣的民国政府驻藏办事长官身份继续留驻拉萨。而联豫则在议和成后，于八月初四(9月14日)离开拉萨。熟料“番边以钟系陆军统领，陆军既出藏，统领即应出藏”，而强烈要求钟颖出藏。至于钟颖被民国政府接受并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藏方申明“只知钦差，不知长官为何物”，尔后又“反复晓谕，决不承认”，而“屡行来文，促钟起程”。民国政府遂于9月16日电令联、钟等人“申明坚持条约，保全领土主权。该办事等万勿遽离藏境，致蹈自弃疆土之咎”。故此钟颖针对藏方屡次催促其出藏的情况，特于9月17日致代理商上谓“照得和局既成，陆军已实行退伍，枪支亦俱交存，乃番边近日行为，殊无情理可言”，强调“本长官既奉命驻藏办事，决无复行出藏之理”，且言明自己“无兵无枪又无粮亦不能战”，“只有任番边所为，本长官候死而已”。“后来无论有何祸患，决不后悔等语”。态度十分坚决，誓死驻藏守边。 至此，双方再次陷入僵局，延至八月十四日(9月24日)午后，双方再次开战。此时陆军官兵1300余人已于议和成后退出拉萨前往亚东，拉萨只剩保卫钦差之200兵，因是二次被围，生还希望渺茫，故驻军“无不死力抗拒”，怎奈“人少粮缺”，“狗马已食尽，飞鸟无至者”，只能“终日四望远山，惟盼援兵”，但援兵“终不果来”。开战近2月后，不堪久困的兵士不顾一切攻占尧西(瑶昔)，而得以于九月末十月初与藏方再次议和，十月初六(u月14日)收枪即毕，此次议和“藏番要求钟及军兵尽数退出”，而“汉民去留均听其便”，可见目的仍在军兵退藏，对汉民则没有强制要求。 被逼无奈之下，钟颖只得撤离拉萨，于民国元年十一月初四(1912年12月12日)退至靖西，本“意拟驻靖候命”，但当达赖喇嘛得知钟颖自靖西来函表达“意在久居在彼”之意后，于1913年2月18日复袁世凯电中称于此(钟颖久居靖西)“阖藏人等大有意怨，亦系汉番相争之由，应请令其速退”，¨旨在将钟颖等官兵驱逐出藏的意图仍十分强烈。袁世凯回电让达赖喇嘛勿迫钟颖离藏，0$但无成效。3月13日钟颖致电袁世凯电中谓藏人“仍行驱迫出境”且廓官亦言“如不启程，战事即在目前”。在种种威胁驱使而中央援军力不能及的情况下，钟颖被迫于4月中下旬出藏。 钟颖是民国政府派驻西藏的第一位驻藏办事长官，也是民国政府很长一段时间里惟一驻西藏办事的高级官员，但是他没有得到达赖喇嘛的认可，反而被迫出藏。这以后，驻藏办事长官在西藏地方的反对和英国的阻拦下，再也没有进入西藏地方，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进入非正常时期。 (二)关于所谓“驱汉”事件 如上所述，在驻军与色拉寺交战期间，本文认为其性质属于劫掠与反劫掠的斗争，是驻军的行为导致了藏族僧俗的反抗。 但当十三世达赖喇嘛参与指挥这场斗争，使其规模波及整个西藏时，性质即发生变化。民军不是出于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进行反抗，而是对驻藏陆军展开全方位的进攻，旨在将中央驻藏官兵尽数驱逐出藏地。此时战事的性质可界定为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民军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帮助下，驱逐中央政府驻藏官兵的不当举动。 目前，学界关于这一过程中所涉性质问题颇有争议，争议点为：拉萨动乱是否为“汉藏”冲突、达赖喇嘛的驱逐行动是否为“驱汉”事件。 关于这一事件，一些学者认为系“汉藏”冲突，将驱逐川军的行为定性为“驱汉”事件。如《藏族简史》称其为“驱汉事件”，《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称其为“驱汉叛乱”，《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称其为“驱汉活动”，《个中原委——中国边疆诸问题》称其为“驱汉叛乱”，《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191]一1947)》谓“达赖驱汉得逞”，《民国藏事通鉴》更称其为“第一次驱汉事件”，《西藏通史•民国卷》亦称其为“驱汉事件”，但在行文中具体论及时则谓“驱逐当地汉官和军队”或“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官员及军队被迫离藏”。 双方开战过程能否视为“汉藏”冲突，驱逐川军的性质是否可以定性为“驱汉”事件，是存在分歧的。有学者则将驱逐的对象界定为驻藏陆军官员。如孔庆宗《辛亥革命中驻藏川军起义始末》谓“驱逐满汉官兵”，《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谓“驱逐驻藏川军”，《达赖喇嘛传》中谓“驱逐川军”，《元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谓达赖喇嘛派人“护送前朝驻藏官员及武装人员取道印度返回内地”。事实上，这些成果虽将被驱逐的对象界定为驻藏陆军官兵，而不是以“汉”统称之，但是未曾进行进一步阐述。故此，我们拟就此事件做出自己的分析。 因攻打色拉寺而引起的中央政府驻藏陆军与藏军间的开战，时人记载或后人著述中多分别以汉、藏指称双方，将其定性为“汉藏”冲突，但纵观整个过程，我们认为如此定性显然过于简单和绝对。关于拉萨初次被围的记载有谓“汉番百姓之在围中者，日往联、钟两处痛哭”，由此可见，当时藏军的包围圈中，汉、藏百姓都存在，这一包围圈为自然包围圈，藏军并没有事先将藏民转移，更未在战争过程中将被围的藏族百姓释放出来。显然，藏军的目标是陆军官兵，而绝非百姓，不论汉藏。如此我们何以能以汉、藏称呼交战双方。 更何况，交战双方在混战过程中都获得了各族百姓的支持和帮助，钟颖一方在被围时得到了藏人的援助，而藏军一方更是有汉人将领作为指挥官指挥作战。驻藏陆军被围时，因粮断饷绝，而求援于九世班禅，于是“后藏僧侣与汉军互相为援，一切饷糈，莫不臂助”，九世班禅还“暗令哲蚌寺僧助之”；此外原西藏地方政府擦绒噶伦等几位高级官员均有援助驻藏陆军的举动。抗战中，藏军一方因缺指挥的将领，而将曾为土兵营管带但在驻藏陆军内部变乱时遭哥老会追杀的谢国梁截至拉萨充藏军总司令，故有记载谓谢国梁“与钟军连日混战”、“日与钟军鏖战于拉萨”。 基于上述，汉藏冲突这一定性实在欠妥，称其为驻藏陆军与藏族民军间的混战更符合历史事实。 同样将民初达赖喇嘛驱逐中央政府驻藏陆军官员和士兵的举动称为“驱汉”亦不准确。 在达赖喇嘛与钟颖、民国政府的往来电文中，从未有要将在藏的汉人全部驱逐出藏的字眼，双方第一次议和所签合约的内容亦无此说，只是要求“陆军全行退伍，由印度回国”，所用字眼还有“汉兵出关后”，出藏对象所指的都是军兵；达赖喇嘛于12月致中央政府电中也仅言“汉官兵如果尽退时”，亦未言及汉民百姓；次年2月18日，达赖喇嘛为请令钟颖所部退出西藏事致电袁世凯即言钟颖官兵系“汉番相争之由，应请令其速退”，还明确表态“所有在藏汉人，原同藏民一律看待”，如此可见，达赖喇嘛驱逐的始终是钟颖等官兵，对于汉人百姓不仅不予驱逐还承诺待其如藏民。 本为“驱逐中央政府驻藏官兵”的行为却以“驱汉”一词形容，从范围到性质都有着本质的差别，与事实不符。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双方混战中助藏作战的前清汉人军官谢国梁不仅没有被驱逐，反而被达赖喇嘛多次劝留西藏，如此，说明并不是所有的汉人都被驱逐出藏外，也并非所有官兵都被驱逐，被驱逐的对象更确切的来说应当是参与为乱及与藏军有敌对行为的官兵。此外，西藏一位学者特别谈到他看到藏文档案中当时用的词是“驱汉军(藏语)”而非“驱汉人(藏语)”，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三、结语 内地不靖，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军心动摇。值此国家动荡之际，人心不一，备思其事，在所难免。此时的西藏，各色人等所求可能不同，但却能通过变乱举动各偿所愿。于是掌握会党势力及军队的会首及部分官员巧妙利用各人、各级、备层、各派之心思，顺势牵引，酿成统一行动，并以此各取所需、各得所求。这其中势在夺钱夺权夺势的袍哥首领和军官官员才是主导力量所在，他们利用了大多数旨在夺饷的士兵或者说是利用了他们的闹饷情绪。 但这场行动在当时并非磊落示人，先是冠冕堂皇地以“勤王”为号，进而在“勤王”的幌子下做出劫库饷军械和钦差的变乱举动；待内地形势明晰的消息传至西藏后，他们竞见风使舵改以“革命”为号，俨然一欺世盗名、掩耳盗铃之行为。更恶劣的是他们在“革命”的幌子下做出了更多危害藏局的举动。但是，在辛亥革命这一旗帜影响下还有一些学者认其为“革命”，视其为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给予肯定。这种对档案记载视而不见的做法让人不敢苟同。 这场由哥老会首及部分驻藏官员发起的变乱行动在引起驻军内部的混乱和斗争后，经由钟颖等人的努力维持曾在短期内稍微平息，但是内地革命成功的局势却使得为乱分子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反对作为前清陆军统领的钟颖指挥，再次掌控了权势。他们的再次掌权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乱军为了钱财劫掠色拉寺的恶劣行为终于招致了藏族军民的反抗，也为逃居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提供了驱逐驻藏陆军的绝好契机，更为英国提供了挑拨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机会，以致这场局限于驻军内部的动乱演变成驻藏陆军与藏军的激战。 但两军之交战，在性质上并非属于“汉藏”冲突。且这场激战，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势力大力支持下进行的旨在尽数驱逐驻藏官兵的行动，其驱逐对象并不是在藏的所有汉人。因此，不能笼统以“驱汉”事件称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