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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铁弗匈奴与大夏国的研究现状，目前仍处于缺乏系统的研究状态。造成这种研究现状的原因之一在于相关史料匮乏且零散，各种史籍取舍角度有别，史源不清，各书之间的相互传抄关系混杂，史料链条很难形成系统，这为该领域的研究带来许多不方便，更难以深入研究。因此对于铁弗以及大夏国的基本史料做全面的比较研究尤为必要。 关键词：铁弗匈奴；史料；史源；梳理 “铁弗”乃胡语，“胡父鲜卑母”混血种之意。公元407年，铁弗匈奴在朔方建立大夏国政权。在此期间，大夏国针对当地客观条件发展经济，建都城，定官制，与十六国时期的许多政权建立了疏密不同的关系，在今天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代历史上都有重要影响。目前就铁弗匈奴与大夏国的研究现状还很薄弱，还有许多领域没有触及，专题研究不多，总体看来处于缺乏系统的研究状态。造成这种研究现状的原因之一在于相关史料匮乏且零散，各种史籍取舍角度有别，史源不清，各书之间的相互传抄关系混杂，史料链条很难形成系统，这严重制约了对于该学术领域的深入研究。因此对于铁弗以及大夏国的基本史料做全面的比较研究尤为必要。 一、《大夏国史》和《十六国春秋》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站在本民族的立场编修国史，为史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大夏国主赫连勃勃下令编修国史。据《史通》记载“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及统万之亡，多见焚毁”[1]。据此可知大夏国赵思群等人曾经奉命撰修国史，是大夏国有记载的唯一一部官修国史，这里姑且称其为《大夏国史》。北魏崔鸿修撰《十六国春秋》，大夏国历史即参考了当时留存的《大夏国史》。另有萧方《三十国春秋》也记十六国史事，但原书亡佚，后人辑补中，不见有赫连大夏的历史，因此，萧方是否曾经看到过《大夏国史》，还不能定论。另有在《太平御览》引用的经史图书纲目中，有崔鸿《三十国春秋》，却不见萧方《三十国春秋》，《魏书•崔鸿传》以及其他史书中并没有崔鸿曾经撰写《三十国春秋》的记载，所以这里引用的应该是萧方的《三十国春秋》。《大夏国史》大概在崔鸿以后，不见流传记载。《隋书•经籍志》以“霸史”为子目，收录十六国各国国史，不录该书。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中曾经提到《晋书》载记是“兼引伪史十六国书”，这里就大夏国而言引用的应该是《十六国春秋》里保存下来的《大夏国史》相关内容，并非《大夏国史》原书。此后各类正史皆采此书。后因《十六国春秋》也散佚，于是《大夏国史》记载的内容，今更难见庐山真面。 关于《大夏国史》的作者以及修撰时间，只有《史通》中明确提出是赵思群和张渊在真兴承光之世所作。《魏书》所列《赵逸传》和《张渊传》只记赵思群在后秦将领齐难败亡时，被任命著作郎；张渊在后秦姚泓被灭后即418年，仕夏，任太史令。《魏书》记载太武帝拓拔焘平统万后，赵思群因为其所著书对夏主称誉过甚而差点被杀，这里指的应该就是《大夏国史》。学者屈直敏认为《大夏国史》的编修年代应该从龙升二年（公元408年）开始，从而否定了《史通》中“真兴承光之世”的记载，其根据是赵逸在龙升二年仕夏后被任命著作郎，由此提出国史编撰开始于龙升二年。[2]这个观点还值得商榷。赵逸，原为后秦中书侍郎，在跟随秦将齐难征大夏时被俘，拜著作朗，时间正是龙升二年。但是，这一年是否就是《大夏国史》的修纂时间还需进一步分析。龙升二年距大夏国建立不及一年，赫连勃勃制定的十年军事扩张计划才刚刚起步。其祖先铁弗先世的历史也不过是依附于不同政权求取生存而已，父亲卫辰时力量开始强大，可仍没有避免被北魏灭宗族的命运。一个朝代或政权一般情况下是在具有一定功业和建树，国家相对安定时开始编修国史，赫连勃勃称号不久就下令编修国史，是不合情理的。公元419年，赫连勃勃占领长安后，回师统万，正值统万城宫殿竣工，于是改元真兴，在此的前一年，赫连勃勃正式称皇帝位。此后直到公元425年勃勃去世，大夏国一直沿用真兴年号。时大夏国进入鼎盛时期，疆域“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成为十六国后期的强国。大夏国真兴六年间内，文献中不见赫连勃勃出兵的记载，与此前连年征战不同，大夏国社会进入休养生息、相对安定的时期，国内建设应该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很多政治方面的成就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种情况下赫连勃勃下令编修国史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又考虑到龙升二年，赵逸不过是刚刚仕夏的降臣，当年被任命修国史也不符合常理，因此我认为《大夏国史》开始修纂时间应该是在真兴年间。承光三年（427年），北魏攻破夏都统万城，赵逸在统万城破后，为魏所执，由此可知，最晚至承光三年，《大夏国史》已经完成。《史通》所记《大夏国史》编修于“真兴承光之世”大致可信。 关于《史通》中所记的张渊参与了《大夏国史》的编修一条，屈直敏在同一篇论文中提出疑问。其主要理由是张渊在夏任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责主要“掌天时、星历而不及史事”。考张渊其人，先后仕前秦、后秦、大夏、北魏四朝，职责都与占卜星历有关，并不涉及史事编修，其本人“明占候”却不见著文采。此外，还有一个直接的证据，即427年统万城破后，世祖对于赵逸所著大夏国历史称誉过甚，尤为不满，“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呼！作者谁也？其速推之。”[3]当时被推出的作者正是赵逸。张渊此时与赵逸同时被俘虏，却没有被提起与赵逸共同编修国史，也没有遭到责备。因此，可以认为张渊并没有参与《大夏国史》的编修。 《十六国春秋》是北魏崔鸿修撰的一本关于十六国史事的著作，全文长达百卷，记载十六国各政权史事。崔鸿本人写作过程中力求公允，态度审慎，当是距离大夏国灭亡仅半个多世纪，而且又以《大夏国史》为本，“因其旧记”，保证了史料的可靠性。应该说《十六国春秋•夏录》是大行于时的最早的大夏国历史资料，铁弗、大夏的史料能够以各种方式得以流传，此书贡献显著。《魏书》、《晋书》、《太平御览》中相关历史，均以此书为本。遗憾的是我们今所能见到的《十六国春秋》已非原书，故史料价值大打折扣。 关于十六国春秋的散佚时间，学界还没有定论。清代王鸣盛认为“此书《隋志》一百卷，《唐志》一百二十卷，至《宋志》则无之，盖当五代及宋初而亡。”[4]钱大昕认为：“考《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姚、陈、马三家书目，不载崔鸿《十六国春秋》，则鸿书失传久矣。”[5]事实并非如二人所言，《十六国春秋》在宋时流传于世仍有明证。宋初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引用此书，而且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抄录《十六国春秋》最多的一部类书，可见至此以前《十六国春秋》尚保存完整。唐虞世难《北堂书钞》、唐徐坚《初学记》、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也引用了《十六国春秋》。此后的《崇文总目》载有《十六国春秋》二卷，北宋中叶，司马光《资治通鉴》亦曾经引用此书，所见已非全书，称为《十六国春秋钞》，以上二书中提到的崔书已非完本。之后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完全不见著录，甚至晁书有“鸿书久不传于世，莫得而考焉”的记载。但是细校诸书，在南宋时仍有《十六国春秋》传于世的记载。南宋初年，孔传在《东家杂记》中提到，他曾经看到《十六国春秋》，南宋孝宗时尤袤《遂初堂书目》中也录有《十六国春秋》，但是不记卷数，很难考定当时他们看到的崔书的本来面目。此后直至元末明初，《十六国春秋》无闻于典籍。学者陈长琦、周群《<十六国春秋>散佚考略》中提出：《十六国春秋》原本到明代仍传于世，清代仍见残本，理由是明中期学者杨升庵在自己读书笔记中有“近观《十六国春秋》”之语；清初吏部尚书宋荦曾在京西慈仁市的古籍市场，购得一部《十六国春秋》的残本。[6]以上文中作者提到明清二学者看到的《十六国春秋》到底是仅存于《崇文总目》的《十六国春秋》的残卷，还是原作并不能确定，因此《十六国春秋》的散佚年代大概在南宋更为可信。 现在传世的《十六国春秋》有三种不同的版本，均非原书。其一：简本，十六卷。载于明代何镗所刊《汉魏书业》中。目前对于其来源，多存疑虑。一种观点以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为代表，认为是万历以后，明人依据《晋书•载记》编排而成。第二种观点以汤球为代表，他认为简本就是《隋志》中的十卷《篡录》，即《崇文总目》中《十六国春秋略》以及司马光《通鉴考异》中的《十六国春秋钞》，《四库全书》中称为《别本十六国春秋》。[7]然而究竟简本系出何处，已无从考详。其二：百卷本即屠本。明神宗时，屠桥孙、项琳根据《晋书•载记》、《魏书》、《太平御览》、《资治通鉴》以及《艺文类聚》等涉及十六国史事者补缀而成，仍提《十六国春秋》，收入在《四库全书》中。纪昀评价屠本虽非崔氏旧书，但其“皆执诸书所引鸿书，联贯排比而成，与他伪书究不同也”。[8]其三：百卷辑本。清人汤球以十六卷简本为底本，以《晋书》传记及原书之散见于诸书者，重加辑补成《十六国春秋辑补》。汤球辑本内容虽不及屠本详细，但所辑大多注明出处，并进行考证，不以讹传讹，信而有征，是目前流传的最优秀的版本。 二、《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及相关传纪 《晋书》卷130有《赫连勃勃载记》。关于《晋书》中大夏的史料来源，并不难追寻。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中曾经提到《晋书》载记是“兼引伪史十六国书”，这里就大夏国而言引用的应该是《十六国春秋》里保存下来的《大夏国史》的相关内容，并非《大夏国史》原书。由于《十六国春秋》的亡佚，《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对于研究赫连大夏的历史更加珍贵，是系统了解大夏国社会可以参考的第一手资料。 《晋书》的成书年代，远在《魏书》之后，去夏甚远，因此将其与《魏书》比较很有必要。细读二书，重复之处仅见“铁弗先世”一段，《晋书》中对此事记载只有一百七十余字，内容与《魏书》同出一辙，又不及后者详细，难得要领。其文字略有异处者如：《晋书》中称去卑“右贤王”，《魏书》作“左贤王”。后出之书，因各有所本，左、右并提，混乱不清。关于这个问题，史书有据可考，并不难辩明真伪。公元195年，汉献帝从长安东迁，途中遭董卓余党攻击，大败，白波帅李暹等人与去卑来救，并拥献帝至河东安邑。这件史事在袁宏《后汉纪》卷28《献帝纪》、范晔《后汉书》卷9《献帝纪》、卷72《董卓传》、陈寿《三国志》卷1《武帝纪》、卷30《乌丸鲜卑传》、卷28《邓艾传》等传记中都有记载，以上书卷中去卑都记作“右贤王”。这些记载更接近去卑时期，大致无疑。因此，《晋书》记载的去卑是“右贤王”更加可信。 与《魏书》相比，《晋书》的珍贵之处在于，对于赫连勃勃时期的记载尤为详细，在时间段上与《魏书》相交错，补足了《魏书》中缺载的部分。二书记载的侧重点不同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大夏国历史，是研究赫连勃勃时期大夏国内外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的最基本、最有价值的史料。笔者细读《晋书》，作了初步的总结，全文从勃勃407年建立大夏国开始到425年去世，共记载大小战争28次，2次结盟，涉及6个国家、2个部落，掠夺人口达50余万，反映了大夏国逐渐强大、不断扩张领土的过程；内政方面，文中提到了6次地方建置、改姓赫连、四次改元、建都统万、追奉先祖以及勃勃形貌、谋略等。[9]以上内容较详尽，为我们提供了大夏国社会政治建设、思想观念等一系列蛛丝马迹，将从初建立到鼎盛时期的大夏国跃然纸上。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赖《晋书》保存的《统万城铭》。《统万城铭》歌颂了大夏国的辉煌业绩，具体描述了统万城宫苑及其各种设施的修建，是赫连氏大夏国留存下来的唯一完整的文献，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此外《晋书•地理志》中也涉及到大夏的建置问题，首次提出大夏国疆域分为九州以及各州的治所。另《安帝纪》、《天文志》、《刘琨传》有很少的零散资料，内容重复载记，价值不大。 三、《魏书•铁弗刘虎传》及相关传纪 拓拔氏代政权及北魏早期历史与铁弗先世以及大夏国在时间上相交错，因此《魏书》中的“帝纪”以及早期人物专传中多处涉及与铁弗及大夏国和战往来等史事。尽管《魏书》在二十五史中并不突出，确也存在种种缺陷，但这里须指出的是，魏收所引关于十六国著作，今皆亡佚，《魏书》是后世诸书辑佚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就铁弗匈奴和赫连大夏历史而言，《魏书》的价值尤其独特，应给以肯定。从时间上看，正史中，《魏书》的修书年代距离赫连大夏的年代最近，仅一百余年，从北魏太祖道武帝拓拔珪到世祖太武帝拓拔焘时期（386年——452年），正覆盖了大夏国的存在时间（407年——431年），同时还可以上延到刘虎、卫辰时期。而如帝纪、人物传记等均参考了北魏时的起居注和北魏当时人所写的资料，铁弗匈奴以及除赫连勃勃时期以外的大夏国历史主要保存在《魏书》的各纪、志、传中，涉及内容最广，是目前所见的最富有价值的史料之一。其中卷95有铁弗专传，卷1《序记》、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4《世祖纪》、卷13《皇后列传》、就109《乐志》、卷110《食货志》、卷114《释老志》、卷105《天象志》、卷103《薛干部》，此外刘库仁、奚斤、崔浩、安颉、楼伏连、丘堆、娥清、豆代田、刁雍、毛修之、赵逸、崔鸿、胡国珍、张渊、胡方回、燕凤等人物专传中，均有大夏的散见史料。 《魏书》中独有的珍贵史料大致可以分成如下三部分。 其一、从《序记》到卷2《太祖纪》对于从刘虎开始的铁弗与拓拔的关系有系统的叙述，包括刘虎与代的战争；刘务桓时期始与代的和亲策略，对于铁弗匈奴何时归顺拓拔代有了明确的记载，澄清了他书的混乱记载；阏陋头与代再起争端，代政权利用铁弗内部矛盾，平息叛乱以及铁弗内部的争权斗争；刘卫辰时三次朝于代，并采取依附多国策略，力量强大后，发动了四次攻代战争，没有丝毫收获，在前秦灭代后，才在前秦的支持下，与刘库仁分得代地的一杯羹。这些详细的铁弗先世资料系统清晰，是我们研究铁弗匈奴世系、社会生活、对外关系等历史最基本的资料，后出史书皆以此为本。 其二、卷4《世祖纪》到《皇后列传》以及各个人物专传，主要涉及赫连勃勃死后，大夏国诸子争权，内部矛盾加剧。在昌、定统治时期，北魏灭夏过程中一系列战争的细化，从战争中的掠夺、北魏攻打策略以及大夏国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灭亡有非常清晰、条理的记载。 其三、卷109《乐志》、卷110《食货志》、卷114《释老志》、卷105《天象志》记载大夏国的音乐、佛教、经济等资料，虽篇幅较短，却颇有价值，为我们研究大夏国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可以就此对其当时的经济、文化生活窥探其一、二。 以上内容记述了铁弗以及大夏的族属、居地、世系、经济、文化、衰落直至灭亡的历史，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最系统的记载。它与《晋书》合记了从铁弗刘虎开始到大夏国灭亡的全部历史，成书于之后的史书，均不同程度的参考了这二部正史，所以利用时，需要鉴别、分析、去伪存真。 除《晋书》和《魏书》外，《北史》卷93也有赫连氏专传以及各传散见史料。但是《北史•夏赫连氏传》完全是照抄《魏书•铁弗刘虎传》而来，几乎是原封不动，微有异样只在于将“刘虎”作“刘武”，为唐人避讳而改。此外只有偶见字词的异样，应该是《北史》在抄写过程中的笔误而已，没有实际意义。考《北史》相关传记，都是对《魏书》中相关传记的删节照抄，删节内容大约在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篇幅，行文顺序、实际史事均无变化，只是个别字词稍作改动而已。[10]《北史》对于《魏书》的删繁就简，虽不失精练之处，但有失原书之丰满，对于本来就史料奇缺的大夏而言，更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就研究这段历史而言，有《魏书》存在的情况下，《北史》只是二手资料，可以束之高阁。 四、《太平御览•偏霸部》及后出之书 《太平御览》采摭浩博，所引书目多至一千六百九十一种，很多是现不传之书，其中所引《十六国春秋》便是其一。与其他后出史书不同，《太平御览》直接引用了《十六国春秋•夏录》，保留了一些正史中没有的史料，每条之前皆注出处，便于引推。在研究中，可以将其作为第一手资料，补充、考证二部正史之缺。 书中除卷102《皇王部》抄自《魏书•世祖纪》、卷192《居处部•城》部分内容出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外，其他内容都直接注明“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曰”，可见三书所本相同，因此其中内容重复之处不可避免。例如卷50《地部十五》、卷182《居处部•门》、卷192《居处部•城》、卷302《兵部•伏兵》、卷314《兵部•追奔》、卷332《兵部•据要》、卷335《兵部•京观》、卷362《人事部•姓》、卷386《人事部•健》、卷491《人事部•贪虐》，只是将个别字词增删或改动，如将“带青流”作“带青海”、“右地代”作“右地伐”、“拾寅”作“拾虎”、“承光”作“永光”等抄写中的错误，实际内容与《魏书》、《晋书》中所引并无差异，可以相互印证。 《太平御览》中有关大夏的新增史料亦有很多（这里所说的新史料并不是指出自李昉等宋人之手的新内容，而是指不见于其他前史，唯赖《太平御览》保存下来的《十六国春秋》中赫连大夏国的史料）。卷127《偏霸部十一》有赫连勃勃、赫连昌、赫连定条，内容完全是对《十六国春秋》的摘录，可信度高，正是考证上述两部正史之疑惑的有力证据。此外《偏霸部》中还涉及勃勃众子以及封号，赫连昌外形描述以及徙民等内容；卷555《礼仪部•葬送》“赫连昌发二百里内民二万五千人，凿嘉平陵，千人缮清庙于契吴……昌以勃勃昔之意，故立庙葬勃焉，又于城西十五里起行营，摸写统万宫殿饰以金银珠葬讫焚之，杀骏马数十匹”；卷877《处徵部•雨鱼》“赫连勃勃凤翔元年五月雨鱼，统万尤为甚”；卷880《处徵部•地陷》“夏赫连勃勃七年六月，太庙陷”等都是前史没有的史料，[11]为大夏国衰亡的原因之一——“役犹繁民不堪命”提供了更加直观的证据。正是因为《太平御览》对于《十六国春秋》史料的保存，才使得铁弗大夏的历史更趋于完整，是后人辑补《十六国春秋•夏录》时，史料链条上重要的环节，是研究者可供参考的基本资料。 这里的后出之书，指史料来源多取自以上两部正史和《太平御览》。 《册府元龟》为宋四大部书之一。其史料来源主要以正史为主。其中《帝王部》、《僭伪部》、《外臣部》均记有铁弗匈奴以及大夏的历史。将《册府元龟》与前史比读，发现《册府元龟》中关于铁弗、大夏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出自前书，其中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帝王部》的内容是对《魏书》的抄录，而《僭伪部》和《外臣部》则摘录的是《晋书》。卷1《帝王部•总序》、卷6《帝王部•创业二》、卷19《帝王部•功业》、卷116《帝王部•亲征》、卷50《帝王部•崇释氏》中所记载的铁弗大夏的历史，不见于《晋书》和《十六国春秋》，是前史中《魏书》所独有的内容，通过比照检阅，《册》书中记载的这部分历史完全是对《魏书》的摘录。《册》书中《僭伪部》照抄《晋书》的痕迹明显。例如卷219《僭伪部•姓系》中有5条内容都与《晋书》同。而《魏书》称去卑是“左贤王”，卫辰一子为“直力鞮”，刘虎被称为刘武。在《册》书《帝王部》中还都称刘虎，直力鞮，而在《僭伪部》中因为摘录的前史不同也作了改变，可见王钦若等人著《册府元龟》，至少就大夏的这部分历史中并没有对前史作仔细分析、对比，只是对其参考的前史作简单抄录，以致《帝王部》和《僭伪部》在很多地方都各有所本，前后出入。在对《晋书》的抄录过程中，显然《僭伪部》的撰者不如《帝王部》撰者对于《魏书》的抄录那样严谨，其中讹误多处。例如《晋书》作“曾祖武，刘聪时，雄据肆卢川，为代王猗卢所败，出塞表，祖豹子……”，而《册》中将“曾祖”作“鲁祖”，“祖豹子”作“表祖豹子”，另外还将《晋书》中“力俟鞮”作“力候鞮”等多处在抄录过程中的错写、误写。在《姓系》中提到“勃勃在位十三年，子昌嗣伪位”。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提法呢？考《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有勃勃“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禅”的记载，很显然是《册》书对这句话的理解错误。原文意思是：勃勃在位十三年的时候，即420年，刘裕亡东晋建立宋。《册》书在抄录过程中没有注意这一点，因此才有了行文前后出入的记载。总体看来，《册》书中关于铁弗、大夏的记载均源出正史，没有新的内容，为第二手资料。其优点是将正史中的史料按照不同的专题进行划分、整理，收集，不同程度的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史通》，唐刘知几撰。外篇卷12《古今正史》记《十六国春秋》，指出崔鸿在《十六国春秋》中所利用的大夏国资料是“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并在统万之亡时“多见焚烧”。《史通》的记载是第一次指出《大夏国史》的作者以及修撰时间，这一新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涉及大夏历史的史籍还有很多，如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谬荃孙《夏百官表》，张穆《延昌地形志•夏州下》、沈维贤《晋五胡表》、张愉曾《十六国年表》、秦锡田《补晋僭国年表》等书。但都是时人参考前书史料撰写，没有新内容，对于研究大夏的历史史料价值不大。 五、地志史料 大夏国在赫连勃勃时期，大规模的修筑新城以实居民，后世对这些城镇的记载多保存在地志史料当中，是研究大夏国地方建置体制不可或缺的文献依据。其中以《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十六国疆域志》等最有价值。 北魏郦道元编著的《水经注》，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对研究当时的地理建置具有重要价值，是最早保留大夏国相关地理史料的地理志书。据《崇文总目》，宋代时《水经注》亡佚五卷，今书仍作四十卷，是后人“分析以足原数”，其中铁弗大夏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卷三《河水注三》。文中指出北魏时著名的军镇薄骨律镇建于赫连勃勃时期，并指出确切的地理位置以及当地物产；还提到了契吴山、契吴亭、太罗城、蒲坂、赫连吐京护军、高平川、安定等多处与大夏国有关的地区建置沿革和人物事件，使研究者对大夏国的很多历史事件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水经注》奢延水一条中详细的记载了统万城的方位以及周围水道源流和建置沿革，指出统万城是在汉朝奢延县的基础上修建而成，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统万城及其周围地区的人类活动以及目前人们关注的鄂尔多斯环境变迁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水经注》之后，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也大量收录大夏国地理史料，文中除采《水经注》旧说外，还大量引用了《十六国春秋》，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例如我们知道勃勃在战争过程中，不断营筑新城以居掠夺来的各族人民，但是究竟在哪里修建了什么城，他书涉及很少。在《元和郡县图志》一书中弥补了这一史料空白，提供了黑城、吴儿城、契吴城、伪夏太后城、饮汗城等多座勃勃修建的城池以及修建原因、地理位置、居民成分、物产等信息。除此之外关于勃勃几次对外战争中，吞并的城池以及战争地点的建置也有详细记载，这对于我们研究大夏国统治的地方建置有他书不具的作用，因此以上二书均是我们研究大夏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研究大夏国历史另一部比较重要的地志史料是清代洪亮吉的《十六国疆域志》。书中以州为纲，分叙所领郡县之严格变迁，广征博引，务求信实，深受当时史家推崇，与《东晋疆域志》、《三国疆域志》同被誉为读史者不可无之书。其中有赫连大夏国一卷，是目前可以看到的记载大夏国疆域与地方行政的最全面、详实的文献。《十六国疆域志》的价值并不在其内容有出新之处，事实上如果仔细读过《晋书》、《水经注》、《太平御览》等其他史书，不难发现洪氏一书不脱其巢穴。书中最难能可贵处在于洪亮吉以独到的眼光和见解将零散的资料收集整理，揭示了大夏国地方制度实行军镇化的显著特征，明确的列出大夏国统治下幽、雍、朔、秦、北秦、并、凉、豫、荆等九州及其下辖四十一城、两个护军，并逐个对大夏国的军镇进行考证，尽管其中一些观点还有待商榷，但是并不可否认洪氏对大夏国的疆域梳理，脉络清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出其右，因此尽管它不能作为第一手资料，但却是我们在研究大夏国历史中不得不看之书。 宋朝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清代编修的《陕西通志》、《宁夏新志》、《榆林府志》、《横山县志》、《朔方新志》等等一些方志类史书中，都见大夏国历史记载，但都是因袭前书，内容皆所常见，已经是三手甚至多手史料，因为篇幅有限，这里不一一述及。 通过以上史料考辨，希望能使铁弗匈奴和大夏国的历史形成系统的史料链条，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M].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刷馆，1989. [2]屈直敏.夏赫连勃勃<国书>考略[J]：敦煌学辑刊，1997（1）. [3] [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卷25.北京：商务印刷馆，1959. [5]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卷1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83. [6]陈长琦、周群.《十六国春秋》散佚考略[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5（6）. [7汤球.十六国春秋篡录校本叙[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M].北京：商务印刷馆，1983. [9][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10][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 [11][宋]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