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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咸丰以后，受文献来源的束缚，西北史地学的发展步伐陷于停滞。至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增多，一些驻外使节逐渐开始引进利用西文材料，从而促进了西北史地学在清末时期的繁荣发展。其中，许景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这一时期西北史地研究的突出代表。 关键词：清代；西北史地研究；许景澄 一 同治时期至光绪前期，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发展陷入了暂时的低潮，原因之一在于彼时清人研究西北史地的取材范围严重束缚和影响了西北史地学的发展。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这种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变，部分清人开始将西方人的研究成果用于西北史地研究，清代西北史地学藉此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其实，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就有学人在其西北史地研究中对西人材料有所利用。譬如，朱玉麒指出，徐松在晚年校补《西域水道记》时，使用了道光十八年（1838年）九月发行的一期由西方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等编纂、在中国境内用中文出版最早的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的材料，因而认为徐松已经有意识地在利用域外的史料，并称《西域水道记》为“经世致用的社会风潮、乾嘉质实求证的考史风气、西域开辟的政治环境和西学知识的引进因缘际会的时代产物”，认为它达到了那一时期西北舆地学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1]（前言，页10）；[2]（页383—404）鸦片战争爆发后，出于对世界史地和夷务的关注，一些外国史地著述开始被译成中文介绍给时人，这就更加丰富了时人治学的资料来源。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和《元史新编》时，已经比较注意从外国书籍中获得一些新的资料，以外国文献参订并补充旧史，故其自谓“西北疆域，颇如指掌”，[3]（原叙）时人对其《元史新编》也颇多称誉。此后，李光廷在其《汉西域图考》中也已经注意到以西人之著述和图籍补充中国史籍之不足，所以能够有超出前人之处。至于李光廷所引西人之书，文中只提到一本《地里问答》，[4]（《汉西域图考》卷一，“图说”， 页2693）其余并未详载，然涉及西人之处不下二十。李光廷以西书和西图用于西北史地研究之中，虽相比此后的洪钧、许景澄等人稍有不如，但在这一时期，这种少见的行为毕竟是可贵的，而这也是李光廷的研究能够立足于清代西北史地学之林的重要保证。但是，上述人士毕竟均未亲履西方，其资料来源主要以中土所见之明清以来的西方书籍、报纸和普通读物为主，资料有限，价值也不大，且囿于语言方面之不足，故其著述内容存在不少缺陷和错误，对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并未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后人对魏源之评价，虽然魏源突破中国史料的局限值得赞扬，但却是不成功的。[5]故在总体上，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西文文献对清人研究西北史地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清政府开始向外派驻使臣，中西交流日益频繁，清人对西方文献于西北史地研究之意义和重要性有了更深刻地认识，西方文献开始更广泛地应用在了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中，西北史地研究迎来了它的一个繁荣发展时期。由于时代的局限，故将西方文献引入西北史地研究者，多系曾出使西国者，譬如曾于光绪四年（1878年）奉命出使印度“查看情形，测绘舆图”的黄懋才，曾于光绪十三年至十六年（1887—1890年）奉命出使俄、德、奥、荷四国的洪钧，曾于光绪十年至二十二年间（1884—1896年）先后出使法、德、意、荷、奥、比、俄等欧洲国家的许景澄等。 其中，洪钧之功多在蒙元史学方面。其“用西方之资料，以证中国之事实”， [6]（陆润庠序）不仅补国人之未闻，扩大了西北史地学的史料范围，同时也开拓了蒙元史研究的领域，使人们的治学眼界大开。自洪钧之《元史译文证补》问世，中国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蒙古学”才开始出现。[7] （页135） 二 洪钧之贡献主要在于蒙元史学。在当时的西北史地研究中，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方面还有对西方地图和测绘术的借鉴和应用。 与中国传统的舆图测绘法相比，西方的经纬法更为科学、精确。自康熙时期开始，清政府即已以西方测绘法用于舆图测绘。但是，由于清政府并没有普及西方的测绘法，因此，直到光绪时期，多数清代学者对此依然并不了解，只有一些曾出使西方国家以及参与边界谈判的官员逐渐认识到了中国传统绘图法的局限和西方绘图法的重要性。正如洪钧在致薛福成的信中所言，“中土于舆地一门，长于考古而短于知今，详于中原而略于边外；绘图测地狃于开方计里之说，斫圆为方，万里之遥便不能合。”[8]（页237）薛福成亦认为，“舆地之学，恃乎测绘”，但中国的舆图测绘法与西方相比，差距极为明显，这是因为：“测绘之业，无如西人之专也；测绘之器，无如西人之精也；测绘之法，无如西人之详也”。[8]（页596—597）舆图测绘上的落后以及缺乏相关的地图直接导致清朝在与英、俄等国的边界谈判中，只能借鉴和使用西方国家的相关舆图，如李鸿章就称“中国既无精细之图，不得不藉英图为辩论之资助”；光绪十八年（1892年），清朝官方针对中外交涉中的坎巨提的部名等问题，虽派人前往测绘，但亦指出“新疆未必有精于测量绘画者”，希望“能得英人细图，但将喀城缴外一带摹译华文，以与俄图校对”。[9]（卷七，“函牍三”，“附总理衙门来函”，光绪十八年四月十七日，页9）故此种情况往往导致清朝在谈判中处于被动。因此，洪钧引入了《中俄交界全图》，还有一些人亦有相似之举动，意在将西方舆图介绍给清朝，缩小清朝与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差距，改变这种被动地位。 曾于光绪四年（1878年）奉命出使印度“查看情形，测绘舆图”的黄懋才，不仅对当时英、俄两国在中亚的角逐有了直观的了解，对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还利用在孟加拉博物院所见西人所绘中亚西亚一图，因其绘制最为精核，“因悉心临摹，译出华文，归乃参校中土图志、历代史传及近世诸家著述，阙者补之，繁者删之，所有通都大邑、名山巨川，与夫疆域界限电线铁路之类，加用颜色区别，庶几一目了然。”[10]（游历刍言》之“西域图说”，页38）黄懋材此举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总理衙门称其“所撰图说，于山川道里形势，考证极为详明，洵属留心时务”，[10]（《西輶日记》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片”，页2）特呈送御览。黄懋材还根据这些资料成其《西域图说》、《西域形胜》及《西域补记》（又作《西域补志》）等。不过，在对西方舆图的使用和推介上，上述诸人之功皆不及许景澄。与洪钧一样，许景澄曾出使国外，接触到了很多相关的西方研究成果，尤其是西人绘制的地图。 许景澄曾于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二年间出任清朝驻俄国公使，其间参与了与英、俄就帕米尔问题的交涉。在交涉中，因感于国内可资之图甚少，仅有之图虽于边隘形势尚属鲜明，但边外迤西则不甚精准，而大小帕米尔一带尤有舛误，[9]（卷七，“函牍三”，“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八年十一月，页31—32）非常不利于清朝与英、俄的谈判，许景澄遂竭力搜集国外诸图，加以考订，以之借鉴。由此，他开始涉入西北史地研究。 许景澄的西北史地著述主要有《帕米尔图说》和《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前者成书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书中，许景澄广泛吸取了西方人有关帕米尔之记载与研究成果，并“荟萃众西图”，[9]（帕米尔图说》，页1544。据许景澄书中所言，据俄文者凡六，据英文者凡三，又以法文二种、德文三种互为参考）同时吸取洪钧的教训，对诸图加以详细的考订。许景澄认为：“近时西人之精测量，游帕地者岁不绝迹，所撰图说多得自亲历，愈后愈确。今据以成图，所绘山川方向不但与官私旧籍不同，即与界图所译亦有小异，”而且“对音译字动辄歧异”，如若不予以统一，“不能确指实地之所在”，无疑不利于国家间的谈判和勘界，“办理殊苦轇轕”。因此，许景澄乃“博访众本，先施甄择，工绘既毕，次第校译，其间搜稽掌故，审析方言，酌称名之异同，究界址之起讫，辩山川之脉络，征部落之存亡，乙削再四，然后写定。”[9]（卷六，“函牍二”，“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七年九月，页22）；[11]（《帕米尔图说》，页1547－1548）后者成书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许景澄认识到“西北边界图，於汉俄地名最苦轇轕”，故综合中西图籍成此书，“以资发明”，并补何秋涛疆域考之缺陋。[9]（卷八，“函牍四”，“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页44）其中所用地图很多都是中西方最新的考察成果，如其所用俄国的六幅地图，分别为1877年、1881年、1884年、1885年和1891年（还有一幅年代未载）所出，其所用英图则分别为1883年、1890年和1892年所出；而其所用清朝的地图，则有同治年间新疆军营绘制的喀什噶尔图、光绪十九年（1893年）和二十年（1894年）喀什噶尔道李宗保所绘的“喀城沿边卡伦图”和新疆省委员海英测绘的“喀城边界图”，还有伊塔道英林办理交收巴尔鲁克山市所绘的“巴尔鲁克山图”。[12]（凡例） 许景澄之所以作上述二书，并非单纯的学术行为。作为清朝的驻外使臣，尤其是亲身参与了清朝与俄国的边界交涉，许景澄非常注重其著述的实用性。他在著述中，不仅将英、俄等西方国家与新疆有关的最新地图介绍给了国人，而且，对俄国等西方国家在新疆的扩张行为也进行了较多的论述，意在警示国人，保卫边疆。例如，许景澄指出，帕米尔虽然数千年来为“荒寒不毛之区”，但由于英、俄在中亚的角逐，其战略地位日渐重要，“南逾因都库什山，即达印度；东经叶尔羌，可至卫藏，”成为“纵横四达”之区，“可以觇世变之亟焉”，且因帕米尔地界尚未划定，英、俄均对此充满觊觎。因此，许景澄一方面提出“非清画地界，不足以弥衅争；非先增缮边备，即不足以决界议”；另一方面，对于“实资襟带”的新疆南路边要，以图及之，供资政者所用。[9]（卷二，“奏疏二”，“敬陈新疆南路边境情形请增缮守备折”，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具奏）；[12]（“光绪勘定西北边界俄文译汉图例言”，页5）对于俄国地理学会对新疆进行的名为“考求天下舆地”的游历考察，许景澄亦提出警告，认为这实质上是俄国因关注新疆一带的形势所为。[12]（卷下，页24） 在书中大量引用了西方人最新图籍的许景澄，对于中西相关研究颇有比较，对西人之成就、尤其是对西人的地图和测绘法颇多称赞，认为要优于中国现有图籍的成就。许景澄认为其因有二：西方人测绘法非常先进；西方人注重实地考察。如就山脉之测绘，“中法绘山为旁视形，能状高下，而不能得广狭，而西法绘山为平视形，其占地体积暨干支巅麓纵横分合，无不晰具”，后来在考证俄国人所称之“色勒库尔山”时，亦发出“非用西法测绘，安能脉络明晰如是乎”之感慨。[12]（卷下，页39 ；“光绪勘定西北边界俄文译汉图例言”，页6）而在其著述中，许景澄则指出：“近时西人之精测量，游帕地者岁不绝迹，所撰图多得自亲历，愈后愈确”；“西人游历不惮深阻，其所测绘皆由身履，虽曰凿空，足裨考订。”[11]（《帕米尔图说》，页1547—1548）；[12]（“光绪勘定西北边界俄文译汉图例言”，页6）而曾随同许景澄参与分界事宜、在许景澄写作《帕米尔图说》中提供了重要帮助、自己也撰有《帕米尔分界私议》的钱恂也发出感慨，认为其《帕米尔分界私议》一书所述山川形势，不过以中书及“二十年来西人图籍考核而得，虽大致无譌”，但若想了解详细情形，“证异同，订譌舛，则非身履其地者不能，亦非通西国测绘精法者不能也”，[13]（《帕米尔分界私议》，页1604—1605）直接道出了存在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大不足，可谓弥足珍贵。 基于对西方最新研究成果的了解，许景澄能够以西说驳清人西北史地研究中之误。例如，针对有清一代许多人仍沿袭古人之罗布泊为黄河河源之说，许景澄以西人之测绘，对此种谬说给予了明确的批判：“班氏诸儒未能习知西北大地，类以巨泽为受水之墟，但以罗布一泊积纳葱岭诸川，无所洩溢，詑为罕有，遂有潜行地下，出为中国河之说。载籍相承，沿为定论，今亦未敢妄议。惟西人审别地势高下，测得罗布淖尔高二千六百尺，青海之鄂凌淖尔高一万四千尺，至河源所出之噶达所齐老，则高一万四千七百尺，水果能伏流千五百里之远，何由上涌千余丈之峻？古人可作窃，愿一质斯疑也。”[12]（《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卷下，页45—46）对于徐松、魏源、李光廷乃至洪钧等有清一代的西北史地名家的相关著述中之谬误，许景澄也予以了纠正。因此，其著述不仅对边界谈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许景澄还将一些西人最新研究成果用于其制图中，如其所言：“此图所标新名为界图未及者，大率据用英书，并摘英俄人游记三种附后，俾资印证，”[11]（《帕米尔图说》，页1548）这无疑是当时多数国人所未见者。许景澄还在其中加了按语，对于人们了解帕地形势更加方便。 十九世纪末，西方人的新疆研究成果成为清人在中土资料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文献来源，它促进了清代西北史地学，尤其是西北舆图绘制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多数清代学者尚没有机会得见西方的相关研究成果，因此，在总体上，清人对于近代西方相关研究的动态仍然不太了解，西人研究成果对于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影响也相对有限。 三 以出使或驻外使节为代表的清人对西方材料的引进和使用，反映出清末学人面对国家危机的全面爆发，反侵略精神的增强。这是清末学术界出现的一种新的学术发展趋势，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扩展，是中国古代“知己知彼”精神的一种延续，可谓学者们为摆脱国家落后挨打局面而在学术上作出的一种努力。如钱恂之作《帕米尔分界私议》，即因其曾参与清朝与俄国的边界交涉，清朝方面以光绪十年（1884年）签订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为据与俄国展开边界谈判，但“俄人知我国与边界地势山川一概未悉，数称喀约本不足据，况混举喀约，更何所凭？分界于万山丛聚之区，以分水界为第一要义。今不有实指之某山某水，何能议界？盖谓我之必不能举地名以相争也。”钱恂“闻之愤愤，爰稽诸旧籍，证以西书西图，实指某山某水之名，分别某水向东、某水向西，借彼族分水界之说”，以合于喀约所指，成其《帕米尔分界私议》。钱恂之举得到了许景澄的高度评价，许景澄称其“於该地山川界画，实已瞭如”，并以此书“可采”，乃呈送清朝译署，译署即以此为据与俄国展开谈判，“一时虽未能就范，而界址地名自我开示，则固前此未有之事”。[9]（卷七，“函牍三”，“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九年正月，页41—42）；[13]（《帕米尔分界私议》，页1605）从中足见清末学人治学精神之转变。同时，也反映出西方材料，尤其是西方的测绘法和地图对于部分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甚至某些人的著述已经严重依赖于西人之图籍，无形中凸现出清人相关研究的局限性。如许景澄就指出：“汉时天山南道本由罗布淖尔西达和阗，自唐以后，其道遂湮，今克里雅回城以东、蒲昌海之西，旧图但标戈壁，他无所详，洪图（即《中俄交界全图》——作者）据俄本译载山川道里，足备方志之缺。”然而，由于洪钧译此图时，“俄图测量尚未精备”，故存在颇多缺憾。至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Mikhailovich Przhevalski）和博格达诺委翅（Charles Bogdanovich）考察新疆之后，其成果为俄国增补入亚洲地图中，许景澄后来充分利用了这一最新成果，因此得以“补洪图之缺”。[12]（“光绪勘定西北边界俄文译汉图例言”，页9）而对一些西文文献无征或是西方人也很少涉及的西域地区，清人更是无能为力。如徐继畲在其《瀛环志略》中对西域诸回部进行介绍时，就谓“泰西人所刻地图，新疆、回疆、后藏之西，峩罗斯之南之东，波斯、阿富汗、印度之北，统名之曰达尔给斯丹，又谓之鞑鞑里（或作达达尔，即鞑靼之转音）。鞑鞑里者，游牧行国，无城郭室庐，欧罗巴人罕涉其地，故不详其部落之名”。又谓，“泰西人纪载有军突、机窪等名，大约在咸海、里海之间，其境土国势未详，故未立传”。[14]（凡例》，页84） 另外，随着时势的发展变化，中西交涉日益增多，而肩负“察外情，扬国光”[9]（陆征祥序）特殊使命的这些使人不仅有机缘得见西方的研究成果，还亲身经历或是参与了中西之间的谈判和交涉，他们能够根据时势，及时吸取己之所需，故其有关西北史地的研究得到了朝廷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使用。像黄懋才呈送总理衙门的西域地区的“图说”和洪钧之《中俄交界全图》即属此类。许景澄则因参与了清朝与俄国就帕米尔等问题的谈判，有感于俄国对新疆的领土野心，因而有针对性地搜集了一些有关俄国方面行动的西方图籍：例如，光绪十九年，许景澄针对俄国地理学会委派博格达诺委翅前往新疆和阗一代测探金矿，因令德国翻译官金楷理“辗转觅获”博格达诺委翅所撰之“图说”，将其要节译为中文，“并摹绘总分各图”咨送总理衙门。[9]（卷二，“奏疏二”，“谨陈洋人测探新疆和阗一代金矿情形折”，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具奏）而其先后令人所译之俄国人伊鄂诺弗（Yonoff）和康穆才甫斯基、英国人杨哈思班和戈登的游记以及《阿富汗布哈尔二国交界记略》等，同样对于朝廷了解英、俄在帕米尔的行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就完全改变了此前学人研究西北史地无法达到学以致用、只能陶醉于自我中的“孤芳自赏”式的窘况，学术的现实意义日益增强。虽然这种研究或许不如乾嘉考据学专精，少了一些乾嘉学人为治学而治学的学术精神，但是，其学以致用的精神以及体现在其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则是乾嘉学者无法比拟的，他们所追求的学术与经世精神的结合无疑更为适应和符合现实社会的需求，也更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1] 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2] 朱玉麒《〈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校补本》，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3] 魏源《海国图志》，光绪六年（1880年）邵阳急当务斋新锩百卷本。 [4] 李光廷《汉西域图考》，《清朝藩属舆地丛书》（五），台北：台湾国风出版社，1967年。 [5] 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与中西学术的会通》，《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页118—125。 [6]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7]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8]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页237，596—597。 [9] 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中华民国七年（1918年）八月初版，外交部印刷所。 [10] 黄懋材《得一斋杂著》，光绪十二年（1886年）梦花轩重刊本。 [11] 许景澄《帕米尔图说》，《清朝藩属舆地丛书》（三），台北：台湾国风出版社，1967年。 [12] 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13] 钱恂《帕米尔分界私议》，见《清朝藩属舆地丛书》（三），台北：台湾国风出版社，1967年。 [14] 徐继畲《瀛环志略》，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