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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国时期，“匈奴”的活动，曾前后三次见于记载。因此一般都以为，匈奴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北边的强敌。但仔细研究这些史料以后，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史记》首次记战国时期“匈奴”的活动，是在公元前318年，即秦惠文王后元七年。《秦本纪》：是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他传言五国攻秦事，均不及匈奴。唯同书（《张仪陈轸犀首传》云:“其后五国伐秦……义渠君……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柏下。”索隐;“按表，秦惠文王后元七年，楚、魏、齐、韩、赵五国共攻秦，是其事也。”联系前后的史事来看，司马贞的说法是对的。[1]那么，这第一次见于记载的所谓 “匈奴”，实际上乃是义渠。 “匈奴”第二次出现，在公元前312年。《说苑•君道一》记燕昭王与郭槐语，有“匈奴驰驱楼烦之下”句。《通鉴》将燕昭王师郭槐事，系于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2年。第三次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即李牧击“匈奴”事。《史记•颇蔺相如列传》：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 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这里提到的匈奴，看来是更加确凿了。但略加考定，我们就会明白，它并非真正的匈奴。因为当时匈奴远处西北，中隔其他部落，无缘与镇守代、雁门的李牧接触，更不可能去侵扰燕地。 按《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县西北有头曼城。王先谦补注，以为： “头曼城，盖即冒顿父筑。”可知战国晚期匈奴族活动的中心在河套西北。又《史记•匈奴列传》：东胡“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甌脱。”大凡先秦文献所称千里，约当今六百余里。[2]战国时，东胡活动的西界当上谷、代郡之间，约为东经一百一十五度。史称武灵王时，赵“东有燕、东胡”[3]；燕将秦开袭破东胡，置上谷等郡，[4]可证。东胡的西边既然在东经一百一十五度左右，那么，与它相距七百里上下(先秦千余里)的匈奴的东界，就应当在东经一百一十度附近。自公元前四世纪末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破林胡、楼烦，拓地置云中、雁门、代三郡，东经一百一十度左右正是云中郡的辖地。匈奴与雁门、代郡和燕不相邻接，已经非常清楚。 当然，这里也还有着一种可能，即匈奴越界而与李牧为敌，但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东胡、匈奴间的所谓“弃地”，正就如印第安部落境界之外，“一直伸至邻近部落境界的广阔的中立地带”[5]。这种中立地带，或为森林，或为荒地，它是防止部落之间互相侵袭的缓冲手段，是不能随便破坏的。试看秦汉间东胡正是强盛，想占有弃地，尚需征得冒顿单于同意；屡受东胡欺凌的匈奴，怎敢贸然进入弃地？东胡使者也曾明确指出，这块弃地，“匈奴非能至也”。 不仅如此。自赵武灵王拓边置郡筑长城，楼烦西迁河南地[6]，林胡游牧云中雁门塞下[7]，林胡以东有襜褴[8]居代北[9]，更东则为东胡。因此，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李牧守代、雁门，紧邻二郡塞下的游牧部落，自西而东，乃林胡、襜褴、东胡，无匈奴插足之地。匈奴当然更不可能侵入并越过它们的“分地”而袭击代、雁门和燕；而李牧用兵的对象，也就只能是这些游牧部落。 但是，《说苑•君道一》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明明记载着“匈奴”，这又如何解释呢？是因为匈奴部落联盟已经包括林胡、东胡、襜褴等部在内？显然不是，当时匈奴和它们仍然自有君长”，“莫能相一”。然而，司马迁和刘向在这里使用“匈奴”一词，却确实是指东胡、林胡、襜褴而言。除了上面的理由以外，还有一些证据。《战国策》记苏秦说齐闵王，曾云：“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10] ，与燕昭王“匈奴驰驱楼烦之下”云云，实为一事，则“胡”亦可称“匈奴”。东胡、林胡、楼烦，时称“三胡”[11]，参考“三胡”的地望，燕昭王所谓“匈奴”，就是东胡。至于《廉颇蔺相如列传》的记载，司马迁虽然一再描写李牧如何守备“匈奴”，但最后叙述李牧战绩的时侯，却道出了真相，原来这一仗是“破东胡、降林胡、灭襜褴”，与匈奴无关；而所谓“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从上下文看来，也只是总言对东胡、林胡、襜褴战争的杀获。 当我们仔细阅读《史纪•匈奴列传》的时候，还可以发现，司马迁在分别叙述了秦残义渠，赵破林胡、楼烦，燕袭东胡等事件以后，总结道：“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索隐:案三国燕、赵、秦也。）边于匈奴”。这就直把邻接三国的东胡、襜褴、林胡、楼烦、义渠等呼为“匈奴”了。 因此，战国史上屡见之“匈奴”，并不是真正的匈奴族，而是司马迁、刘向等人对北方各游牧部落，如东胡、襜褴、林胡、楼烦、义渠等的通称，有些类似于通常用来概括北方民族的“北狄”。 （二）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司马迁、刘向称三胡、义渠等部为匈奴的原因，那也是饶有兴趣的。 匈奴，在先秦只是当时北方许许多多不同族源、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部落和种族中的一个，《逸周书》《山海经》都曾记载过它的名字[12]，自赵武灵王拓边河北，匈奴有机会更多地接受中原先进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迅速强大起来，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并且可能已经开始侵扰赵九原一带，只是没有在史料上留下痕迹，秦灭六国，匈奴大概乘此机会越长城渡黄河，直下河南地，威胁着刚刚完成统一的秦帝国。所以，方士们胡謅什么“亡秦者胡也”，却打动了秦始皇，于是在公元前215年命蒙恬将三十万之众北击胡，收河南地。“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似应连下读这才是关于匈奴族活动的第一次可靠的记载。秦末农民起义，匈奴冒顿单于复乘机东征西讨，“尽服北夷”，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过去独立的楼烦、白羊、丁零等族以及一部分的东胡、义渠等，现在都成了匈奴帝国的组成部分，“皆以为匈奴”。随着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包括上述部落在内的匈奴部族逐渐形成。在以后的匈奴史上，虽还不时出现“东胡”[13]、“楼烦、白羊”[14]等名号，但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部落的名称。汉代北方少数族人民，不管他们的族源如何不同，现在都成了匈奴人。 这种变化反映在当时汉人的眼里，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古代北方各强族与今天的匈奴，一脉相承。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囊括先秦北方各族的历史于《匈奴列传》，以为“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他在总结匈奴历史时更提出:“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15]严格说来，这是一种误解。至于后人进一步认为，殷周以来的荤粥、猃狁、匈奴，乃异名同实，这种说法，除了声韵上的一些联系以外，似乎是证据不足的。 注释： [1]《秦本纪》《张仪陈轸犀首列传》索隐、《六国年表》记五国名，互有出入。 [2]《日知录》卷32，《里》。 [3]《史记•赵世家》。 [4]《史记•匈奴列传》。下文引该传文字，一般不复加注。 [5]《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6—87 页。 [6]《史记•赵世家》:“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救其兵。” [7]《史记•赵世家》：武灵主“西略胡地至榆中，(正义：胜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献焉。 [8]《史记•匈奴列传》集解引如淳，以为襜褴（襜林）即林胡；胡三省注《通鉴》，以为“似是两种”，今从胡注。 [9]《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集解引如淳：(襜褴)“胡名，在代北。”(百纳本“北”作“地”，代地入赵已久，故从殿本。) [10]《战国策•齐策五》。《汉书补注•地理志》王先谦以为此楼烦是燕地名。 [11]《史记•赵世家》索隐:“林胡、楼烦、东胡是三胡也。” [12]《逸周书•王会解》《山海经•海内南经》。 [13]《史记•韩王信卢绾列传》 [14]《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 [15]《史记•太史公自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