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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建立及其后来对中原的统一，使宋与辽形成了并峙的格局，从此以后抗辽、御辽成为宋朝的主要对外国策。不同时期，宋辽关系舒紧发生变化，但对于辽，屈辱和畏惧始终是宋人难以排遣的主要心态，并影响着宋朝的对辽政策。 关键词：北宋；辽；御辽；“燕云”；“海上之盟” 辽太宗耶律德光在位（926-947）的时候，由于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之地，契丹势力得到很大发展，南方的南唐和北方的晋、汉一度臣属于它，耶律德光甚至有了入主中原的打算。947年，契丹改国号为大辽。960年，北宋建立，宋太祖和太宗雄心勃勃，力图恢复唐朝强盛时期的疆域，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并积极付诸实施。这一举措，必然与北方的契丹发生摩擦和冲突。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契丹入侵棣州；乾德元年（963）宋欲城益津关，契丹以兵扰之。开宝二年（969）太祖亲征北汉，契丹分道来援。尤其是随着北宋对中原的统一，北宋和契丹形成并峙格局，双方之间的关系也骤然紧张。太平兴国四年（979），宋辽发生高梁河之战，宋军大败，太宗受箭伤。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再次发动对辽战争，结果又被辽军大败于岐沟关。这两次战争对北宋震动很大，从此埋下了宋人对辽朝惧恨交加的心理。并且，这种心理随着辽朝一次次强加给宋人的屈辱而与日俱增,最终也导致了宋金“海上之盟”的发生。 一、辽朝的威慑外交与宋人的屈辱应对 北宋建立以后，面临着一个和此前中原王朝不同的周边政治环境，这就是它始终感受到北方契丹和以后崛起于西北的西夏对它的威胁。景祐元年（1034），石介写下了著名的《中国论》一文，表面看石介是在排斥佛、道，而实质上则是面对“夷族”的强大威胁所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无奈的心态。“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则乱。”[1]（p.116）然而，中原王朝“天下中国”的地位的确在动摇，北方的契丹，给予了北宋君臣刻骨铭心的的屈辱。 除了高梁河之战和岐沟关之战辽朝让宋太宗极其狼狈以外，辽朝直接给与北宋的屈辱，首先是澶渊城下之盟。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承天太后与其贵臣韩德让奉圣宗率大军南侵，寇准建议宋真宗亲征，在宋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由于双方都有议和的倾向，十一月遂签订了盟约。议定宋岁遗辽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宋辽为兄弟之国，二国并不得于缘边开移河道，广浚壕堑，是为“澶渊之盟”。以盟约而言，宋岁遗辽银绢虽为数无多，然于国体则为屈辱。 其次是庆历增辽岁币交涉。仁宗庆历元年（1041），辽聚兵幽涿，声言欲入寇。庆历二年（1042）三月，辽兴宗遣其臣萧英、刘六符斋国书使宋，索取周世宗所取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2]（卷135，pp.3229-3230）北宋派富弼携国书赴辽交涉，最终以增岁币十万两、绢十万匹了事。在谈判中，契丹国主先提出在誓书中加一“献”字，富弼坚不同意。又说改为“纳”字，富弼还是断然拒绝，国主便以拥兵南下相威胁。富弼退而指帐前高山与刘六符曰：“此尚可踰，若欲‘献’、‘纳’二字，则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颈可断，此议决不敢诺。”“然朝廷竟从晏殊议，许称‘纳’字，弼不预也。”[2]（卷137，pp.3292-3293）“献”、“纳”二字的争执，可见当时契丹的狂傲，而北宋最终认可“纳”字，亦反映出在契丹强势面前的不自信。 再次是熙宁重划地界的交涉。契丹自熙宁五年（1072）春在宋辽界河挑起事端，七年春天遣泛使萧禧，以宋人侵入辽界为借口，要求重新划分河东、河北蔚、应、朔三州的地界，于是宋辽之间展开一轮划界交涉。宋再次对契丹作出退让，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韩缜沿分水岭重划了双方地界。苏辙在元祐元年（1086）弹劾韩缜说：“缜昔奉使定契丹地界，举祖宗山河七百余里以资敌国，坐使中华之俗陷没方外。敌得乘高以瞰并、代，朝廷虽有劲兵良卒，无所复施。”[2]（卷279，熙宁九年十一月丁丑条注引，p.6825） 在宋夏关系中，辽朝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自己的实力因素，时而扮演宋夏调停者的角色，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大国”地位；时而又乘宋夏战争之机，出兵或派使节威胁，给北宋施加压力，趁机获取利益。这一切，不仅掣制了北宋彻底解除西北边患的努力，也让其感受到了志向未申的屈辱。由于地缘关系的影响，西夏对北宋的军事威胁程度远远大于辽朝。“盖大辽自景德结好之后，虽有余孽，金帛绵絮他物之赂，而一岁不过七十余万。西边自熙宁犯境以来，虽绝夏人赐予；熙河兰会转输飞挽之费，一岁至四百余万。北边岁赂七十余万，而兵寝士休，累世无犬吠之警。西边岁费四百余万，而羌虏数入，逆执事如雁行，将吏被介胄而卧。”[3]（卷18，《边防上》，p.655）李纲总结说：“西夏自继迁盗有平凉、灵武、瓜沙、甘肃、银宥之地，百有余载，乍叛乍臣，为边境患。谋画之臣竭智于内，介胄之士用命于外，虚帑藏以给军赋，疲民力以飞刍粟，旷日持久，曾不能歼渠魁，复故境，制其死命。”[4]（卷144，《御戎论》）宋神宗于元丰七年十月癸巳给李宪的诏谕说，“然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惟恐其盗边也。”[2]（卷349，p.8376）“一言以蔽之，契丹给宋造成亡国威胁远大于西夏，而西夏给宋造成的国防压力则远甚于契丹。”[5]（p.181）正是由于西夏在战场上屡屡给宋军造成难堪，刺激了宋朝士人的自尊心，以武力制服西夏的论调在北宋中后期颇有市场。然而，辽朝的不时介入、干预宋夏之争，迫使北宋改变其既定的对夏政策。宋真宗初年，当李继迁以攻取西北重镇灵州为目标时，宋廷少数有识之士认识到，夏辽地缘政治的接近将直接影响宋的国防安全。咸平二年(999)六月，秘书丞何亮上安边书指出：“自环庆至灵武仅千里，西域、北庭剖分为二，故其地隘，其势弱，而不能为中国之大患。如舍灵武，则西域、北庭合而为一，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二也。”[2]（卷44，p.947）但当时夏、辽联盟，密切配合，在李继迁开始转攻灵州之时，辽亦不失时机地加紧了进攻北宋的步伐，宋为避免两线作战，集中力量对付来自辽的威胁，不得不置战略重镇灵州于不顾。咸平四年（1001）九月，灵州终于被李继迁攻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辽对北宋制夏政策的巨大影响力。 宋仁宗宝元（1038-1040）年间，元昊向宋陕西发动进攻，宋夏战争爆发。宋廷初欲采用“攻策”，辽却于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在北宋新败于元昊之际，遣萧英、刘六符使宋，向宋索取后周旧割关南十县之地，并以武力相威胁，最后以北宋增加岁币了结，北宋对西夏的政策也被迫转为“守策”。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辽提出割地要求，熙宁九年（1076）以北宋的妥协而告终，这也不能不影响到宋的制夏政策，自熙宁七年（1074）熙河之役暂告一段落后，至元丰四年（1081），宋对夏没有大的举措。契丹对宋作出的强烈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北宋对夏大规模战争的步伐。宋神宗去世后，元祐党人一改此前积极的对夏政策而为妥协退让，以土地换和平。这与宋廷对契丹威胁的担忧有一定关系，哲宗和徽宗开边活动的结束，都与契丹的干预密不可分。[6]（pp.369-382） 二、宋人对辽朝的畏惧心理和防范 在宋与契丹的关系中，北宋对契丹始终怀有一种畏惧心理。从太祖“赎买”山后地之说、赵普《御戎策》直到神宗时都是这样。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府，曰封桩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会上即位，乃寝。”[7]（卷1，《帝德》,p.3）李华瑞先生认为：“所谓‘赎买之说’，那只不过是太祖对契丹怀有畏葸情绪，而又无奈的心境的一种反映。”[5]（p.63）赵普《御戎策》明确反对用武力与契丹争锋。他认为，御戎之道有守、和、战上中下三策。对北宋而言，守、战都不可行。“……唯与之通好，或可解纷”。[8]（卷342）从中可见其忧惧契丹和“和戎”的思想。高梁河之战和岐沟关之战的失利，打掉了宋太宗曾有的面对契丹的那份从容和自信，思想上有了恐惧感。 宋真宗作为一代太平天子，没有经历过战场上的血雨腥风和金戈铁马，加之性格怯懦，所以从一开始就对契丹有一种畏惧心理。澶渊之盟的签订，反映出真宗对契丹的惧怕。真宗虽然勉从寇准之议，亲征御敌，而心实怯战。在双方议和过程中，当“（曹）利用之再使契丹也，面请岁赂金帛之数，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利用辞去，寇准召至幄次，语之曰：‘虽有敕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入见行宫，上方进食，未即对，使内侍问所赂，利用曰：‘此机事，当面奏。’上复使问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终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曰：‘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上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对，上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故利用被赏特厚。”[2]（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丁亥条，pp.1292-1293）这段资料非常传神地反映出宋真宗对契丹的畏惧和用岁币结束争端的心理。真宗此前所谓“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邀求，朕当决战尔！实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2]（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条,p.1288）这最后一句冠冕堂皇的话，实在是其掩饰胆怯的一个借口。“真宗以全盛之宋，当辽悬师深入之孤军，胜负未决，即亟亟于赂敌以求和，其怯战之情可知。”[9]（p.107）仁宗庆历年间的契丹求关南地和最后以增岁币了结，亦反映出北宋对辽的惧怕。庆历二年正月己巳，“边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为之旰食，历选可使敌者，群臣皆惮行。”[2]（卷135，p.3230）当富弼答应出使时，仁宗竟感动地流涕。可见，北宋君臣惧怕契丹到了何等程度。 神宗作为一代有为之君，对契丹的忧惧比前代君主有过之而无不及。熙宁五年（1072）九月，神宗说：“呼契丹为叔，契丹邻敌乃呼为皇帝，岂是不畏彼？岁赐与金帛数千万已六七十年,六七十年畏契丹，非但今日。”[2]（卷238,p.5791）熙宁七年（1074），当契丹派人来要求重新划定地界时，神宗很是惶恐，对王安石说，“若遽交兵奈何？”安石曰：“必不至如此。”神宗还是很不放心。冯京以为我理未尝不直。神宗曰：“江南李氏何尝理曲，为太祖所灭。”安石曰：“今地非不广，人非不众，财谷非少，若与柴世宗、太宗同道，即何至为李氏。若独与李氏同忧，即必是计议国事犹有未尽尔，不然，即以今日土地、人民、财力，无畏契丹之理。”[2]（卷250，p.6084）不管王安石说了多少宽慰的话，但宋神宗对契丹的忧惧心理一点也没有减少。熙宁八年（1075）夏四月癸亥，王安石曰：“契丹无足忧者，萧禧来是何细事，而陛下连开天章、召执政，又括配车牛驴骡，广籴河北刍粮，扰扰之形见于江、淮之间，即河北、京东可知，契丹何缘不知？臣却恐契丹有以窥我，要求无已。”上曰:“今中国未有以当契丹，须至如此。”[2]（卷262，p.6372）可见神宗对契丹的畏惧，这种惧怕心理伴随着北宋君臣直至国亡。 既然契丹对北宋始终造成亡国的威胁，北宋自然也是时时关注契丹的动向而加以防范。这可从河防与文化上的防范表现出来，也可看出契丹对北宋军政影响之深远。 首先是河防的防范。北宋河防除防止灾患的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防范契丹，“纵览北宋黄河史，不难发现，北宋治理黄河的政策并不完全出自为防治黄河决溢这一因素，而是更多的与防边紧密相联。‘澶渊之盟’订立后，虽然宋辽间基本上维持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休战和平局面，但是辽朝的军事威胁仍无时不在地影响着北宋的军政方针和国策，对于北宋治河政策的影响就是一个显例”。[10]（p.136）庆历八年（1048）十二月庚辰，判大名府贾昌朝谈到黄河北流动摇边鄙，请求回河东复故道。“……况国家恃此大河，内固京都，外限敌马。祖宗以来，留意河防，条禁严切者以此。今乃旁流散出，甚有可涉之处，臣窃谓朝廷未之思也。如或思之，则不可不救其弊。臣愚窃救之之术，莫若东复故道，尽塞诸口。”[2]（卷165，p.3977）元祐二年（1087）知枢密院事安焘更明确讲道：“朝廷久议回河，独惮劳费，不顾大患。盖自小吴未决以前，河入海之地虽屡变移，而尽在中国；故京师恃以北限强敌，景德澶渊之事可验也。且河决每西，则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决，固已北抵境上。若复不止，则南岸遂属辽界，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11]（卷92，pp.2289-2290）这必然严重威胁北宋的安全。在宋人看来，最大的边患莫过于来自北方的辽朝。范仲淹说：“国家御戎之计在北为大”，[8]（卷324,《河北备策》）苏轼说：“夫西戎北胡，皆为中国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12]（《应诏集卷五•策断二十四》）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丧失，北宋在防范契丹南下的威胁方面的确处于无险可守的窘境，所以黄河的防边功能就被看的很重。元祐四年（1089）四月戊午，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11]（卷92，pp.2295-2296）除了河防以外，宋人还用开挖塘泊、种树的办法防范限制契丹敌骑的南下深入。 其次是文化上的防范。唐代，对于书籍的出口并没有太多的限制。不仅佛教典籍允许出口，甚至一些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所谓秘笈、小说之类也被人带出了国门。但从宋代起，对书籍的流出就有了限制。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朝廷就下诏，令边民除了《九经》书疏，不得将书籍带入榷场，违者案罪。[2]（卷64，p.1425）仁宗天圣五年（1027），又因为臣僚撰著文集经由雄州榷场流向北方的辽国，下令重申禁例，命令沿边州军严切禁止，不得将带文字出界。[13]（《刑法二之一六》）“初，上封者言契丹通和，河北缘边榷场商人往来，多以本朝臣僚文集传鬻境外，其间载朝廷得失，或经制边事，深为未便。故禁止之。”[2]（卷105，p.2436）至和二年（1055），欧阳修《论雕印文字札子》称：“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14]（p.1637）相当严厉地请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这些有关时事的文字。元祐四年（1089），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15]（《栾城集》卷42《翰林学士论时事八首》，p.747）第二年，礼部就下达了禁令：“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13]（《刑法二之三八》）由此可见，北宋政府对于书籍刊印和流布的限制，主要是关涉到军事机密和风俗教化两方面的内容。前者关系到北宋的边防安全和国家安全，后者则关系到北宋这样一个文明国家在周边“四夷”心目中的形象问题。对高丽使者频繁来访以及索要地图，有人也提醒朝廷要严加防范，担心他们充当契丹间谍，刺探北宋情形。 三、宋人的“燕云”情结和“海上之盟” 由于燕云十六州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对北宋国防安全的重大影响，加之传统中原王朝的一统观念，从开国之祖赵匡胤开始，对于收复燕云失地，赵宋君臣都是念兹在兹。开宝九年（976）二月己亥，群臣请加尊号曰“一统太平”。太祖曰：“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不许。[2]（卷17，p.364）雍熙二年（985）春正月丙戌，宋太宗谓宰相曰：“朕览史书，见晋高祖求援于契丹，遂行父事之礼，仍割地以奉之，使数百万黎庶限于契丹。冯道、赵莹，位居宰辅，皆遣令持礼，屈辱之甚也。敌人贪婪，啗之以利可耳，割地甚非良策。朕每思之，不觉叹惋。”[2]（卷26，pp.594-595）高梁河之战和岐沟关之战就是宋太宗为收复失地所作的努力。然而，努力未果，平添了几分屈辱。真宗即位初期，亦不忘失地。咸平四年（1001）冬十月庚戌，真宗指着一殿庭东壁幽州以北契丹图，曰：“契丹所据地，南北千五百里，东西九百里，封域非广也，而燕蓟沦陷，深可惜耳。”[2]（卷49，p.1078）澶渊之盟订立后，真宗态度前后有了变化。起初他似乎对盟约十分满意，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戊子，对李继隆等曰：“北狄自古为患，傥思平愤恚，尽议歼夷，则须日寻干戈，岁有劳费。今得其畏威服义，息战安民，甚慰朕怀，亦卿等之力也。”[2]（卷58，p.1293）以后更是疏于整饬边防，[16]甚至为了固守盟约，还责备加强边备的武将。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夏四月甲寅，当并、代副部署石普言契丹信使不绝，渐违誓约，潜有侵轶，望令边寨设备的时候，真宗却说，“修好累年，北鄙宁静，不当自为猜虑。普止闻流言，不知国家大体尔。”[2]（卷68，p.1535）然而，从内心深处而言，澶渊之盟是一纸耻辱的盟约。景德三年（1006）二月丁酉，王钦若为排挤寇准，进言“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2]（卷62，p.1389）可见其郁闷的心情。刘静贞先生说：“澶渊誓书的缔订，虽然确立了宋辽间和平、对等的关系，也解除了长久以来令人紧张的敌对局面，但是这份用岁币换来的和平，终究难让宋人心平。传统中国素来鄙视夷狄，具有文化优越感，视统一帝国及朝贡制度为理想，而以与外族建立平等关系为耻辱；澶渊誓书固然缔造了难得的和平，但是岁币与对等关系所形成的心理障碍又当如何化解呢？”[17]（p.126）对契丹的恐惧症和耻辱感促使真宗将目光投向天书下降和封禅，这实际上是其发泄郁闷和掩饰内心隐痛的一个突破口。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苏子容曰：王冀公（钦若）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莱公于真宗，真宗曰：‘然则如何可以洗此耻？’冀公曰：‘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上疑未决，因幸秘阁，见杜镐，问之曰：‘卿博通《坟典》，所谓《河图》、《洛书》者，果有之乎？’镐曰：‘此盖圣人神道设教耳。’上遂决冀公之策，作天书等事。”[18]（卷6，p.120）天书、封禅之事，与其说是作给契丹看的，不如说是真宗作给自己看的。 对契丹的畏惧和屈辱感反而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北宋君臣收复失地的欲望。庆历增币事件以后，富弼曾向仁宗说：“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庆历四年（1044）富弼在所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揭露了北宋朝廷的苟且之风和之所以在契丹面前被动的原因。他说，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西北二敌，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于是阴相交结，乘虚有谋。……蕃使每到朝廷勃慢，则尚曰边鄙之人无礼，是其常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谩嚇，佯为包容，其实偷安，不为国家任责，画长久之远经，所以纵其奸谋，养成深患。是致宝元元年，元昊窃发，数载用兵，西人困穷，未有胜算，又至庆历二年，契丹观衅而动，嫚书上闻，中外仓皇，莫知为计。不免益以金帛，苟且一时之安。”[2]（卷150，p.3640）北宋的苟且和包容，激起了契丹更大的贪欲，自然也给北宋君臣带来更多新的屈辱。尤其是“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2]（卷150，pp.3640-3641）的时候。熙宁五年（1072）八月甲申，王安石就对神宗说：“天命陛下为四海神民主，当使四夷即叙。今乃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然陛下所以屈己如此者，量时故也。”[2]（卷237，p.5762）“四夷”对中原王朝造成的巨大冲击和震撼，中原王朝失去“天下共主”地位的耻辱感，促使北宋像神宗这样欲有所为的皇帝必欲消灭契丹才解心头之恨。神宗说过：“自来契丹要陵蔑中国。”[2]（卷236，p.5734）这句话看似平淡，但其中包含了神宗对契丹多少的怨恨和愤怒。元丰五年（1082）五月辛卯，神宗因议陕西兵食，谓执政曰：“康定中，西鄙用兵，契丹乘闲有所要请，仁宗御延和对辅臣，至于感愤涕泣。朕为人子孙，守祖宗神器，每念付托之重，宜如何也？”因改容泣下，群臣震恐莫敢对。[2]（卷326，pp.7847-7848）王铚《默记》说：“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一日，语及北虏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盖北虏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盖已有取北虏大志。其后永乐、灵州之败，故郁郁不乐者尤甚，怆圣志之不就也。”[19](卷中，p.20) 种种原因，北宋初期没能用战争手段收复燕云地区，而以后更只能用“赐”岁币、“增赐”岁币，甚至割地的办法求得边境的安宁。北宋不仅失去了中原王朝傲视四夷的那种霸气，而且还和“夷族”平起平坐，称兄道弟。然而边患未泯，北宋王朝始终处于契丹亡国威胁的巨大阴影之下，这种耻辱感是北宋几代君臣所不能释怀的。到宋徽宗时代，辽已衰败，其国内矛盾重重。金人崛起，打起了反辽旗帜；契丹族贵族内部也因天祚帝的荒淫无道而出现分崩离析之势。这给打着“绍述”神宗事业旗号的宋徽宗君臣以极大的诱惑，时燕云十六州陷于契丹近二百年，如能收复，岂非不世功业！此时的宋人似乎终于等到了报仇雪恨的机会，于是积极行动起来与金联盟，希望借金人的力量收复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燕云十六州。经过多次的使节往来和协商，宣和二年（1120），宋金签订盟约，约定双方联合灭辽，辽亡后，燕、云归宋，宋将原给辽的岁币给金等，史称“海上之盟”。但辽灭亡以后，由于金人在几年的与宋接触中，看透了北宋政治、军政的腐败和军队战斗力的低下，慢慢认识到了北宋的外强中干，所以不仅没有按约定归还燕云失地，而且还发动了对宋战争，终于在灭辽两年以后的1127年灭亡北宋。 虽然宋金“海上之盟”并没有给徽宗君臣带来收复失地、光大祖业的荣耀，相反却因此而遭致了败家丧国，流离异域的无尽耻辱。但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宋徽宗的这种决策还是可以理解的。“徽宗感于历朝之受此压逼，偶闻金崛起于满洲，屡败辽师，认为良机之至，遂欲因其力以收复燕云，除百余年来之大患。”[20]（p.56）陶晋生先生说：“北宋朝野对于燕云十六州的恢复一事的关心，可说已经到了着魔的程度。宋徽宗为了贯彻收复失地的主张，冒险采取了联金灭辽的政策，以致一败涂地。尤为甚者，即使在宋钦宗被迫订了城下之盟，割让了河北河东三镇给金人，后来主战派力主‘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而反悔盟约，给了金人再度侵宋的大好借口。这样看来，我们甚至可以说宋人是为了维持疆界和收复失地而亡国。”[21]（p.102） 宋人因收复燕云的失败而对辽朝产生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又导致了长期的屈辱外交。只有收复燕云才可以摆脱这种屈辱感，这也就是宋人的“燕云”情结。 参考文献： [1]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Z].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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