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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参阅大量的汉、蒙、藏文文献史料，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论述明末清初新疆蒙古藏传佛教的情况。其中详细叙述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传播发展之进程。同时也阐述新疆卫拉特蒙古联盟围绕藏传佛教格鲁派而在青藏高原展开斗争的历史。 关键词：新疆蒙古；藏传佛教 我国新疆蒙古，元朝时期称斡亦剌、明朝时称瓦剌、清朝期间称卫拉特。明朝时期，新疆瓦剌(即卫拉特)蒙古在其首领也先汗前后与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其地域的变迁和社会历史的演变，自17世纪初开始，卫拉特蒙古正式信奉了藏传佛教。 16世纪，东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将瓦剌势力驱出杭爱山之南，又进兵青海与瓦剌角逐，瓦剌的活动中心移至天山北路与西路。明万历六年(1578年)，锁南嘉措应邀抵达俺答汗在青海的驻地。俺答汗皈依藏传佛教，成了护法王，并授予锁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之号，达赖之名，始于此时。这一事件标志着蒙古开始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藏佛教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三世达赖喇嘛锁南嘉措的指定下，俺答汗的孙子云丹嘉措为四世达赖喇嘛。一位蒙古灵童坐床拉萨，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代教主，这对蒙古人来说，被视为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藏传佛教更像洪水一样，“浸灌于内外蒙古与伊犁矣”①。新疆卫拉特蒙古最初皈依藏传佛教，是在17世纪初，由喀尔喀蒙古传入。新疆蒙古社会历史考察队发现的佚名作者的《和鄂尔勒克历史》中写道:“在喀尔喀乌巴什珲台吉时邀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蒙古地方，从此蒙古人开始皈依佛教。以后，卫拉特人在拜巴噶斯时代，请了察罕诺门汗(下缺四字，疑为‘呼图克图’)”，经过察罕诺门汗的弘法活动，“卫拉特人对佛法是更加深信不疑了”②。上述引文中所说的佛教是指藏传佛教；察罕诺门汗即哲布尊丹巴，是喀尔喀藏传佛教的封号；乌巴什珲台吉即硕垒乌巴什珲台吉。硕垒乌巴什珲台吉时，藏传佛教确已在喀尔喀流布，但当时哲布尊丹巴一世尚未出世，因此引文所说的哲布尊丹巴不可能是哲布尊丹巴一世，而只能是哲布尊丹一世的前身，即库伦掌教大喇嘛扎阿囊昆噶宁波。扎阿囊昆噶宁波原是西藏大喇嘛，达赖四世在位时，曾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土拉河畔之库伦，决定设置一名坐床掌教大喇嘛，以宣扬佛教，但未派人前去。后来，拉萨藏传佛教各大喇嘛公推扎阿囊昆噶宁波前去就任此职。他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抵达库伦。临行，达赖四世赐以大慈迈达里呼图克图之号。“大喇嘛之由西藏而住持蒙古者，以此为扎阿囊昆噶宁波被选为蒙古掌教喇嘛，宣传教旨，灵异昭著，喀尔喀人极信仰之。众尊以大慈诺门罕之号，并上‘博硕克图济农’号，为转金轮彻辰济农汗。崇祯六年(1633年)园寂于蒙古之库伦”③。扎阿囊昆噶宁波圆寂后，“转生”为哲布尊丹巴一世④，驻锡库伦，仍为掌教之大喇嘛。由此可知，卫拉特人最初皈依藏传佛教，当在喇嘛抵达库伦(1614年)前后不久。《咱雅班第达传》说，咱雅班第达生于1599年，17岁时出家当喇嘛，此年是1616年，这和《和鄂尔勒克历史》的说法大致相当。而据《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的记载，此事当发生在1610年。这一年土尔扈特部的赛英特尼斯墨尔根特木纳诺颜提起信奉藏传佛教，他向四卫拉特盟主、和硕特部的拜巴噶斯和其他贵族，提出信奉藏传佛教的建议⑤。上述各种材料表明，藏传佛教传入卫拉特，是在拜巴噶斯担任卫拉特盟主之时，即17世纪初，1614-1616年之间。 根据资料，卫拉特蒙古诸部在准噶尔汗国形成前，即土尔扈特蒙古首领之一赛尼特尼斯墨尔根特木纳时期，于公元1585年与藏传佛教有了接触，到公元1616年才正式皈依信奉藏传佛教。对此，史籍和研究专著有如下几种记载: 1.《俄国•蒙古•中国》云:“我们将见到，到了1616年，甚至远在西部的喀尔木克人(至少是他们的首领)也皈依黄帽教了，而且与此同时，喀尔木克的重要首领，如准噶尔的巴图尔及其兄弟书库尔、杜尔伯特的达赖、土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以及和硕特的昆都楞乌巴什等人，都曾送一个儿子当喇嘛。”[1] 2.《准噶尔汗国史》曰:“从咱雅班第达传记中知道，他生于1599年。他被献去当朵内，那年刚满17岁。由此可见，卫拉特封建主大约在1616年前后正式宣布喇嘛教为他们的宗教。这样也就证实了前面提到过的俄国使者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凡•库尼庆的话，他们俩人曾亲眼目睹1616年从东蒙古来的喇嘛们使卫拉特居民信奉了新教。1617年咱雅班第达来到西藏，在这里研究佛教的‘学问’、理论和喇嘛寺院的实践。1639年他返回故乡，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展开了各方面的活动。”[2]161 3.《西域佛教史》谓:“察罕诺们汗是由和硕特部首领、四部盟主拜巴噶斯派使者迎请到卫拉特传教的，其时间约在1610—1616年之间。当时是由达赖四世云丹嘉措和班禅四世罗桑却吉坚赞主持格鲁派教务，接待远道的来使，遂指派在西藏出家的蒙古族僧人满珠儿习礼到卫拉特四部传布佛教。”[3] 4.《新疆宗教》说:“察罕诺门汗即东科尔曼纠师利呼图克图，是达赖喇嘛三世在世时就已派到蒙古各部弘布黄教的。公元1615年应四卫拉特盟主、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邀请，东科尔曼纠师利呼图克图来卫拉特传教。当即有32位王公的儿子当了喇嘛，同时还从牧民中选出200个男孩作为上述王公孩子的侍从，也当了喇嘛，送到西藏去学习佛法。拜巴噶斯当时没有儿子，便从和硕特部巴巴汗诺颜的儿子中认了一个义子，献出当了喇嘛，这便是以后名声卓著的咱雅班第达大师。”[4] 5.《新疆宗教研究资料》记:“最初在卫拉特地方传播宗喀巴黄教的人是土尔扈特部诺颜特尼斯姆尔根特玛纳的儿子。此后，和硕特部诺颜拜巴噶斯还从西藏地区请来一位名叫扎勒巴加木错的察罕诺门汗到卫拉特地区传播宗喀巴黄教。同时，卫拉特地区入藏学佛道的人也越来越多。察罕诺门汗还叫曼珠什利呼图克图，他生于西藏东部喀木地区。”“很早以前，卫拉特蒙古和硕特诺颜拜巴汗巴图尔从西藏请来一位名叫东呼尔察汉诺门汗的喇嘛到卫拉特地区传教，卫拉特的许多诺颜们磕头敬拜，皈依信仰宗喀巴黄教，从而开拓了通西藏的路。后来，察汉诺门汗从卫拉特地区返回西藏时，卫拉特各部的诺颜们在各自的部落里选出几十个小满金交给了察罕诺门汗。察罕诺门汗把他们带到西藏，送到了噶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黄教四大寺院。”⑥ 6.《新疆社会科学情报》载:“据说黄教早在水兔年(1603年)准噶尔卫拉特蒙古各部中传播的。当时在准噶尔卫拉特地方自从圣地一位名叫文殊希利的活佛来传教的。说是文殊希利活佛来准噶尔卫拉特地区后，在博尔塔拉建立了一座庙，此寺院叫‘东呼尔湖图克图庙’。那时候卫拉特各部的大小诺颜、台吉、宰桑等上千人来集合，拜见文殊希里呼图克图，并给他磕头，捐献了无数头马、牛、羊和黄金、白银、珍珠等等宝贵财产。这样文殊希里呼图克图在准噶尔卫拉特地区弘扬黄教渡过一段时间，在木兔年(1615年)返回西藏圣地的时候，卫拉特各部首领、台吉、宰桑等大小诺颜们都出一个儿子给文殊希里呼图克图当徒弟，于是文殊希里呼图克图把那些数百名小满吉(蒙语为徒弟)带到西藏圣地，送进了噶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西伦布寺等黄教有名的大寺院以后，教藏文字字母、讲佛经等方式培养了他们。前辈喇嘛丹达尔说，当时被文殊希里活佛带走的小满吉共有三百多个人，其中大小诺颜子弟有一百多人，别的都是各部各鄂托克里选出来的牧民子弟。”⑦ 7.《青海通史》云:“大约在1616年前后，厄鲁特各部在和硕特部另一首领顾实汗之兄拜巴噶斯的倡导下，皈依了格鲁派。当时，杜尔伯特的达赖台吉、准噶尔部的哈剌忽剌及楚琥尔乌巴什、吐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和硕特部的昆都仑乌巴什等首领都各令一子出家为僧，拜巴噶斯则以义子咱雅班弟达为喇嘛，并遣往西藏学经。”[5] 由此可知，藏传佛教公元1616年左右正式传播于西域卫拉特蒙古。如上所述，最初在卫拉特蒙古地区弘扬藏传佛教的人物是东科尔文殊师利呼图克图即察罕诺门汗。察罕诺门汗这一称号是他在蒙古地区弘扬佛法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尊称，意思是白色经书汗。据史料记载，文殊师利呼图克图第一世叫拉巴扎拉参(1476—1556年)出生于西藏东部喀木之东科尔。第二世叫云丹扎木错(1557—1587年)出生在西藏喀木之瓦浩布。此呼图克图，不仅作为呼和浩特阿拉坦汗的喇嘛而出名，而且与外蒙古阿巴岱汗之皈依藏传佛教也有很大关系。第三世名叫扎拉巴扎木错(1588—1639年)出生在喀木之塔克仓。这位呼图克图被请到卫拉特地区，做了各部首领们的喇嘛。文殊师利封号是1579年在青海查布恰拉之地举行盛大法会上，达赖喇嘛授予他前身的尊称。察罕诺门汗即东科尔文殊师利呼图克图，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错(1546—1588年)在世时就已派到蒙古各部弘扬藏传佛教的。1615年，他应卫拉特联盟的主持人和硕特部拜巴噶斯诺颜邀请，来到卫拉特地区传播藏传佛教。当即有32名王公的儿子当了班第(即小和尚，当喇嘛的第一步)，同时还从牧民中选出200名男孩作为上述王公子弟的侍从，也当了班第。当时卫拉特联盟的首领拜巴噶斯没有儿子，便从和硕特部巴巴罕诺颜的儿子中认了一名义子，献出当了班第，这便是以后声名卓著的札雅班第达高僧。文殊师利呼图克图当时把这些众班第带到西藏，送进了噶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寺院学习佛法。札雅班第达(1599—1662年)小名叫夏尔哈布格，他在17岁时，由文殊师利呼图克图施戒为班第达，在西藏攻经修行共23年，到1639年与卫拉特联军一起返回卫拉特地区以后，在卫拉特蒙古所有的地方广泛传教。 托忒蒙文《和鄂尔勒克史》写道，拜巴噶斯在跟随察罕诺门汗学习佛法之后，懂得了“人和天地万物都不是永恒的”道理，便虔诚地宣布要出家当喇嘛，这事遭到所有卫拉特王公的反对。他们一齐商议，结果认为:“拜巴噶斯掌握着我们的马缰，我们现在四面受敌”。不能让他出家，于是大家向呼图克图(察罕诺门汗)咨询:“是一个人当喇嘛福大，还是众人当喇嘛福大?”呼图克图回答:“众人当喇嘛福大”。于是四卫拉特王公决定每人派一个儿子代替拜巴噶斯当喇嘛。这些王公中有:乌巴什汗、杜勒格斯诺颜、清库尔、哈喇忽喇、巴图尔珲台吉、墨尔根岱青、土尔扈特部的和鄂尔勒克、罗卜藏、墨尔根托木尼、杜尔伯特的达赖台吉、辉特之苏勒坦台吉、苏木儿台吉等，每人出一个儿子，总共有32个王公的儿子当了喇嘛。同时还从庶民中选了200个男孩作为上述王公孩子的侍从，也当了喇嘛。这些人被送到安多学习，不久又被送到拉萨求学。拜巴噶斯当时还没有儿子，便从和硕特巴巴汗诺颜的儿子中认了一个义子，献出当了喇嘛，这便是后来名声显赫的札雅班第达[6]49。 16世纪末17世纪初，整个漠南、漠北、漠西蒙古陆续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使格鲁派势力日益大增。当时西藏地方势力和其它教派反对格鲁派也日益加剧。到17世纪30年代，格鲁派的发展屡遭挫折，进而连达赖五世在拉萨也无法立足，只好逃往他处。同时青海的蒙古势力也发生了变化。原占据青海的土默特蒙古呼洛奇部是支持格鲁派的，但到1632年时，喀尔喀蒙古一部在却图汗率领下，征服了青海的土默特蒙古呼洛奇部，并占据了青海。却图汗支持藏传佛教噶举派而反对藏传佛教格鲁派。这样一来，格鲁派受到了内外反对势力夹攻，形势及为不利。于是，格鲁派领导集团就向卫拉特蒙古求援。卫拉特蒙古联盟决定派军队前去支援格鲁派，因此，自1612-1642年间，蒙藏封建主围绕藏传佛教(即格鲁派与噶玛噶举派)，在青藏高原彼此之间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流血战争。最终以格鲁派(即黄教)的胜利，噶玛噶举派(即红教)的失败而结束。关于此历史事件，数量甚多的托忒蒙文、藏文、呼图木蒙文、汉文文献均有详细记载。 1.《浩鄂尔勒克史》云:“不久，班禅博格多下达谕旨，敕谕宗尚黄教，压制红教。四卫拉特王公一致表示同意出兵，以和硕特固始汗和杜尔格齐诺颜。准噶尔的哈喇忽喇、巴图尔珲台吉、墨尔根岱青，土尔扈特的墨尔根特木尼、墨尔根济农、滚布依勒登，辉特的苏勒坦台什、苏木尔台什，杜尔伯特的达赖台什、保依勒登为统帅，带领军队出发。中部和硕特部队，左翼为厄鲁特部队，称准噶尔部队。后面是杜乐伯特和辉特部队。从此以后，厄鲁特被称为准噶尔，土尔扈特称为巴伦噶尔，即右翼。大军到了西藏，打败了扎什伦布寺红教的藏巴汗、白利汗、绰克图汗。卫拉特军队所到之处，压制了红教，抬高了黄教，杀死了绰克图汗和藏巴汗。”[7]68-69 2.《蒙古溯源史》谓:“三米翁大军由顾实汗、巴图尔珲台吉、墨尔根济农、孙古鲁加甫巴图尔台吉四人率领，打败了安多的罗布藏绰克图汗、卫区的伯力汗、藏区的藏巴汗。顾实登上汗的宝座，压制红教，发扬了宗喀巴圣洁的黄教，他给班禅取了波格多尊号。”[8]51 3.《青海历史》谓:“木狗年(公元1634年)，却图汗挑起内战。因其作恶多端，被喀尔喀部众驱赶到了青海。他夺取了土默特呼洛切部的臣民，占据了青海地区，这就是有名的却图汗。当时，上有西藏的藏巴汗迫害格鲁派的僧众，下有康巴的白利土司危害和关押了一大批信奉佛教的僧侣，而却图汗又危害和监禁了一批黄帽僧侣。同时，白利土司和却图汗二人还切断了信教众生前往西藏通途，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教派陷入了困难境地。这时，藏族官臣索南曲派及正在西藏聪慧的安多郭隆寺(即佑宁寺)的僧人噶如•洛扎哇纳切和散尼卡切三人，他们虽然都崇信格鲁派，但又都无可奈何地在藏巴汗手下担任着仲科俗官之职。他们私下与吉雪噶丹寺的施主泽宗的头人错吉多杰一起商议，决定即刻去向拉茂护法神问卜打卦。结果，说是在北方有位腰系龙饰玉带的首领，非此人不可制服敌人。于是，他们密派散尼卡切和噶如•洛扎哇纳切到北方的准噶尔部。这两个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华热，带了一些护卫士兵，继续前进，来到了准噶尔部。他们诸位王臣述说了藏巴汗妄想消灭格鲁派，对黄帽派十分仇恨和极为敌视的情况后，返回了卫藏。当准噶尔召集各部首领商议由谁去卫藏的事宜时，固始汗答应领兵前去卫藏。”“同年，固始汗联合准噶尔部的巴图尔台吉，进兵青海。深秋初冬季节，他们利用冰封地冻的时机，先后渡过伊犁、塔里木、黑陡等大江大河和沼泽泥潭，进入青海界内的布隆噶尔地方休整人马。全军依靠这里众多的野羊为生，故把这里的山岳起名为固尔班伊玛图。”“火牛年(公元1637年)元月，固始汗挥军来到青海上部地区，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恶战，以一万人马打败了却图汗的三万军队，鲜血横流，染红了两座山头。这就是当今的大小乌兰和硕山。王子达延台吉等领兵把却图汗的余部赶到了哈尔盖的冰滩上，予以全歼。几个士兵沿着东边的山谷，即现在的沙柳河一带一方追赶，在一个旱獭洞里活捉了却图汗。这个格鲁派的大敌终于被歼。”[9] 4.《安多政教史》说:“由于许多察哈尔人前去喀尔喀，进行内战，却图汗及其部属被逐出喀尔喀。他于第十胜生的水猴年(公元1632年，崇祯五年，壬申)，来到青海，征服土默特各部。”“木狗年(公元1634年，崇祯七年，甲戌)，阿尔斯兰诱骗喀尔喀的阿克岱青，自相残杀，制造卑劣的事件。先后几年之内，察哈尔人、却图汗、白利土司等阻断了汉藏黄金桥，安多的一些有魄力的人们，绕道内地，经打箭炉转中康地区前去卫地。木猪年(公元1635年，崇祯八年，乙亥)，却图汗父子，红帽派饶降巴喇嘛等会商，决定同藏巴汗同心协力，彻底消除格鲁派，作噶玛巴和主巴的施主。”“火鼠年(公元1636年，崇祯七年，丙子)，固始汗不考虑自身安危，一心为了圣教，从准噶尔起兵，助战者有巴图洪台吉。他率领额鲁特的一万多名军队，自伊犁、塔城乘冬季期间大河、沼泽等结冰的时机，顺利越过这些天险，到达青海的布伦格尔，即在该地休整。后来把这座靠猎取石羊度了艰难日子的山头命名为官雅玛图尔。火牛年(公元1636年，崇祯十年，丁丑)正月，到过青海湖西头，一举消灭了却图汗的近三万军队，鲜血把两座山头染红，因而命名为大小霍肖，其子达延台吉等率本部健儿追遂溃逃残军，一直追至哈尔盖河冰桥之上，予以歼灭，有些残军，窜入此地东西山谷之中，也予以解决，现在该地之名，叫夏哈力。却图汗逃脱后，钻入一个旱獭洞中，乃予以活捉。”[10] 5.《蒙藏关系史研究》记:“《水晶鉴》和《青海掌故》两书记载说‘林丹汗所属蒙古诸部，因林丹无道，纷纷离去，移牧喀尔喀之时，蒙古诸诺颜之间引起纷争。楚琥尔朝克图从喀尔喀被逐，前往青海之滨，与称为‘先锋’之一诺颜战，而据有其地。其后又因藏地沙尔玛•兰占巴之唆使，发翅毁灭黄教之举。’‘彼时……林丹汗，楚琥尔•朝克图两恶诺颜行暴政之时，于第十一甲子戊辰(1628)年，林丹汗毁成吉思汗所建内六盟之治，于察哈尔内部酿成动乱，杀人甚众，西上拟与毁灭黄教之徒结成同盟，途中掠土默特、鄂尔多斯地。甲戌(1634)年恶诺颜楚琥尔•朝克图亦因内争，而行虐政，为众喀尔喀所逐，前来青海，收图们•火落赤之众，于彼驻牧之时，人称之为青海楚琥尔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说:‘第十一绕迥的木狗年(明毅宗朱由检崇祯七年)即公元1634年，察哈尔林丹汗从青海发兵支援藏巴汗，行至夏日塔拉地方突然死去。是年喀尔喀蒙古七部落的首领却图汗由于内讧被其他部落的群众驱逐出喀尔喀地区，率部众来到青海。征服了青海各部落，青海地方原有的格鲁派的大喇嘛和僧人多遭危害，有一些则被关入监狱。’”[11] 6.《西藏通史》载:“但是，一段时间以来，蒙古49大部落之内的喀尔喀首领却图汗率领部众离开本土，占据了青海，实施其统治。他与甘孜地区的白利土司二人又都是本教的施主，故而相配合呼应，对所有的佛教派别，尤其是格鲁派，深加仇视。藏巴第悉于公元1634年(藏历木狗年)与却图汗及白利土司建立联系。他们制造舆论，准备派兵入藏支援藏巴第悉。在这种形势下，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司库索南群培(又称索南热丹)与吉雪地方的头人措杰多吉便前往新疆的准噶尔地区去向固始汗求助，固始汗应请，派人进藏调查有关事务。公元1637年(藏历火牛年一月)，厄鲁特部首领固始汗首先对青海的却图汗用兵，在巴图尔珲台吉派兵支援下，厄鲁特一万多名军队一举消灭了却图汗的近三万人的军队。于是，固始汗全体从天山南麓迁入青海[12]。”由此可见，我们不难看出导致此次战争的根源毫无疑问是藏传佛教派之争。 1640年，厄鲁特、喀尔喀的三位呼图克图和二十七位世俗封建首领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会盟，制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六四○年蒙古卫拉特法典》。《法典》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宗教的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除了开首对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赞颂溢美之词外，明确宣布，藏传佛教格鲁派为蒙古各部共同信仰的宗教。《法典》第十一条规定，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第十六条规定，为了宗教事务或行政公差而出发的使者，在运输赋役的征用方面，比别的使者优先。第十八条规定，僧侣破戒或擅自还俗者，科牲畜及财产之半。第五条规定，凡反对宗教(指藏传佛教)、杀人和掠夺属于僧侣的爱马克者，科铠甲百领、驼百只、牛千头之财产刑。 二、赋予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侣以种种特权，保护喇嘛财产。除上述第五条规定，掠夺属于僧侣的爱马克者，处以财产刑外，第十九条还规定，向喇嘛及班第达征用大车者，处以母牛一头的财产刑。第十七条规定，以言词及行动侮辱喇嘛者，处以重的财产刑。 三、禁止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外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及萨满教。第一百十二条规定，宰杀海番鸭、麻雀和用来祭祀者科马一匹。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取消翁干(偶像)，违反者科财产刑。第一百十一条、一百十二条禁止萨满教男、女巫师进行活动。 《法典》条文反映了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藏传佛教已成为卫拉特蒙古的统治宗教。当时，萨满教的势力虽仍相当强大，但已逐步衰落，最后为藏传佛教所吸收，溶汇于藏传佛教之中，显示出蒙古族藏传佛教的特点，如祭鄂博、祭火、扎答等。换言之，藏传佛教全面传入整个漠南、漠北、漠西蒙古以后，不同程度地多方面吸收了蒙古民间宗教之民间祭祀，民间节日等各种文化和多种仪式。 总之，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诸部均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之后，1640年，卫拉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诸封建主制定的《卫拉特法典》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定为卫拉特蒙古独一无二的惟一宗教。同时，围绕藏传佛教教派之争，蒙藏封建主在青藏高原的冲突暂时结束，卫拉特蒙古首领取代东蒙古成为藏传佛教的护法王。 自和硕特蒙古固始汗驻牧于青海，土尔扈特蒙古首领和鄂尔勒克又于1630年迁往伏尔加河游牧以后，留牧于新疆的主要就是厄鲁特部、杜尔伯特部、辉特部，也有一部分和硕特部和其他部牧民。其活动范围大致在阿尔泰、额尔齐斯、乌鲁木齐、哈密、焉耆等天山南北之广大地区。1640年，在塔尔巴哈台召开了卫拉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王公大会。青藏高原上青海和硕特蒙古，欧洲境内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古，新疆卫拉特蒙古诸部均派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制定具有历史意义的《蒙古•卫拉特法典》(以下简称《法典》)。《法典》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等许多方面。《法典》规定藏传佛教格鲁派为蒙古各部共同信仰的宗教，任何人不得反对藏传佛教格鲁派。《法典》以法律形式保护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和喇嘛的各种特权，并禁止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外的其它各派和萨满教的传布。《法典》的制定全面反映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新疆卫拉特蒙古诸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已成统治宗教。 卫拉特蒙古高僧札雅班第达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参预了制定《法典》的工作。札雅班第达自17岁出家之后，在西藏学经修行22年之久。1638年奉五世达赖喇嘛之命，返回卫拉特蒙古地区传法布教[6]4。从此以后，扎雅班第达为了进一步弘扬和发展藏传佛教一直奔波于卫拉特蒙古诸部各地，伏尔加河土尔扈特蒙古和喀尔喀各部地区进行传教活动，直至逝世。1639年时，札雅班第达自西藏来到卫拉特蒙古地区，与和硕特蒙古鄂齐尔图台吉一起在塔尔巴哈台之哈尔巴哈地方度过一冬。据说，他为自己的养父，即鄂齐尔图台吉和阿巴赖台吉之生父拜巴噶斯举行了葬仪。同时，还为阿巴赖台吉之亲母岱逊哈敦超度灵魂，诵经做法。1640年札雅班第达与卫拉特蒙古高僧印藏呼图克图、堪布诺门罕等众僧一起出席《法典》大会，后又进行辩法等一系列弘扬佛教的活动。1641年初，札雅班第达受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的邀请，动身前往喀尔喀蒙古。又从札萨克图汗处去到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那里，随后接受喀尔喀蒙古玛哈萨嘛谛车臣汗的邀请。札雅班第达“以神圣的教义满足他们的要求，成为七旗三大汗的喇嘛”[7]4。喀尔喀蒙古三汗劝说札雅班第达在喀尔喀逗留二三年，但他不肯，于1642年返回卫拉特蒙古地区弘扬佛法。喀尔喀蒙古为了感谢札雅班第达高僧的弘法活动，“札萨克图汗每日奉献给咱雅班弟达三只汤羊，又奉献给他三十个乌拉格，尊称他拉然巴咱雅班弟达”[7]4。1642年，札雅班第达仍在鄂齐尔图处过冬。1643年，则在和硕特昆都楞乌巴什处布法过冬。1644年，札雅班第达应达尔罕却尔吉高僧的邀请，前往额尔齐斯河流域参加阿巴赖台吉之建寺大典。他翻译一部关于松赞堪布王编年史《摩尼堪布》，后又主持了火化鄂齐尔图台吉母亲遗体的仪式。1646年，札雅班第达应邀请前去伏尔加河土尔扈特蒙古首领处传教布法。当时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首领王公们为了感谢札雅班第达的弘法传教活动，给他奉献了2万多匹马。1647年，他前往发源于铁木尔图诺尔(即伊塞克湖)北面赛里克图郭楞河之楚河流域僧格台吉处弘扬佛法。1648年，札雅班第达在卫拉特蒙古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支持下，在回鹘蒙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托忒蒙文。据传，从1650年至1662年12年间，他同他的学生用托忒蒙文翻译了200多部著作。这些著作大部分是藏传佛教经典，如《金光明经》、《贤劫经》等，也有一部分是科学、历史、文学、医学、天文著作。这在传播我国各民族间的宗教、历史、文学、天文、医药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649年，札雅班第达在博尔塔拉寺院附近的哈尔布图地方过冬传教译经。1653年，札雅班第达主持卫拉特蒙古首领巴图尔珲台吉葬仪，为死者超度灵魂，火化遗体，念经49天。1655年，应土尔扈特蒙古首领书库尔岱青之邀请前往乌拉尔河地区布教译经。拉德那博哈得拉说:“呼图克图咱雅班弟达为今世和来世播下慈善的种子，为命运好的民众传播至高无上的佛法，满足了他们的愿望”[6]18。1657年初冬，札雅班第达为额尔齐斯河建立的阿巴赖台吉寺院举行了大规模的法会。1662年夏，札雅班第达又前往圣地西藏，途经伊索克萨穆勒地方时，曾在卫拉特蒙古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之子及继承人僧格台吉处逗留十天。他接着就沿空格斯河而上，翻过阿敦库尔岭，来到裕勒都斯河，又路过霍尔图克，渡过海都克河，顺塔里木河而下，越过努克图，经过霍尔固勒，进入噶斯。于1662年秋，到达哈吉尔地方病故。 札雅班第达为藏传佛教在喀尔喀蒙古和伏尔加河土尔扈特蒙古地区以及新疆卫拉特蒙古诸部各地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札雅班第达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佛学家和宗教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活动家。在他一生中曾屡次赴喀尔喀、伏尔加河土尔扈特、西藏和清廷进行宗教政治活动，也曾对卫拉特各部之间的武装冲突竭力予以调解[7]20。为团结卫拉特各部，寻求一个有利于卫拉特蒙古民族发展的内、外安定和平的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清实录》载，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丁已，“上御太和殿赐厄鲁特部落喇木占霸胡图克图、单储特霸达尔汗绰尔济、喀尔喀部落扎萨克图汗下额尔克温布及土谢图汗下杜尔伯等宴”。喇木占霸即札雅班第达。札雅班第达还曾两次前往西藏进行宗教活动，并在1662年第二次赴藏途中圆寂。在他寂灭后，“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为了报答他的恩惠，献给他三个鄂拓克，同时送给许多人以‘格林’、‘格次勒’戒律”，成立了卫拉特蒙古大库伦(即库里雅)[8]52。据传，伏尔加河土尔扈特蒙古在阿玉奇汗时期建立了一所以“呼图克图格根”为名的库里雅。此庙的后裔目前在伊犁地区特克斯县，乃称呼图克图格根庙。呼图克图格根(意为活佛)是札雅班第达的众多封号之一。 17世纪，在卫拉特蒙古诸部世俗政权和札雅班第达等高僧的支持下，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地区的发展很迅速。准噶尔卫拉特蒙古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与和硕特蒙古阿巴赖台吉分别在和布克赛尔、额尔齐斯河建立了两座藏传佛教寺庙。上述两座寺庙文献资料有如下记载: 1.《准噶尔汗国史》曰:“浑台吉有三座砖城，全是白的，据说要新造第四座城。城与城之间相距一天路程。这些城市里住着浑台吉的喇嘛和耕地的人……由此可见，巴图尔首先建造的是寺院。”“费多尔•贝科夫见过阿巴赖建造的城市:‘那里住着卡尔梅克喇嘛……喇嘛的住处附近建有两个很大的佛像殿，它由焙烧过的砖砌成，他们的住房则是粘土的。喇嘛住处附近长着庄稼，有很多麦和黍，种地的是布哈拉人。’”[2]182-185 2.《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云:“从这个山区到达珲台吉的小城是三日的路程。这座小城据说是土城，城中有二座石筑的佛寺，在这座小城里住的是喇嘛和种田的布哈拉人。”“从延库利河沿额尔齐斯河右岸溯流上行三日，到达一座喇嘛庙。这个卡尔梅克喇嘛庙就在额尔齐斯河的左岸。那里有二座砖砌的佛殿，砖是烧制的，墙上抹了石灰。那个喇嘛庙的耕地由布哈拉人耕种。”[13] 3.《新疆社会科学情报》说:“呼图克图格根时期，厄鲁特之巴图尔珲台吉在和布克赛里地方建立了一所寺院。其名叫‘确吉扎拉布林’。与此同时，和硕特台吉阿巴拉在额尔济斯地方也建立了一座寺院。其名叫‘朋次克却进林’。说是这两座寺院的范围相当宏大⑧。”由此看来，可以想象出当时藏传佛教在准噶尔卫拉特蒙古地区发展之盛况。 准噶尔卫拉特蒙古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全面扶持藏传佛教，致力于发展准噶尔的政治和经济的同时，他还奉行与清政府加强联系的政策。1644年(顺治元年)，清朝政府定都北京。1646年(顺治三年)，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各主要王公台吉23人联名向清朝遣使通好，在这些台吉中就有准噶尔的首领巴图尔珲台吉、楚琥尔乌巴什、都喇勒和硕齐等。1647年(顺治四年)，巴图尔珲台吉自己单独派出使者赴京，清政府对来自准噶尔的使者十分重视，宴请并赏缎布等物，随即又遣官员宰桑古尔、侍卫乌尔腾持顺治帝的信前往巴图尔珲台吉游牧地回访。1650年(顺治七年)和1652年(顺治九年)，巴图尔珲台吉又两次遣使入京“进贡方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蒙文老档》，蒙字46号-0056)。1653年(顺治十年)巴图尔珲台吉去世后，其子僧格继续奉行与清政府和好的政策，顺治十三、十四年，僧格两次以巴图尔珲台吉的名义向清朝遣使“贡珊瑚数珠、白氆毯”。1664年(康熙三年)，僧格在其叔父楚琥尔乌巴什与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车臣汗支持下，击败了贵族上层的异己势力，正式成为准噶尔首领后，于1666、1667、1669年即以自己名义相继遣使入京通好。 藏传佛教在准噶尔卫拉特蒙古地区发展成为蒙古封建主政权的精神支柱。在巴图尔珲台吉之子僧格执政期间，藏传佛教在准噶尔卫拉特蒙古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从西藏格鲁派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三大寺前来准噶尔卫拉特蒙古地区传教译经、从事医学治疗的高僧大德络绎不绝。其中就有准噶尔卫拉特蒙古名僧墨尔根喇嘛阿旺洛珠和僧格台吉之弟噶尔丹呼图克图。《蒙古溯源史》载:“在僧格的时代，博硕克图当‘格隆’时回到卫拉特，他赐给许多卫拉特人以乌布锡、乌布升次、格次勒、格林等戒律，并翻译了许多佛经，给噶尔达玛做了道场，和墨尔根喇嘛一起返回西藏。”[8]52同时，《准噶尔汗国史》也记载:“从一些文件中查明，这个‘呼图克图’不是别人，正是僧格的弟弟噶尔丹，后来以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名字载入史册。根据俄国档案资料可以确定，噶尔丹生于1645年，童年时被献给了宗教界，大概因此取名‘呼图克图’。”[2]241-215可见，在僧格台吉时期，藏传佛教在准噶尔卫拉特蒙古地区有一定的发展。 注释：①妙舟蒙藏佛教史第四篇 ②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历史所，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宗教所、经济所、新疆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组成的“新疆蒙古社会历史考察队”，发现佚名作者用托忒文写的《和鄂尔勒克历史》。此文本由和静县阿尤什同志提供，诺尔布同志翻译，蔡家艺、马大正同志笔录。 ③妙舟蒙藏佛教史第五篇 ④所谓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为延续法统的一种制度活佛转生的说法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 ⑤噶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转引自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 ⑥《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4辑，第32、35页。 ⑦《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91年第1期第3页。 ⑧《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91年第1期第5页。 参考文献：[1]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1册[M].吴持哲，吴有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49. [2]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M].马曼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魏长洪.西域佛教史[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217-218. [4]李泰玉.新疆宗教[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73. [5]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青海通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315. [6]拉德那博哈得拉.札雅班弟达传[M].西•诺尔布校注本.包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4辑[M].内部参考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 [8]佚名.蒙古溯源史[J].新疆宗教研究资料，1984(9). [9]松巴•益西班觉，谢健，谢伟.青海历史[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4):37-38. [10]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M].吴均，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39-40. [11]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171-172. [12]恰白•次旦平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陈庆英，等译.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599. [13]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2册[M].厦门大学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48，26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