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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关于内蒙古的开发道路，存在“农垦实边”、“林牧兴边”、“农牧并重”三重认识分野，内含了巩固边防、内地问题、边省利益、经济增长、民族关系、生态平衡等六种目标取向。受边疆危机、内地灾荒等现实问题的困扰，关乎长远的林牧一途无由践行，内蒙古未能越出以农为主的误区。 关键词：民国时期；内蒙古；开发道路 内蒙古大草原，是我国北方的绿色屏障和重要畜牧业基地。走林牧为主的道路，无疑应成为内蒙古的基本发展战略。但事实上，对这一道路的认定，迟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真正巩固下来。而早在民国前期，就有一批有识之士为林牧兴边而呼喊。他们刊布文论，警示盲目开垦的种种恶果，阐发林牧双兴、利国利边的多多益处，为北国边疆设定出的是一幅草丰林茂、牛羊遍野的秀美图景。可是，面对当时“移民实边”、“农垦实边”的高唱入云，这一主张显得苍白无力。草地日辟、牧地日蹙、沙化日甚的势头，愈演愈烈，直至民国终结而未见稍逊减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未能幸免类似的教训。为什么林牧为主的正确取向这样难于起步?起步了又这样难于坚持?就中原因令人深思。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强调生态保护的今天，回过头来审视民国时期围绕塞外开发而展开的农牧之争(这场论争至今尚未有人做专门研究)，检讨其认识分野之脉络与事实认定之逻辑，对于深化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认识，坚定在内蒙古走林牧为主道路的信心，不无借鉴意义。 一、“农垦实边”、“林牧兴边”与“农牧并重”的基本认识分野 民国时期关于内蒙古的开发取向，存在“农垦实边”、“林牧兴边”与“农牧并重”三派主张。“农垦派”主张以农为主，走移民实边的道路；“林牧派”主张维护和改造蒙古传统畜牧业，发展林业，走林牧兴边的道路。介于二者之间，“农牧并重”派则主张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农牧兼顾。这一认识分野在民国之初就已开始，并一直延续至民国覆亡。但三方的论争主要在“七七事变”前20余年展开，因为这之后塞外局势大变，讨论西北开发的热点转向了宁夏、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应当承认，关于塞外开发的论争没有形成明确的论战三方阵营，实际上长期处于“自由独白”的状态，阵容与影响不可与当时盛行的政治思想论战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三方的此疆彼界还是清晰可判的，围绕塞外开发路径这一主题，均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论，凸显了各自的思想理念。 1.农垦实边论。有清一代，为维护其满蒙一体的基本方策和确保北疆的稳定，对蒙古畜牧业的主导地位是明确支持的，明令禁止内地人民出塞开垦。尽管汉人出塞私垦从未间断，田园渐次开辟，府县设立日多，但禁垦的法令严申如初。庚子之难后，危机日重的清政府为了开辟财源，从蒙地开垦中筹措军饷，断然放弃了对畜牧蒙古的保护。政府立场的转变最终导致塞外历史走向的巨大旋转。从此，背负沉重生存压力的内地移民如洪水泄闸，蜂拥北上；农垦浪潮席卷而来，势不可遏。以1902年贻谷放垦为标志，农垦实边取得了优势地位。1902—1910年，蒙古设州置县速度显著加快。据统计，这8年的设治数量占整个清代设治总数的50%以上。 民国之初，北洋政府承续清末的放垦政策，颁布了《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垦辟蒙荒奖励办法》两项法令，使塞外垦地在“官放”的轨道上进一步向北延伸。与执政集团的意志相应和，“移民实边”的呼声在政界、学界大为张扬。报章杂志上关于“移民实边”的文论触目皆是。《论移民实边之不可缓》、《开辟蒙荒议》、《经营满蒙议》、《中国边地之概念与移民实边》、《中国边地之现况与移民》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不可否认，这些文章大都为挽救北疆危机而作，包含有救国救边的可贵思想。作者普遍分析了边地人稀、边防空虚的状况，认为非移民开垦不足以根除外患。“自边患日亟，实边政策乃为中国经济上之唯一问题，而尤以蒙荒为最关紧切。”[1]但实际上，这类实边方案带有明显的盲目性，理想化的色彩很浓，在对边地与内地的人口密度进行简单比较后，就得出蒙古、新疆、青海等地人口吸纳潜力无可限量的结论。认为将内地过剩人口移往边疆，既减轻了内地人口压力，解决了兵多、匪多、游民多的问题，又填充了边防，解决了边疆地旷人稀的问题，堪称两全其美。有人列举了移民实边的十大好处:“1)为内地人口过多之调剂；2)安置内地游民，弥患于无形；3)可免工场中有人满之患；4)可免人民趋向城市以致无容纳之地；5)可为裁兵、救灾民之捷径；6)可以解决粮食不足之患；7)可以开辟蒙地成为富源；8)可以造成模范农区；9)可以增进生产，供实业上之需；10)可以杜绝外人觊觎，保全领土。”[2]这一概括搜罗详尽，在“移民实边”言论中具有代表性。暂且不论“免人民趋向城市”等思想有多大的合理性，就移民边地本身而言，显然没有考虑到蒙古等边疆地区的气候、土壤、水利、植被等自然条件和民族结构、土地制度等社会环境，不能不说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主观武断。 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在“移民实边”的立场上与北洋政府毫无二致，甚至有将全国犯人移向边疆的计划。这一时期，倡导移民实边的文论也是有增无已。从文论所持的基本理由来看，也不外乎前面提到的“十大好处”。有的学者将移民边地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思想联系起来，把移民边地看成是实现平均地权的一种途径；[3]也有人将移民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孙中山在该计划中提出十年内由人口富余的内地省份向西北移民1000万)联系起来，认为移民边地是在实践“总理遗愿”。[4]这样，移民实边又有了理论基础，影响更大。 应当注意到，国民党政权始终未能克服其内部的二重性与异质性，移民实边的言论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因而有着两种解释。上列文论大体上属于“中央本位论”，即从中央与内地的角度去看边疆问题，强调的是主权完整和全国范围内的资源调配。而位处边陲的地方实力派，首先看重的则是边地拓垦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和实力增长，荒价地税简直成了维持地方政权，并支撑其进行战场角逐的生命线。这种取向可归类为“地方本位论”。绥远、察哈尔、热河以及哲里木盟、呼伦贝尔上属的东三省，无不把蒙地开垦作为要政来对待。如绥远省政府建设厅1929年向蒙藏委员会提交的《建议划定蒙旗区内垦牧范围案》中就直言道:“绥远素称地大物博，而民生迄未发展者，皆由蒙荒闭塞之故也，现值训政建设之期，自应亟图开发。开发之首要是在蒙荒。”[5]《绥远建设季刊》首期刊文也指出:“未来开发西北者，莫不先之以劝蒙报垦，继之以建局丈放，招徕垦民，渐次村落星布，地成阡陌，民皆安土重迁。上则设官置吏，然后实业教育，凡百庶政始克以举。”[6] 农业本位下的“垦荒论”也是民国时期农垦实边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主张提倡的是所谓以农业进阶蒙古，使蒙古同胞“登之衽席”，跻身繁富之列。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总是遵循着狩猎—游牧—农耕的演进序列，生活无农不富，人口非农不旺，蒙边草地也不例外。吴廷燮在《内蒙富庶由开垦说》一文中说:“今内蒙哲里木盟之科尔沁达尔汉王旗、博多勒噶台王旗，富庶甲于诸部，是何也?垦地最多亦最腴也。热河卓索图盟之喀喇沁、土默特五旗、唐古喀尔喀旗垦地之沃腴，次于达尔汉王、博多勒噶台王两旗，故富庶次之……垦田多者，皆阡陌云连，村落麟次，工商诸业，无不发达；垦田少者，则人烟寥落，商铺亦稀；无垦者，则百产不殖，同于沙碛，而所部之人民，亦窘困特甚。”[7] 应当承认，农业本位下的“垦荒论”，也注意到塞外的土壤、气候、生活习惯等因素，指称“土性宜农”、“地处温带，地理上宜农”，但这种结论事实上是片面的。因为就塞外而言，尽管气候严寒、地多沙碛，但地域广袤，各处地理条件差异很大。若仅仅针对条件较好的地区，或单向度的考虑农作物是否能够生长本身而不考虑总体和长远，当然也可以得出土性宜农的结论。 2.林牧兴边论。民国时期，边疆命运未见明显转机，边疆危机始终存在。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移民实边论很有影响，可以说是时人的一种普遍认识。但任何时代都不乏洞烛先机、筹划长远之士。民国之初，就有人明确反对在蒙古屯田开垦，主张恢复和发展林业，保护和改进畜牧业。白月恒在《论蒙古之屯田及林牧业》这篇长文中，一开始就针对屯田蒙古、新疆、青海的时议指出:“盖拯救时危，揆度地理，屯田非良谋。斯议若行，恐无结果，转于移民实边之进行发生窒碍，影响于建设前途，良非浅也。新疆青海或当别论，若蒙古切近汉土，则利害相关，措施尤宜审慎”。[8]针对农业本位思想，他强调农、牧、渔、矿都很重要，关键要看一地方适合何种生产。认为:“是故世界上有农耕之民，有游牧之民，有渔业之民，有矿山之民。居平原者，农耕之民也。居沙漠者，游牧之民也；居海岸者，渔业之民也；居山地者，矿山之民也……是故矿山、渔业、游牧、农耕，皆天为之，人因之耳!”白月恒从生态保护的高度，联系历史，警示了尾随蒙地开垦而来的严重后果。认为:“抑吾尤有虑者，今如持人定胜天之说，必欲开蒙古或耘或耔，非徒无益，将有大祸随诸其后，则沙漠之南侵是也”；“瀚海(指内外蒙古之间的大沙漠)四周俱小沙漠者，岂其本然地质耶?殆瀚海中狂风激荡，传送四方，由渐而远者也。况昼夜不息，无复遮蔽，其开拓又何可量。试观今张家口外为元上都、兴和繁盛之区，现则察哈尔游牧于其间已。岂不重可畏哉?然则沙漠犹不至于速行南侵者，则北方一带尚有荒林野草为之御也。倘亦天造地设，不欲使北省为西域耶?今若移数十百万兵力于此，删辟草莱，如彼濯濯，吾恐瀚海上十万军声，将萧萧瑟瑟，卷甲而南下矣!阴山不足御而填砌长城，长城不足御而覆彼黄河流域。由是以推，数百年后，黄河流域将尽为莽莽荒沙，吾民其居是地者，其君子猿鹤小人虫沙乎?是蒙古屯田之为祸固不仅洪水猛兽也”。对于蒙地牧业，白月恒指出:“畜牧之业，亦人生之最重要者。蒙古为天然游牧之地，胡弗因其自然，取法他人，研究牧业，期于改良进步。森林既兴，可为牛羊避寒暑；即以木叶供刍秣，取之不尽，而用之不竭也。果能竭力经营，使大蕃息，则羊几千万头也，牛几千万头也。”[9] 白月恒的这篇论文，在边疆开发问题上是一篇振聋发聩的启蒙力作。它引入了生态平衡、经济分工、人地协同等新的重要理论，纵横比较，有的放矢，切中肯綮，掷地有声，突破了简单僵化的传统移民实边思维模式，代表了当时国人对边疆开发认识的一个新高度。可是，曲高和寡，该文未能激起多大反响。 “九一八事变”后，在一片“开发西北”的呼喊声中，到内蒙古调查的人渐渐多起来，深度思考蒙地开发取向的文论也有所增多。蒙藏委员会委员李凤岗对国民党当局的盲目移民实边提出批评，提倡调查研究，在塞外边地采取切实有效的开发步骤。他在《东北事变后的蒙古现状》中指出:“现在国内一般人，对于蒙古实际情形，诸多隔阂，所以每谈到蒙事，不说开垦，即说移民，并有将全国囚犯送往蒙古之说。绝没有一人为蒙古本身设想，应如何提倡教育，开发其智识，应如何振兴其实业，发展其生计。蒙古地方土匪应如何剿灭，使蒙人安居乐业。应如何使其本身有自立力量，抵御一切外侮，足以维持地方而守边境。”他对当政者在国难加深的关头，在边疆政策上仍不愿检讨、不思更改的态度给予责难:“但是国内政治家，而不急起，图目前救济之法，而仍大谈特谈其编遣屯垦移民实边之政策。恐怕我们的人尚未移到，而边地就要没有了。”[10]主持萨拉齐县新农试验场的金陵大学教师任建三主张在绥远养畜兴牧，“因牧业经济终年有利”；“另外在无水利可言之区，要坚决兴牧兴林，而不可兴农。或另于山中选一畜牧场，春夏入山放牧，秋冬回田饲养，农牧互助而兼顾。”[11]结合西北开发，有学者还对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行重新思考。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汪德昌在《畜牧富国》一文中提出，农业生产成本高，单纯依靠农业，难免有谷贱伤农之虞，况且西北不少地方“地是硬的，土是未风化的，雨水是少的”，本来就不适宜开垦。因此，必须重视种草和发展畜牧业。[12]就塞外而言，汪德昌指的是移民畜牧形态，与白月恒所提的蒙古牧业相得益彰，一致认定塞外要走林牧之路。 3.农牧并重论。民国成立时，农业区在塞外已占有相当比重。内蒙古6盟49旗，除靠近外蒙的锡林格勒盟仍处于游牧状态外，其余5盟都出现了农作区。开垦较早的卓索图盟、察哈尔右翼四旗及土默特特别旗甚至完全变成了农业区。这些地方的蒙古族同汉族农民一样，也过起了躬耕陇亩、击壤而歌的田园生活。经过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继续开垦，农业范围在塞外进一步扩大，其地位已超过牧业。在这种情况下，要推倒已经发展起来的农业，完全恢复旧有的蒙古草原，事实上绝无可能。较为现实的做法只能是保护好未垦的草地，因地制宜，兼顾牧业与农业、牧民与农民的双方利益。因此，林牧兴边的主张多数都采用了农牧并重这一“承认事实”的提法。明确这一点，对于理解林牧兴边论十分重要。 1929年，在国民政府内政部召开的全国垦务会议上，有两项提案就恳切指出塞外一定要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因地制宜，切勿盲目开垦。第一项提案在申述察绥两区不宜开垦的理由时指出:“察绥两区之地质实况，除绥远之后套水田、土默特、准噶尔等处及察区之接近长城之少数地域而外，无论已垦未垦，无一处非细沙横飞，气候寒冷。春则开冻甚晚，开冻之后，如无春雨，则细沙填满田陇，不能播种，既得春雨之后，如播种稍早，则为春霜所害。秋季又见霜过早。加之夏季雨量无多，以最短之日期，希望农物之丰收，势必有所不能”。提案对热河与察绥两区的农作条件做了比较，进一步揭示察绥两区不可强行开垦的道理。“如热区之蒙民改农业以来，并未见有何等不便，今旦进而与汉人竞争农作。然究其原委，热区多肥沃之田，故初垦之汉人，皆称小康。学垦之蒙人，亦足维持生计。察绥两区恰成反比例现象，能垦种之汉人尚着着失败，岌岌不能自保，其无农业智识之蒙人，自必愈加危殆”。提案还一语破的地指出，边地残破，蒙人“危殆”，“其实为政治者只尚纸上谈兵，不顾事实之可否，强行不合事情之政治所致”。提案最后郑重指出:“绝非蒙人不愿庭院生活，甘心主持幕帐之居，固其地势之关系，实有不得不然之势在焉。故主张西北未垦区域，先以调查入手，查其地质气候、雨量种种，切实准备，可垦者垦之，不适垦者仍作牧地，免使细沙横飞，牧农两废。庶乎两族人民之生计，得以平均维持，不致两败俱伤，均成饿殍也”。[13] 第二项提案也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塞外不可大兴农业、遍地开花的原因。“内蒙气候土质，非全适宜农垦也。内蒙有平原丘陵，亦有大川巨泽，有盐碱地，亦有沙漠不毛。”提案为此主张要根据“土性”之不同，农、林、牧三业并举。“倘能三业并进，将见地利不至抛弃，而牧垦生计得以解决，国家财富亦裕”。[14] 这两项提案都是熟知塞外情况的当地人士提交的，面对实情，言之凿凿，与空发议论的种种移民实边方案形成鲜明对比。 二、农牧论争的视角分析与塞外开垦不可遏制的原因 对农牧论争三方的身份背景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场论争的社会参与面相当广泛。从民族成分看，有汉族，也有蒙古族；从职业看，有专家学者，也有政府官员；从地缘关系看，有中央人士，也有边疆人士，还有一般内地人士；从学科结构看，有从事社会科学的，也有从事自然科学的。这种景象与近代以来“大家都来关心边疆”的一代风气是相互映照的，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日益上升的重要体现。因此，塞外开发取向问题上出现的认识分野，不仅反映了人们一般意义上的认识水平差异，更重要的是，它还内含了不同社会群体应对边疆民族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不同设计和理念。要理清这种认识分野的脉络结构，首先必须对论争者的社会归属情况进行梳理。就本文所关涉到的参与者，其基本情况如下: 主张农垦实边的有:中国地学会会员刘仲仁，绥远垦务局策垦科科长孙淮南，东北政务委员会蒙旗处处员黄成光，蒙藏委员会吴廷燮，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马鹤天，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孟广照，另外还有彭家元、心痕、宫廷章、杨生彬等人。主张林牧兴边的有:中国地学会编辑部部长白月恒，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汪德昌，金陵大学农林科讲师任建三，蒙藏委员会委员卜文瑞(蒙古族)，另外还有彭文和。主张农牧并重的有: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处长李凤岗(蒙古族)，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教授唐启宇，绥远垦务局策垦科科员王尚纲，东南大学农科副主任过探先，另外还有盛明真、霍世昌、魏静文、刘克让等人。据此可将参与论争的人士分成5个类别:(1)中央背景人士；(2)边省背景人士；(3)一般内地人士；(4)蒙旗人士；(5)地学农林专家。其中中央背景人士有:吴廷燮，主张农垦实边。边省背景人士有:王尚纲，主张农牧并重；孙淮南、宫廷章、黄成光，主张农垦实边。一般内地人士有:刘仲仁、彭家元、心痕、马鹤天、杨生彬、孟广照，主张农垦实边；盛明真、魏静文、霍世昌、刘克让、过探先，主张农牧并重。蒙旗人士有:李凤岗主张农牧并重，卜文瑞，主张林牧兴边。地学农林专家有:唐启宇，主张农牧并重；白月恒、汪德昌、任建三、彭文和，主张林牧兴边。 由此可以看出，认识分野与身份归类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农垦实边论者全为中央、边省背景人士和一般内地人士，蒙旗人士及地学农林专家则几乎全都主张林牧兴边。塞外开发涉及到边防、经济结构、生态环境、民族宗教等多方面，关联到中央与地方、塞内与塞外等多方关系。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去对待，就会做出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可以说，视角差异是导致以上认识分野的一个关键原因。总结起来，这场论争主要体现出以下6大视角:(1)巩固边防；(2)内地问题；(3)边省利益；(4)经济增长；(5)民族关系；(6)生态平衡。第3项前文已论及，这里仅就其余5项进行梳理。 1.巩固边防的视角。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形成沿边环伺之势，沙俄从北方觊觎外蒙古、新疆，日本从东面窥视东北、内蒙古，英国从西南伸手西藏，边疆岌岌可危，举国为之震动。鸦片战争后，以魏源、姚莹、张穆、何秋涛等为代表人物的边疆学、西北学的兴起，就反映了先进士大夫对于边疆形势的强烈关注。他们著书立说，总结前朝治边经验，探究边疆历史与现状，像魏源的《圣武记》、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姚莹的《康纪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就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边疆问题著作。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边疆危机不断加重，到20世纪初，北部边疆已破碎不堪:沙俄侵占了我国西北、东北边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强占旅、大，俄、英策动外蒙古、西藏“独立”，日、俄还在东北大地上展开厮杀，形成“北俄南满”的分割局面。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收回了一些主权和利权，但主要集中在南方，北部边疆形势仍在继续恶化。1919年，外蒙古宣布“撤治”，取消“独立”，但旋又于1924年再次宣布“独立”，日本这时更是加紧向东北、内蒙古渗透，新疆、西藏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在这种边疆危局无有转机的情况下，“边疆热”不可能降温。对于边疆问题，人们最关心的肯定就是边防能否巩固、失地能否收回的问题，其他如边疆开发、边政建设等侧面都被这一极端重要的题目掩盖和取代了。一谈到蒙古问题，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北疆安全，而要巩固北疆，就得移民实边。正如李凤岗在前注文中所说的:“所以每谈到蒙事，不说开垦，即说移民，并有将全国囚犯送往蒙古之说”。可见，国人高度关注边疆安危的爱国热情是造成“移民实边论”和“农垦实边论”一边倒的主要历史背景。 就“移民实边论”和“农垦实边论”的内涵而言，它们又是对中国传统治边理念的继承。移民实边、屯田戍边是中国古代加强边防的两大政策。它们有时单独实行，有时则结合运用。事实证明，在交通、通讯手段十分落后的时代，这种“化边疆为内地”的开发式固边方策是富有成效的。在上升为国际法的近代条约划界制度没有启动之前，判明边界的依据实际上主要是靠实体标志而不是法律文本。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村落、驻兵、哨卡显得尤为重要。驻兵屯守，虽然也可做到亦兵亦农，耕战两利，但管理及维护成本高；而移民实边则属民间行为，移民以住代屯，以耕代守，无需国家负担，是和平时期充实边防的最佳选择。唯其如此，移民实边受到历代王朝的普遍重视。清末民国时期，尽管立约、绘图、定标的法律划界办法在西方流行开来，但中国是弱国，“弱国无外交”，中国不可能在谈判桌上与西方列强处于平等位置，不可能与虎视鹰瞵的入侵强敌签定出公正的边界条约，所订立的都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传统的实边办法仍然十分重要，是保卫边疆、防盗入室的有力保障。民国时期的移民实边论、农垦实边论的盛行，既反映了传统治边思想的延伸，同时也凸显了在当时列强当道、公理不行的情势下，中国非实力无以固边的处境。 2.内地问题的视角。人多地少、人满为患是困扰近代中国内地的严重社会问题。全国一盘棋，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资源调配，包括有组织的移民，是很正常的；但片面地进行，光考虑移出地的利益，不考虑移入地利益，就不能说是合理的了。民国时期的边疆移民，有人强调实边的一面，有人则主要是出于解决内地人多问题的考虑。马鹤天的主张最有代表性，他说:“现在要去兵、去游民，并使将来不至增兵加匪添游民，非把根本问题解决不可。有什么法子可以解决呢?在这里我提出一个办法来，就是要提倡大家‘到西北去’!”[15]这些人到西北去后干什么呢?持塞内问题视角的人一般都主张农垦，因为他们本身又是农业本位论者，认为农业才能解决吃饭问题，而“三多”大多是由吃饭问题引起的。 3.经济增长的视角。这种视角考量的重心是对农耕与牧畜两种生产方式的产出比较，认为牧业不如农业高效，不如农业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要在塞外走农垦道路。从生产经济学的层面来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而言，在土地面积一定的条件下，农业的产出率大大高于畜牧业，可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食物，养活更多的人口。农耕者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并直接对其消费。畜牧者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从食草动物这一高一级营养级上获得食物能量。根据生态学原理，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一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每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这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十分具体地指出，食物能量在生物间传递的有效率只有1/10，“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16] 现代农业生态学者经过计算认为，用农耕维持一个人一年的营养只需1—1.5亩的土地，而改为畜牧养活一个人则至少需要10倍以上的土地。或者说，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畜牧业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及农耕业的1/10。在传统的游牧社会中，由于牧法粗放，牧业的产出成本更高。据上世纪30年代的材料，蒙人牧畜，“牧草一任牲畜自由啮食，以致一马而需地四十亩，一羊而需地十亩”。[17]按照这一标准，在蒙地用养羊的办法养活一个人1年时间，所需的地土决不只止10亩，因为一只羊绝对不够一个人吃1年，大约需20—30只羊。这样养活一个人1年所需的草地就要接近或超过100亩。 所以，按照持论者本身的逻辑，“农胜于牧”的观点是可行的。但问题在于，这种论说者多是“农业本位论”者。他们基本上是一般内地人士和边省人士。内地人士的出发点是内地而不是边塞，不少人根本就没有去过塞外，是以内地假想塞外，所发议论带有很强的空想性。有的人根据抽象的数字比较，就下定结论，置数字背后的客观条件于不顾。康捷生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他说:“反视内地各省，有面积小于蒙古十倍，而人口之数目竟十倍于蒙古者，其所以然者，盖由于地之未尽其利也。据精确之农业统计，以同一地质同一面积之土地，一事畜牧，一事农垦，其纯益之计算，恒数倍于畜牧。”[18]蒙古与内地自然条件相差很大，以内地去度量塞外，肯定要犯移花接木的错误。正如盛明真在批评“农垦实边论”时所说的:“我国以农业立国，谈开荒者往往以振兴农业为急务。这种主张在内地各省或可适用，而在边疆方面，因气候土壤关系，若专从事农垦，就不免图劳无功。”[19] 4.民族关系的视角。塞外草原原为蒙古族的游牧地，明代以后，口内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汉族逐渐迁移北上，到民国初年，内蒙古的汉族人口已经超过了蒙古族人口。由于大片草地开垦，蒙古牧民的牧场愈来愈狭小，特别是土质肥沃、水源便利的地方多已开辟，剩下的土地多为沙梁碱滩，贫瘠不堪。开垦每进一步，牧地就退一步，蒙古族牧民生计日蹙，对开垦产生越来越强的抵触情绪。如果再任其开垦下去，势必严重影响民族关系。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绥远垦务局的王尚纲就提出划分农垦范围，以保护蒙民生计。“此后劝垦，凡已垦未报之地为达尔罕旗之二里半地、西公旗之佘太召、乌兰捣包地、杭锦旗之河南地、达拉特旗之永租地、准噶尔旗之河套川地，以及鄂托克乌审旗之私垦地均设法劝告报外，其余似应划分垦牧界限。应垦者即归公家拓殖之用，应牧者仍划作蒙民畜牧之需。”[20]绥远省府建设厅还向蒙藏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建议划定蒙旗区内垦牧范围案》的提案。在此之前，察哈尔省府也提出保留蒙民牧场的问题:“在蒙人前提倡垦务，虽不敢公然反对，心中极不为然。实业当局恐逼迫过甚，激起反动，改变方针，在察区则提倡畜牧，绥远则提倡农垦。”[21] 边省方面的保护牧地主张，究其旨意，实际上依循的是救济原则和安抚原则，并没有放弃农垦的根本主张。王尚纲在同一篇文章中说:“近来提倡开发西北者，概以化兵为农、拓殖蒙荒计。若施之绥远，徒使蒙民发生断绝生计之恐慌，实为垦政前途之障碍。”[22]可见，他关心的主要是“垦政前途”，划留牧场只不过是为了进一步开垦牧场。绥远省府建设厅在向蒙藏委员会的提案中明确写道:“绥远素称地大物博，而民生迄未发展者，皆由蒙荒闭塞之故也。现值训政建设之期，自应亟图开发。开发之首要是在蒙荒”。[23]所以，边省方面的“保牧”主张与肯定内蒙古牧业发展方向还有很大距离。 既考虑到蒙民生计又考虑到内蒙古牧畜前途的是一些内地人士和蒙旗人士。内地人士以霍世昌、刘克让等为代表。霍世昌说:“回顾蒙民，牧地日促，牲畜不蕃，加以应分之荒价不分，当得之地租不得，反遭盗匪劫掠之祸害。故一闻开垦，莫不疾首蹙额。夫以不适农垦之地，而强使之农垦，其失败乃必然之事实。实则牧畜亦人类所必须者。”[24]刘克让也指出:“蒙旗部落及本地教民民众所在区域的土地，有些可作耕田，有些则宜游牧。在未开垦之先，至少应作概略的土壤科学调查工作……而且各部落的牧地，不宜耕作者若强迫开垦，对该部落人民生计直接损害，对垦民生活亦无补益。”[25]蒙旗人士身为蒙古族，对家乡的土利条件最了解，对农进牧退带来的后果深有感触，一般是主张在塞外改造和发展蒙古畜牧业的。如卜文瑞就说:“治蒙之法虽多，理蒙之策虽夥，然吾人必择以较重要，而易举者为之。故必依据几项原则……且此等原则之成立，必得遵照蒙民之习惯、风俗、社会环境，以及人民生活上所积极之需要，如此始可定规。”[26]卜文瑞还检讨了蒙地开垦的弊端，认为塞外不宜开垦。这一见解在文章发表时被编辑删去了，因为它与主流的“农垦实边说”不合拍。其实，删去的恰恰是文章最有价值的部分。应当指出，蒙旗人士讲的发展畜牧，不是站在狭隘的本民族立场上的，其中也包括了内蒙古的汉族等民族成分要发展畜牧业的意愿。 5.生态保护的视角。这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对塞外发展方向的设计，依据的是塞外本身的自然特质和资源禀赋，既考虑到现状，又兼顾到长远，体现了前瞻意识和战略眼光。这种视角选择的方向之所以到现在还在为我们所坚持，关键就在于持论者不是短视的，在当时就考虑到了子孙后代的事。毫不意外，地学农林专家是这种视角的中坚。他们有的是归国留学生(像汪德昌是留美博士)，有的是国内知名学府农林专业毕业的高才生(像任建三)。他们接受过系统的新式教育和科学训练，掌握了专门的地学、农学、林学理论知识，已形成自觉的生态观和人地协调观。在发展规划方面，他们往往能够敏锐地顾及到制约后续发展潜力的环境许可因素，而这一点是不易为缺乏科学武装的一般时人所觉察到的。在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和人地协调发展意识方面，可以说他们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发表的见解自然不同凡响。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他们注重客观实际、注重调查研究，严谨求实。彭文和明确提出:“开发西北不要违背了自然。”他在详细分析了大西北(包括内外蒙古)的自然条件后，主张“开发西北应以畜牧事业为先驱”。[27]白月恒、任建三都有过在塞外长期考察调研的经历。白月恒到卓索图盟一带做过大量的地质考察，任建三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绥远萨拉齐县新农试验场场长，他们对塞外蒙地的地理地质情况是极为了解的，提出的林牧兴边观点极具针对性。 农牧并重观点也内含了一定的生态考虑。它强调因地制宜，尊重经济规律。在农牧业领域，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是相通的，按经济规律办事，其实也是按生态规律办事。因为农业与林牧业都属于生物生产，如果违背支配生物运动的生态规律，在不适宜农耕的地方强行开垦，必然要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最终影响到经济产出。前文所揭1929年国民政府垦务会议上的两项提案，就有力地证明了在塞外垦地种粮的恶果。但农牧并重论与白月恒等人切实从长远发展角度提出的林牧兴边论还有一定差距。农牧并重论实际上是一种折衷论和承认主义的观点，即对已经开垦的地方采取承认事实的办法，用以牧畜造林的只限于未开垦的“剩余部分”。另外，农牧并重论者还低估了环境退化的严重性。塞外有些暂时看来宜农的土地很可能几年间就会变成不毛之地，这样的教训在清末民国时期就很多。“查口外向为沙漠之区，平原辽远，一望无垠，率皆沙底土壤，厚者不过二三尺，其次者约一二尺许，更有不及盈尺者甚多，因接近沙漠，春季多起西北风，其势极猛，将地上沙土随风飞扬，久而久之，愈吹愈少，愈少愈薄，土壤厚者不过可经五六十年，土壤薄者可经二三十年，最薄者仅经五六年俱变为硗瘠之地，不堪耕种”。[28]至于盐碱地，“初垦种者，盐碱性未曾发出，尚能耕种二三年，经耕数次，土壤疏松，日光曝晒，碱气蒸发，土质尽变为灰白色，即种而不苗，即苗亦枯槁矣”。[29]可以说，塞外沙漠化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侥幸心理导致的。对塞外这样生态极其脆弱的地方来说，讲农牧并重是很不够的，“充类至尽以明其诬妄”，应当立场鲜明地坚持以林牧为主。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如果对农业采取暧昧不清、含含糊糊的态度，有可能毁了大局。 对于塞外开发的以上6种不同视角，实际上也代表了影响塞外开发的6种不同力量。它们作用的方向不同，作用的强度不同，最后的效果也就不同。巩固边防的视角，举国上下都支持，既有官方背景，又有民间基础，影响力最大。边省利益的视角，虽然只有边省当政者自己赞成，但他们是塞外地区的直接管辖者和政策执行者，最具有关于塞外走向的决断权。所以，边省的意见也不可小视。内地问题的视角，中央支持，人口大省赞同，具有一定影响。经济增长论在塞内外有农业本位论做铺垫，加上边省政府和塞上老财的支持，势力也不小。蒙古民族问题受到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但在国民党的执政理念中，实际上是淡化民族问题的，把民族问题等同为边疆问题，[30]这样，民族关系的视角影响有限。生态环境的视角，持论者多是专家学者，既缺官方背景，又乏民众合作，孤立无援，声音是最小的。按照影响力，这6种视角的大体排序如下: 巩固边防>内地问题>边省利益>经济增长>民族关系>生态环境 实际上，塞外开发取向就是按照这一座次认定的，哪一种视角的支持力强，就朝向哪一边。结果当然是巩固边防、内地问题、边省利益、经济增长等4种视角共同指向的农垦实边占了上风。 民国时期是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过渡时期，尽管有了兴林兴牧、因地制宜的宝贵思想，但由于社会支持者和政府执行者双双缺席，这一良法美策终难践行。民国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强敌入侵，边警迭报，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国定才能邦兴，在如此混乱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建设内地，还是开发边疆，都不可能做到全局规划、周密部署和落实到位。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也制定了不少兴国安邦的宏图硕划，但大都停留在纸上，有幸得到落实的，也打了不少折扣。像植树造林、治理江河等保护生态的工程，民国时期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主要集中在江浙等省，跨区域的系统性工程进展甚微，其中除战争影响外，军阀割据、政令不通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个弱政府，缺乏整合各方关系的实力，对不少省份采取了放任自流态度，好多事情中央法令政策上有计划、有安排，到地方上就变成无计划、无安排，任其便宜行事。 内地过剩人口需要安置，的确给塞外治理出了一道难题。塞外农垦，极大地破坏了塞外生态，蒙古族牧民为此做出了很大牺牲，但客观地讲，它在解决内地成千累万的贫民饥民的吃饭就业问题上，也有肯定的地方。清代和民国，中国非农产业十分薄弱，城市化水平很低，解决富余人口和剩余劳动力的办法主要是靠横向农业移民。灾害救济也主要是靠逃荒，谈不上什么就地解决。内蒙古与灾害多发的北方数省相连，一有灾害发生，饥民就顺势而入，势不可挡。因此，内地的人口压力、就业压力不能有效解决，内地的社会保障不能有效建立，内蒙古向内地倾斜的姿态就不可能改变，而这对于确立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是很不利的。 生态保护和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是一项战略性课题，关乎未来发展大计。但未来取向常常易受当前取向的干扰。生态保护有时候是认识跟不上，但有时候的确是由事不由人。就民国时期的塞外农民来说，有的人已意识到垦种沙质草地的后果。1916年办理察哈尔哈拉罕等地放垦专员卢师湘就听当地农民说:“该处宜于畜牧不宜于耕种，畜牧利于草地，草根抓住地皮，风刮不动，所以千百年来该地依然无恙。耕种势必犁松地皮，风刮即去。”[31]但为艰难的生存处境所限，他们不种地就无法活命，明知后果严重还得开垦。可见，生态问题和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是高要求的课题，只有基础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解决好，才能将其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林牧兴边在民国时期无由伸张，盖因缺乏政治统一、经济宽松、社会有序这些基本前提。 注释： [1] 刘仲仁:《开辟蒙荒议》，《地学杂志》1916年第8期。 [2] 彭家元:《中国边地之概念与移民实边》，《东方杂志》1925年第6期。 [3] 参见心痕:《移民边地问题之研究》，《政衡月刊》1934年第6期。 [4] 参见温子瑞:《开发边疆的理论与实施》，《新亚细亚》1931年第4期。 [5] 《建议划定蒙旗区内垦牧范围案》，《绥远建设季刊》1929年第2期 [6] 孙淮南:《垦务与建设及民生》，《绥远建设季刊》1929年第2期。 [7] 吴廷燮:《内蒙富庶由开垦说》，《蒙藏旬报》1931年第2期。 [8] 白月恒:《论蒙古之屯田及林牧业》，《地学杂志》1912年第2期。 [9] 白月恒:《论蒙古之屯田及林牧业》，《地学杂志》1912年第2期。 [10] 李凤岗:《东北事变后的蒙古现状》，《蒙藏旬报》1932年第3期。 [11] 任建三:《绥省农垦工作记》，《农业周报》1931年第67期。 [12] 参见汪德昌:《畜牧富国》，《蒙藏旬报》1932年第2期。 [13][14] 盛明真:《开垦边荒之研究》，《蒙藏旬报》1931年第3期。 [15] 马鹤天:《中国当前的大患与其根本解决》，转引自戴季陶等:《西北》，新亚细亚学会丛书之一1931年版，第251页。 [16] [美]R•L•史密斯著、李建东等译:《生态学和野外生物学》，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9—60页。 [17] 袁勃:《察绥之农业》，《开发西北》1935年第2期，。 [18] 康捷生:《蒙古农垦刍议》，《西北论衡》1937年第11—12期。 [19] 盛明真:《开垦边荒之研究》，《蒙藏旬报》1931年第3期。 [20] [22] 王尚纲:《推广垦殖筹议》，《绥远建设季刊》1929年第2期。 [21] 吴国栋:《绥远游记》(1925)，内蒙古地方志编篡委员会总编室编印:《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2辑，第193—194页。 [23] 《建议划定蒙旗内垦牧范围案》，《绥远建设季刊》1929年第2期。 [24] 霍世昌:《整理绥远土地刍议》，《边事研究》1937年第3期。 [25] 刘克让:《开垦边地问题》，《西北论衡》1937年第11—12期。 [26] 卜文瑞:《畜牧蒙古的检讨》，《边事研究》1937年第6期。 [27] 彭文和:《开发西北应以畜牧事业为先驱》，戴季陶等:《西北》，第108页。 [28] [29] 许闻诗:《张北县志》卷5《户籍志》，1934年。 [30] 关于这一论题，请参见拙作:《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 [31] 察哈尔垦务总局编:《察哈尔全区垦政辑览》(1916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395册，第15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