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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1—1912年的南北议和谈判中，南京临时政府就清皇室以何种方式结束它的统治，与清政府代表妥协，发布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的优待条件》、《关于清皇室待遇之条件》、《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南京临时政府天折以后，三《条件》仍沿行外，北京政府特就蒙古王公待遇，又制定和颁行了一些新的政令，使相沿二百多年的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得到延续。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的认识，虽未曾引起讨论，但许多文章中所反映出来的观点，似乎并不一致。笔者试图从民国初年的社会政局着眼，讨论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延续的成因及其意义。敬祈读者指正。 一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制定和推行同盟会纲领的全部实践中，总的趋向是与封建势力妥协，妥协的目的，在于尽快结束清朝的统治，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其它枝节”问题的处理，都“可从宽”[1]，这是南北议和谈判中，很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 武昌起义胜利之后，革命形势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革命内部十分涣散，•领导很不得力。同时，革命党人面临着极为突出的财政困难。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外交上的不承认等等，都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巨大压力。尽管革命形势在高涨，但许多革命领袖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是有足够信心的，宁愿向各种封建势力、向帝国主义势力妥协，以能尽快换得共和制度的早日实现。正如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中所说:“那时凡是拥护共和的人”，革命党人“都愿意同他合作”，只要“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因此，在清帝退位和承认“共和”的前提下，南京临时政府愿意给予一切封建势力以优待，并不是辛亥革命时的奇怪现象。 注意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在内外蒙古的阴谋活动，对于了解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对蒙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二十世纪初，蒙古地区的政治形势是复杂的。一部分蒙古先进分子，接受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在内蒙古地区开始了革命活动，开辟了一条通向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封建王公贵族和上层僧倡，在民主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部分人，乘机挑出“泛蒙古主义”旗帜，投靠帝国主义，搞起了“独立”活动，迈上了分裂祖国的道路。清政府在蒙古地区，推行封建王公制度已二百多年，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又牢固的政权与神权相结合的封建统治基础。执掌旗政、庙政的王公活佛们的政治动向，对蒙古地区的命运，在一定条件下将会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对我国蒙古领土，抱有野心的日俄帝国主义，借辛亥革命之机，将魔爪伸进了内外蒙古，明目张胆地援助那些“泛蒙古主义”者。1911年12月，哲布尊丹巴的“独立”及其建立的“蒙古国”，典型地显示了这一特点，它标志着外蒙库伦集团所代表的蒙古民族分裂势力，投向了帝国主义怀抱，甘愿充当帝国主义蚕蚀我国边睡疆土的工具。当这股逆流席卷呼伦贝尔以后，内蒙古东部蒙旗直接受到了冲击。日本帝国主义也不甘居帝俄之后，它以隐蔽的阴谋手段，诱引内蒙古中部个别盟旗王公，企图策动“内蒙古独立”。 袁世凯组阁以后，为了讨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对俄国实行妥协外交，非但制止不了库伦集团的民族分裂活动，而且对内蒙古“独立”外向的蠢动，也没有采取及时的必要的对策。袁世凯为了对抗民主革命，要笼络国内一切反动势力，迫切希望得到蒙古王公的公开支持。清朝皇族危在旦夕的时刻，隆裕皇太后在御前召集在京蒙古王公，诉说了蒙古先祖“效忠朝廷”的事例，要求各王公在“国事危急”之际，为朝廷“献策效劳”[2]。在场的王公，“深知朝廷优待蒙藩”，事后便以内外蒙古及土尔息特部、科布多、和硕特部、新疆回部等一百多个旗的代表名义，致函内阁支持袁世凯，他们认为:“全蒙几见噬于强邻，库伦几沦于异类”，他们为此而“痛心疾首”，愿为“期复旧观”而努力[3]。在议和谈判开始以后，清廷很注意满蒙贵族之间，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要为对“于大皇帝无贰心，于强邻无异志”的蒙古王公，力争必要的优待。 南京临时政府和各族爱国者，认识到了蒙古地区所呈现的复杂态势，对它的前途表示关注、忧虑和不安。在内蒙古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力量，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不可能左右蒙古政局;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头绪万端，虽然有解决边疆危机的紧迫感，但事实上没有力量，又不可能去优先处置那里所发生的事件。考虑到蒙疆地区的特殊情形，研究矛盾的复杂性，抵制帝国主义对我国疆土的阴谋，争取蒙古地区局势的稳定，早日实现全国的“共和”，只能对蒙古封建势力采取妥协政策。 二 南京临时政府对蒙古封建势力的妥协，是以蒙古王公“拥赞共和”为前提的，革命党人真诚地期望通过这样妥协，能有利于解决蒙疆危机，早日实现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南北议和谈判，确实引起了蒙古封建势力的极大注意，驻京的内外蒙古王公们，以外蒙古八十六旗、内蒙古四十九旗代表名义，组成了“蒙古王公联合会”，要求南京临时政府与它“直接通电”[4]。1912年1月11日，这个“联合会”通电南京临时政府，声称:“必欲成民主，蒙部实不愿与诸君共和”[5]，明确地表达了蒙古王公抵制共和的态度，支持袁世凯内阁，共同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但也清楚地表露出，蒙古王公联合会并没有提及外蒙古“独立”事件，显然蒙古王公大多数，并不赞成库伦集团的分裂活动。这一政治动向，使革命党人多少能知道，必须谨慎对待蒙古王公，他们中的大多数有争取的可能性。 当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必除，实现共和已成为全国政治潮流的时候，蒙古王公联合会顺应潮流，随风转向，与袁世凯同步唱出“赞助共和”的调子。2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表达对“共和”的妥协愿望，同时强调: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向与内地不同，蒙古地区的面积，占“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处强邻”，蒙古制度一旦变动，“危险实多”。这份通电毫不掩饰的暗示南京临时政府，全国实现井和以后，蒙古王公在有清一代所享受的待遇不能变动，有继续享受的必要性。这份通电，不能不唤起南京临时政府的注意，慎重的制定对蒙方针政策。 如何解决国内民族关系问题，孙中山先生通过同盟会纲领，及其后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和演讲，进行了许多阐述。孙中山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愿中国“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6]。孙中山特别强调，实现这种民族关系的基础，是“五族共和”。孙中山的这种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南京临时政府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纲领。当然，民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五族共和”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革命党人也没有来得及详细研究。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共和制度，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靠“五族共和”也解决不了边疆的危机，但它又确比封建王朝跃进了一步，提出了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并为此而努力试验，这是难能可贵的。 孙中山对蒙古封建势力的妥协，除坚持“五族共和”前提之外，又强调了如下原则:必须反对和取消哲布尊丹巴型的“独立”。他在就职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地指出:“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7]，希望蒙古西藏王公喇嘛认清:“政体虽更，国犹是国”，应举行与各省联合的独立，推翻清朝统治，以维护中华版图的完整和“共和”的实现。孙中山针对蒙古王公联合会的通电，特于1月28日回电，并致电蒙古王公活佛，提醒他们注意:“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不可倚赖”，盼望他们关怀时局，眷念桑梓，“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南京临时政府热诚要求各盟选派代表，到南京“参议政要”[8]。孙中山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对蒙古王公联合会提出的，不变动“蒙古制度”的要求，同意让步。 1月14日，伍廷芳代表南京临时政府，电告蒙古王公联合会，民国成立后五族一律平等，“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傣及旗丁口粮等，必谋相当之位置，决不使稍有向隅”[9]。这份电文，向蒙古封建势力，正式传达了南京临时政府的立场和态度，抚慰和满足了蒙古王公的愿望和要求。2月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三《条件》修正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蒙古王公联合会对“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等条款，立即做出反响，致电伍廷芳表示欢迎和接受。公开声明:“诸王公赞成共和”，今后“同建民国”。3月24日蒙古王公联合会派出代表，前往库伦，劝说撤消“独立”。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考虑国内民族关系，在解决蒙藏边疆危机等问题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中，应注意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处理具体问题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处境，没有力量去直接解决外蒙古“独立”事件，但当务之急又必须团结蒙古社会的僧侣上层势力，促使蒙疆问题的和平解决，朝着有利于“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的方向转化。蒙疆危机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俄国政府阴谋与其间，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因素，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艰巨性。1月19日伍廷芳致孙中山、黄兴的电文中，曾经指出，蒙古呼伦贝尔“独立”一事，是应该“设法排解”的一大问题，若处理不当，则将“贻国家分裂之祸”，即使南北合一之后，尚“不知如何费力，更不知能否挽回”。伍廷芳的见解，在颇大程度上反映出，革命党人认识到了解决蒙疆危机的意义，以及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应采取的慎重态度。革命党人它自身的性格和困境，制约它不可能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俄国，它所能做到的，只有尽力用优惠条件，去争取分裂势力转向，切断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优待条件发布后，内外蒙古封建势力的动向，尤要值得我们考察。1912年没有能直接解决外蒙“独立”问题，但却引起了内蒙古上层势力的显著分化，绝大多数王公、贵族、活佛，减少和消除了对民主革命的疑惧，出现了“拥赞民国”、“倾心内向”的潮流。一些观望或思动者，敛迹转向，“羽赞共和”。大多数蒙旗的局势稳定了下来，这种稳定对捍卫内蒙古版图，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内蒙古局势的稳定，必然为解决外蒙古“独立”问题，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在两个政权交替的历史时期，充分考察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以及注意他们内部外部相互制约关系，对于认识当政者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是有启发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实行有条件的妥协，也不是不可以的。列宁曾经认为，“任何曲折的历史转变就是妥协”，所谓妥协就是没有足够力量去否定旧事物，而旧事物也没有足够力量去完全推翻新事物，它们之间出现了妥协。孙中山对蒙古王公的妥协，就具有这种性质。 三 北京政府成立后，袁世凯在全国激昂的爱国呼声压力下，还不敢公开放弃外蒙古主权。他接过了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对蒙政策，但是，北京政府的政权性质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又决定这个政府，非但不能正确推行孙中山的对蒙方针，而且将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纳上了军阀政治的轨道。与此同时，又出本阶级的要，迅速地将封建王公制度扩大化。 1912年夏季以后，俄国政府继续强化了它在外蒙古的扩张活动。7月8日第三次《日俄密约》成立，日俄两国把我国内蒙古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俄国政府以承认日本在东部内蒙，有“特殊利益”为条件，换取了日本对它侵略外蒙和西部内蒙的秘密支持[10]。于是，俄国全力资助和全面控制了库伦集团，库伦集团加强了它在内蒙古的策叛和军事活动。在这种形势下，8月至12月间，内蒙古东部几旗，发生了“独立”和骚乱事件。 这本是国内局部地区的政务，采取必要政策就可以解决的，但是，袁世凯却利用这个机会，于8月19日发布《蒙古待遇条例》九款，这个《条例》除重复《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主要内容外，增加了如下新内容:(一)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在本旗所享受的特权，“照旧无异”。(二)内外蒙古汗王公台吉世爵各位号，“应予照旧承袭”。(三)各呼图克图喇嘛等，“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11]。20日又发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札萨克王公封爵》决定，宣布:(一)凡蒙古王公，“效忠民国，实赞共和”者，“各照原爵加进一位。汗亲王等无爵可进者，封其子若孙一人”。(二)凡“有异常功绩，或者翔赞共和，或力支边局，以及劝谕各旗拒逆助顺”者，均“另加优奖”[12]。各呼图克图喇嘛，除因袭前清旧例外，凡“襄助共和”，与各盟旗王公“同心协力维持大局”者，无论是否有过封号，准“再加封号”[13]。其后，又将前清《理藩院则例》中所规定的各事，“酌改名称”后全部恢复。在二三年间，又颁布了一系列制度条例，几乎在蒙古王公贵族喇嘛的管理体制、特权、称谓、服饰、礼仪等等方面，全面因袭了亡清的旧例，所不同的仅仅是外观形式的某些方面。这种不同北京政府做了解释，他们说这是为了表示“迥异”亡清，“籍符”民国“体制”。就这样清代的蒙古王公制度，全面的具体的被尽国延续下来，而且，较比前清更加扩大。 北京政府在颁布这些政令的时候，曾在按语和前言中，阐明宗旨:实行这些政策，在于“东蒙多故”、“边事未靖”和“撰以情势”;在于蒙古王公“未尽归环”，必须“因时制宜，维系人心，，在于使蒙古王公活佛，“永保禄位之尊荣”等等[14]。从公开的文字土得知，颁行这样的政策，与平息蒙古局部“独立”和骚乱有关，企图用“承袭”、“封赏”和“加进”爵位办法，感召“谋乱”和离心外向者，使他们“内向”归怀，以求稳定内蒙古局势。 我们注意到了如下史实:1912年9月以后，推行上述政令结果，内蒙古绝大多数王公贵族喇嘛，在既往已经表示拥赞“共和”的基础上，又纷纷发表文电，或长途跋涉进京，再次表达本盟旗、本寺庙，拥护民国的立场和态度;表示对库伦集团和内蒙“独立”者的不满与谴责;那些“归降”库伦集团或倡导“独立”与“谋乱”者，在其失败后开始分化，大多以“悔罪”和回归的方式，表示与库伦集团决裂，“倾心内向”。《俄蒙协约》公开后，尤其库伦集团军事骚扰内蒙事件爆发后，各盟旗的僧侣和王公贵族，暂时团结起来，举起爱国反帝旗帜，声讨《俄蒙协约》，揭露和痛斥库伦集团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15]。哲里木盟召开两次长春联合会议，西部二盟及三十四旗召开绥远会议等等，把这个时期内蒙王公爱国斗争推向了高峰，对蒙古地区和全国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俄国政府受到很大震动，不能不承认，“内蒙古大部分王公，仍是忠心于华”[16]。哲布尊丹巴及其追随者，在这股强大潮流面前，十分孤立和绝望。内蒙古局部“独立”和骚乱宣告彻底失败。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内蒙王公所迸发出来的这种炽热的爱国激情，不能简单地视作拥袁，或为自身尊荣而故作姿态。在颇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祖国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蒙古地区上层人士，为维护民族尊严，为反对帝俄侵略，所做出的反应和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北京政府通过广泛地封官加爵，将蒙古王公喇嘛的爱国内向表示，与拥赞民国的要求揉合到一起，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它既稳定了内蒙的局势，又孤立和打击了外向势力。因此，不能断然否定，上述政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针对性，以及为解决特定任务而发挥的积极作用。 当然，也要注意到另外的史实:内蒙古所发生的动乱是局部的，大约占内蒙古蒙旗的百分之十左右，可谓很小的区域，而肇事者只不过占全部王公活佛的百分之一二。蒙古王公联合会及内蒙绝大多数王公活佛，特别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上层人士，既没有参加“独立”活动又无加爵的要求，因此，没有广泛封爵、加进和世袭的必要性;内蒙古所处的各方面条件与外蒙大不相同，它与内地行省紧密相联，那种“独立”和肇乱的失败是必然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各族同胞都反对民族分裂活动，孙中山于11月16日致电参议院，表达了全国民众反对《俄蒙协约》的爱国要求，全国范围掀起了抗俄风暴;就俄国的处境而论，它处于国内爆发民主革命前夕;它向内蒙东部伸展势力的举动，触及了日本的侵华利益，日俄之间的矛盾表面化，在这种情形下，俄国不敢贸然援助内蒙“独立”者。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一方面表明，俄国和内外蒙的“独立”者，极为孤立和脆弱，另一方面表明，国内有深厚的力量和条件，有利于解决内蒙地区的矛盾。不注重这种形势及其相互制约关系，去搞袁世凯那一套，既使起到了某些作用，也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最佳政策。 一项制度与政策的制定和延续，都有它必要的阶级基础和制定者的需要。袁世凯所制定和推行的对蒙政策，改变和歪曲了“五族共和”思想。从根本上讲，北洋军阀政府完全承袭了亡清的衣钵，利用民国政府招牌，通过世袭、加封和“加进”手段，实现并完成了军阀与蒙古王公贵族之间的同盟与合作，这是袁世凯上台后，制定对蒙政策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袁世凯脱胎于清代官僚军阀，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便成了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他要扑灭南方革命势力，又要维持和巩固军阀政治，实现个人专制。为此，他一方面必须将所有反动势力搜罗到自己方面来，以迅速完成封建官僚地主军阀的联合专政; 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势力暂时尚未达到的边睡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下，对其上层势力“恩赏”好处，施加怀柔方针，笼络急于寻找“靠山，的僧侣势力，让他们替北洋政府统治那些地方。在袁世凯之后，直皖奉的各派系军阀，都是一脉相承，沿用了这套方针和手段，控制蒙古地区，成为他们争霸中原的可靠“后方”。蒙古王公与军阀的相互勾结，有力地镇压了民主革命势力，蒙古僧侣封建集团，通过“拥赞民国”的手段，稳定和强固了对蒙古地区的封建统治地位。这一史实反映出，北洋政府与蒙古封建势力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延续蒙古王公制度，有利于双方各自的根本利益，既使不发生1912年的内蒙局部“独立”事件，它们也会在适当时机推行这种方针和制度。蒋介石新军阀上台后，仍是一脉相承，完整地将这种制度延续到解放前夕为止。 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在清亡之后，又延续了三十多年，这对民主革命是一个反动。广大蒙古族群众，在清代就呻吟在封建政权和神权的残酷压榨之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上层僧侣封建势力，标榜“五族共和”巩固了既有地位和权势，继续将群众沦于水深火热之中。 注释： [1]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一编第80页. [2]博彦满都:《我所知道的赛图王棍楚克苏隆》. [3]《蒙古代表及那彦图等致内阁袁世凯函》，宣统三年十一月七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第299页. [4]《共和关键录》，第三编，第29页 [5]《共和关键录》，第二编，第132页 [6]《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0页。 [7]《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 [8]《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页 [9]《共和关键录》.第一编，第104页。 [10]《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文书)第369页。 [11]民国《政府公报》，1912年5月21日(法律)，第103号。 [12]民国《政府公报》.1922年9月20日(命令)，第14号。 [13]民国《政府公报》，1912年5月25日(公文)，第12号。 [14]民国《政府公报》，1912年9月(公文)、(命令)，第155、144号。 [15]参见拙文《乌泰叛逃后的回归问题》，载《东北师大学报》1980年第二期;《民国初年内蒙王公反分裂的爱国斗争》，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六期. [16]廓索维慈:《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共和国》，王光祈译其中部分章节，题名《库伦条约之始末》，第42、7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