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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8年的10年间，随着我国史学研究的繁荣，西域史地的研究也得到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涉及新疆疆域史、民族史、开发史、对外关系史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对历史上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关系以及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与开发的研究方面，更是硕果累累、成就斐然。 一、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关系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关系问题在这10年间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 程溯洛《西域与祖国的关系》[1]较全面地考察了公元840年以前西域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情况及其与祖国内地的关系，认为“古代新疆从840年以后才开始为维吾尔民族活动的主要舞台，而以前则否”。陈华《新疆统一于祖国是历史的必然》[2]则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较全面论述了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关系，认为新疆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整个历史与新疆地方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苗普生《历史发展的必然———论新疆统一于祖国的历史进程》[3]则全面论述了2000多年来新疆统一于祖国的历史过程。陈火祥《试论新疆统一于祖国的历史要素》[4]认为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及其形成的向心力、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统治阶级的开明政策等是新疆统一于祖国的历史要素。赵涤贤《论清朝统一新疆的决定因素》[5]认为清统一新疆的决定因素是民心的向背，但新疆与内地密切的经济联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阿吾提•托乎提《新疆自古以来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提出祖国悠久历史的发展过程，培育了我国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和睦相处的好传统。 二、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的治理 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的治理得到了学者们更广泛地关注，有关论著涉及诸多方面。 自汉武帝时起，中原王朝或长或短地统治过西域，双方往来密切。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7]上编重新探讨关系史，下编研究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张骞、甘英的出使以及地理、职官、年代等。其“南北朝与西域关系述考”部分详梳历史记载，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与西域诸国的各种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对研究两汉魏晋的西域与中原交往史有较高价值，吴骧《新获敦煌马圈湾汉简中的西域资料》、[8]《尽心集——张政火良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9]等对其进行了探讨和介绍。李大龙《西汉西域屯田与使者校尉考辨》[10]考察了西汉在西域的屯田，指出西汉在轮台、渠犁大规模屯田当在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使者校尉”并非一个官职的名称，而是分指使者和校尉；西汉派往西域管理屯田的使者才是西域都护的雏形。该作者在《西汉西域都护略论》[11]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就西域都护的来源、职责及其他一些问题，做了较深入的探讨。马曼丽《从汉简看汉代西北边塞守御制度》[12]则利用居延等地出土的汉简，勾画了汉代西北边塞守边的概貌，并认为汉代西北边塞的守边制度已经呈现出一种综合守御体系的模式。 乌孙是西汉时期势力较强的西域政权之一，在西汉对匈奴的战争、西汉统一西域的过程中，都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引起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以往学者多认为西域都护的设立是西汉王朝统一乌孙的标志，但李大龙《西域都护的设立不是乌孙和西汉关系转变的标志》[13]则否定了这一观点，认为，西汉对乌孙的统一是在西域都护设立之后，经过西汉王朝的多方努力，于甘露元年(前53年)之后逐步完成的。作者提出，甘露元年，解忧公主和西汉使者谋杀狂王才是西汉乌孙关系转变的起点，而这一事件的解决即乌孙大小昆弥接受西汉王朝册封是西汉完成统一乌孙的标志。 唐代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西域大片领土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前人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这一阶段唐代西域史研究的进步，主要得益于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册)[14]公布的新史料。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15]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16]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17]等著作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18]和《盛唐吐蕃在西域的较量(720—755年)》[19]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讨论了唐朝与吐蕃、大食对中亚的争夺，特别是系统地把藏文史料引入到唐代西域史的研究中。在吐蕃入西域的道路、唐朝与大食关系的非对抗性、西域的突厥化进程三个问题上，提出新的看法。其《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20]是对上述论著的补充。薛宗正《隋朝与西域》[21]对隋朝统治西域的情况进行比较全面地探讨。 蒙古的兴起及其西征，对西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除畏兀儿王国在蒙元时期一度保存其独立政权的形式外，大多数西域王国为蒙古所灭，而分由察合台、窝阔台汗国或元朝直接统治。其中察合台汗国占据的中亚领地最多。另外，各汗国间对西域之地的争夺，也构成了蒙元西域史的重要篇章。刘迎胜《都哇家族对察合台汗国的统治》、[22]《皇庆、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23]《元宪宗朝的察合台兀鲁思》、[24]《阿剌脱忽剌兀忽里台大会考》[25]等一系列文章及其专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26]对察合台汗国统治西域及其与元朝、窝阔台汗国的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贾丛江《关于元朝经营西域的几个问题》[27]对元朝经略西域的历史进行了多方考证，对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疑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田卫疆《蒙元时期新疆建置述论》[28]则探讨了蒙元时期新疆的军政建置和职官的设立情况。阿丽娅《元朝在天山南北各地设立的军政机构》[29]也是这方面的专论。 相比而言，明朝与西域的交往相对要少，但有关明朝与西域关系的研究并不少，反映出学者们十分关注。刘国防《明朝初期对西域的管辖及往来关系》[30]较全面探讨了明初(正统年间以前)经营西域的情况，认为明初在哈密、撒里畏吾儿居地建立卫所，进行较为直接的管辖，对瓦剌、别失八里(包括吐鲁番)、哈实哈儿、于阗等地，遣使招谕，实行羁縻统治，同时明朝与地处中亚的帖木儿帝国及其以后的哈烈国也建立了往来关系。同一作者的《明朝的备边政策与哈密卫的设置》[31]则主要分析了明朝在西北地区的备边政策和设置哈密卫的原因。赵予征《明对西域的统辖及哈密卫屯垦研究》[32]论述了明朝管辖西域并在哈密卫进行过屯田的史实。蓝建洪《明代哈密卫撤销原因新析》[33]论述了明朝经营哈密卫100年间的若干重大事件，并分析了明王朝失去哈密的原因。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最终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因此，有关清统一新疆和清王朝在新疆推行的各项政治制度和政策的研究，一直是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袁森坡连续发表《乾隆进军西北失误刍议》、[34]《乾隆帝进军西北失误续议》[35]等文章，在肯定乾隆帝统一天山南北，为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乾隆帝在统一新疆过程中的严重失误。认为，当我们肯定清朝统一功业之时，也应严肃地批判其统一过程中的谬误。齐清顺《清朝“平准”战争战略方针的转变及其影响》[36]考察了清朝“平准”战争中战略方针的变化，分析了变化的原因、过程和后果。赵云田《清代新疆的军府建置》[37]对伊犁将军的设置原因、组织系统、职掌及其历史作用做了探讨。田卫疆《西汉至清代新疆军政管理机构沿革述略》[38]则简要勾勒了西汉至清代新疆军政机构的历史沿革。杨尘《清代伊犁军府财政管理体制述略》[39]专门探讨了清代伊犁军府的财政管理体制。齐清顺《清朝加强和改善新疆吏治的重大举措》[40]探讨了清为加强新疆吏治建设而实行的一系列重大措施。认为，这些举措在清朝统治新疆的前期，虽效果明显，但也有其局限性。王东平《清代回疆地区法律典章的研究与注释》，[41]首先详述《回疆则例》的名称、内容、修订情况及其性质，并结合史实分析了全国性法规在回疆地区的实施情况，认为各具鲜明特点的清朝法律与伊斯兰教法律，有着较强的互补性，它们的结合使回疆法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陈光国、徐晓光《清代新疆地区的法制与伊斯兰教法》[42]也对清代新疆地区的法制及伊斯兰教法进行了探讨。李之勤《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代西北边疆的巡边制度和巡边路线》[43]则对清代的巡边制度和巡边路线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可谓填补空白之作。谢志宁《清前期的伊犁设防》[44]就清代伊犁地区的驻防、军台、卡伦及巡边制度，做了探讨。18世纪中叶，在清出兵西域，平定准噶尔及南疆大小和卓叛乱的过程中，布鲁特19部落(一说20部落)先后归属清朝。黄建华《论清朝对哈密吐鲁番回部的民族政策》[45]考察了清朝在哈密、吐鲁番和南疆回部地区实行的不同民族政策，深入分析了它的积极与消极意义。苗普生《略论清朝政府对布鲁特的统治》[46]论述了清朝对布鲁特统治的变化过程。 在历史上，马匹一直在军事领域和社会生产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马政向来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清代新疆马政对于巩固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以及清代新疆社会生产都有直接影响。王东平《清代新疆马政述评》[47]一文，全面总结了清代经营新疆马政的历史成就及马政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勾画出了一部清代新疆马政的兴衰史。王希隆《清代西北马厂》[48]也是这方面的专论。 三、近代新疆政局与治边措施研究 热爱祖国、反对侵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一直是近代新疆政治史的一条主线，也是近代新疆政治史研究的重点。不少论著对此做了通论性的探讨。蔡锦松《200年来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49]考察了自1759年清统一新疆以来，在外国势力扩张及封建宗教势力的插手下，新疆内部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宗永平《新疆近代史上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50]通过对新疆近代史上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的考察，指出了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许海生《近代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回顾》[51]概述了近代以来和卓后裔的多次分裂活动、阿古柏的入侵以及20世纪30年代南疆和加尼牙孜等人在英国支持下的分裂活动，总结了近代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启示。 有关地方重大政治事件的专题研究，在近代新疆政治研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近代新疆禁烟运动、1864年新疆起义、清军收复新疆与新疆建省、辛亥革命在新疆等。 西方鸦片泛滥新疆和清政府在新疆禁烟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有关这一专题的主要著述有齐清顺《新疆南路禁烟章程浅谈》、[52]陈超《晚清新疆禁烟述论》[53]等。齐清顺认为，新疆禁烟不仅是当时全国禁烟运动的一部分，而且对促进全国禁烟运动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陈超则全面论述了近代新疆开展禁烟、销毁鸦片的活动。 1864年新疆农民起义是近代新疆地方重大政治事件之一。刘志宵《1864年库车维吾尔农民起义及其与阿古柏匪帮的斗争》[54]分析了起义的起因、经过，认为19世纪中叶以来清朝当局在维吾尔地区的一系列错误行为是导致此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文章在充分肯定库车起义领袖热西丁卓越的领导才干及其反对阿古柏入侵的坚定立场的同时，指出最终直接导致他失败的正是“宏扬伊斯兰教，反对异教徒”的口号。此次农民起义的结果，在全疆各地形成许多割据政权，伊犁塔兰其汗国便是其中之一。洪涛《论塔兰其汗国的政权性质》[55]在全面考察了塔兰其汗国政权组成及其性质后，指出这个政权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是一些封建官僚、宗教上层分子窃取起义的胜利果实而建立起来的封建割据政权。 1876年清军出兵西域，收复新疆，不仅在新疆地方史，而且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李文祥《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后勤方略》、[56]朱少军《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事方略》、[57]管守新《刘锦棠与清军收复新疆之战》[58]等，在充分肯定左宗棠、刘锦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个人作用的同时，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清军收复新疆的过程。 1884年新疆建省是新疆行政体制方面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新疆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吴福环《我国边疆治理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举措———论新疆建省》、[59]齐清顺《清代新疆行政体制变革的重大胜利》、[60]高永久《论刘锦棠与新疆建省》、[61]王淑梅《刘锦棠与新疆建省》、[62]管守新《刘锦棠在新疆建省》、[63]赵云田《近代新疆行政建置的演变》、[64]吴万善《论近代西北的省区建置和行政区划的形成》、[65]钟兴麒《新疆建省时的兵制与抚军之间的矛盾》[66]等，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肯定了新疆建省的历史意义，指出了建省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及其局限性。如齐清顺在文章中指出，它既不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也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只是清朝政府在新疆行政管理形式的一种变化。钟兴麒《新疆建省述评》[67]是有关这一专题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全面揭示了新疆建省的进程和经验教训。涉及新疆建省这一专题的论文还有香港梁绍杰《龚自珍新疆建省计划析论》、[68]纪大椿《新疆建省余事述议》[69]等。 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尝试，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鲜血液。赵云田《清末新疆新政述论》[70]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清末新政在新疆的实施情况，认为新疆地区实施新政，尤其是废除旧的军制，建立新军制，编练新军、巡警，整顿巡防，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加强武备，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活动，而兴办新式教育，开办厂(场)矿，创办实业，则使新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步入了近代化的轨道。吴福环《从洋务运动到新政——新疆近代化的开端》[71]认为清末新疆实施新政是新疆近代化的开端，同时指出“新政”虽给新疆社会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但对新疆社会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该作者的《清末新疆电报的创设》[72]则对“新政”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电报的创设过程及有关问题做了专门探讨。 另外，清廷曾于1867年为收复新疆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管理塔城、阿尔泰两地，驻兵屯田，后于1869年裁撤。郭美兰《清代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的设立与裁撤》[73]披露了许多清代档案史料，论述了布伦托海办事大臣设立前后新疆的局势，深刻分析了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的设立与裁撤的缘由，提出了独到的看法。1904年，清政府设阿尔泰办事大臣，治承化寺(今阿勒泰市)，民国元年(1912)后，阿尔泰办事大臣改称阿尔泰办事长官，直属民国中央政府，到1919年始划归新疆省。孙厚明、吕育良《阿尔泰归并新疆始末及其建置》[74]对阿尔泰划归新疆过程及阿勒泰行政区的建置、沿革做了清晰的论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新疆各地奋起响应，新疆革命党人先后发动和领导了迪化起义和伊犁起义，南疆哥老会也发动了喀什噶尔起义。然而，同全国的辛亥革命一样，新疆的辛亥革命也有其失败的一面。陈慧生《辛亥革命在新疆的胜利与失败》[75]全面考察了在辛亥革命影响下1911年底新疆各地相继爆发的革命起义，深刻剖析了辛亥革命在新疆的得与失，指出新疆革命党人没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革命排满”思想是导致革命在取得初步成果即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一经被推翻后走向失败的直接原因。白振声、[日]鲤渊信一主编《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76]以翔实的中外文资料，从政治社会史的角度，系统、深刻地揭示了1912—1949年新疆军阀政治的内幕和处在国内外复杂环境中的新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纷繁复杂的事件、人物评价等方面皆有新意。 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上台，逐渐独揽新疆军政大权，并制定和实行了一些政策，使其政权得以很快巩固。陈超《盛世才政权的建立及巩固》[77]全面考察了盛世才逐步登上督办宝座的历史过程和为巩固其统治所采取的政治、军事、经济措施，认为由于推行了一系列适当的措施，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地位才很快得到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虽然远离抗日前线，但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和国际交通线也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关这方面的著述有:朱培民《抗日战争在新疆》、[78]陈超《新疆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79]倪立保《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国际交通线》、[80]纪大椿《抗战胜利前后的局势与新疆的和平解放》[81]等。倪立保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部沦陷，在西南国际通道亦遭日本侵略者封锁的情况下，新疆作为国际交通线，尤其是作为中苏两国相互支援、彼此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保证了国际援华抗战物资的源源运入和莫斯科延安之间人员的来往。郭林《西安事变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2]则分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新疆较早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的历史背景和曲折过程。 1933年2月，一支东北抗日义勇军假道苏联进入新疆，后被南京国民政府就地改编为新疆部队。不久，这支东北义勇军参加了新疆“四一二政变”，帮助盛世才消灭各路政敌，为盛世才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后来却遭到盛世才的杀戮。于溶春《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新疆》[83]分析了国民党政府让东北义勇军进入新疆，并“就地安插”，将其改编为新疆部队的原因，全面考察了东北义勇军参与新疆政治、军事活动的情况，也探讨了部分义勇军官兵为新疆经济建设和民主革命所做的贡献。朱培民《新疆“新兵营”———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的特种兵学校》[84]则掀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页，讲述了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驻扎迪化(对外称“新兵营”)，一方面休整，一方面学习新式军事技术，后来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历程。 1944年爆发的三区革命，是新疆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主革命运动，近来也引起了有关学者广泛重视，已有《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85]《新疆和平解放》[86]等数部专著问世，相关研究论文亦有多篇。纪大椿《新疆三区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纪念三区革命运动爆发五十周年》[87]探讨了三区革命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与合作，以及三区革命为新疆和平解放做出的贡献。齐清顺《新疆“三区革命”称呼考察———兼谈对有关问题的断想》[88]全面分析考察了三区革命领导层、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等三方在不同时期对三区革命的不同称呼，提出由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及三区革命本身发展变化的事实，加上交通、通讯各方面的限制，中共对三区革命的了解和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因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三区革命使用了含义不同的称呼。陈延琪发表了《伊塔阿三区政府管理机构设置述略》、[89]《新疆三区政府财政研究》、[90]《论新疆三区政府农牧业生产的发展》[91]等数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探讨了1944年11月—1946年7月，即三区革命爆发至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之前，三区政府的政权建设及政府管理机构的设置问题。作者认为，三区政权的组建，是摧毁国民党旧统治机构的一次尝试，这是继军事胜利后的一次政权建设的革命，尽管有不足之处，但在较短时间内组成了一个较为系统、较有工作效率的三级政府管理机构。 另外，三区革命爆发之初，当时的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向蒋介石请调青海骑兵入新协助“剿匪”。于是青海骑兵第五军(简称“骑五军”)约5000人开进新疆，作为国民党驻新部队的一支劲旅。蔡锦松《青海骑五军进驻新疆始末》[92]全面论述了青海骑五军的建制、构成，进驻新疆的背景和原因及进疆过程。但正如作者所言，青海骑五军入疆以后，由于张治中抵迪化代表中央政府与三区人民代表开始和平谈判，形势已发生变化，实际上并未与三区民族军直接交战。 注释：[1]《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 [2]《西域研究》1992年第3期。 [3]《西域研究》1998年第2期。 [4]《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5]《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6]《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8]《西北史地》1991年第1期。 [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西北史地》1989年第3期。 [1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 [12]《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13]《西域研究》1993年第1期。 [14]文物出版社1981年—1992年版。 [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6]《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7]《唐研究》1996年第2期。 [1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9]《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20]《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1]《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22]《西域史论丛》,第3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3]《元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93年版。 [24]《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25]《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 [26]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7]《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28]《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 [29]《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30]《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 [31]《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32]《西域研究》1994年第3期。 [33]《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34]《河北学刊》1989年第1期。 [35]《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 [36]《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 [37]《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2期。 [38]《新疆地方志》1995年第4期。 [39]《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40]《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 [41]《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 [42]《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43]《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 [4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 [45]《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46]《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47]《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2期。 [48]《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49]《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2期。 [50]《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51]《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52]《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53]《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 [54]《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 [55]《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56]《军事历史》1992年第2期。 [57]《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3年第3、4期(合刊)。 [58]《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 [59]《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60]《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 [6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 [62]《西域研究》1994年第3期。 [63]《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64]《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65]《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66]《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67]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8]《史学集刊》1997年第4期。 [69]《新疆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70]《新疆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71]《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 [72]《西域研究》1993年第3期。 [7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 [74]《新疆地方志》1994年第2期。 [75]《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 [7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77]《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78]《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 [79]《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 [80]《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81]《西域研究》1995年第3期。 [82]《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 [83]《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 [84]《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 [85]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6]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7]《西域研究》1994年第4期。 [88]《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89]《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 [90]《西域研究》1994年第3期。 [91]《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 [92]《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