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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的地形地貌特点，使其在古代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东来西往的诸多民族，都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历史上，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其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从汉代开始到宋辽金时期，新疆的民族关系主要受中央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矛盾斗争的影响。宋辽金时期，在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诸因素中，又增加了宗教的因素。历史发展到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与全国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是，不管历史发展多么曲折，互相依存、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在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西北边疆的过程中，逐步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始终是历史上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关键词：地理环境；民族迁徙；民族关系；主要因素；主流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位于祖国的西北边陲，历史上曾经是东西交通的要道，著名的丝绸之路从古都长安，经过这里，通向中亚、西亚、希腊、罗马。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贸易的商道，也是古代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东来西往的诸多民族，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探讨历史上新疆民族不断迁徙、融合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不仅是民族史、新疆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和祖国的统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的地理环境与古代民族迁徙 三山夹两个盆地，是新疆最突出的地形地貌特征。阿尔泰山耸立于新疆的东北部，发源于阿尔泰山南麓的河流均自北向南流，以梳状水系汇入额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史籍又称其为“也儿的石河”、“额儿的失水”，是新疆主要的外流河，也是我国属于北冰洋水系的唯一河流。乌伦古河西流，归宿于乌伦古湖(即布伦托海)。两河流域水草丰美，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 天山，横贯新疆中部，把新疆分成了南北两个各具特色的区域。天山山间有许多盆地和谷地，都是一些水草丰美、宜农宜牧的好地方。天山北麓最大最有名的河流是伊犁河。伊犁河流域田地肥沃，气候适宜，水量充足，素有“塞外江南”之称。源于天山北麓的河流还有奎屯河、博尔塔拉河、精河、玛纳斯河、呼图壁河、乌鲁木齐河等。这些河流两岸，地势比较平坦，水草丰茂，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源于天山南麓的河流主要有喀什噶尔河、阿克苏河、渭干河、开都河等，多自西北向东南，成梳状水系汇入塔里木河，滋润着塔里木盆地北缘各绿洲。 昆仑山、喀喇昆仑山雄峙于新疆之南，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蜿蜒起伏，长达数千公里。它背依青藏高原，北与天山相望，所以古时又称为“南山”。源于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并流向新疆境内的河流主要有叶尔羌河、喀喇喀什河、玉龙喀什河、克里雅河、尼雅河、车尔臣河等。这些河流的两岸，便是塔里木盆地南缘各绿洲。 天山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西接帕米尔高原。帕米尔高原，被人们称为“世界屋脊”，古代又被称为“葱岭”，为亚洲诸大山系的山汇。在新疆境内者为其东部，北起克孜河谷，南至塔什库尔干，东达阿克陶县境。帕米尔高原虽山体高大，地势险峻，层峦叠嶂，沟壑纵横，但历史上却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翻越帕米尔高原，便可到达南亚、西亚、地中海周围，直到欧洲的希腊、罗马。 位于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地带为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属半封闭性内陆盆地，呈三角形，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这里气候干旱，降雨稀少。但在其周围，即阿尔泰山南麓和天山北麓山地一带，年降水量却多达500~600毫米。充足的降水有利于森林和草场的生长发育，适合于畜牧经济的发展。 在天山与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昆仑山之间是我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为全封闭性的内陆盆地，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由于深处内陆，高山环绕，阻挡了水汽进入，降水稀少。但是，由冰雪融化而形成的许多河流，从不同方向流向沙漠，为塔里木盆地缘边各绿洲提供了稳定的水源。加之这里的日照时间长，热量充足，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这就为灌溉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新疆的地形地貌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南北两个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使其在古代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首先，新疆把欧亚草原连接起来了。阿尔泰山各山口和准噶尔盆地东北方的豁口，是新疆通往蒙古草原的地方，而准噶尔盆地的西北则与哈萨克草原进而与南俄草原相连。历史上，这里是游牧民族东西迁徙的重要通道。特别是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政权处于劣势的时候，其势力便逐渐西移，通过新疆北部，迁往中亚、西亚，甚至欧洲。 其次，新疆特殊的地形地貌，使其与内地有了相似的区域经济结构。以长城为界，我国内地在战国时期便形成了南、北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即长城以南的农业区和长城以北的牧业区。当长城向西不断延伸的时候，它便通过烽燧、亭障与天山连接在了一起。这样，天山以北的牧业区与蒙古草原连成了一片，而天山以南的各绿洲农业区，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结为一体。生活在这两个不同经济区域的民族和政权，由于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而发生的冲突甚至战争，同样也扩展到了新疆。于是，中原地区的汉人，以及其他各农业民族，由于生产方式相同，便首先到达南疆地区，开始了统一西域的战斗历程。 第三，由于长城南北经济结构不同而引发的矛盾、冲突甚至战争，首先是从东部开始的，并不断地向西扩散，如汉朝与匈奴、北魏与柔然、隋唐与突厥之间矛盾和斗争等，情况都是如此。因而从汉代开始，从东向西成为了新疆民族迁徙的主要趋势。迁徙到新疆的各个民族、部落主要来自蒙古草原、中原地区和青藏高原三个方面，而游牧民族从蒙古草原向新疆迁徙起有主导作用。 二、历史上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部落、民族聚居在新疆。根据文献记载，先后在新疆活动过的部落、民族有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匈奴人、汉人、鲜卑人、柔然人、铁勒人、嚈哒人、吐谷浑人、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女真人、契丹人、蒙古人、西夏人等。除汉人和蒙古人以外，上述古代部落、民族，大多都消失了，或经过长时间地迁徙和融合，以新的面貌或名称，活动在新疆的历史舞台上。到了清代，满、达斡尔、锡伯、回，以及哈萨克、乌孜别克、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等由于各种原因又相继迁入新疆，新疆最终形成了以维吾尔族为主多民族聚居分布格局。 有民族，就必然产生民族关系。各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不可能不发生接触，进而发生混杂、同化和融合。在互相联系、接触的过程中，有交流，甚至同化和融合；也有矛盾和冲突，甚至战争。那么，历史上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表现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考察历史上新疆民族的关系时，必须面对的一些重要问题。 实际上，历史上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其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从汉代开始，新疆的民族关系主要受中原中央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矛盾斗争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辽金时期。而中原中央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主要是由于二者之间的经济结构不同产生的。战国时期北方开始修筑长城，以后内地便以长城为界，逐渐形成了南、北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即长城以南的农业区和长城以北的牧业区。生活在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各民族不仅需要对方特有的产品，而且还需要对方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在通常情况下，农业区与牧业区的这种经济文化交流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但是，当和平的交流方式得不到满足时，便爆发了掠夺性的战争。于是，草场与耕地之间的竞争，游牧民与定居农民之间的竞争，便成为现代文明最古老的冲突之一。我国历史上中原农业区和各牧业区之间，特别是和北方蒙古草原上的游牧区之间的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由于地域相连，经济结构相同，当长城向西不断延伸并与天山连为一线的时候，内地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便扩展到了新疆。首先是汉朝和匈奴的争夺与战争，成为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 为了制止匈奴的抢掠，汉武帝即位后不久，便制定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派张骞出使西域，与西域诸国建立了联系。公元前121年，驻牧于河西地区的匈奴浑邪王归降汉朝。西汉政府于其地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移民屯垦。河西四郡的建立和农业开发，使中原农业区通过河西走廊与天山以南的各绿洲农业区连成了一片，同时隔断了匈奴与西羌两个游牧民族即蒙古草原与青藏高原两个牧业区之间的联系。于是，汉朝政府便开始了统一西域的斗争。公元前107年，汉朝与乌孙建立同盟，公元前104年遣军伐大宛，公元前101年在渠犁、轮台一带驻军屯田。经过40多年的激烈争夺，至公元前60年，统辖匈奴西部的日逐王先贤掸率众降汉。翌年，西汉以郑吉为都护，置西域都护府，统一新疆。在长城南北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中，长城以南经营农业区的定居民族及其政权，首先取得了胜利。 汉代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似乎一直在演绎着汉朝与匈奴的故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与柔然，隋唐时期的隋朝、唐朝与突厥之间的关系，同样反映了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在长城南北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中，大都首先是由长城以北游牧民族及其政权主动发动攻击的，特别是在北方蒙古草原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这是因为游牧经济结构单一，且比较分散，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一场暴风雪就可能导致大量牲畜死亡，使生产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部落随之衰落。所以，他们在战略上并不占优势，往往经过较长时间的争夺，最终败下阵来。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的争夺，就是这种情形。 汉代，在塔里木盆地缘边各绿洲，以及天山山谷地带，分布着许多小国，人口多者八万余人，少者仅一两千人。由于这些小国有30余个，所以《汉书》称之为“西域三十六国”。又由于它们多以城廓为中心，故又称“城廓诸国”。在其后的千余年间，他们之间也曾经发生过兼并战争，但是由于他们都属于小国寡民，各自孤立地处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绿洲，任何一个城廓国家都无力统一整个西域。当中原农业区和蒙古草原上的游牧区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扩展到新疆的时候，新疆各民族及其政权，便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或依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或者统一于中央王朝。由于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基本相同，加之中央王朝往往采取羁縻政策，所以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拥护中央王朝，愿意与中原地区实行统一。这是汉朝、唐朝等中原中央王朝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宋辽金时期，在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诸因素中，又增加了宗教的因素。特别是经过汉唐时期的多次反复，到蒙元时期最终实现蒙古草原游牧区与中原农业区的统一以后，宗教日渐成为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新疆一直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大约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一些盛行于东方或西方的宗教沿着丝绸之路先后传入新疆。祆教是传入新疆最早的外来宗教，曾经在今伊犁、吐鲁番等地区流行。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新疆后，在各地统治者的推动之下，不久便成为塔里木盆地缘边各绿洲的主要宗教。此后，道教、摩尼教、景教相继传入新疆，这里形成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宗教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各种宗教之间既相互吸收，有着不少共同点，同时又相互排斥，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有着较强的包容性，所以在汉朝及其以后的千余年间，宗教并不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从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960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发动了征服佛国于阗的“圣战”，并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这一地区。1017年，喀喇汗朝又发动了对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战争。喀喇汗朝的军队高呼着“圣战”的口号，潮水般地越过伊犁河，进攻回鹘王国的属地。由于高昌回鹘的顽强抵抗，以喀喇汗朝的失败而告终。此后，双方进入对峙状态。14世纪中叶，东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在接受伊斯兰教后，效法喀喇汗朝，在强迫众多蒙古人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不断发动对信奉佛教的吐鲁番和哈密的“圣战”，用武力将伊斯兰教推行到了上述地区。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取代佛教，成为了塔里木盆地缘边各绿洲居民普遍信仰的宗教。 必须指出，针对于阗、高昌、哈密的“圣战”，不过是打着伊斯兰教旗号进行政治扩张的一种战争，是一些封建统治者为了争夺统治权而进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的互相征服、互相仇杀的一种军事手段。但是，长期的宗教战争，必然影响地区的稳定，影响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然而，综观历史，我们也发现，在新疆地区不断发生宗教战争的时候，新疆各民族不管宗教信仰为何，但都没有中断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历史发展到近代，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外国侵略势力、帝国主义势力，不仅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与全国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 近代以来，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共同的命运，把各族人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促使各族人民空前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成为了各族人民的共同的历史使命。正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最终成为了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新疆是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英国和沙俄为争夺中亚，觊觎新疆已久。 1864年，受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新疆爆发了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斗争。由于起义的领导权很快转移到宗教上层或小封建主手中，斗争被引入歧途。浩罕军官阿古柏乘机侵入南疆，建立“哲德沙尔”(七城)政权，继而又将其势力扩大到了北疆的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1871年，沙俄不愿看着亲英的阿古柏势力坐大，遂以“代收、代管”为名，悍然出兵，侵占伊犁。1873年，为支持阿古柏政权，英国派出庞大使团至喀什噶尔，赠送给阿古柏大批武器，并与之签订《英国和喀什噶尔条约》，侵犯中国主权。 阿古柏殖民政权的黑暗统治，以及英、俄企图分裂新疆的明争暗斗，使新疆各族人民蒙受深重苦难，这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恢复社会安定局面的斗争勇气。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师出关，收复新疆，各族人民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充当向导，报告敌情，运送粮草，捐献钱款，甚至主动拿起武器，截杀敌军，大大加快了战争胜利的步伐。这种形势表明，面对外来侵略势力，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已经暂时处于次要的地位，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势力的矛盾则成为主要矛盾了。维护统一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民族尊严，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将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使新疆的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内涵，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新疆各民族已经自觉地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三、历史上新疆民族关系的主流 有民族，就有民族之间的差异。有民族差异，就有民族矛盾。正如前面所说，历史上，各族人民在互相联系、接触的过程中，有交流，互惠互利，甚至同化和融合；也有矛盾和冲突，甚至战争。那么，历史上新疆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这是新疆民族关系史必须要阐明的重要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对什么是历史上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深入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和平友好是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一种观点认为，对抗和战争是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1]；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也曾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2]。当时，多数学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其实，上述三种观点，都没有完全揭示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和本质，没有全面地阐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但是，它们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88年8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并以此阐明历史上我国的民族关系和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认为:中华民族的家园有完整的内部结构，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秦汉统一中原农业区和匈奴统一北方牧业区，既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是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不断迁徙融合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不断迁入中原地区，是历史上我国民族迁徙的主要方向；在民族不断的迁徙中，汉族因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成分而日益发展壮大，同时又不断地向四周辐射，成为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在我国历史上，汉族吸收融合了不少其他少数民族，同样其他少数民族也融合了不少汉族；我国各民族经过长期的接触、混杂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我们赞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并认为，在历史上，各民族互相依存，互相吸收，互相融合，逐步接近，共同进步，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终于在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同时，形成为既统一而又各具个性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这是我国各民族关系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也是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疆各民族都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新疆各民族的关系同样也是我国各民族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如此，历史上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也是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然而，新疆又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有着更加复杂而又独特的情况。主要表现在:民族众多，迁徙频繁；新疆各民族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新疆，而是涉及蒙古、中原和青藏高原地区，影响所及则远达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历史上的许多民族在迁徙、融合中消失了，一些民族却获得了新生。这种许多民族互相同化、融合、继承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不仅形成了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现象，而且形成了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也互相离不开的关系。 但总的来说，历史上新疆的民族关系还是受全国民族的影响和制约的。如前所述，汉唐时期，新疆各民族都分属各城廓诸国，小国寡民，各自孤立地处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绿洲，任何一个城廓国家都无力统一整个西域。绿洲经济的分散性，使他们难于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西域诸国需要一个凌驾于其上的力量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反对外部力量的侵害。这就是历史上新疆各民族及其政权，或依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或者统一于中央王朝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基本相同，加之中央王朝往往采取羁縻政策，所以他们拥护中央王朝，愿意与中原地区实行统一。特别是公元前59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以后，随着新疆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新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也增强了。西汉末年，由于王莽采取的错误政策，西域一度中断了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但在东汉建立后，诸国便“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3]。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战争频仍，割据政权林立，但新疆各族人民始终没有中断与内地的联系，与魏晋王朝和“五凉政权”保持着“无岁不奉朝贡”[4]的局面。都是最好的例证。所以说，在中原农业区和蒙古草原游牧区没有完全统一之前，新疆各族人民一直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缔造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共同奋斗。 迄至宋辽金时期及其以后，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发生了一些变化，信奉伊斯兰教政权、民族发动的“圣战”，影响地区的稳定，影响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个时期也是新疆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随着伊斯兰教传播到塔里木盆地缘边各绿洲，近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最终形成了。在这一过程中，西迁的回鹘人改变了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转入定居的农业生活，并接受继承了当地的文化。塔里木盆地缘边地区的原居民，则接受了回鹘人的族名、语言和政治统治。当他们都皈依伊斯兰教以后，便开始互相认同，并逐渐凝聚起他们共同的民族意识。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了。除维吾尔族外，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所以说，民族融合成为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清朝时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清朝后期，我们的国家面临着外来侵略势力、帝国主义的威胁。新疆各族人民为保卫祖国西北边陲，维护民族尊严，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1855年塔城各族人民保卫雅尔噶图金矿、火烧沙俄塔城贸易圈的斗争，1863年新疆各族军民击溃沙俄“塔城部队”、“伊犁部队”入侵的斗争，以及各族人民反抗阿古柏殖民统治的斗争等等，无不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71年，沙俄悍然出兵伊犁，大敌当前，各族人民放弃政治歧见，奋起抵抗。他们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俄国人注意到同他们浴血奋战的“除了塔兰奇人，还发现有很多汉人、卡尔梅克(蒙古)人、吉尔吉斯人(指吉尔吉斯草原上的哈萨克人)和东干人”[5]。各族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敌，体现出了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新疆各民族已经自觉地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所以说，维护统一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民族尊严，共同抗击外来侵略，是近代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总之，回顾历史，可以认为，互相依存、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在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西北边疆的过程中，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是历史上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也遇到过曲折和反复，新疆各民族之间也有矛盾和冲突，甚至战争。然而，我们不能把近代以来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同古代历史上的分裂混为一谈，不能把民族分裂和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的时间无限向上推，混淆事物的本质。 民族分裂主义同古代历史上的分裂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我国历史上的分裂，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反复。我国在每次分裂时期结束以后，都会迎来更大范围的进一步大统一。如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唐朝则在更广阔的范围里统一了全国；蒙古的崛起和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以后宋辽金对峙的状态，发展和巩固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公元前59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时起，新疆历史的脉搏就和全国一起跳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处于分裂状态，新疆也是诸国称雄。唐朝灭亡以后，内地先是五代十国争强，继之便是宋辽金对峙，而新疆则形成了于阗李氏王朝、喀喇汗朝、高昌王国三足鼎立的局面。新疆与全国一样，每一次新的统一，都促进了各民族的社会进步，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互相联系。所以说，历史上的分裂与现实中的民族分裂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另外，历史上我国出现的各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或割据政权，他们分裂的是政权，而不分裂国家。魏、蜀、吴三国鼎立，都声称自己是正统。隅据蜀地的刘备，自称刘皇叔，就是这个意思。十六国时期，匈奴贵族刘渊说:“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民心，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今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民望。”[6]他不仅继续称“刘”姓，在建立政权后亦称“汉王”，且追尊刘备的儿子刘禅为“孝怀皇帝”。刘渊这样做，争的也是正统。内地如此，新疆也是这样。宋辽金时期，喀喇汗朝就自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于阗尉迟家族自称唐之宗属，随唐朝国姓“李”，于阗王尉迟僧乌波干脆取了一个汉名叫李圣天。高昌回鹘王则自称“西州外生(甥)狮子王阿厮兰汗”[7]。这都说明，他们从来没有将自己置于中国之外。这和现实中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企图将新疆从祖国版图中分裂出去，将新疆各族人民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是完全不同的。 四、新疆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展望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我们探讨历史上的新疆民族关系，主要关心现实中的民族关系，关心新疆民族关系未来的发展。新疆民族关系的未来发展无非存在着三种可能:一是沿着历史的轨迹继续前进，并在新的形势下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使各民族关系更加密切，各民族更加团结；一是由于各民族之间矛盾激化，严重对立，导致新疆社会长期动荡；一是如民族分裂分子希望的那样，新疆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中分裂出去，新疆各民族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尽管可能性有三，但第一种前途最为可能和现实。 首先，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疆完全与祖国内地融为一体，新疆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都是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秦汉时期，随着北方草原游牧区和中原农业区的分别统一，新疆首先归入了汉朝的版图，成为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此，随着新疆与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至1884年新疆建省，新疆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行政体制方面实现了新疆与内地的完全统一。新疆建省的实现，客观地反映了新疆统一于祖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新疆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把新疆各族人民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把新疆从祖国版图中分裂出去的企图，都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次，是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根据考古资料，在距近3000多年以前，新疆与内地就存在着经济交流。汉朝统一新疆以后，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政治上的统一；政治上的统一，反过来又进一步密切经济、文化联系。而随着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新疆各民族便和全国人民凝结为一个整体。这是历史上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轮廓和归宿。现在，新疆各民族和全国人民在政治上是高度统一的，经济上已经结为一体，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间相互吸收，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在这种形势下，企图把新疆各族人民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把新疆从祖国版图中分裂出去，无疑是白日做梦! 再次，是新疆的民族构成。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些民族在迁徙、融合中消失了，一些民族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组合，又获得了新生。至近代，新疆终于形成了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塔吉克、满、锡伯、乌孜别克、达斡尔、俄罗斯、塔塔尔等十三个民族共同聚居的格局。但民族的迁徙并没有停止，新疆的民族成分不断增加。1992年全国进行人口统计时，新疆已经有了35个民族成分。2000年全国进行人口统计时，新疆则有47个民族成分。近几年来，新疆的民族成分还在不断增加，已经有了55个民族成分。各族人民不仅在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边疆的事业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支持，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进而实现民族间的融合，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的局面。各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使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并由此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将他们分开。另外，在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中，汉族占有特殊的地位和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汉族也是新疆的古老民族之一，同各民族存在着血肉相连的历史关系；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中，汉族是凝聚力的核心，是新疆与内地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企图挑拨和破坏汉族与新疆其他民族的关系是难以得逞的，而使她失去与内地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更是不可能的。 第四，是人心的向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之间建立起了新型的民族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已经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新目标。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各族人民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只有搞好民族团结，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水平。分裂、对立、冲突，造成社会动荡，既不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所以，统一、团结、发展、提高，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人心所向。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 第五，是国运昌盛。历史证明，国家越强盛，统一越巩固，各民族越能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安居乐业；国力衰弱，统一越易被破坏，各民族之间越易出现分裂。而一旦出现民族分裂状态，统一遭到破坏，就会招致人民四处逃散，家破人亡，田园荒芜，人口锐减，甚至给外敌入侵造成可乘之机，进而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中华各民族儿女前赴后继，英勇牺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使国家走上了发展繁荣的康庄大道。现在，古老的中国又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试想，在我国积贫积弱的年代，清朝政府都能决然出兵，灭亡阿古柏侵略政权，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今天，我们的国力早已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民族分裂势力能把新疆各族人民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把新疆从祖国版图中分裂出去吗!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或由于国内外出现重大事变，新疆各民族之间矛盾激化，或严重对立，有可能导致新疆社会长期动荡。但就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而言，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当前，我们要解决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而与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存在着的矛盾，缩小与内地，特别是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取得并保持与周边国家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有一定的优势。与此同时，必须严厉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破坏活动，安定社会，发展和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 然而，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要想把新疆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中分裂出去，把新疆各民族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则是完全办不到的! 注释： [1]孙祚民:《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2]翁独健:《民族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座谈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3]《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 [4]《三国志•魏书》第30卷《乌丸鲜卑东夷传》。 [5]捷连季耶夫；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征服中亚史》第二卷(汉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3年,第39页。 [6]《魏书》第95卷《刘聰传》。 [7]《宋史》第490卷《高昌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