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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世纪前半期，代表中国中央王朝的清朝在统一天山南北的过程中，与当时割据中国西北地区的准噶尔政权为了争夺吐鲁番地区的控制权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斗争。双方政治、军事斗争较量的结果，以清朝消灭准噶尔政权、统一天山南北，并确立在吐鲁番地区的统治地位而告终。本文比较翔实地叙述了这一过程，并就有关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准噶尔政权；清朝；吐鲁番 早在清顺治三年(1646年)，处于蒙古察合台后裔统治之下的吐鲁番地区即派出使臣到北京进贡，表示了对中央政府的尊重和向往。[1]但是，这时的清朝立足未稳，正忙于平定内地各省的反抗力量，无力顾及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事务。 到18世纪前期，即清朝的康熙朝末年和雍正朝时期，中国国内形势，包括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朝政府先后消灭了各种反抗势力，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平定了噶尔丹之乱，这时清朝已成为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直接统治着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并为各族人民所认同的一个中央王朝。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在侵扰蒙古地区失败暴病而死的噶尔丹之后，策妄阿拉布坦(1665-1727年)成为准噶尔部的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上台之后，立即派使臣到北京朝贡，希望与清朝保持友好关系，一度缓和了清朝与准噶尔部的紧张关系。但是，在策妄阿拉布坦对外扩张征服过程中，纵兵扰掠清军控制的地区，破坏了与清朝达成的协议，清、准之间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康熙五十四年春，策妄阿拉布坦借口其贸易人员在哈密受到“阻截”，率兵2000人袭扰哈密，被驻哈密清军及这时已归属清朝的哈密维吾尔军民击退。五十六年秋，策妄阿拉布坦派军队袭击拉萨，杀害这时已归属清朝的拉藏汗(约1656-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的所作所为严重地威胁着清朝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统治地位，迫使清朝政府决定对准噶尔部再次用兵征讨。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帝命允为抚远大将军，驻扎西宁，全权指挥清军对准噶尔部的军事行动。清军首先驱逐进入西藏的准噶尔军队。为了配合进入青海、西藏作战的清军，清朝政府命振武将军傅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靖逆将军富宁安分别由阿尔泰(今阿勒泰)和巴尔库尔(今巴里坤)两路进击准噶尔，牵制准噶尔军队。正是在这种政治军事形势下，清朝与准噶尔开始了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吐鲁番地区的争夺。 一、清朝与准噶尔第一次争夺吐鲁番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在清军与哈密维吾尔群众共同击退准噶尔军队对哈密的侵扰以后，统帅清朝驻扎巴里坤大军的靖逆将军富宁安等人上奏称：“吐鲁番与哈密接壤，且系策妄阿拉布坦咽喉要地，不可不先取”[2]。在这份奏折中，富宁安等人还比较详细地陈述了进兵吐鲁番的作战部署。这是清代文献中目前所见进兵吐鲁番的最早议案。但是，清朝政府认为当年进兵吐鲁番过于仓促，马匹粮食准备不足，来年进攻吐鲁番更为妥当，此议遂搁置了下来。 为了彻底解除准噶尔军队对哈密地区的威胁，根据准噶尔军队的分布状况，清朝政府决定在进兵吐鲁番之前，先对准噶尔军队控制下的乌鲁木齐地区发动攻击。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七年先后两次对盘据乌鲁木齐的准噶尔军队进行了打击，清军这两次在乌鲁木齐的军事行动，虽然事后都撤回了巴里坤大营，但是这两次军事行动不仅牵制了部分准噶尔军队，有力地配合了进入西藏作战的清军，为康熙五十九年大举进攻乌鲁木齐，特别是进攻吐鲁番地区提供了条件。 康熙五十九年七月，经过充分准备的清军分路出动，沿天山南北两侧向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发动进攻。清军在乌鲁木齐地区击败小股敌军后返回巴里坤，起战略牵制作用。攻击吐鲁番的清军从巴里坤出发，穿越天山到达吐鲁番以东的齐克塔木地方，攻破准噶尔部军队设立的营寨，打败守“皮禅城”(即辟展，今鄯善县)的守军，清军进至吐鲁番，“吐鲁番之阿克苏尔坦及总管头目沙克扎帕尔等，俱率众迎降。”[3]这是清朝第一次派兵进入吐鲁番地区。 在清军进驻吐鲁番后的第二年，此前被准噶尔军队虏掠到喀喇沙尔(今焉耆)的大批吐鲁番群众闻讯后纷纷又逃回吐鲁番。据阿里穆和卓报告：他们从喀喇沙尔逃出后，曾遭到准噶尔军队的追击，但他们不顾危险，击退追兵，逃往鲁克察(即鲁克沁)，在首领托克托玛木特(清汉文献亦写作“拖克拖麻穆忒”)的带领下已聚集有“万余口”[4]，希望得到清军的救援和保护。 就在清朝政府收到阿里穆和卓等人的报告后不久，准噶尔军队500余人再次侵扰吐鲁番地区。这次准噶尔军队的袭扰虽然规模不大，并很快被清军击退，但如何进一步维护吐鲁番地区的安全却迫切地摆在了清朝政府面前。经反复协商，清朝政府决定加强吐鲁番地区的防御力量。根据清朝政府的命令，靖逆将军富宁安于康熙六十年八月十六日首先派副都统庄图带兵2000名从巴里坤大营出发赴吐鲁番。九月三日，富宁安又派副都统穆克登带兵2000名从巴里坤出发到吐鲁番。这样，加上原驻守的军队，清军在吐鲁番驻守军队的总数已经在6000人以上，大大增强了这里的军事力量。就在上述两军还未全部到达吐鲁番的九月八日，吐鲁番清军又大败准噶尔军队2000余人的侵扰，击毙俘获准噶尔军队“百余人，获军器马匹甚多”[5]，取得了反击准噶尔军队侵扰吐鲁番地区的重要胜利。 清军在吐鲁番地区的军事行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远离巴里坤大营的数千名军队的粮食供应却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这时的吐鲁番地区经过长期战乱，特别是准噶尔军队的不断掳掠，农业生产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连当地的维吾尔人的吃粮问题都难以解决，更无法解决清朝军队的粮食供应。当时巴里坤大营数万清军的粮食主要从甘肃等内地运送，长途运输已非常不易，如果再运往更远的吐鲁番更是困难重重。为此，清朝政府决定在吐鲁番进行屯田，以缓解吐鲁番驻军粮食供应的矛盾。 康熙六十年(1721年)底，清朝政府在上谕中说：“吐鲁番现驻官兵，其可种地甚多”[6]，派在军前效力的鄂海、永太到吐鲁番筹划屯田。第二年春，清朝政府命富宁安从巴里坤大营中派以汉族官兵为主的绿旗兵5000名到吐鲁番屯田。清朝政府在上谕中一再重申：“今吐鲁番驻兵种地，多积米粮，甚属紧要”，“吐鲁番等处耕种地亩，收贮米粮，甚属紧要”[7]，可见对吐鲁番屯田的重视。这时清朝在吐鲁番地区驻扎的八旗、绿营官兵总数已达11000余名，约占西路驻防作战清军的一半左右。但是，因误了当地的农时，康熙六十一年清军在吐鲁番的屯田收效并不大，至雍正元年(1723年)，吐鲁番地区的屯田方见成效。据富宁安报告，雍正元年吐鲁番屯田官兵“收获麦子、糜子共九千三百三十石有奇”[8]。雍正二年吐鲁番屯田“收获麦、糜五千五百四十石有奇”[9]。 正当清朝在吐鲁番屯田初见成效、统治地位逐渐巩固的时候，国内形势却发生了变化。经过数年军事对抗的清朝和准噶尔部在互有胜负、均感无力再战的情况下，同意停战言和[10]。雍正三年，双方经过谈判，“议定疆界，以杜争端”[11]，大致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即北部以阿尔泰山为界，以东为清朝管辖，以西为准噶尔部管辖;南部以哈密为界，哈密及其以东为清朝管辖，哈密以西为准噶尔部管辖。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清朝从巴里坤撤退部分军队，同时驻吐鲁番的清军也要撤到哈密以东地区。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告一段落。 清朝政府原计划在清军撤出时，把当地维吾尔群众全部迁入内地安置。但是，经办此事的将军穆克登奏称，吐鲁番现有维吾尔群众万余人，如果全迁入内地安置，不仅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而且一时也无法找到安置的地方。清朝政府认真考虑后决定，在吐鲁番仍留一部分军队驻守，一边屯田，一边保卫当地维吾尔群众的安全。对愿意迁入内地的维吾尔群众则提供帮助，迁到靠近新疆的甘肃西部妥善安置。据雍正四年富宁安奏报：“吐鲁番之回子，恐为策妄阿拉布坦扰累，情愿迁入内地者，共六百五十人”[12]。这部分内迁的维吾尔群众后来被清朝政府安置在甘肃的肃州(今酒泉)之金塔寺、威鲁堡地方，在首领托克托玛木特(时称“总管”)带领下种地生产，一直到数十年之后的乾隆朝中期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才返回吐鲁番家乡。 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长子噶尔丹策凌(1695-1745年)继位成为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凌上台伊始，立即派遣使臣到北京朝贡，并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派人到西藏礼佛熬茶，表示要与清朝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吐鲁番地区也因此出现了数年较为平静的局面。 二、清朝与准噶尔第二次争夺吐鲁番 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与准噶尔之间的冲突再度发生。雍正五年当噶尔丹策凌提出要派人到西藏礼佛熬茶时，清朝政府考虑到当时西藏政局不稳，为防止准噶尔部再一次介入，没有答应噶尔丹策凌的要求，并要求噶尔丹策凌立即交出被其收留保护起来的罗布藏丹津。罗布藏丹津原是和硕特蒙古首领之一，曾被清朝政府封为和硕亲王。雍正元年罗布藏丹津在青海起兵叛乱，被清军击败后逃亡准噶尔部，为噶尔丹策凌收留。噶尔丹策凌对清朝政府的要求迟迟不作回答，清朝政府十分不满，认为噶尔丹策凌存心不良，便于雍正七年派宁远大将军岳钟琪、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带兵分西、北两路“兴师问罪”。但不久清朝政府又得知噶尔丹策凌有送交罗布藏丹津的打算，遂召岳钟琪、傅尔丹进京，两路大军暂停行动。噶尔丹策凌反而迁怒于清朝增兵，不断派军队袭击清军，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演变成清朝与准噶尔部的又一次大规模战争。吐鲁番再次成为清朝与准噶尔部争夺的重要战场之一。 雍正九年三月，准噶尔军队2000余人从喀喇沙尔出发袭击吐鲁番。清军闻讯后派4000人从巴里坤大营出动救援。准噶尔军队见大队清军救援，很快从吐鲁番撤回喀喇沙尔。清军无功而返。四月，准噶尔军队2000余人又从喀喇沙尔出动攻击吐鲁番，首先围攻鲁克沁城，准噶尔军队围攻鲁克沁城40余日，久攻不下，便转攻吐鲁番另一城堡哈喇火州。准噶尔军队用木梯300余副，多次强行攻城，均被守城军民击退，“回民等用枪击死贼人三百余名”，哈喇火州军民也取得了抗击准噶尔军队侵扰的重大胜利。驻巴里坤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闻报后立即派兵救援，于四月二十四日先派骑兵300名出发，随后又派兵2000名跟进接应，同时还派兵4000名分别守卫各交通要隘。准噶尔军队在吐鲁番作战连遭失败，及闻清军大队援兵到达，“仓遑逃遁，遗下马匹刀枪等件，并抛弃所造饭食而去”[13]。准噶尔军队企图从清军手中夺回吐鲁番的军事行动以失败而告终。遭受重创的准噶尔军队不甘心失败，于七月中旬再次袭扰吐鲁番。此次袭扰的准噶尔军队不到2000人，加上清军早已有准备，很快又以失败告终。这里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在坚守鲁克沁城的过程中，当地维吾尔人首领额敏和卓表现突出，立有功绩，崭露头角，开始为清朝政府所重视。 雍正十年五月，准噶尔军队2000名向吐鲁番发动新的袭击，围攻哈喇火州等城。驻吐鲁番清军在参将刘廷琰、游击李英等人率领下分路迎敌，击败敌军。这是清朝与准噶尔第二次争夺吐鲁番中的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在与准噶尔争夺吐鲁番中屡获胜利的清朝政府出于整个战局的考虑和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决定放弃对吐鲁番地区的控制。 雍正十年八月，清军从天山北部的木垒撤兵，开始战略撤退。吐鲁番撤兵之事已提到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将当地维吾尔群众迁徙内地的工作也在加快进行。据史料记载，这次往内地迁徙的主要是额敏和卓管属下的维吾尔群众，“大小一万余口”[14]。这部分群众在额敏和卓带领下，于雍正十年十月中旬先后从吐鲁番出发，先到达哈密的塔里纳沁一带暂住度冬，十一年，到达甘肃的瓜州(今安西)，被清朝政府安置在安西城西边五堡一带居住，吐鲁番维吾尔群众经过近一年的辗转迁徙，人口损失五分之一左右。为奖励吐鲁番维吾尔民众的这次迁徙行动，清朝政府特封其首领、带领他们迁徙的额敏和卓为“札萨克辅国公”。 雍正十三年，清、准双方使者来往磋商，初步达成停战和好的协议(最终达成协议到了乾隆四年)，划分了双方控制的大致疆界。清朝政府除在巴里坤、哈密两地驻军防守外，包括吐鲁番在内的其他地方的驻军先后撤回关内。到乾隆初年时，随着这一地区战事的停止，驻巴里坤的清军也撤回关内，只在哈密留兵5000名进行防守。至此，清朝与准噶尔关于吐鲁番地区的争夺暂时结束。 三、清朝在吐鲁番地区统治地位的确立 乾隆执政初期，充分利用与准噶尔部休战和好、国内政局稳定的时机，在康熙皇帝、雍正皇帝所创基业的基础上，励精图治，发展经济。与此同时，割据我国西北广大地区的准噶尔部在这一时期却内乱不断，日益衰落。乾隆十年(1745年)十月，准噶尔政权首领噶尔丹策凌病逝。噶尔丹策凌的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即位，成为准噶尔部珲台吉(即大台吉)。但是，策妄多尔济那木扎荒淫残暴，大失人心，其兄喇嘛达尔札于乾隆十五年取而代之，成为准噶尔部新的珲台吉。不久，准噶尔部另一首领达瓦齐在厄鲁特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支持下，又杀死喇嘛达尔札，登上准噶尔政权珲台吉的位置。达瓦齐上台后，也是“终日饮酒，事务皆废”，引起部下反对，曾帮助达瓦齐上台的阿睦尔撒纳便想取而代之，派兵攻打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的阴谋未能得逞，即被达瓦齐所派军队击败，阿睦尔撒纳本人也率众投附清朝。在准噶尔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中，广大厄鲁特蒙古各部民众损失严重，牲畜大批死亡，许多部落在其首领带领下脱离准噶尔政权的控制，向清朝投诚。乾隆皇帝认为消灭准噶尔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乾隆二十年春，清朝西、北两路大军共5万人分别从巴里坤、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境内)出发，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在博罗塔拉河畔(今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会师。接着，清军直捣准噶尔部政权中心所在地伊犁，在格登山合歼达瓦齐所率准噶尔军队主力，达瓦齐逃跑后不久也被活捉，送往北京安置。清朝征讨准噶尔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不久，在天山北部虽然又发生了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叛乱，迫使清朝不得不派大兵进剿，但清朝政府很快平定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到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已完全确立了在天山北部地区的统治地位。 在征讨准噶尔政权和阿睦尔撒纳叛乱过程中，清朝政府重新派兵进入吐鲁番，并逐步确立了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乾隆二十年三月九日，定西将军永常率大军从巴里坤西进，向准噶尔军队发动进攻。这时，准噶尔军队已从天山南部撤退，集中力量于天山北部阻止清朝军队的推进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群众先后摆脱准噶尔部控制，投附清军。四月，清朝政府接到永常奏报：“吐鲁番伯克莽噶里克率众一千户来降”[15]。从这里可以知道，莽噶里克不仅世代居住在吐鲁番，而且其祖、父还是当地主管一方事务的头目。准噶尔部统治吐鲁番时期，他不仅继承祖、父事业仍当总管，而且还获得了“达尔汉伯克”的封号，成为当时吐鲁番地区的一位颇有权势的人物(哈密地区维吾尔人首领额贝杜拉在归附清朝前也有“达尔汉伯克”的称号)。莽噶里克率众归附清朝后，派其子白和卓到清军巴里坤军营效力，并捐献马匹，大力支持清朝征讨准噶尔部的战争。莽噶里克还请求清朝政府允许他带领弟弟额什里木、儿子呢雅斯一起到北京朝觐。翌年，莽噶里克奏请清朝，要求依照蒙古人中实行的札萨克制度对其管属群众“编次旗分佐领”。对莽噶里克归附后的以上种种表现，清朝政府大加奖赏，命莽噶里克在吐鲁番仍管理所属部众，照在此之前归属清朝的哈密额贝杜拉和吐鲁番额敏和卓的先例，把其部众编为旗制，实行札萨克管理制度[16]，他本人被册封为公爵，他的儿子白和卓也被允许赴北京朝觐。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于雍正十年(1732年)离开吐鲁番迁往甘肃瓜州(今安西)的维吾尔人首领额敏和卓提出了迁回吐鲁番的请求。定北将军班第报告清朝政府，并陈述了把额敏和卓迁回吐鲁番重新安置的好处，但这时额敏和卓正在清军对准噶尔部作战的军前效力，此事未能立即付诸行动。乾隆二十一年，额敏和卓到吐鲁番进行实地考察后返回瓜州。定边将军兆惠也就额敏和卓等人返回吐鲁番后的安置问题作了布置，当年秋，额敏和卓率所属维吾尔群众离开瓜州，回到了离别20余年的吐鲁番家乡。按照兆惠原有的计划，迁回吐鲁番的额敏和卓以及属下仍主要在鲁克沁等地居住。“查吐鲁番东界，自辟展至喀喇和卓地方，系额敏和卓旧地，应仍给管辖。其西界，自伊拉里克至阿斯塔克地方，应令莽噶里克管辖”[17]。这样，当时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群众就分别处于额敏和卓与莽噶里克的管辖之下。这时的额敏和卓与莽噶里克都获有清朝政府册封的公爵封号，其部众也都已被编为札萨克旗制。 但是，到乾隆二十一年底，吐鲁番地区的政治局势又一次发生了突变。已归属清朝并被封为辅国公深得清朝政府倚重的莽噶里克勾结厄鲁特蒙古残众突然发动叛乱，攻杀清朝将领和其所率清军。额敏和卓派人到哈密清军驻地告急，同时组织人员坚守鲁克沁等地。清朝政府接到报告后大为震惊，一方面命内大臣雅尔哈善组织兵力平叛，一方面命捉拿赴北京朝觐后已返回巴里坤的莽噶里克之子白和卓。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初六日，雅尔哈善派总兵傅魁领兵1000名从巴里坤出发，计划先到额敏和卓坚守的鲁克沁城组织解围后，在额敏和卓配合下消灭莽噶里克叛军。但傅魁率军抵达“盐池”地方时，与莽噶里克所带21人相遇，便命清军全部斩杀莽噶里克等人，莽噶里克叛乱很快被平定。对莽噶里克叛乱的原因，清朝政府本来就有所怀疑，认为“其中不无别情”[18]，现在傅魁又将莽噶里克一行全部杀死，更增加了清朝政府对此事件内情的疑问。为此，清朝政府命把傅魁捉拿进京严加讯问，对主管此事的雅尔哈善进行训斥。平定莽噶里克叛乱后，清朝政府实现其前对额敏和卓的许诺，把莽噶里克原属的部分土地人众划归额敏和卓管属，使额敏和卓在吐鲁番地区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成为这一地区维吾尔人的主要首领，结束了莽噶里克与额敏和卓在吐鲁番地区并立分治的局面。 清朝在吐鲁番地区虽然已基本站稳了脚跟，但天山南北的政局仍处于动荡之中。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在清军的打击下虽然遭到重创，其本人也在乾隆二十二年九月逃到俄罗斯境内病死，但余众仍不时攻击清军，扰乱地方，清军在各地的战斗并没有停止。同时，在乾隆二十年清军进驻伊犁时已归属清朝的大小和卓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返回天山南部后，密谋发动叛乱，并于八月杀害清朝政府派往库车等地进行安抚维吾尔群众的使者阿敏道及其随从百余人。清朝政府接到阿敏道等人被杀的消息后，十分震怒，决定出兵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只是由于天山北部的战事还没完全结束，决定把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推迟到次年进行。 1759年，在清朝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中，作为通向天山南部塔里木盆地边缘各绿洲(时称“回部”或“回疆”)的交通要道的吐鲁番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吐鲁番维吾尔群众在额敏和卓带领下，或直接参战，或运送粮草，或维护交通，为清朝政府统一新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为了保证交通通讯的安全，清朝政府也在吐鲁番地区加强了统治力量，增加驻军，扩大屯田，仅种地生产的士兵就增加到1000名以上。随着清朝统一天山南北战争的结束和在这一地区统治地位的确立，吐鲁番周围地区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安全保障有了重大改善。吐鲁番地区在清朝政府的治理之下，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注释：[1]当时执掌吐鲁番地区事务的是蒙古察合台后裔苏鲁谭•阿木伦•木汉默德•阿济汗。所派赴京使臣是马萨郎、虎伯峰等。 [2]《清圣祖实录》卷264，康熙五十四年六月甲戌。 [3]《清圣祖实录》卷288，康熙五十九年八月甲子。 [4]《清圣祖实录》卷293，康熙六十年闰六月庚辰。 [5]《清圣祖实录》卷294，康熙六十年九月癸丑。 [6]《清圣祖实录》卷295，康熙六十年十二月癸未。 [7]《清圣祖实录》卷296，康熙六十一年二月乙卯;卷298，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庚申。 [8]《清世宗实录》卷13，雍正元年十一月丁亥。 [9]《清世宗实录》卷25，雍正二年十月癸酉。 [10]在清、准数年军事冲突中，进入西藏的准噶尔军队几乎被全歼，在蒙古西部战场的准噶尔军队遭受重创，在天山东部的准噶尔军队也一再战败。清朝军队虽然在西藏战场取得胜利，但在蒙古西部战场进展不大，在天山东部战场战绩也不明显，而庞大的军费开支却使清朝政府深感力不从心。 [11]《清世宗实录》卷31，雍正三年四月己卯。 [12]《新疆识略》卷3记载为“六百五十户”。根据当时情况分析，《新疆识略》中所说更可信。另外《三州辑略》卷1中记载为“六百五户”。 [13]《清世宗实录》卷107，雍正九年六月辛亥。 [14]《清世宗实录》卷125，雍正十年十一月乙未。 [15]《清高宗实录》卷487，乾隆二十年四月乙丑。 [16]《清高宗实录》卷519，乾隆二十一年八月癸丑。 [17]《清高宗实录》卷519，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戊午。 [18]《清高宗实录》卷531，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庚申。后清朝政府经过调查，莽噶里克叛乱及被杀确实“有别故”，很可能是遭排挤诬陷。但事已至此，已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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